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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2-13 17:35董天策
新聞記者 2001年5期
桃花盛開的3月，成都龍泉驛《四川日報》新聞培訓中心星光花苑，迎來了我國幾家報業集團高層領導和我國新聞學研究的許多專家、教授。他們是應四川日報報業集團新聞研究所、《新聞界》雜志，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新聞研究所、《新聞記者》雜志之邀，前來參加“新聞創新：迎接WTO的挑戰”研討會的。
四川和上海，一在長江頭，一在長江尾，兩家報業集團的新聞研究所、新聞業務期刊面對WTO的挑戰，一致認為，如何正確應對西方媒體的挑戰，牢牢掌握輿論引導的制高點，努力提高宣傳水平，完成黨和人民賦予的光榮任務，是擺在新聞界面前的時代課題。于是決定共同主辦這次研討會。
應邀到會的有：解放日報報業集團社長賈樹枚，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社長李孟昱，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副社長丁法章，四川日報報業集團副總編輯羅鳴，新華社新聞研究所副所長方小翔，《中國記者》編輯部副主任翟躍文，上海社科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魏永征，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李良榮，南京大學新聞傳播系主任丁柏銓教授、宋新桂教授，廣西大學新聞系主任曾建雄教授，四川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邱沛篁教授，《國際航空報》總編輯賈品榮，珠海特區報《新聞業務交流》副主編傅魁文，《樂山日報》總編輯郎天全，《四川法制報》總編輯賈璋岷，四川日報報業集團新聞研究所副所長賴新蜀，《新聞界》副主編、四川大學新聞系副主任董天策，他們在會上暢談了自己的見解，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既具有理論的前瞻性又具有現實的針對性。
人民日報《新聞戰線》總編輯劉學淵因故不能出席研討會，特發來賀電。
研討會開幕式由《新聞界》執行主編何光主持，研討會由《新聞記者》主編呂怡然主持。
四川日報報業集團黨委書記、社長李之俠，在開幕式上首先致辭。他對到會的新聞界的領導、專家、教授表示熱忱的歡迎。他說，加入WTO對中華民族是難得的機遇。雖然是喜憂參半，但還是喜大于憂。不過我們必須作好各方面的準備加入WTO，否則就要被淘汰出局。為了應對WTO的挑戰，我們的媒體必須做大、做強。李之俠還從媒體內部、外部應有的條件闡述了自己的看法。
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的黨委副書記、副社長丁法章認為，研討會的這個題目很好。江澤民總書記近來講了許多關于創新的話。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我們現在只有在新聞理論、新聞實踐、新聞教育等方面創新，才能在應對WTO的挑戰中牢牢站穩腳跟，把握主動權，對此我們要有緊迫感。
正確認識WTO對新聞業的挑戰
要迎接WTO對新聞業的挑戰，就必須弄清加入WTO對新聞業所產生的影響。這種影響的實質在于，到底是機遇，還是挑戰？
賈樹枚認為，總體上，機遇大于挑戰。因為：一，宏觀經濟形勢好，二十年來的高速發展勢頭將在“入世”后得以持續；二，媒體自身的發展空間很大，遠未飽和；三，開放有一個過程，媒體充分利用保護性措施，打好時間差，可在三至五年內擴大市場份額，增強競爭實力；四，國外大企業、大公司要進入中國市場，也要借助于國內媒體；五，傳媒領域的改革起步晚，發展潛力大。羅鳴強調，“入世”有利于推動新聞改革，90年代以來的改革特點是開放促改革。加入WTO，必然要遵守國際慣例，這是推動新聞改革的良機。
丁柏銓更加關注加入WTO所帶來的嚴峻挑戰：第一，國內電信業、網絡業將大幅度開放，在國外資本的推動下獲得較快發展，從而使新聞業的市場份額相對縮小。第二，廣告業將對外開放，新聞媒體現有的廣告客戶和廣告收入將出現分流，廣告經營會面臨很大壓力。第三，西方的影視節目、出版物等文化產品將更大規模地涌入國門，對新聞傳播業形成強烈而直接的沖擊。第四，由西方經濟、文化對國人價值觀所產生的沖擊作用，對我國新聞業有著全面的影響。
如何評估WTO對新聞業的影響，顯然存在著一個心態和思路問題。丁法章認為，當前的突出問題是，對于怎樣應對“入世”，新聞界思想準備不足。面對國外媒體的競爭，我國傳媒如何增強吸引力、感召力，提高引導藝術水平，有關探討還停留在“狼來了”的空叫上面。羅鳴批評說，有三種心態不利于新聞界迎接WTO的挑戰：一是“鴕鳥式”，害怕西方媒體，盲目認為我們永遠可以把西方媒體拒之門外；二是等待觀望，以為2005年前允許保護性措施存在，西方媒體挑戰我國媒體還早著呢；三是天上掉餡餅，以為一“入世”就什么都好。李良榮指出，探討WTO對我國媒體的影響，無論從條文上去找關聯，還是從國外超級媒體現狀去找對策，都是有積極意義的。害怕是不必要的。二十年來的新聞改革，在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中并沒有直接的條文規定，但不是始終在進行嗎？（詳見本期 《WTO背景下，中國新聞媒體正面臨新一輪改革》一文）
新聞創新：應對WTO挑戰的必由之路
無論如何，加入WTO將使我國新聞界面臨更加激烈的國內國際競爭，這是毫無疑問的。因此，新聞界惟有創新，才是上策；惟有創新，才有前途。新聞界究竟應當如何創新呢？
賈樹枚指出，應對WTO的挑戰，一是倡導傳媒創新。新聞不新，熱點不熱，信息量不足，版面雜志化等現象，必須加以克服，要突出報紙的綜合性，信息性，服務性。二是加快發展步伐。報紙必須逐步做大做強，參與國際競爭，迎接國際挑戰。三是建設人才高地。當前，報業隊伍建設尤其要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大力提拔年輕干部；分配上要拉開差距，向貢獻大的傾斜，按勞分配，調動積極性。
李孟昱強調，體制創新是報業發展的突破口。報業集團的體制創新應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根本目標。（詳見本期 《體制創新———報業經濟發展的突破口》一文）
賈品榮也認為，當前的報紙市場無序化程度較大，制度創新迫在眉睫，必須建立報業現代企業制度?，F代企業制度意味著獨立法人，產權清晰，自主經營，科學管理。為此，當前的報業制度創新要加大改革力度。
魏永征認為，隨著“入世”到來，我國傳媒利用業外資本的熱潮即將形成。所謂利用業外資本，就是用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公司辦媒體不行，但媒體可以辦公司。這就是利用業外資本的依據。業外資本進入媒體，必將促使傳媒業發生深刻的變革。一，對新聞傳媒管理上的黨政分工必將提上議事日程，黨委宣傳部的管理模式需要改進，政府管理的職能亟待加強。二，業外資本的進入將促使傳媒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獲得更好的發展。三，對傳媒運作的透明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是由上市公司即公眾公司的性質所決定的。四，必須防止資本對新聞傳媒的干擾，媒體要牢牢把握輿論機關的性質和主導權。
方小翔說，面對國內媒體的競爭，世界媒體的較量，網絡媒體的挑戰，新華社近年進行了不少改革。比如，實行滾動發稿，大大提高了新聞的時效性；實施萬戶工程，立足現有用戶，擴大海外用戶，提升了新華社的地位。但是，問題也不少：對新聞熱點的關注不夠；新聞報道的貼近性較差；缺乏背景或不作解釋的新聞很多；新聞信息的透明度十分有限；新聞輿論監督比較薄弱；等等。究其原因，主要還是體制性制約。因此，必須加強新聞創新，尤其是新聞體制的創新。
丁法章、呂怡然的聯合發言認為，新聞創新的當務之急是實現四大轉變：一，實現政府職能從集中管理向間接管理的轉變，即從自上而下向上下結合的轉變。為此，必須實行政報分離，使報紙真正面向市場，徹底改變以往上級部門“管、卡、壓”和下屬單位“等、靠、要”的狀況。二，實現從外延擴大向內涵提升的轉變。不能停留在數量增加、規模擴張等表面文章上，要在提高效益、效率、質量上下功夫。三，實現從媒體經營向經營媒體的轉變。報業經濟不能滿足于廣告、印刷、發行的原始創收上，要充分運用媒體的優勢做大做強，學會資本運營，多創疊加效應。四，實現從硬件建設向軟件建設的轉變。新聞媒體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要大力實施人才戰略，構筑人才高地。
羅鳴認為，實施新聞創新，關鍵在于處理好幾種關系（詳見本期 《我敲門我追趕———報業如何應對“入世”的思考》一文）。
丁柏銓認為，新聞創新的過程存在著三大關節點，即：觀念更新，體制創新，方法出新。觀念更新是新聞業創新的必備條件，要從以傳者為本位轉向以受眾為本位；要從大而化之的合眾傳播轉向有針對性的分眾傳播；要從僅僅著眼于國內競爭轉向同時著眼于參與國際競爭。體制創新是新聞業創新的關鍵，既要推進黨政機關對新聞事業管理體制和方式的調整，又要推進新聞業自身由機關管理模式向企業經營模式的轉向，從而增強傳媒活力。方法出新是要求創新傳播方法，包括創新思維方式、報道手法、新聞文體等具體內容，保障傳播的有效性。
何光強調了理論創新的重要性：為應對“入世”的挑戰，我們必須把媒體做大做強。但要做到這一點，就有一個理論創新、觀念更新的問題。這方面的任務很重，現有許多新聞理論很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需要我們認真去研究、去探索。例如，有同志承認報業是產業，卻又說報業不能產業化，以為報業產業化了，就把經濟效益放在首位而不講社會效益了。其實，就是把經濟效益作為目的來追求的工商企業也是必須把社會效益放在前提條件下才能實現的。道理很簡單，假如工商企業只講經濟效益而不講社會效益，搞假冒偽劣，它連生存都有問題，何來經濟效益？報業的產業化，其實說的是報業經營按市場經濟規律去進行規模運行，實現壯大報業實力的目的，以此來支持報紙的宣傳，牢牢掌握社會主義的新聞輿論陣地。倘若只承認報業是產業，卻不能產業化，所謂做大做強豈非緣木求魚？這雖是個實踐問題，但卻必須在理論上廓清，才能指導實踐健康發展。
在新聞業務的創新方面，邱沛篁指出，新聞采訪需要創新思維。創新思維可以使記者更加敏銳地捕捉到有價值的新聞；可以使記者多出“新”意，多出獨家報道；可以使記者在采訪中掌握主動，運用靈活多樣的采訪方法，提高采訪質量，增強采訪效果。因此，記者要把創新思維貫穿在整個新聞采訪過程之中。首先，選題要新；其次，角度要新；再次，立意要新；還有，方法和形式要新。在運用創新思維的過程中，必須正確處理好創新與繼承、創新與原則、創新與真實等幾個關系。
宋新桂則對媒體如何參與國際競爭，提高報道藝術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新聞報道必須樹立以下新觀念：一，真實是新聞競爭的生命，必須真實、全面地報道新聞；二，導向是新聞競爭的靈魂，力求“一種聲音多種形式”（不是一個聲音，是指在一個大方向下有許多聲音，通過許多形式來表現），有效導向；三，快捷是新聞競爭的效率，必須提高新聞報道的時效性；四，公開是新聞競爭的力量，必須增加信息的透明度。
新聞實踐和新聞理論的創新，必然對新聞教育提出創新要求。曾建雄認為，新聞教育的雷同化、整齊劃一，限制了學生的自由發展與創新能力，應大力進行新聞教育創新：一，大膽推行不同的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模式，培養有特色、有專長的新聞傳播人才，如新聞與經濟、新聞與娛樂、新聞與網絡相結合的復合型人才；二，重新設計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突出主干課程，減少專業課程，多開選修課程，推行完全意義上的學分制，強化學習自主性，促進學生的自由發展；三，改革新聞教育體制，引進競爭機制，允許私立大學創辦新聞院系或專業，從而催化多元新聞教育格局的形成，進而推動新聞教育模式的變革。
研究創新：新聞創新探索本身需要創新
新聞創新涉及許多層面。丁法章、呂怡然認為主要有理論創新、體制創新、技術創新三個方面；丁柏銓概括為觀念更新、體制創新、方法出新三個關節點。其實，研究創新即新聞創新探索本身的創新，也是新聞創新的應有之義。翟躍文認為，面對WTO的挑戰，新聞研究創新顯得更加重要。當前，新聞研究創新應加強以下幾方面內容的研究：一，加強媒體發展戰略研究，有效應對國外媒體的挑戰；二，加強媒體管理思路的研究，探索媒體管理的新體制和新機制；三，加強對競爭對手即國外媒體的研究，知己知彼，掌握主動。
董天策認為，WTO背景下的新聞創新研究應注意以下幾點。其一，機遇、挑戰和對策相互交織，相互轉化。比如，廣告額的增長是新聞業的機遇，但網絡業將“分一杯羹”，新聞媒體又面臨挑戰；推進傳媒集團化，發展跨媒體、跨地區的傳媒集團，是對策，但這種推進本身又面臨挑戰，既有待國家的傳媒政策在這方面開綠燈，又需要經營者去探索發展的新途徑、新舉措。其二，不同媒體所面臨的機遇、挑戰和對策既相差別又相交互。比如，網絡媒體在技術、資金等方面的機遇大于新聞媒體，但新聞媒體充分利用自己的內容優勢、信譽優勢和人才優勢而迅速發展網絡經營，就可以把網絡媒體的優勢轉化為自己的優勢。又如，新聞媒體因為開放程度低于出版、音像、電影等媒體，在經營上所面臨的挑戰小于后者，但由于外來文化娛樂產品的接受須經民族文化心理的過濾，而新聞信息產品的接受卻較少受到民族文化心理的制約，在輿論導向上所面臨的挑戰又大于出版、音像、影視等媒體。其三，機遇、挑戰與對策具有不同的研究層面。要充分探討傳播媒體應對WTO的機遇、挑戰和對策，至少應在傳播業務、社會文化、經營戰略、管理體制這四個層面上展開。目前的研究大多著眼于經營管理，即使涉及到傳播業務、社會文化、管理體制（傳媒政策、法制規范），也是蜻蜓點水，一筆帶過。因此，WTO背景下的新聞創新研究，需要更加辯證、深入、具體的研究。
傅魁文、郎天全、賈璋岷分別在會上介紹了自己報社改革的經驗，并談了參加研討會的體會。
會議結束時，丁法章做了小結。他認為討論圍繞會議主題，緊緊聯系當前新聞改革和發展的實踐，特別是聯系我國加入WTO后的嚴峻挑戰，對新聞宣傳、新聞研究、新聞教育方面如何創新，進行了廣泛的研討，取得了較多的共識。通過討論，大家對新形勢下的新聞創新，增強了緊迫感、責任感。對新聞創新的途徑、方法有了概略的了解。這次會議選題好，符合中央精神；參會人員結構也好，有搞新聞實踐的，有搞新聞理論研究的，有搞新聞教育的。這次研討會，四川日報報業集團與《新聞界》雜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這里表示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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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上海，一在長江頭，一在長江尾，兩家報業集團的新聞研究所、新聞業務期刊面對WTO的挑戰，一致認為，如何正確應對西方媒體的挑戰，牢牢掌握輿論引導的制高點，努力提高宣傳水平，完成黨和人民賦予的光榮任務，是擺在新聞界面前的時代課題。于是決定共同主辦這次研討會。
應邀到會的有：解放日報報業集團社長賈樹枚，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社長李孟昱，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副社長丁法章，四川日報報業集團副總編輯羅鳴，新華社新聞研究所副所長方小翔，《中國記者》編輯部副主任翟躍文，上海社科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魏永征，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李良榮，南京大學新聞傳播系主任丁柏銓教授、宋新桂教授，廣西大學新聞系主任曾建雄教授，四川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邱沛篁教授，《國際航空報》總編輯賈品榮，珠海特區報《新聞業務交流》副主編傅魁文，《樂山日報》總編輯郎天全，《四川法制報》總編輯賈璋岷，四川日報報業集團新聞研究所副所長賴新蜀，《新聞界》副主編、四川大學新聞系副主任董天策，他們在會上暢談了自己的見解，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既具有理論的前瞻性又具有現實的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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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報報業集團黨委書記、社長李之俠，在開幕式上首先致辭。他對到會的新聞界的領導、專家、教授表示熱忱的歡迎。他說，加入WTO對中華民族是難得的機遇。雖然是喜憂參半，但還是喜大于憂。不過我們必須作好各方面的準備加入WTO，否則就要被淘汰出局。為了應對WTO的挑戰，我們的媒體必須做大、做強。李之俠還從媒體內部、外部應有的條件闡述了自己的看法。
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的黨委副書記、副社長丁法章認為，研討會的這個題目很好。江澤民總書記近來講了許多關于創新的話。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我們現在只有在新聞理論、新聞實踐、新聞教育等方面創新，才能在應對WTO的挑戰中牢牢站穩腳跟，把握主動權，對此我們要有緊迫感。
正確認識WTO對新聞業的挑戰
要迎接WTO對新聞業的挑戰，就必須弄清加入WTO對新聞業所產生的影響。這種影響的實質在于，到底是機遇，還是挑戰？
賈樹枚認為，總體上，機遇大于挑戰。因為：一，宏觀經濟形勢好，二十年來的高速發展勢頭將在“入世”后得以持續；二，媒體自身的發展空間很大，遠未飽和；三，開放有一個過程，媒體充分利用保護性措施，打好時間差，可在三至五年內擴大市場份額，增強競爭實力；四，國外大企業、大公司要進入中國市場，也要借助于國內媒體；五，傳媒領域的改革起步晚，發展潛力大。羅鳴強調，“入世”有利于推動新聞改革，90年代以來的改革特點是開放促改革。加入WTO，必然要遵守國際慣例，這是推動新聞改革的良機。
丁柏銓更加關注加入WTO所帶來的嚴峻挑戰：第一，國內電信業、網絡業將大幅度開放，在國外資本的推動下獲得較快發展，從而使新聞業的市場份額相對縮小。第二，廣告業將對外開放，新聞媒體現有的廣告客戶和廣告收入將出現分流，廣告經營會面臨很大壓力。第三，西方的影視節目、出版物等文化產品將更大規模地涌入國門，對新聞傳播業形成強烈而直接的沖擊。第四，由西方經濟、文化對國人價值觀所產生的沖擊作用，對我國新聞業有著全面的影響。
如何評估WTO對新聞業的影響，顯然存在著一個心態和思路問題。丁法章認為，當前的突出問題是，對于怎樣應對“入世”，新聞界思想準備不足。面對國外媒體的競爭，我國傳媒如何增強吸引力、感召力，提高引導藝術水平，有關探討還停留在“狼來了”的空叫上面。羅鳴批評說，有三種心態不利于新聞界迎接WTO的挑戰：一是“鴕鳥式”，害怕西方媒體，盲目認為我們永遠可以把西方媒體拒之門外；二是等待觀望，以為2005年前允許保護性措施存在，西方媒體挑戰我國媒體還早著呢；三是天上掉餡餅，以為一“入世”就什么都好。李良榮指出，探討WTO對我國媒體的影響，無論從條文上去找關聯，還是從國外超級媒體現狀去找對策，都是有積極意義的。害怕是不必要的。二十年來的新聞改革，在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中并沒有直接的條文規定，但不是始終在進行嗎？（詳見本期 《WTO背景下，中國新聞媒體正面臨新一輪改革》一文）
新聞創新：應對WTO挑戰的必由之路
無論如何，加入WTO將使我國新聞界面臨更加激烈的國內國際競爭，這是毫無疑問的。因此，新聞界惟有創新，才是上策；惟有創新，才有前途。新聞界究竟應當如何創新呢？
賈樹枚指出，應對WTO的挑戰，一是倡導傳媒創新。新聞不新，熱點不熱，信息量不足，版面雜志化等現象，必須加以克服，要突出報紙的綜合性，信息性，服務性。二是加快發展步伐。報紙必須逐步做大做強，參與國際競爭，迎接國際挑戰。三是建設人才高地。當前，報業隊伍建設尤其要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大力提拔年輕干部；分配上要拉開差距，向貢獻大的傾斜，按勞分配，調動積極性。
李孟昱強調，體制創新是報業發展的突破口。報業集團的體制創新應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根本目標。（詳見本期 《體制創新———報業經濟發展的突破口》一文）
賈品榮也認為，當前的報紙市場無序化程度較大，制度創新迫在眉睫，必須建立報業現代企業制度?，F代企業制度意味著獨立法人，產權清晰，自主經營，科學管理。為此，當前的報業制度創新要加大改革力度。
魏永征認為，隨著“入世”到來，我國傳媒利用業外資本的熱潮即將形成。所謂利用業外資本，就是用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公司辦媒體不行，但媒體可以辦公司。這就是利用業外資本的依據。業外資本進入媒體，必將促使傳媒業發生深刻的變革。一，對新聞傳媒管理上的黨政分工必將提上議事日程，黨委宣傳部的管理模式需要改進，政府管理的職能亟待加強。二，業外資本的進入將促使傳媒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獲得更好的發展。三，對傳媒運作的透明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是由上市公司即公眾公司的性質所決定的。四，必須防止資本對新聞傳媒的干擾，媒體要牢牢把握輿論機關的性質和主導權。
方小翔說，面對國內媒體的競爭，世界媒體的較量，網絡媒體的挑戰，新華社近年進行了不少改革。比如，實行滾動發稿，大大提高了新聞的時效性；實施萬戶工程，立足現有用戶，擴大海外用戶，提升了新華社的地位。但是，問題也不少：對新聞熱點的關注不夠；新聞報道的貼近性較差；缺乏背景或不作解釋的新聞很多；新聞信息的透明度十分有限；新聞輿論監督比較薄弱；等等。究其原因，主要還是體制性制約。因此，必須加強新聞創新，尤其是新聞體制的創新。
丁法章、呂怡然的聯合發言認為，新聞創新的當務之急是實現四大轉變：一，實現政府職能從集中管理向間接管理的轉變，即從自上而下向上下結合的轉變。為此，必須實行政報分離，使報紙真正面向市場，徹底改變以往上級部門“管、卡、壓”和下屬單位“等、靠、要”的狀況。二，實現從外延擴大向內涵提升的轉變。不能停留在數量增加、規模擴張等表面文章上，要在提高效益、效率、質量上下功夫。三，實現從媒體經營向經營媒體的轉變。報業經濟不能滿足于廣告、印刷、發行的原始創收上，要充分運用媒體的優勢做大做強，學會資本運營，多創疊加效應。四，實現從硬件建設向軟件建設的轉變。新聞媒體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要大力實施人才戰略，構筑人才高地。
羅鳴認為，實施新聞創新，關鍵在于處理好幾種關系（詳見本期 《我敲門我追趕———報業如何應對“入世”的思考》一文）。
丁柏銓認為，新聞創新的過程存在著三大關節點，即：觀念更新，體制創新，方法出新。觀念更新是新聞業創新的必備條件，要從以傳者為本位轉向以受眾為本位；要從大而化之的合眾傳播轉向有針對性的分眾傳播；要從僅僅著眼于國內競爭轉向同時著眼于參與國際競爭。體制創新是新聞業創新的關鍵，既要推進黨政機關對新聞事業管理體制和方式的調整，又要推進新聞業自身由機關管理模式向企業經營模式的轉向，從而增強傳媒活力。方法出新是要求創新傳播方法，包括創新思維方式、報道手法、新聞文體等具體內容，保障傳播的有效性。
何光強調了理論創新的重要性：為應對“入世”的挑戰，我們必須把媒體做大做強。但要做到這一點，就有一個理論創新、觀念更新的問題。這方面的任務很重，現有許多新聞理論很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需要我們認真去研究、去探索。例如，有同志承認報業是產業，卻又說報業不能產業化，以為報業產業化了，就把經濟效益放在首位而不講社會效益了。其實，就是把經濟效益作為目的來追求的工商企業也是必須把社會效益放在前提條件下才能實現的。道理很簡單，假如工商企業只講經濟效益而不講社會效益，搞假冒偽劣，它連生存都有問題，何來經濟效益？報業的產業化，其實說的是報業經營按市場經濟規律去進行規模運行，實現壯大報業實力的目的，以此來支持報紙的宣傳，牢牢掌握社會主義的新聞輿論陣地。倘若只承認報業是產業，卻不能產業化，所謂做大做強豈非緣木求魚？這雖是個實踐問題，但卻必須在理論上廓清，才能指導實踐健康發展。
在新聞業務的創新方面，邱沛篁指出，新聞采訪需要創新思維。創新思維可以使記者更加敏銳地捕捉到有價值的新聞；可以使記者多出“新”意，多出獨家報道；可以使記者在采訪中掌握主動，運用靈活多樣的采訪方法，提高采訪質量，增強采訪效果。因此，記者要把創新思維貫穿在整個新聞采訪過程之中。首先，選題要新；其次，角度要新；再次，立意要新；還有，方法和形式要新。在運用創新思維的過程中，必須正確處理好創新與繼承、創新與原則、創新與真實等幾個關系。
宋新桂則對媒體如何參與國際競爭，提高報道藝術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新聞報道必須樹立以下新觀念：一，真實是新聞競爭的生命，必須真實、全面地報道新聞；二，導向是新聞競爭的靈魂，力求“一種聲音多種形式”（不是一個聲音，是指在一個大方向下有許多聲音，通過許多形式來表現），有效導向；三，快捷是新聞競爭的效率，必須提高新聞報道的時效性；四，公開是新聞競爭的力量，必須增加信息的透明度。
新聞實踐和新聞理論的創新，必然對新聞教育提出創新要求。曾建雄認為，新聞教育的雷同化、整齊劃一，限制了學生的自由發展與創新能力，應大力進行新聞教育創新：一，大膽推行不同的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模式，培養有特色、有專長的新聞傳播人才，如新聞與經濟、新聞與娛樂、新聞與網絡相結合的復合型人才；二，重新設計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突出主干課程，減少專業課程，多開選修課程，推行完全意義上的學分制，強化學習自主性，促進學生的自由發展；三，改革新聞教育體制，引進競爭機制，允許私立大學創辦新聞院系或專業，從而催化多元新聞教育格局的形成，進而推動新聞教育模式的變革。
研究創新：新聞創新探索本身需要創新
新聞創新涉及許多層面。丁法章、呂怡然認為主要有理論創新、體制創新、技術創新三個方面；丁柏銓概括為觀念更新、體制創新、方法出新三個關節點。其實，研究創新即新聞創新探索本身的創新，也是新聞創新的應有之義。翟躍文認為，面對WTO的挑戰，新聞研究創新顯得更加重要。當前，新聞研究創新應加強以下幾方面內容的研究：一，加強媒體發展戰略研究，有效應對國外媒體的挑戰；二，加強媒體管理思路的研究，探索媒體管理的新體制和新機制；三，加強對競爭對手即國外媒體的研究，知己知彼，掌握主動。
董天策認為，WTO背景下的新聞創新研究應注意以下幾點。其一，機遇、挑戰和對策相互交織，相互轉化。比如，廣告額的增長是新聞業的機遇，但網絡業將“分一杯羹”，新聞媒體又面臨挑戰；推進傳媒集團化，發展跨媒體、跨地區的傳媒集團，是對策，但這種推進本身又面臨挑戰，既有待國家的傳媒政策在這方面開綠燈，又需要經營者去探索發展的新途徑、新舉措。其二，不同媒體所面臨的機遇、挑戰和對策既相差別又相交互。比如，網絡媒體在技術、資金等方面的機遇大于新聞媒體，但新聞媒體充分利用自己的內容優勢、信譽優勢和人才優勢而迅速發展網絡經營，就可以把網絡媒體的優勢轉化為自己的優勢。又如，新聞媒體因為開放程度低于出版、音像、電影等媒體，在經營上所面臨的挑戰小于后者，但由于外來文化娛樂產品的接受須經民族文化心理的過濾，而新聞信息產品的接受卻較少受到民族文化心理的制約，在輿論導向上所面臨的挑戰又大于出版、音像、影視等媒體。其三，機遇、挑戰與對策具有不同的研究層面。要充分探討傳播媒體應對WTO的機遇、挑戰和對策，至少應在傳播業務、社會文化、經營戰略、管理體制這四個層面上展開。目前的研究大多著眼于經營管理，即使涉及到傳播業務、社會文化、管理體制（傳媒政策、法制規范），也是蜻蜓點水，一筆帶過。因此，WTO背景下的新聞創新研究，需要更加辯證、深入、具體的研究。
傅魁文、郎天全、賈璋岷分別在會上介紹了自己報社改革的經驗，并談了參加研討會的體會。
會議結束時，丁法章做了小結。他認為討論圍繞會議主題，緊緊聯系當前新聞改革和發展的實踐，特別是聯系我國加入WTO后的嚴峻挑戰，對新聞宣傳、新聞研究、新聞教育方面如何創新，進行了廣泛的研討，取得了較多的共識。通過討論，大家對新形勢下的新聞創新，增強了緊迫感、責任感。對新聞創新的途徑、方法有了概略的了解。這次會議選題好，符合中央精神；參會人員結構也好，有搞新聞實踐的，有搞新聞理論研究的，有搞新聞教育的。這次研討會，四川日報報業集團與《新聞界》雜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這里表示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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