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后期筆帖式的發展嬗變及其原因探析

彭新宇

（河北大學 歷史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筆帖式是清代最獨具特色的官職之一，其品級不高，屬低級官員，但由于能夠與聞機要，故位卑而權重?！肚灏揞愨n》言：“微員中似無足輕重而關系極重者，莫如筆帖式?！盵1]1334筆帖式素有“文臣儲才之地，是以將相大僚，多由此途歷階”[2]卷一之稱，歷來被視為旗人的進身之道。筆帖式“專任各部院衙門的滿文書寫及翻譯等事”[3]，是政府部門中各項具體事務的實際承擔者，設置廣、數量多，有清一代，遍及中央及地方各個部門。清后期，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筆帖式的地位有所降低，其設置職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一、筆帖式的職掌及其沿革

筆帖式，滿語音譯，意為有學問的人，是滿語中對有學問的人的敬稱。天聰五年（1631），清太宗設六部、定品級，史載“庚辰，始設六部，以墨勒根戴青貝勒多爾袞，貝勒德格類、薩哈廉、岳讬、濟爾哈朗、阿巴泰等管六部事，每部滿、漢、蒙古分設承政官，其下設參政各八員，啟心郎各一員，改巴克什為筆帖式，其尚稱巴克什者仍其舊”[4]本紀二，以筆帖式取代巴克什，形成了清初（后金）政權內部“貝勒—承政（尚書）—參政（侍郎）—啟心郎—筆帖式—差人”的職官等級體系。自此，筆帖式有了明確的職階品級，作為低階職官正式登上了清代的政治舞臺。

關于筆帖式，《中國古代職官大辭典》記載“掌翻譯、繕寫滿漢文書之低級官員”[5]，就是相當于從事滿漢文字翻譯、抄寫的秘書官。清制，政府公文實行“滿漢合璧”，內外文移往來俱用滿漢兩種文字書寫，翻譯滿漢章奏文書成為重要的日常行政事務?！皣鹾仍俑Χ?，督撫多以漢人充之，凡文移用國文者，皆不省識，每省乃委內院筆帖式數人，代司清字文書”[6]卷八，同時于“京師各部院，盛京五部，外省將軍、都統、副都統各署，俱設筆帖式額缺。其名目有翻譯、繕本、貼寫”[4]志八十五·選舉五。清統治者于中央各部院及地方督撫衙門遍設筆帖式溝通文字，協理公務，以解決滿漢官員因語言差異引起的溝通不便問題。

事實上，筆帖式的地位職掌遠不止于此?！堵犛陞舱劇分杏涊d“國初都沈陽時，未備文學翰林之職，凡制誥簿籍，皆筆帖式司之”[2]卷一；《清史稿》中亦載“至筆帖式通文義者，惟恩國泰一人，宜再擇一二以助不逮”[4]列傳二十六·沈文奎傳，沈文奎請求清太宗增加文館中的筆帖式人員以資辦公，可見筆帖式除講解經籍、翻譯繕寫滿漢文書之外，還肩負著制誥簿籍、協理公務的職責。清入關后，中央文學翰林等機構漸次完備，筆帖式才不再負責草擬文誥之職，而成了“專管翻譯，司文書收發”之官。

順康之時，隨著統治情形的日益復雜，清統治者出于政治、軍事、教育之需要，開始將筆帖式作為皇帝意志的延伸大量派遣至地方。順治時，筆帖式被派往各常關、海關充任監督，稱關差筆帖式。順治七年（1650），“定獨石口、殺虎口差滿官筆帖式收稅”；順治十一年（1654），“各關差兼差戶部滿漢官、筆帖式”；順治十三年（1656），“各關專差漢官，兩翼差筆帖式，張家口、殺虎口各差滿官一人、漢軍官一人、筆帖式一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覆準，福建、廣東二省，設滿漢海關監督各一人，筆帖式各一人”[7]卷一百八十九。此后，中央在向各關口派遣滿漢官管理時，同時派遣筆帖式充任監督，并形成定例。關差筆帖式既掌握監督地方的權力，又可以代行管理關口職責，協助主官處理軍政事務，保證地方機構正常運行，對地方的營私舞弊起到很大的監督、限制作用。

康熙時，筆帖式被派往緊要之地管理驛傳，負責收集情報，傳遞信息?？滴跏辏?674），為了加強對前線軍情的掌握，及時了解戰況以備決策，康熙帝“命兵部于驛遞之外，每四百里置筆帖式、撥庫什各一，速郵傳，詰奸究，防詐偽”[8]，用以“接遞軍報，探發塘報”[4]本紀六，是為坐塘筆帖式。坐塘筆帖式在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亂期間，源源不斷地將前線軍情傳送到朝廷，為康熙帝作出合理的應對發揮了重要作用?？滴跞荒辏?692），清政府在蒙古建立驛站系統，“設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殺虎口五路驛站，各設管驛員外郎一人、筆帖式二人負責，凡蒙古往來事件，專委料理，以規劃一”[9]。正是看到了筆帖式在傳遞信息、馳遞軍情方面對中央決策所起的巨大作用，之后清帝便于邊防緊要之地廣設筆帖式管站，專門負責各種情報、公文的傳遞。

此外，筆帖式還肩負著一定的教育職能。天聰六年（1632）九月，沈文奎向皇太極上疏：“宜選筆帖式通文義者，秀才老成者，分任移譯講解，日進四書二章，通鑒一章”[4]列傳二十六·沈文奎傳，從沈文奎的奏疏中可以看出，筆帖式能夠講解經籍，承擔教育汗王及諸貝勒、皇子的責任。清入關后，陸續設置了許多官學教育八旗子弟，有隸屬宗人府的宗學、覺羅學，有隸屬內務府的景山官學、咸安宮官學，還有隸屬國學的八旗官學等，其中皆開設有滿語教學課程，教授滿語的教習與助教多以筆帖式充任。

筆帖式官行吏職，“供筆札，司收掌，任奔走，而實則學習部務，以備司員之選，分吏胥之權也”[10]卷二，因而“登用之廣、遷擢之優，固非前代僅稱雜流者可比也”[11]。雍正帝曾言：“各衙門筆帖式在部院辦事者，據系將來升用堂司官之人。雖經考取，必當慎重揀選補用，方與部務有益。嗣后補用筆帖式時，爾部據應將補用之人帶來引見，朕酌量補用”[12]，將筆帖式視為中高層官員的補充。

二、筆帖式地位與職掌的嬗變

相較于其他官職，筆帖式掌翻譯，主司文書收發、繕寫之事，遍及中央地方各級軍政衙門，充任類似于機要秘書的職務，故而能夠與聞機要。筆帖式升遷較易，“三年大計，保列一等，不數年，提升郎官，掌印鑰矣；又不數年，外任監司太守矣”[1]1334。筆帖式起于天聰年間，經順康而發展壯大，至雍乾時臻于鼎盛，其間其分布日廣，職掌日泛，設置日繁，構成了清代官僚體系中的重要一環。清后期，隨著筆帖式走向衰落，其地位職掌也發生了一些嬗變。

（一）筆帖式地位的嬗變

國初，“筆帖式亦奉皇華之役”“比于學士編檢”，雍正時，“筆帖式仍轉翰林編修等官”[2]卷一，乾隆帝“欲盡罷州縣吏不職者，而以筆帖式等官代之”[4]列傳八十九·劉統勛傳，然在道咸之后，“厥后各署候補者紛不可紀矣”[4]志八十九·職官一的盛況不再，筆帖式地位大為下降，出現了衰落的趨勢。

道光初年，筆帖式“僅存有赍頒制浩之差”；咸同之時，赍頒制浩之差“今亦停矣”[2]卷一。對此，震鈞在《天咫偶聞》中記載：“乃法久弊深，堂官視為微員，不任以公事。筆帖式亦自甘廢棄，不復問及公事，而公事之權仍在吏胥?！盵10]卷二此時，筆帖式已經難以承擔公務之重，淪落為“堂官不甚介懷，司官羞與為伍，彼亦自儕于書吏、輿儓之列”[10]卷二。在清后期，“各衙門皆有額設，候補者又盈千累萬，視為不足重輕矣”[13]，筆帖式漸為各司主官所不屑，淪為奔走攀緣的吏役之流?？梢?，清后期的筆帖式在地位大為下降，已經與國初之時不可同日而語。

筆帖式地位下降的表現之一就是內升大員、外至督撫者減少。筆帖式入仕是清代統治者為八旗子弟設計的一條重要入仕途徑，清歷代統治者皆視八旗為國家根本，對八旗子弟“教之、養之、取之、任之”[14]。韓曉潔在《論清代滿人入仕途徑及遷轉途徑》中統計了45 名由筆帖式出身而名列《清史稿·列傳》的滿族官員，從順治到光緒，人數分別為：6、14、4、12、1、3、1、1、3[15]。楊軍民的《“邊塞”與“旗員”：清代陜甘總督遷進路徑考論》統計了清代陜甘總督的升任途徑，其中乾隆時期25 位陜甘總督中筆帖式出身4 位；嘉慶、道光、咸豐三朝33 位總督，筆帖式出身者5 位，而咸同之后陜甘總督更是幾乎為漢人所壟斷[16]。顯而易見，由筆帖式擢至朝廷大員或封疆大吏者的數量在不斷減少。

筆帖式走向衰落的另一表現體現在新設衙門的人員設置上。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例，同治八年（1869），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給吉林將軍、察哈爾都統、黑龍江將軍的函件中言道：

行吉林將軍、察哈爾都統、黑龍江將軍文，稱竊照本衙門辦理各國事務，所有各處將軍、大臣與各國交涉事件行本衙門文書類多緊要，立須趕辦，不容遲緩，且不無應行慎密之事，乃各將軍、大臣來文往往只用清書，收到時，須先將清書譯漢，不能立時即辦，每致耽擱時日，或有漏泄舛錯，關系匪輕，相應咨行貴將軍、大臣，嗣后反與本衙門行文，能徑用漢字固屬簡便，倘因各屬原呈本系清文，希即先由貴處譯漢，再咨行本衙門核辦，以免延誤。①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館藏，《咨行各將軍大臣嗣后與本衙門行文須間用漢字以免遲誤由》，同治八年八月十六日，館藏號：01-17-036-01-001。

從上述章奏內容可以看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往來公文涉及滿字文書需要其他衙門代譯，其中并無專司滿漢文翻譯的筆帖式人員額設。按照清代各部院衙門皆設有翻譯抄寫的筆帖式職缺慣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中筆帖式員額的空缺顯現了筆帖式地位下降，已經不為堂官所重。

（二）筆帖式職掌的嬗變

筆帖式官缺多，得官較易，通過翻譯科舉考試與官學生肄業等皆可直接補任筆帖式，滿足了稍通文墨而又無法競爭于科場的八旗子弟入仕需求，因而“八旗就此途者，較他途為尤多”[10]卷五，被視為旗人入仕的一條重要途徑。清后期，筆帖式在多種原因的共同作用下開始走向衰落，但并沒有因此退出歷史舞臺。清末官制改革，對泛濫的冗官冗員進行裁減，規定“裁缺衙門之實缺候補司員筆帖式，或由他衙門調用，或分別班次，分發外省補用”[17]卷五百六十四，明確了各衙門筆帖式的裁改原則。

筆帖式掌翻譯、繕寫滿漢文書，最大的價值就在于輔助政務，可以說只要有翻譯抄寫的需求，筆帖式就始終有生存的空間。一方面，在裁汰冗員的過程中，清統治者對人數龐大的筆帖式人員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裁撤，剔除了一些實在不堪任用之人外，仍舊保留一部分善于謄寫的筆帖式用于中央部門進行必要的滿漢文繕寫，其余之人多分發外省任用，繼續充當監督或管理地方的職責。光緒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從密云副都統德麟所請，“改密云印務筆帖式為額缺，添設左右司筆帖式二缺”[17]卷五百七十三，增設了邊疆地區的筆帖式額缺；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允東三省總督徐世昌所奏，“吉林裁撤主事筆帖式共五十七缺”，并“請以對品分別歸部選用”[17]卷五百九十四，對吉林所裁筆帖式進行了安置?？梢?，筆帖式雖然在清后期走向衰落，但依舊存在于部分邊疆地區，活躍在清末的政治舞臺上。

另一方面，對裁缺的筆帖式進行了轉用?！肚迨犯濉ば鹿僦啤氛摷肮僦聘母锖蟾鞑块T官員額設時有這樣的記載：巡警部“一、二、三等書記官各十人，仿七、八、九品筆帖式舊制，三十二年改為八、九品錄事”、民政部“八品錄事二十人，九品錄事三十有二人”、學部“一等書記官正七品，十有一人；二等正八品，十有七人；三等正九品，十有五人”、陸軍部“協軍校三十有二人，同協軍校十有六人，額視七、八、九品筆帖式”、法部“八品錄事五十有三人，九品三十人，內宗室各二缺”[4]志九十四·職官六。從各部門的人員設置來看，書記官、錄事之官很多都是筆帖式轉化而來。

清末官制改革中擬定的軍諮府暫行章程中亦有相關記述，“各科額設科長一員辦理該科事宜，并酌設一二三等科員經理科務，一二三等錄事以供繕寫”①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奏為酌擬軍諮處暫行章程繕具清單恭折仰乞圣鑒事》，檔案號49-00-000-000001-0004。，這就佐證了《清史稿》中所言的仿筆帖式舊例，設錄事以供繕寫、謄錄之用。以陸軍部為例，“兵部向設筆帖式九十四缺，太仆寺向設筆帖式十六缺，茲并未筆帖式一百十缺，其各項額缺，擬統為陸軍部文武員缺”，將原兵部、太仆寺的筆帖式“均以原官階分別補充各廳職任司”，并按新官制厘定軍銜，“比照七八九品筆帖式額設，定為正軍校十八缺，同正軍校八缺，副軍校二十四缺，同副軍校十二缺，協軍校三十二缺，同協軍校十六缺，共一百十缺，統為陸軍部官佐員缺”[18]。從兵部、太仆寺與陸軍部前后的員缺數量來看，官制改革后的陸軍部將直接將此前兵部、太仆寺的額設筆帖式進行對額轉用。

從上面的記述中可以看出，清后期的筆帖式在地位職掌上發生了一些嬗變，具體表現在：中央的筆帖式一部分被調往邊疆地區管理旗務、處理民政，從事一些實際性事務；另一部分依舊存留于中央的筆帖式轉為錄事，擔任各部門的文字謄錄、繕寫之官。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調補、轉用的筆帖式并不完全都是實職，也有相當一部分并沒有任何實權與責任，是被供養起來的虛職。

三、筆帖式發生嬗變的原因

旗人入仕以筆帖式為正途，故而筆帖式入仕被視為旗人的進身之階。然而，在清后期，筆帖式人員素質已經大為下降，難以處理各衙門之中的日常公務，成為了“無足輕重”之員，以至于在新衙門之中并無額設。筆帖式難以承擔統治者寄予的厚望，逐漸走向衰落，在清末變革的大背景下，其設置職掌發生了變化。而造成筆帖式走向衰落的原因，絕不僅僅是筆帖式自身自甘廢棄、“自儕于書吏輿儓之列”，更非是簡單的“培植無方”，而是多種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培植選拔系統的紊亂

人員素質下降是筆帖式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而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就在于筆帖式培植選拔系統的紊亂。清前中期，在筆帖式的選拔任用上本著寧缺毋濫的原則，有著嚴格的考試與選拔程序。

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月，康熙帝對留任中央各部院及派往地方的筆帖式進行測試，“上試漢軍筆帖式、監生，曳白八百人，均斥革，令其讀書再試”[4]本紀七，對考試不合者均予以罷斥，令其重新學習，考試合格后方準任職。雍正帝在筆帖式任職期滿后的業績考核之外，增加了對現任筆帖式的能力測試，于雍正元年（1723）議準現任筆帖式行走三年考核一次，考試內容同候補筆帖式考試一樣，請題考試，專門考核現任筆帖式的翻譯水準。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對筆帖式人員能力考試的規則進一步細化，規定三年一次的筆帖式翻譯水準測試，“取中一等者，議敘記錄二次，并交該堂官詳加查看，量加獎拔；二三等者，照舊供職；不入等第者，解退開缺，不算廢員，下次仍準與考”[7]卷三十三。清中前期對筆帖式考試，定制極嚴，考翻譯者，所譯稿件需準確流暢；考繕寫者，字體需美觀工整；逃避考試者，一律降職罷革。經過康雍乾三朝，各級機構對筆帖式的遴選、補用、遷升形成了一套完備的考核體系。這些嚴格的考試程序保證了筆帖式群體的人員素質，有能力處理衙門之中的各種公務，因而能夠在短時間內升遷至高層。

然嘉道之后，筆帖式的補用升遷在程序上漸為松散，使得筆帖式人員趨于泛濫，素質大為降低。這里包括考核過程中監管不嚴，出現了冒名頂替、尋找替考的狀況，如寶廷在《請整頓八旗人才疏》中言“查考試筆帖式定制極嚴，今則槍替傳遞無弊不有，清理非易”[10]卷五，考試作弊屢禁不止；也包括捐納筆帖的大量出現，“滿員以二百金捐一筆帖式，不數年洊升工部郎中員外，外放府道，洊升撫藩矣”[19]，“現任七品筆帖式捐米二百五十石，以應缺先用；八品筆帖式捐米五百石，準其離任以知縣補用”[20]，通過捐納即可出任筆帖式，并獲得升遷機會?！熬枰还P帖式，謀入檔房，但能奔走攀援，雖目僅識丁，不十年即可富貴”，“所習仍奔走伺候，于公事何益乎”[10]卷五，以至于人員素質不斷下降，逐漸淪為往來奔走的吏役之流，再難升任至將相大員。

（二）滿語使用空間的縮減

清代以滿語為國語，公文行政采取“滿漢合璧”政策，滿漢文并舉，即內外文移往來滿文需譯漢，漢文亦須譯滿。正是有著這種滿漢文字互譯的需要，以滿漢文為中心的文書翻譯便成了維持清代政務運轉的關鍵。

為此，清代在中央各部院衙門專門設置了檔房作為奏章文書的翻譯之所，曰清檔房、漢本房（戶部分設南北檔房），以筆帖式充任翻譯、繕寫人員，地方督撫衙門也設置了相應的筆帖式額缺，從而為通曉滿漢文字的八旗子弟入仕提供了大量的機會。清前中期筆帖式多能夠官至尚書侍郎、將軍督撫等一品大員，就是建立在其旗人出身、通曉多語的基礎之上。筆帖式作為職司翻譯的機要秘書，能夠與聞機要，并在實際的政務運作中鍛煉自身的行政能力，因而進則“擢補主事，或不數年，輒致通顯”[11]志八十五·選舉五，出則“外任監司太守”[1]1334，補為一方縣令、監督不為難事。

進入清后期，隨著滿漢民族的交融，滿語只局限于中央的少數部門及地方的駐防滿城之中，滿漢雙語奏事也成為制度下的例行公事，職司翻譯、繕寫的筆帖式也就不再顯得那么重要。而且嘉道之后，筆帖式的職能逐漸泛化，品秩亦是愈來愈低，且有從實職向虛職轉化的傾向，漸漸不為統治者所重視，上升空間受到極大限制，很難再“進則主事、出則監督”。

筆帖式因時而生，正如金衛國在《翻譯人才興衰的歷史反思——以清代滿漢翻譯人才為例》中所言，滿漢雙語人才的極度缺乏才促使統治者對翻譯群體大加培養，從而促進了筆帖式群體的發展與擴充[21]。筆帖式衰落同樣是時代使然，滿語使用空間的縮減使筆帖式生存空間受到擠壓，盡管統治者極力維持，但筆帖式在生存之道上終究難以為繼，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結 語

筆帖式是清代統治者專門為旗人進身設置的選官路徑，是清代統治者推行的統治政策在用人理念上的體現。筆帖式入仕保障了旗人入仕路徑的寬裕通暢，迎合了清統治者提拔八旗子弟進入官僚隊伍的需要。筆帖式同清王朝命運相始終，其發展演變代表了清王朝興衰發展的一個縮影。清統治者以旗人的入仕特權換取八旗子弟對統治階級的效忠，體現了清統治者對八旗子弟的看重與優待，然法久弊生，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入仕特權在保障八旗子弟順利入仕的同時，也使得出任者人員素質愈加參差不齊。在清末變革的背景下，筆帖式的地位、職掌發生了嬗變，盡管仍舊保留著一定的生存空間，但也只能淪為底層小吏，成為解決旗人生計、維護旗人內部穩定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