20 世紀醫史書寫新范式
——以陳邦賢《中國醫學史》為中心的考察

儲 旭

（河北大學 歷史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近代學者審視新舊史學時，也開始探析史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汪榮寶認為“最遠之醫學，而時或于史學有非常之有效力者也”[1]，李大釗總結與史學有較近關系的第五類學問將醫學囊括其中[2]。在此背景下，醫史研究開始興起，目前學界對此探討較少，既往研究主要以近代醫史學會和報刊著作為對象，進行個案、比較或綜述研究①相關研究包括：耿嬋《近代中國的醫學史研究》，東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吳靜《王吉民、伍連德〈中國醫史〉與陳邦賢〈中國醫學史〉比較研究》，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 年；楊奕望、蕭惠英、任宏麗《試論民國時期〈醫史雜志〉的辦刊特色》，《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14 年第3 期；李劍、鄧鐵濤《民國時期四個醫史學會的比較》，《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1989 年第2 期；陳琦《王吉民、伍連德的〈中國醫史〉及其中譯本》，《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2006 年第1 期等。，致力于研究對象本身的內容特點及發展歷程。本文試圖從醫史書寫的角度，通過比較三版《中國醫學史》，總結近代醫史書寫出現的新范式，重點考察醫史研究在近代史學界和醫學界中的特殊地位，及西學作用下史界革命、醫學發展與醫史研究之間的互動。

一、醫史書寫范式之轉變

歷史編纂學的專門化和精細化是史學近代化的表現之一，新史學認為傳統史學偏于“君史”，要求重新厘定史學范圍，在接納西方分科體系的同時發展分科治史理念[3]，提倡專門史書寫。此時，醫史著作也相繼出現，進而催生醫史書寫新范式——以新編年體為核心，結合章節體的撰史模式，包含兩條敘述線索，即時間之線與專題之線。

（一）時間之線——新編年體的形成

中國古代醫學地位不高，官方史書多將醫者列傳置于《方技傳》《藝術傳》等，醫學史最初是以醫家傳記的形式出現，主要分為歷代正史的醫家傳記和醫家傳記專著兩類，并在20 世紀初得到延續和更新①如丁福?！稓v代名醫列傳》首次于醫史中撰寫西醫內容，聯系中外，切中肯要地記述“國朝”之醫史。又如《清史稿》醫者部分反迷信思想，并注重醫學專門知識和醫學傳承關系的連續性——“采其可傳者著于篇，各以類為先后。卓然成家者，具述授受源流；兼有政績、文學列入他傳者，附存梗概；凡涉荒誕俳諧之說，屏勿載。后之覽者，庶為論世之資云”。參看《清史稿》第502 卷《藝術一》,中華書局，1977 年。。陳邦賢拋開傳統紀傳體，首次撰寫出采用編年體的中國醫學通史，這正是基于該書的編纂目的——論述中醫學的歷史沿革與發展規律，正如他所說，“唐朝甘伯宗的《名醫傳》久經散佚；明朝李濂的《醫史》，徐春甫的《古今醫統》，清朝所編的《圖書集成醫部列傳》，都是傳記的體裁，不能記述歷朝醫事的沿革及其進化的理由”[4]8-9，又“吾國歷朝醫學的演變，向無記載的專書；自此書（即《中國醫學史》）產生以后，遂蔚然成為有系統之科學”[4]9。

陳邦賢針對編年體裁敘事不足及醫史書寫的需要，創造“新編年體”。與傳統史書的編年體相比，《中國醫學史》的“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撰史的時間限定單位上，改變傳統史書年月日為綱的模式，而以較寬的朝代或時代為界限，其下再分專題敘述；二是具體敘述時，在保持時間順序的原則下，采用帝王年號紀年和公元紀年相結合的方式。

根據陳邦賢《中國醫學史例言》[5]可知，第一版《中國醫學史》從第二章起大體以朝代框定各章的時間范圍，按照周秦、兩漢、兩晉至隋、唐、宋、金元、明、清、民國展開撰寫，不同于傳統編年體年月日為綱的模式，且不以單獨朝代分章，如《兩漢之醫學》《兩晉至隋之醫學》《金元之醫學》為多個朝代的組合章節。第二版《中國醫學史》將醫學發展分為“上古”“中古”“近世”“現代”四個時代——“周秦以前叫做上古的醫學；自兩漢歷晉、隋、唐、宋以至金元，叫做中古的醫學；明清時代叫做近世的醫學；民國以來，叫做現代的醫學”[4]1。陳邦賢將朝代組合為時代，既出于當時社會分期討論的外因，接近教科書所采用的分期；也基于從文化角度思考醫學發展的內因，“醫學史就是一部分的文化史”[4]9，因此尤為注意中古和現代兩個時代[4]9。

第三版《中國醫學史》共十四章，相比之下有三處較大的改動，分別體現陳邦賢時間斷限的三層考慮。一是將夏商時代從第一版的《太古的醫學》和第二版《上古的醫學》獨立出來，并將夏商之前的醫學重新命名為《原始社會的醫學》，這是以五種社會形態論剖析中國醫史，考察各個朝代的社會性質，認為“夏代是奴隸社會的開始……”，“到了漢代，已經是封建社會的開始”[6]4-5等。二是增設《太平天國及辛亥革命后的醫學》一章，“包含有近百年歷史的意義；反動統治政權對帝國主義者奴顏屈膝，以致形成中西醫門戶派別，這是主要的關鍵”[6]14，可見陳邦賢對醫史自身發展因素之外的相關社會因素也進行了綜合考慮。三是增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學》一章，一定程度上是對蘇聯意見的采納——“必須在中國醫學史中深入研究現階段的中醫史料”[6]12，同時這一章節“著重在說明人民政權和過去政權不同”[6]15，體現其擁護國家政策的愛國精神。

在具體敘述中，《中國醫學史》雖不以年月日為綱，但仍秉持時間脈絡的內核。以清代醫家部分為例，如陳邦賢在目次中所擬《清著名醫學家》的簡介中提到，“如喻嘉言、葉天士、徐靈胎、陳修園、尤在涇之類（生存者不錄）”[7]，1914 年發表于《中西醫學報》的《清之醫學》也按此順序進行敘述②陳邦賢先將一部分《中國醫學史》發表于《中西醫學報》,參看《清之醫學》，載于《中西醫學報》1914 年第2 期。，可見第一版《中國醫學史》除了尤在涇，陳邦賢大體根據清代醫學家的生卒時間進行排列；第二版《中國醫學史》時間順序更為嚴密細致，在列舉《傷寒論》相關議論著作時，提出“惟徐靈胎立論公允”，其后沒有直接介紹徐靈胎的生平事跡，而是先舉例《金匱》宗嘉言一派——“如徐忠可的《金匱論注》，尤在涇的《金匱心典》，其注釋都是和嘉言相同的”[4]177，與第一版不同，陳邦賢特意將尤在涇放置于徐靈胎生平之前，調整了時間的先后順序，緊緊依托時間順序的主線。

此外，第二版和第三版《中國醫學史》在時間界定上進行完善，采用公元紀年和帝王紀年相結合的方式。第二版以公元紀年補充帝王年號紀年，如敘述阿拉伯醫藥傳入時提到“咸平二年（公元999 年）”“景德元年（公元1004 年）”等[4]96；第三版直接以公元紀年為中心，以帝王紀年為補充，如“公元前219年（秦王政28 年）”“公元前562 年（陳文帝天嘉三年）”[6]146-147，這個轉變與公元紀年在近代中國的傳播情況和政府政策有關，民國歷法改用陽歷，使用民國紀年，此時歷史書寫呈現紀年方式紛雜的局面。新中國成立后，公元紀年法在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上被確定下來，后在歷史書寫上得到普遍使用，陳邦賢也緊跟時代，變換紀年方法。

綜上，《中國醫學史》與傳統編年體史書不同，擴大書寫的時間單位，雖不能做到“纖芥無遺”，但可防止“丘山是棄”，選取歷朝重要醫學情況進行綜述，緊湊有序。無論是大范圍的時間限定，還是具體敘述時的前后順序，三個版本在各自更新時，始終秉持時間脈絡的內核，依托時間主線，即編年體的生命所在。

（二）專題之線——章節體的引入

“史家對新綜合體的探索也自始至終都刻有章節體的印記，這是20 世紀中國史書體裁發展的一大特色”[8]，陳邦賢采用舶來品章節體，融合本土編年體，創造出三大撰寫優勢：一為醫史敘述邏輯嚴密，層次結構更為清晰；二為醫史內容豐富，分門別類，突出醫學學科的專業性；三為宏觀敘事和專題敘事相輔相成，體現撰史的整體性。

第一個優勢以第一版《中國醫學史》為例，共十二章，“第一章《太古之醫學》專述人類之起原及當時之生活狀態，以及醫藥之鼻祖、神祇時代之醫學醫術……自第二章起，大抵先列醫政，次列著名之醫學家，次列學說，次列疾病史，次列醫學家之著作，為每章編次之大略也”[5]。根據留存史料，分為前后兩種敘述模式，建構出不同的敘事層次。第一章沒有呈現詳細醫史，與史料匱乏有關，相比之下，第二章以后有更多翔實可靠的史料可供參考，便于敘述醫政、醫學家、學說等范疇的歷史變遷，“本書中歷代醫政，自三代以迄有明，皆以二十四史為根據，而以其他種書所記述者，以補其缺。清代舊政則根據《大清會典》及法令，民國醫政則蒐集八年來之醫事狀況”[5]。時代特征、史料數量、撰史目的、考察角度等都會影響醫史書寫，而章節體的靈活性恰好與之適配，分章再分節敘述醫史脈絡，體現出醫史書寫的內在思路。

第二個優勢是章節體將階段性醫史分門別類，體現醫學學科的專業性。以第二版《中國醫學史》為例，“每篇分為若干章，每章分為若干節”[4]1，從目錄編排看，每篇綜述醫史演變后，分列專章對醫事制度、衛生管理、疾病名稱、藥物、醫學書目、外國交流、醫學教育、醫學團體等進行梳理，將零散內容串聯起來，以厘清醫學知識史、制度史、教育史等分支的演變。此外，第五篇《疾病史》總結了傳染病史、呼吸器病史等專病史，劃定醫學分支歷史，為醫史敘述細化的體現。

第三個優勢為整體醫史與專題醫史的結合，存在宏觀敘事與微觀敘述，體現其撰史的辯證統一性。第二版和第三版《中國醫學史》的章節目錄雖不同，但都先進行宏觀敘述，再分專題進行敘述。第二版《中國醫學史》先敘述某個時代的醫學概況，再依次分章敘述醫事制度、疾病名稱、醫學書目等，如其第二篇《中古的醫學》下包含第四章《宋金元醫學的概觀》和第五章《金元醫學流派的競爭》，層次清晰，可見宏觀和微觀的分野———第四章主要介紹宋金遼醫學變遷的概況，簡介了主要的醫學家及學說，而第五章基于“中國的醫學，在唐宋以前，本無所謂派別；到金元的時候，才有醫學流派的興起”[4]78，詳細介紹金元的四大流派及其爭鳴。第三版的宏觀敘述與第二版又有所不同，其視野擴展至整個時代環境?！搬t學史是人民向疾病作斗爭的積累經驗的歷史，它和當時的社會經濟文化是不可分割的”[6]3，醫學史與時代背景密切相關，且有關醫學的政治、經濟、文化部分也屬醫學史的一部分，如此，陳邦賢在具體敘述時也展現其深刻理解，“每章首先敘述每一朝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背景，同時兼及每個時代的思想反映”[6]14。

綜上，章節體作為20 世紀基本書寫模式，為醫史書寫提供種種便利，但陳邦賢應用章節體，并不是以此為中心，而是將其作為一種適配于專題書寫的大眾化形式，與編年體糅合，形成一種以編年體為核心的綜合式書寫體裁。陳邦賢的章節體架構中，始終貫徹以時間為脈絡的敘述模式，在時代區間、章節目錄及具體敘述上，均強調醫史的時間連續性。

二、陳邦賢的治史觀念

醫史書寫受編纂者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響，從史學角度分析，新史學和蘇聯醫史先后對陳邦賢醫史書寫產生影響，體現在進化史觀、歷史分期觀以及唯物史觀等對其學術的作用力。

（一）進化史觀與醫史分期

戴逸曾將20 世紀中國歷史學總結出三個特征——進化史觀的引進，唯物史觀的學習和運用，理性精神的張揚[9]，其中，進化史觀為20 世紀歷史學的顯著標志，在20 世紀初至20 年代占據主導地位。梁啟超作為新史學的創立者，其進化史觀吸收西方進化論思想，又結合中國傳統的變易史觀，對近代史學影響深遠，醫史研究作為史學研究的一部分，亦受進化史觀潛移默化的影響，陳邦賢的學術思想和撰史格局可為一典型例證。

梁啟超批判舊史學，認為中國傳統史學必須作出革新，要先明晰“歷史之范圍”，即“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10]，梁啟超認為宇宙萬事萬物都在變化，有生長有發達有進步者，且非個人之事，惟人群之事，屬于歷史的范圍。陳邦賢對梁啟超的進化史觀進行吸收借鑒，“……治一學而不深觀其歷史演進之跡，是全然蔑視時間關系，而茲學系統終末由明了……”[4]2，陳邦賢將這段話放置于《中國醫學史》的緒言，引出下文學術思想演變與醫學發展的變遷。不僅如此，陳邦賢集中闡述其醫史認識和研究方法的兩篇文章——《醫學史的意義和價值》《中國醫學史研究法》也援引此說展開思考，其中的進化思想更是直接點出主題，醫學史的一大意義就在于分析其演進過程，主張歷史的進步性，強調歷史的因果關系。

進化史觀為陳邦賢的醫史書寫一大指導思想，《中國醫學史》中多處涉及。陳邦賢在《中國醫學史》例言中宣稱該書目的在于“宣揚文化，提倡科學，整理國故，復興民族；由神祇的醫學進而為實驗的醫學，由玄學的醫學進而為科學的醫學”[4]1。他認為醫學史是從神祇、玄學的醫學到實驗、科學的醫學，從一階段向上發展到另一進步階段，屬于典型的進化理論。在關于醫學史的界定中，也流露出其進化思想，“我們人類是日趨于進化的，史就是研究那人類進化的遺跡，醫學史就是研究醫學何以能達到現代醫學進化的地步；換言之，就是以史學的方法，研究醫學知識進展的過程，叫做醫學史，或叫做醫史學”[4]1。人類進化是歷史研究的重點，醫學進化到現代醫學是醫史研究的主題，在對“史”和“醫學史”的定義中，陳邦賢始終強調一種動態的發展趨勢，與進化史觀不謀而合。

陳邦賢的進化史觀重點體現在歷史分期的轉變。陳邦賢在第一版《中國醫學史》中，采用以朝代分章的寫法，從第二章開始，按照周秦、兩漢、兩晉至隋、唐、宋、金元、明、清、民國順序，依次闡述其醫學狀況。然而，第二版《中國醫學史》，不再沿用此寫法，而是將各朝代分別置于不同的時代，按照“上古”“中古”“近世”“現代”進行劃分，“本書共分五篇：第一篇上古的醫學；第二篇中古的醫學；第三篇近世的醫學；第四篇現代的醫學；第五篇疾病史；每篇分為若干章，每章分為若干節”[4]1。陳邦賢從按照朝代轉變為按照時代分期，帶有一定的評價和分層意味，體現了他對醫史線性發展的深入思考。

為何陳邦賢的歷史分期觀會發生轉變？筆者認為，陳邦賢在醫學史書寫首倡的“上古”“中古”“近世”“現代”分期法，實則借鑒于史學界，國內史界學術思潮特別是國內歷史分期研究的轉型直接影響了醫史研究。

古代傳統史書的書寫重點在于歷代的治亂興衰，凸顯王夫之所總結的“天下之勢，一離一合，一治一亂而已”的循環史觀，以朝代為單位，按照朝代更替順序進行階段性的歷史編纂。陳邦賢在編寫初版《中國醫學史》時，同樣采用了傳統的歷史分期法，按照朝代進行闡述，厘清各時段醫學發展之狀況。而當陳邦賢對《中國醫學史》進行修改時，學界常用的分期法已經發生轉變——不再是按照朝代分期，而是一種以西方歷史分期理論為基礎進行的線性分期法。從19 世紀末開始，中國學者關注到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第一次歷史分期研究的轉型隨西學東漸進一步發生，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三分法分期理論先為日本所效仿，后中國學界在學習日本的潮流中進行吸收，可以說，西方分期理論是通過日本的引介在中國產生了比西學傳入更為直接的作用力。第一次轉型中，“中國傳統史學的一些觀念被拋棄，西方歷史分期理論，尤其是古代—中古—近代三分法成為分期的基礎。以此為藍本，中國史學界嘗試對中國歷史進行新的分期”[11]，如梁啟超對此前中國史學研究狀況進行批評，并將中國歷史分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12]。教科書也漸漸統一分期，“1940 年以后的課標則采取五分法，即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現代”[11]，可見，此次轉型的歷史分期屬于一種線性進步分段論，彰顯進化史觀思想。時代分期法在民國時期影響較為廣泛，是當時較常用的分法，運用進化史觀撰寫歷史也成為學者追求的目標，“從20 世紀初以來，以進化論的觀點撰寫歷史是最時髦的口號，當時聲明自己是以進化觀念寫史，或是在著作中表現出某種進化觀念的史著不少，即使思想保守人士也不例外”[13]。陳邦賢在此期間著手修改《中國醫學史》，無疑深受史學界影響，將朝代基本上按照近代史學界的分期法進行劃定和整合。

陳邦賢在1958 年召開的中華醫學會北京分會醫史學會的中國醫學分期問題討論會上進行了自我批評——“1937 年寫的《中國醫學史》是分上古、中古、近世及現代四期，現在看起來，這種分期不但幼稚，而且有錯誤，應該批判”[14]，第三版《中國醫學史》一改第二版分期模式，采用唯物史觀將朝代進行劃分，但仍然可見進化史觀的蹤跡，如其自序所說，“中國醫學有中國醫學的體系，它在各個時代都有所發展的”[6]12，足以說明陳邦賢所認為的醫史，仍然是向上發展的線性進化過程。值得注意的是，學界多將進化史觀與唯物史觀割裂開來，認為唯物史觀替代進化史觀，其實，進化史觀的盛行存在于唯物史觀的傳播階段，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創造了流布空間，同時，隨著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解和掌握，唯物史觀的影響也滲透到進化史觀中。

（二）唯物史觀

20 世紀50 年代，史學界開始大量翻譯蘇聯著作，以馬克思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的史學研究機構相繼成立，馬克思主義史學權威得以確立，中國醫學史研究也向蘇聯醫史學習。1957 年，陳邦賢第三版《中國醫學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與前兩版相比，歷史分期、書寫層次、編寫目的及學術用詞等發生轉變，體現出學術環境和蘇聯醫史對其的影響，以及唯物史觀所創造的內在核心作用。

該版接受并采用唯物史觀，其《自序》直接論述了唯物史觀的主導作用，“我們研究中國醫學史，首先應該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認識勞動創造了科學，勞動創造了文化，勞動創造了歷史。醫學是勞動人民所創造的，這是研究醫學歷史的出發點”，以及“至于研究方法，要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來研究中國醫學史”[6]3，可以說，“勞動人民創造醫學”出發點和“辯證唯物主義”醫史研究方法，確立了該版唯物史觀的理論基礎。

前文已經提及，第三版的歷史分期，改變了第二版的時代分期法。其為內因和外因綜合作用的結果——內因為陳邦賢對唯物史觀的運用，注重社會經濟因素的考慮；外因為史學界歷史分期的第二次轉型，以及蘇聯醫史的深刻影響。

中國歷史分期研究的第二次轉型，同樣直接作用于陳邦賢的第三版《中國醫學史》的分期編寫。第二次轉型按照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進行分期，開始于20 世紀20 年代末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由效仿日本轉變為效仿蘇聯，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馬克思主義分期法應用廣泛，正如劉林海所說，“原來多樣化的分期嘗試逐漸消失，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歷史分期法成為定則”[11]?？梢?，陳邦賢的第三版《中國醫學史》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和中國歷史分期研究的第二次轉型影響較深，其分期再次發生改變。

陳邦賢參考了蘇聯華格拉利克的見解，“中國醫學史科學的分期，而這分期不應該是按照統治的朝代的年代為根據，而應當根據社會經濟時代的改變作分期”[6]12。但陳邦賢第三版醫學史分期卻沒有發生本質變化，依然按照朝代分章敘述，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太平天國及辛亥革命后的醫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學》兩章。對此，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李經緯認為，該書在歷史分期上，進行了新的嘗試，寓有按照社會發展分期之意；而趙璞珊認為該書分期完全沒有采納華格拉利克的意見，基本按朝代來撰寫，該書總體沒有完全擺脫前兩版的治學方法。

筆者認為，陳邦賢秉承唯物史觀，支持社會形態分期法，但目錄的分期沒有直接體現社會意識形態分期，是采用了改良后的朝代分期。陳邦賢在大體維持朝代分期的同時，將夏商之前命名為原始社會，認為“夏代是奴隸社會的開始”[6]4，“漢代，已經是封建社會的開始”[6]5，“明季已進入資本主義萌芽時期”[6]9，“清朝自從鴉片戰爭失敗，中國開始變成半殖民地”[6]10，陳邦賢對社會形態分期法加以理解和吸收，將其理念運用到朝代分期中，關注社會經濟政治因素對醫史進程的作用。

陳邦賢之所以還采用朝代分期，主要是考慮到醫學自身發展獨立性和中國史研究狀況，正如他所說“我們研究祖國的醫學史，就必須具有歷史觀點和發展觀點，來看祖國醫學問題”，以及“社會歷史分期的問題，歷史專家尚未獲得一致的結論……因此將朝代未能即時廢去，這是適合于現階段的研究中國歷史情形的”[6]12-13。當時，史學界對中國史分期問題和打破王朝體系問題有爭論，涉及歷史書寫的“朝代”的問題。1959 年，翦伯贊發表《關于打破王朝體系問題》一文，認為解決中國史分期的一些重大問題是打破王朝體系的前提條件，并指出打破王朝體系是打破“以王朝為體系的封建正統主義的歷史觀點”，而不是“連王朝的稱號和王朝本身的歷史也要從中國通史中削減或刪去”[15]，其論斷發人深省。而1957 年陳邦賢第三版《中國醫學史》就已出版，對朝代問題有所發見，即認為朝代適合中國歷史情形，和翦伯贊的觀點不謀而合，可見他在史學朝代問題上的前瞻性?？傊?，第三版醫史分期是陳邦賢運用唯物史觀，參照社會意識形態分期法、結合當時研究狀況、順應醫史發展脈絡的綜合考慮。

新中國成立前，科技史研究隨學者自發進行而興起，新中國成立后，科技史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議題，其學科實現職業化和建制化[16]，醫學史作為科技史研究一部分，肩負愛國主義時代任務。陳邦賢前兩版致力于醫史演變，而第三版研究目的貫徹愛國主義意識，熱切堅持發揚祖國醫學：“本編目的在發揚祖國醫學文化，普及醫學知識，使讀者引起愛國主義的精神和國際主義的精神……”[6]15在具體論述時也有所體現，一方面，強調祖國醫學在某領域的貢獻，闡述傷寒學、醫方學、婦產科、小兒科、外科、針灸科、法醫學、衛生學等起源及發展，如“我國婦產科的歷史，起源很早，最早是見于甲骨文的卜辭中”[6]184，又如“宋代針灸學有進一步的發展，主要的是王惟一所著的銅人針灸腧穴圖經和銅人模型的鑄造”[6]188。另一方面，梳理祖國醫學與世界醫學的相互關系，突出祖國醫學的影響力。在論述隋唐時期中外醫藥交流時，認為朝鮮“醫學教育制度是完全采取我國唐代醫學制度的”[6]147-148，又提到“日本的醫學，在荷蘭醫學未輸入以前，完全是由中國輸入的。日本稱中國醫學為漢醫，信仰很深”[6]147。

此外，陳邦賢在醫史具體理論問題上，秉持唯物史觀，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蘇聯醫史觀點。在醫藥起源問題上，20 世紀50 年代蘇聯醫史界對流行于三四十年代的“醫學起源于本能說”進行批駁，蘇聯醫史學家皮德洛夫認為，本能是一種“種族反應”，這種方式在醫學知識的形成和充實上只能起到偶然和次要的作用，主要還是依靠人類自身經驗的積累，中國醫史學界受皮德洛夫和蘇聯醫史影響，接受了“醫學起源于勞動說”，直到80 年代才對其產生質疑。陳邦賢在看待醫藥起源問題上，也接受了勞動說，“我們不必把醫藥的起源推崇伏羲或是神農或是皇帝的發明，而是原始社會人民向疾病傷害作斗爭、勞動經驗積累的成果”[6]7，不同于前兩版，明確將醫藥起源歸結為“斗爭”“勞動”原因；并基于唯物史觀，對“勞動說”作出理論分析：“從歷史唯物論的觀點看來，一切科學的產生都來自人類的社會實踐和物質生產的需要，醫學也是如此。由于勞動生產的需要，要求人們和疾病作斗爭，要求了解患病的原因，醫學才得以出現?！盵6]7可見，陳邦賢是明確支持“勞動說”的，而他接受“勞動說”也是一個漸變的過程。第二版《中國醫學史》在論述醫藥起源時，并沒有出現“勞動”的字眼，且對上古傳說中關于醫藥起源的記載，態度與第三版《中國醫學史》大不相同。第二版認為神農氏辨別利用草木是“醫藥知識的濫觴”，并提出“所以《史記》《綱鑒》都說是神農嘗百草，始有醫藥”[4]7，陳邦賢肯定了上古傳說和醫藥起源之間的因果關系，而第三版中力圖撇清兩者的關系——“我們不必把醫藥的起源推崇伏羲或是神農或是皇帝的發明”[6]7，致力于“勞動說”。此外，陳邦賢在第二版將動物與人的本能進行類比，“原始時代的人，對于醫療上也具有簡易的基于本能的處置，和其他高等動物相類”[4]5，雖不能證明陳邦賢贊同“本能說”，但可以確定的是，陳邦賢考慮到醫藥起源與本能之間的關系，而這本能的相關論述在第三版卻不見蹤跡，可見陳邦賢對“勞動說”態度的越發堅定，也是他對唯物史觀的逐漸接受。

三、醫學視角下的醫史書寫

（一）《中國醫學史》的醫學邏輯

醫史作為史學和醫學的交叉學科，借鑒史學研究路徑的同時，也注重醫學學科的獨立性，醫史書寫順應醫學領域的內在邏輯，體現醫學學科的專業性。陳邦賢作為一名醫者，所撰寫的《中國醫學史》便是其醫學思想的體現。

眾所周知，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現屬于醫學門類的兩大一級學科，“是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基礎醫學是維護人體生命健康的基本醫學內容，是臨床醫學的理論基礎”[17]。兩者相輔相成，陳邦賢在撰寫《中國醫學史》時，對這兩部分相當重視，認為“現代所謂醫史學，就是以研究史學的方法，研究醫學知識的進展；如基礎的醫學或臨床的醫學，過去怎樣？現在怎樣……都可以稱作醫學史，本書很注意這一點”[4]2。實際撰寫中，陳邦賢以結合或對照的敘述方式使之貫穿全書，為醫史書寫的脈絡之一。在第三版中，記述醫學人物就多以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相結合的模式進行敘述，如介紹張仲景的醫學貢獻，便分為兩項進行介紹——“一項是辨證；一項是治療”[6]72，這對應著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以此結合，構建出張仲景醫學貢獻的內容。另一方面，也存在對某一時期醫學進行整體上的劃分，如在先秦醫學的板塊中，設置《先秦的醫療技術》和《先秦的生理衛生學》兩節，便是將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進行整體劃分后的對照書寫。

基礎醫學隨著研究的深入，形成了許多分支學科，如“人體解剖學”“組織學”“生理學”“生物化學”“遺傳學”“病原生物學”“免疫學”“病理學”“細胞生物學”等[17]。陳邦賢《中國醫學史》對此也有所觀照，以第二版為例，他在《上古的醫學》中設置《周秦的生理衛生學》一章，重點對《素問》《靈樞》兩書中的解剖學、衛生學內容進行分析；又如在介紹近世醫學書目時，陳邦賢將日本醫學譯本分為“解剖生理衛生學”“病理學及診斷學”“傳染病學及免疫學”等條目進行梳理，可見他對基礎醫學相關分支的把握與運用，體現其醫史書寫的醫學專業性。

此外，陳邦賢醫史書寫的醫學邏輯，還體現在其疾病分類思想上。疾病分類一般根據發病原因、病變性質和主要病變部位，把疾病分成若干類組而加以編列。1994 年，國際疾病分類（ICD）第10 次修訂版本“在世界上得到了廣泛應用并更名為《疾病和有關健康問題的國際系統分類》，即國際版分類第十次修訂版簡稱ICD-10”[18]，其在我國的醫學領域也是衛生統計信息標準化和規范化的基本要求，得到廣泛應用。陳邦賢第二版《中國醫學史》成書于1936 年，比ICD-10 早半個多世紀，將兩者的疾病分類進行比較，可以發現《中國醫學史》的第五篇《疾病史》中疾病史分類雖比ICD-10 少一些種類，但其六個章節卻可與ICD-10 一一對應。

20 世紀前期中國醫學界疾病分類并不統一，缺乏固定的分類標準，最早是協和醫院嘗試疾病分類，相關書籍包括1921 年《疾病病理情況和手術操作名稱》、1940 年《手術操作名稱》、1942 年《疾病和手術標準名稱》，而這僅僅是作為醫生填寫臨床診斷之用，并沒有廣泛使用，“沒有適合于國內醫院使用的分類系統和編目方法的專書”①請參看中華醫學會北京分會醫院管理學會病案學組編《病案管理培訓班講義》，1984 年。，更沒有國內醫院疾病分類的統一標準，國內醫學分類情況較為混亂。陳邦賢《中國醫學史》的疾病分類雖不全面，但在半個世紀前就具有如此科學的疾病分類思想實屬難得，體現其個人的醫學理論認識的高水平。

《中國醫學史》的醫學專業性與陳邦賢的醫者身份密切相關。陳邦賢的學醫和從醫經歷較為豐富，據《中華中醫昆侖·陳邦賢卷》[19]187-190可知：他13 歲開始學習中醫，攻讀中醫經典；后于鎮江衛生醫院任中醫內科醫員、在中學任職校醫；1928 年，到南京棲霞醫院工作，1930—1938 年，于學校任職科主任、校醫、生理衛生教員等?？梢?，陳邦賢不僅從小接觸中醫，對西醫也積極學習、積極運用，與國際醫學接軌?！懊坑邢?，咸涉獵醫書兼研究普通衛生等學”，其不滿足中醫的相關理論，發現中醫不少謬誤，希望在這以西醫彌補中醫的不足，正如他致信丁福保提到“懇祈仿歐美函授例，用通函教授法教授……以中醫為體，西學為用，補助舊學之不足”，后又開辦“中西醫學會課社”的活動，匯通中西醫學，廣泛傳播西醫知識，在作為校醫時，也采用了西醫措施，如20 世紀20 年代對猩紅熱、白喉防治時，采用了預防注射、隔離、消毒等醫學措施。如此，陳邦賢作為醫者，學貫中西醫學，且具中西醫臨床經驗，所撰寫的《中國醫學史》雖不是專門為臨床醫學提供借鑒，但較深入醫學本身，體現其學科專業性。

（二）醫史書寫與中國醫學發展

近代以來，西醫逐漸傳播和流行于中國社會，中國醫學體系發生嬗變——傳統社會中中醫一直占據主導地位，而近代社會凸顯中西醫醫療體系并存的二元格局。中西醫論爭是近代醫學發展的一大時代特征，國人對中醫產生質疑，引發中醫廢存之爭，南京政府甚至在1929 年提出“廢止中醫案”，中醫的地位日益式微，陷入生存及發展困境，中醫界必須在危機中自救，采取向政府請愿、發表文章論爭等形式與廢除中醫派進行斗爭。陳邦賢的《中國醫學史》出現于中醫自我救亡的這段艱難歲月，作為近代意義上第一部醫史著作，在助力于中醫學復興的同時，也為中醫發揮世界影響力創造了一個窗口。

陳邦賢考察中國醫學史時，關注到中西醫論爭的社會狀況，并深感擔憂——“吾恐吾國醫學，有退化而無進步，醫界前途，將不堪設想，竊不禁因之而有所感焉”[19]191。陳邦賢贊同中西醫匯通，試圖在中國醫史中尋找出路，在編寫中國醫學史時開始自覺復興中醫學，促進中醫學的科學化。陳邦賢自我描述道，“我在1919 年所寫的第一部中國醫學史，是為了研究興趣而寫的”[6]13，可見第一版《中國醫學史》還是出于陳邦賢個人興趣而展開的研究。而第二版《中國醫學史》開始自覺地肩負一定的時代責任——“本書目的在宣揚文化，提倡科學，整理國故，復興民族；由神祇的醫學進而為實驗的醫學，由玄學的醫學進而為科學的醫學”[4]1，并認為“中國之醫學……距今已數百年，又有不得不變之勢，此諸醫史，更不可不習西醫以往權變計也”[19]185-187，可見，陳邦賢出于復興中醫的動機，試圖呈現發展過程不斷科學化的中醫學，希望通過學習西醫來保存中醫并且匯通中西醫學，以此謀求中醫的發展。

1936 年，國民政府頒布“中醫條例”，中醫在法律層面的地位得到確立，但未貫徹實施，后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中醫界爭取合法權益的斗爭暫時擱置?？箲鸾Y束后，又由于政府對中醫態度的多變[20]，中醫界繼續進行斗爭，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中醫事業在黨和政府的支持下得到發展。陳邦賢第三版《中國醫學史》于1957 年出版，對這一時期的中醫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對傳統中醫進行弘揚，“本編目的在發揚祖國醫學文化……認識到祖國醫學有豐富多彩的內容和寶貴的臨床實踐的經驗，亟待中西醫加強團結而共同努力奮斗”[6]15，不僅推動中醫發揚自身傳統文化，保留中華民族特色，立足于中國醫學系統，還推動中醫走進世界醫學視野，立足于世界醫學。

《中國醫學史》是第一部近代意義上的中國醫學通史，對中國醫學發展成就進行梳理和總結，凸顯進化思想，引起國外醫史學界的關注，在出版后的十七年內，“頗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國內外各大圖書館亦均藏有此書”[4]9，該書彌補了國外醫史界對中國醫史認識的缺失，使得中國醫學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傳播，擴大了影響力。

余論

20 世紀前半期的醫史書寫范式，受時代學術環境的影響，在傳統醫史書寫的基礎上進行革新，催生出醫史書寫的新范式，陳邦賢《中國醫學史》的出版標志著中國醫學史學科的正式建立，是20 世紀醫史研究領域的里程碑。研究醫史書寫范式，對醫史家的史學思想、研究方法等進行探討，實為醫學史學史研究的一部分；無論是以醫學視角或是史學視角，對醫療史學史展開研究，都可以為醫史本身提供思路，在此基礎上探尋醫史研究的新路徑、新方法及新理論，推動醫史研究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