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絲玲瓏 肖翹天真 : 明代江南金銀首飾的材質、工藝與設計特點

明末江南作為經濟、文化、時尚的中心，珍 寶畢聚、巧匠匯趨、名士云集，不遜兩京。[1]女性 妝容服飾的變化，更以蘇州為中心向四周傳播， “婦女妝飾逐歲一新，而作俑自蘇，始杭州效之， 以達于東南，而閩、粵、川、貴等風靡；南都效之， 以達于西北，而魯、燕、秦、晉等風靡”[2]。 當前所見明代金銀首飾，除帝陵、藩王及 勛臣貴戚墓葬的發現外，要屬江南地區縉紳之 家的用物最為宏富多彩、精麗別致。論鬢邊時 樣、腕間風采，他處莫能與之相較，其材質、工 藝、設計皆出類拔萃，風貌成因也更值得探究。

一、珍寶競集，美玉為尚

江南商賈輻輳、百貨駢臻、珠玉競集，其 首飾制作可選用的材料，也因著充分的物質資 源，而可盡態極妍。如在明代馮夢龍小說《蔣 興哥重會珍珠衫》中，蔣興哥便是從廣東販珍 珠玳瑁至蘇州發賣，在楓橋遇到了妻子王三巧 的情夫陳大郎，又湊巧得到陳大郎交給三巧的 信物（縐紗汗巾、羊脂玉鳳頭簪）。[3]文中的“珍 珠”“羊脂玉鳳頭簪”雖是為托物言情，卻也從 側面描繪了蘇州作為商品集散中心與時尚前哨 的繁盛。

明人記江南時興，首飾之屬多尚鑲嵌，所 用質料琳瑯滿目。釵環斑斕，春色盈額，珍珠、 寶石、美玉、犀角、翠毛，不一而足。范濂《云 間據目抄》記“寶嵌大環……珠嵌金玉丁香（耳 環）……翠花一朵……裝綴明珠數顆……犀玉 大簪”[4] ；葉夢珠《閱世編》載 ：“（冠髻）若烏 紗帽者，頂上裝珠翠沿口，又另裝金花銜珠如 新月樣，抱于髻前，謂之‘插梳……崇禎之末，髻愈大而扁，惟以烏紗為質，任人隨意自飾珠 翠，不用金銀”[5]。這些記錄與現今所見文物 出土情況基本吻合。以耳飾為例，鑲嵌材質既 有單獨使用珍珠（圖 1）、彩寶（圖 2）、玉石（圖 3）、水晶（圖 4），也有寶石美玉齊裝的奢侈之 色，如無錫蕩口鄉明代華察墓出土的分心與 掩鬢。[6]

珠寶玉石雖各美其美，但從刊布的資料來 看，晚明江南一帶對玉石水晶似有偏愛。梳理 江南地區出土的明代金銀首飾，發現鑲嵌珠玉 者幾近半數，在這半數之中，使用玉石的比例 又逾四成，其中松江地區用玉的比例則更高。

以明代常搭配?髻插戴的花首簪為例?；?首簪多為金頂銀腳，金頂又多鑲嵌玉石，蘇州、 松江、常州、杭州四府制作的樣式，大抵可分 兩種。一種簪首以白玉雕成梅花、菊花，整體 凸起呈矮錐形，錐形頂部以金銀鏨作花蕊，如 江陰長涇明代夏彝夫婦墓出土的一對金鑲玉 梅花首簪（圖 5），簪首為玉梅花，同款銀梅花 首簪也見于上海明代楊四山家族墓。[7] 菊花首 則可參見嘉興王店李家墳明墓和上海宛平南 路明代墓葬出土的兩對，后者還可見其插戴方 式。另一種簪首作玉梅花、蓮花，花形下凹若 淺盤，多以寶石鑲作花蕊，以金珠綴作花藥。 此種樣式在上海黃浦顧東川夫人墓（圖 6）、上 海浦東陸深家族墓、蘇州太倉王錫爵墓、上海 永郡孫氏墓均有出土。除卻以上兩種式樣外， 還有金鑲玉牡丹花頭簪，此樣式可視作第二種 的衍生。因簪首作牡丹花形，自然得幾分華貴， 又因金玉制成的花瓣呈現出波狀起伏，令視覺 效果更加豐富。明天啟五年（1625）浙江臨海 王士琦夫婦墓出土的一對金累絲鑲玉嵌寶牡 丹最是典型（圖 7），花蕊、花萼以金絲填累， 精細繁復，風貌相類的還有疑朱大典墓出土的 一對。

松江愛玉，顧、陸兩家可作楷范。顧、陸高 門右族，自魏晉以來便是江南著姓，遷居松江 后又成為文化領袖，其藝術品位、審美偏好對松江士紳階層的影響不可小覷。詩人宋琬云 ： “顧陸東吳舊世家，黃門博物至今夸”。[8]自明初 顧景陽遷居華亭，顧氏便在此繁衍宗支，幫扶 鄉里[9]，成一時之盛。顧家出現了不少名人，如 顧清（南京禮部尚書，主編正德《松江府志》）、 顧定芳（太學生，嘉靖帝御醫）、顧從禮（光祿 寺少卿，擅書法）、顧正誼（書畫家）、顧正清（慈 善家、熙園主人）等。同樣，華亭陸氏，自陸德 蘅喬遷浦東，經幾代人的經營亦是衣冠奕葉、 賢才輩出，遂與顧氏并稱。[10]陸深作為家族領 袖，官至詹事府詹事，是明代著名的文學家、書 法家，他博學好古，著有《古奇器錄》。其子陸 楫雖未入仕，卻能文善論，具有卓識，他反對黜 奢崇儉，提出“其地奢則其民易為生”的尚奢反 儉理論，是明末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 思想反映，遠超時人論斷，亦被研究明代經濟 文化的學者反復援引。

隨著顧陸族墓的發掘，今人得以透物見人， 一窺他們的器用與生活。顧東川夫人墓出土首飾 35件（套），玉質、金銀鑲玉作品達30件（套）。[11] 陸深夫婦及其子陸楫夫婦墓共見首飾78件（套）， 其中玉質或嵌玉者 63 件（套），此外墓中還出土 了青玉谷紋壁、玉童、玉魚等。[12]陸深家族墓出 土前遭嚴重破壞，文物位置完全混淆，但根據 數量及比例依然可知陸家對飾品材質的偏好， 根據已公布的文物影像，也可知其簪環的大致 風貌（圖 8）。顧陸兩家之外，上海地區還有不少 家族墓出土了各類金玉飾品，如四川布政使潘 允端家族墓、贈奉政大夫朱察卿墓，可窺當年 風尚。

二、良材雖美，更須工巧

明代江南金銀制作的發達，不僅受惠于材質的充足多樣，更得益于行業的歷史積累與工 匠的巧思妙手。

江南地區長于治金琢玉，素有傳統。江蘇 鎮江丁卯橋窖藏、浙江長興下莘橋窖藏發現了 大量唐代金銀器皿，前者很可能是浙西官府金 銀器作坊的產品[14]。兩宋金銀器生產隆盛。南 宋都城臨安設置了掌管金玉制作的文思院，還 雇用了不少民間工匠。[15]此舉不僅有利于官民 之間的技術交流，也促進了時代藝術面貌的統 一。溧陽平橋南宋金銀器窖藏、南京江浦黃悅 嶺南宋張同之墓等考古收獲，也顯示了江南地 區金銀器技術與藝術的高明。元代金銀器風貌 與宋相近，統治者依靠南宋工匠，在杭州設立 了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的分支，即“行諸路金 玉人匠總管”。[16]當時浙西地區的知名銀工，嘉 興魏塘有朱碧山，平江有謝君余、謝君和，松江 則有唐俊卿。[17]

至明代，江南名匠如春芳競發，呂愛山治 金、陸子岡治玉、鮑天成治犀、王小溪治瑪瑙、 周翥治鑲嵌。[18]又松江潘鐵擅鑿嵌金銀倭花樣 式 [19]、常州呂國華擅制金銀酒器 [20]。還可一 提的是浙派領袖戴進，他籍貫錢塘，原是鍛 工，“為人物花鳥，肖狀驚奇，直倍常工”，后 因“今人爍吾所造，亡所愛，此技不足為也”[21] 而改投縑素享譽畫壇。名匠雖有，其作品卻難 能得見。究其根由，一是如戴進所言，金銀常 因銷熔而不易傳世 ；二是明代民間制作少勒 工名 [22]，作品尤難與作者勾連，但從出土物還 是能領略江南地區金銀飾品制作工藝之精湛、 用材之精美。

論明代金銀器的工藝特色，花絲為時代典 型，除內府、藩府作品外，江南制作最值得關 注，相較其他地區，它既有數量的突出，更有 技藝的優長。高超的金屬編結技法在?髻上得到了最好的展現。?髻用于罩發，是明代已婚女性的身份象征。江南所見，大都為民間制作的精品，如無錫市郊區出土一件金絲?髻（圖9），其狀若牛角，以縝密有序的金絲織就。?髻上，插戴的釵簪更是對材質工藝的集中展示。如明正德八年（1513）江陰夏彝夫婦合葬墓之金累絲閣樓人物簪（圖 10），其掐絲堆累 工藝高超，簪首正面以金絲掐出花朵欄桿，背面以金絲平填襯底，兼及了美觀與牢固。無錫 前房橋明代錢氏家族墓也出土了一件風貌幾乎相同的銀鎏金累絲閣樓人物簪。[23]較之江南地區，其他地區技藝相當的產品十分少見， 四川平武王璽家族墓出土的仙宮人物紋金分心，觀之雖有相似，但其房屋及背襯由金箔模壓 [25]，工藝難度不及花絲。此外，王士琦墓的 一對金累絲蜂蝶趕菊花籃簪 [26]，金絲輕盈靈 動，花瓣繁而有序，珠粒顆顆分明，可謂妙手 天工。

明代國祚近三百年，花絲的掐累工藝亦有 演變。明早期，天家作品無論設計還是工藝皆 一騎絕塵。南京功臣墓出土的制作上乘的花 絲釵簪，也極可能出自內府。以南京將軍山 明代沐斌夫婦墓[27]所見金累絲嵌玉鳳紋掩 鬢（圖 11）為例，細辨簪首背面的花絲結構， 可發現長絲宛轉延綿生出“S”形框架，韌 若枝條，短絲掐作細小卷須則從枝干不斷 長出，如葉蓁蓁，直至鋪滿平面。相同的 花絲結構及工藝特點亦見于梁莊王夫婦之 珠寶首飾。這些邏輯清晰、彎曲合度、優 美自若的卷草紋樣，帶有明顯的西方 影子。明后期，內府及江南地區制作的花絲工藝的特點均有顯著變化。作為 紋樣骨骼的“S”形被移除，只留下更易掐累的 小卷須，它們排列致密，削弱了作品的輕盈感 與韻律感，如王士琦墓出土的金累絲嵌寶石榴 樹形簪（圖 12），整件作品已褪去明代前期隱約 可察的域外氣質，融入漢地藝術。

三、形意兩足，肖翹天真

論明代飾品設計，江南亦別有心裁。蘇州 張安晚家族墓出土的金蟬玉葉簪首（圖 13），鳴 蟬神形畢肖、寶光閃爍，玉葉碾琢極細、晶瑩剔 透，材質工藝與裝飾題材相得益彰，嬌俏中帶 著一分文雅，是明代金鑲玉的代表之作。常州 和平新村明墓出土的一對金蛙瑪瑙荷葉簪（圖 14），荷葉白潤肥厚，小蛙金亮機敏，似聽雨落， 似聞花香，整體既有質料的對比，又有色彩的 呼應。無錫錢氏家族墓也見相同題材，其中一 件還將荷葉換成了慈姑[28]，但藝術水平均不及 常州所見。

言及鳴蟬荷蛙，又要引出草蟲一類，作為 明代首飾的時髦主題，它們在江南尤為多見， 設計制作也最是形意兩足、肖翹天真。推究緣 由有兩點或可關注。一是江南草蟲畫夙有聲名， 宋元常州地區草蟲畫已是“一副千金不當價”。 至明代，草蟲畫進一步發展，逐漸走向世俗。孫 龍、沈周、王翹、周之冕、姚裕、陳洪綬、文俶 等均有名作留存。畫壇的微動不僅波及藝林， 也熏染著織繡[29]、金銀器等工藝美術門類。且 晚明蘇州、松江一帶“學詩、學畫、學書”[30]之風 大盛，匠人與文士、商人交游又密，浸淫其中略 得一二也是自然。觀孫龍[31]、郭詡所繪之蛙（圖 15），便知二者氣韻相通、圖式相類。由此也可知 覺，那瑪瑙荷葉上的金蛙或許并非在聽雨，而是 在觀蝶。文俶創作的《金石昆蟲草木狀》[32]，更直 接提高了上層文人對草蟲類的關注，其所寫螵蛸 （圖 16）不禁令人聯想到上海朱守城夫婦墓出土的一對銀鎏金螳螂簪（圖 17）。而上海李惠利中 學明墓所見的那對螽斯啄針[33]，仿佛出自陳洪 綬筆下[34]。

還需考慮的是，明中晚期的博物熱潮遇到 了出版繁榮，江南地區有大量畫譜刊刻發行， 內容包含山水閣樓、釋道人物、花果草蟲等。其 中草蟲一類明前從未作譜，《春谷嚶翔》（圖 18） 首次將其輯入[35]，《圖繪宗彝》也將草蟲鱗介穿 插譜中（圖 19）。對于普通工匠而言，內府高門 所藏宋元珍跡難見，但肆中譜錄卻可得。通過 譜錄版畫，他們可直接獲得圖樣，進行模仿借 鑒。若將江南出土的金銀蜻蜓、蜜蜂蚱蟬、游魚 蝦蟹等與繪畫作個比對，便可見其淵源。如杭 州桃源嶺出土的一對金累絲雙魚銜藻佩墜（圖 20），形象與《圖繪宗彝》水中鯉魚、水草藻蘊 幾無二致。而同樣的設計又見于陸深家族墓出 土的金鑲玉頭飾（圖 21），可推測這一圖式在江 南地區的流行。

四、結語

人人盡說江南好，就連美人鬢邊不唱主角 的一只草蟲，也因藝術氛圍的滋養，而出落得 格外浪漫靈動、栩栩如生。明代江南的財富、歷 史、文藝三者互相浸染、彼此呼應，成為一切創 作的底色。

江南首飾的豐富與雅麗，既得益于物質充 盈，又歸功于巧匠玉成。更重要的是，江南有著 他處不及的文化氛圍與審美趣味，它由文士引 領、各方參與，最后匯成時尚，融入江南風景。

在明代，江南式樣對各工藝美術門類都有 不小影響。這樣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發凸顯，不僅引領民間，還波及宮廷。如 當前刊布的明早期宮廷首飾，幾乎 不見草蟲簪一類，但在定陵中則有 金鑲寶蟬小插。又如，明早期宮中 流行大紅、鴉青等鮮艷正色，但至崇 禎，后妃宮眷則鐘愛江南的雅逸服 色與新巧式樣 [36]。這些變化不僅反 映了宮廷與民間的互動，時代審美 的變遷。更重要的是，它展現了江南 強大的文化影響力，正因掌握文化， 才得以構建有別于宮廷的審美體系， 從而促進設計與造作的多樣化。

本文為故宮博物院課題“明清金 銀器酒器研究”（項目編號：KT2018- 02）的階段性成果，得到北京故宮文物 保護基金會學術故宮和萬科公益基金專 項經費資助。

注釋：

[1]〔明〕袁宏道 . 袁宏道集箋校 [M]. 錢 伯城箋校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257.

[2]〔明〕沈長卿 . 沈氏日旦·卷六 [M]. 明崇禎刻本 .

[3]〔明〕馮夢龍 . 喻世明言 [M]. 北京 ： 華文出版社 ，2019：1-31.

[4]〔明〕范濂 . 云間據目抄·卷二·紀風俗 [M]// 筆 記 小 說 大 觀·22 編 第 5 冊 . 臺 北 ： 新 興 書 局 ，1974：2626-2627.

[5]〔清〕葉夢珠 .閱世編 [M].北京 ：中華書局 ，2007：203.

[6] 南京博物院 . 金色江南 ： 江蘇古代金器 [M]. 南京 ： 江蘇美術出版社 ，2008：148.

[7] 何繼英 . 上海明墓 [M].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2009： 彩版四 .

[8]《贈顧東廬》曰：“顧陸東吳舊世家，黃門博物 至今夸。人如楊柳春三月，宅傍蒹葭水一涯。釣艇 曉沖黃浦雨，?毫高寫赤城霞。相逢恨晚言歸速， 無那離群感鬢華?！眳⒁姡骸睬濉乘午?. 宋琬全集 [M]. 濟南 ： 齊魯書社 ，2003：521.

[9]《門祚一》載：“顧氏自佐山兄弟參政起家，傳 子光祿丞清宇正心，增其式廓，助義田以贍役，賜 甲第，辟名園。萬歷中，又以賑荒高義，賜官光祿， 亦一時之盛?！眳⒁姡和?[5]，第 131 頁。

[10] 朱麗霞 . 明代江南家族與文學——以上海顧陸家 族為個案 [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9-31;95-96.

[11]何繼英 .上海明墓 [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62.

[12] 同 [11]，第 83-85 頁。

[13] 此圖為筆者根據《上海明墓》《城鎮之路》及 上海博物館官網所提供的出土信息與文物影像拼組 而成。圖中山形獅子滾繡球金簪，或為分心插戴于 ?髻正面，或為滿冠插戴于?髻背面，本文無法根 據考古報告判斷其佩戴位置，為方便查看將其置于 ?髻正面，特此說明。

[14] 齊東方 . 唐代金銀器研究 [M]. 北京 ： 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 ，1999：286-289.

[15] 周衛星 . 遼宋金銀器 [D]. 清華大學 ，2009.

[16] 尚剛 . 元代工藝美術史 [M]. 沈陽 ： 遼寧教育出版 社 ，1999：47-48.

[17]〔元〕陶宗儀 . 南村輟耕錄 [M]. 李夢生 ， 校點 . 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12：333.

[18]〔明〕王世貞 . 觚不觚錄 窺天外乘 [M].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37：17.

[19]〔明〕文震亨 ， 屠隆 . 長物志 考槃馀事 [M]. 陳劍 ， 點校 . 杭州 ：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290.

[20] 彭卿云 . 中國歷史文化名城詞典續編 [M]. 上海 辭書出版 ，1997：306.

[21]〔清〕張潮 . 虞初新志 [M]. 王根林 ， 校點 . 上海 古籍出版社 ，2012：100.

[22] 張燕芬 . 明代金銀器的原料與制作工藝 [J]. 故宮 學刊 ，2018（1）：74-93.

[23] 無錫市文物保護中心 ， 無錫市錫山區文化體育 和旅游局 . 無錫前房橋明代錢氏家族墓地 [M].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2021： 圖版二三 .

[24] 江西益莊王繼妃萬氏墓出土的一套金累絲閣樓 人物頭面，很可能來自內府或藩王府 ， 此處談地方 制作，故不做比較。

[25] 四川省森無考古研究院等 . 四川平武土司遺 珍——明代王璽家族墓出土文物選粹 [M]. 北京 ： 文 物出版社 ，2018：14.

[26] 石超 . 錯彩鏤金 ： 浙江出土金銀器 [M]. 杭州 ： 浙 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6：158.

[27] 祁海寧 ， 等 . 南京將軍山明代沐斌夫婦合葬墓發 掘簡報 [J]. 東南文化 ，2013（2）：70-83.

[28] 同 [23]，圖版第 4—5 頁。

[29] 熊瑛 . 明代絲綢研究 [M]. 北京 ： 清華大學出版 社 ，2020：112.

[30] 同 [4]。

[31] 孫龍《花鳥草蟲冊》之《秋青蛙》，上海博物 館藏。

[32]〔明〕文俶 . 金石昆蟲草木狀 [M]. 明萬歷四十五 至四十八年 （1617—1620） 彩繪底稿本 .

[33] 同 [7]，彩版第 108 頁。

[34] 圖像參見陳洪綬《花鳥草蟲冊》，上海博物館藏。

[35] 安永欣 . 晚明畫譜綜合研究 [D]. 中央美術學 院 ，2012.

[36] 熊瑛 . 明末宮廷絲綢的江南之色 [J]. 裝飾 ，2016（4）： 9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