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先生與印度文學

【內容提要】 本文為慶祝季羨林先生九十五華誕而作。文中簡要回顧了他與印度學的因緣，重點討論了他在印度文學譯介和研究領域的突出成就。指出，季羨林先生從事印度文學研究的主要特點是：開拓創新，廣征博引，由古代而現代，由文學而文化，由印度及中國。

在談到自己學術研究的范圍時，季羨林先生用了一個“雜”字，說自己是“雜家”，并列出了這樣幾項：“一、印度古代語言，特別是佛教梵文；二、吐火羅文；三、印度古代文學；四、印度佛教史；五、中國佛教史；六、中亞佛教史；七、糖史；八、中印文化交流史；九、中外文化交流史；十、中西文化之差異和共性；十一、美學和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十二、德國及西方文學；十三、比較文學及民間文學；十四、散文及雜文創作?！?注：季羨林：《學海泛槎》，華藝出版社，2005年，第240頁。)季羨林先生在諸多學術領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印度學研究領域的成就更是非凡，這是舉世公認的。而在印度學領域中，季先生又與印度文學有著特殊的因緣，這也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今天，我在這里就著重談談季羨林先生對印度文學研究的重大貢獻。

季羨林先生在留德十年間，學習和研究了梵文和巴利文（當然還學習和研究了別的，如德文、吐火羅文、俄文等(注：參見季羨林：《學海泛槎》，第69-72頁，留德選修課程表。)），這不僅決定了他一生與這兩門語言的不解之緣，也決定了他與印度古代和近現代文學的不解之緣。也就是說，這決定了先生的命運：一輩子都從事印度學方面的工作，而且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用他自己的話說：“在哥廷根，我要走的道路終于找到了，我指的是梵文的學習。這條道路，我已經走了六十年，今后還將走下去，直到不能走路的時候?！?注：季羨林：《留德十年》，東方出版社，1992年，第43頁。)今天，先生在病榻上，在輪椅上，還在走這條路，以至先生在這個領域所取得的成就無人能及。

下面，從譯介和研究兩個方面來談談先生在印度文學方面的成就。

一、對印度文學作品的譯介

季先生做了大量的翻譯工作。先生主張“研究、創作與翻譯并舉”，但他又說過，自己“搞翻譯工作，那完全是出于無奈?！?注：《季羨林回憶文集——此情猶思》第二卷，哈爾濱出版社，2006年，第53頁。)但盡管如此，先生翻譯文字的數量仍然很大，質量也決不降低。

現列出先生關于印度文學的主要翻譯作品，如下：

1．《沙恭達羅》（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

《沙恭達羅》是印度古代古典梵文時期大詩人和戲劇家迦梨陀娑的詩劇。先生的譯文優美而準確。譯出后曾多次被搬上舞臺演出。它不僅讓我們知道了這個戲劇的內容，也讓我們知道了印度古典戲劇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識，知道了印度古典戲劇與古代神話傳說的關系。

2．《五卷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五卷書》是印度古代一部民間故事集，在世界具有廣泛影響，有各種文字的版本在世界各地流傳。季先生的漢譯本突出了“信”字，因此，該書的漢譯對中國學者研究印度民間文學和比較文學具有極高的資料價值。當年西方民俗學者和比較文學研究者就曾經對這部書進行過研究，并取得豐碩成果。該譯本出版以后，也為我國學者的有關研究提供了重要幫助。

3．《優哩婆濕》（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這也是迦梨陀娑的詩劇，翻譯同樣優美準確。

4．《羅摩衍那》（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1984）

這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號稱“最初的詩”。但這部史詩內容龐雜，涉及面廣，既講述神話傳說和各種民間故事，又有宗教教誨和道德訓誡；既充滿了奇異的幻想，又有歷史的影子和古代社會生活片段。史詩分為十篇，長達兩萬余頌（詩節）。翻譯這樣的巨著，其工程之浩大，困難之重重，可以想見。而先生翻譯該書時，又處在“文革”那樣特殊的歷史時期。先生在身心都受到殘酷折磨的艱苦條件下，獨力完成了全部的翻譯，歷時五年陸續刊出，共七大本。這需要怎樣的精神，何等的毅力，豈是常人所能想象。后來，先生在回憶文章中曾多次提起這段經歷，其中甘苦，豈是外人所能┨逖欏

從先生在書中的注解可以看出，先生在翻譯時做了許多考釋工作，使這部史詩既具有閱讀價值，又具有研究參考價值。伴隨著這部史詩的翻譯，先生還寫了一部研究專著《羅摩衍那初探》（外國文學出版社，1979）。

5．《家庭中的泰戈爾》（廣西漓江出版社，1985）

這是季先生應原書作者，印度女作家梅特麗耶·黛維之請而翻譯的一部關于印度大詩人泰戈爾的回憶錄性作品。這部書對于中國讀者進一步了解泰戈爾的人格和著作很有好處。

季先生還有不少其他關于印度文學的譯著，這里不一一列舉了。

從以上所列可見，他所翻譯的主要是印度古代的梵文作品，而梵文在今天的印度并不是一種人們日常使用的語言，只是在極少數學者中還偶爾使用。這本身就增加了翻譯的難度，就決定了翻譯過程中必須伴以研究。

關于翻譯，季先生有一篇文章《談翻譯》(注：季羨林：《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3頁。)，1946年寫的，表達了他對翻譯工作的看法，也批評了一些不嚴肅、不道德的現象。今天讀來仍有現實意義。

我們知道，文學作品的譯介工作至少有三大意義：一是滿足文學愛好者的審美要求；二是幫助本國民眾通過文學作品了解相關國家和人民的文學，并通過文學作品進而了解他們的歷史和文化；三是作為外國文學研究的資料?？梢哉f，這是一項最基本、最基礎的工作。對這項工作的基本要求，就是前人早已總結出的三個字——信、達、雅。三者缺一不可。而三者中的“信”是第一位的，離開了“信”，就變成了胡謅八扯，其余便無從談起，既毀壞了原作的風貌，又欺騙了本國讀者?？梢哉f，季先生的翻譯做到了信、達、雅，尤其是“信”。因為他本人不僅是一位翻譯家，而且是一位研究者，深知研究工作必須建立在可靠資料的基礎上。

我國有多少讀者讀過季先生翻譯的作品，有多少人看過根據他翻譯的劇本排演出的戲劇，有多少外國文學教材依據了這些作品，又有多少學者依據這些作品寫出了文章，已經多得無法統┘屏恕

二、對印度文學的研究

在印度文學的研究方面，季羨林先生的成就與他自己的研究特點緊密相關。所以這里從談他的研究特點入手，同時說明其研究成就。

第一，季先生一般不作鑒賞性研究，也很少有那種思想性、藝術性和局限性的“老三段”式討論。即使作了，也決不流于空泛和教條，而是推陳出新，標新立異。先生曾經說過，“沒有新意，不要寫文章?！薄皢纹撐牡暮诵氖侵v自己的看法，自己異于前人的新意，要發前人未發之覆。有這樣的文章，學術才能一步步、一代代向前發展?！?注：《季羨林回憶文集——此情猶思》第二卷，第49頁。)

舉個例子。在季先生1963年寫的《五卷書·譯本序》里，有關于《五卷書》思想性的討論，但先生并不僅僅指出哪些是書中的精華，哪些是其糟粕。而是結合歷史背景，從哲學的高度，從宗教的視角去肯定這些故事的積極意義，批判其消極因素。在1979年寫的《五卷書·再版后記》里，同樣也有關于思想內容的分析。先生同樣也提出了宗教和哲學問題，這就切中了思想內容的核心。更重要的問題是，在《譯本序》和《再版后記》里，先生并非僅僅談了《五卷書》的思想內容，更寫了許多我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如版本問題、語言問題等等，有新資料，有新觀點，對于我們閱讀和研究極有幫助。

第二，季先生對印度文學的研究不限于文學本身，而是廣征博引，由文學而擴大到文化，又由文化而擴大到社會。

文學從來就不僅僅是文學，印度文學也是一樣，其中有豐富的內涵。如果對印度的歷史文化不甚了了，只能是看看熱鬧而不摸門道。由于季先生在印度歷史文化方面具有豐厚的底蘊，所以他對印度文學的研究就顯得鞭辟入里，而且深入淺出，能使更多的讀者看懂受益?！吧钊霚\出”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而真正做到了的，必是大師級的人物。那些玩弄玄虛、玩弄新詞、繞著彎子說話的文章，肯定是新手所為，別人看不懂，其實他們自己也不見得明白，說明他們還在學術的大門口摸索徘徊。

現在讓我們看看季先生的《〈羅摩衍那〉初探》。在這部書里，季先生既探討了文學問題，如主題、人物等，而更重要的是通過這部書探討了印度古代的文化和社會。

第三，季先生把印度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結合起來，成為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倡導者和表率。他特別注重文學的比較研究，尤其是中印文學的比較研究。由于他學識廣博，精通多種語言，又有極強的記憶力，加上資料功夫扎實，因此，他的成就也足以證明他是我國比較文學界的學術泰斗。十年前，為紀念季先生八十五壽辰，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談季先生對比較文學的貢獻(注：薛克翹：《中印文學比較研究》，昆侖出版社，2003年，第295頁。)。文中，我總結出這樣幾點：第一，他是中國比較文學屈指可數的先行者之一；第二，他是“文革”后中國比較文學最積極的倡導者；第三，他科學地界定了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充分地肯定了比較文學研究的意義；第四，他對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提出若干精辟見解；第五，他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建立提出了正確主張；第六，他為后代研究者做出了┌裱。

第四，季先生不僅僅研究印度古代文學，對印度現代文學也深有研究。這突出表現為他對印度大詩人泰戈爾的研究。在這方面，他既有翻譯作品，又有研究文章。翻譯作品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家庭中的泰戈爾》，研究文章則主要是長篇論文《泰戈爾與中國——紀念泰戈爾誕生一百周年》。(注：季羨林：《中印文化關系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82年，第137-170頁。)這篇文章寫于1962年，1978年底重新抄寫、補充。文中，季先生談了這樣幾個問題：一、泰戈爾的生平、思想和作品；二、泰戈爾論中國文化和中印關系；三、泰戈爾訪問中國；四、泰戈爾對中國抗日戰爭的關懷；五、泰戈爾對東方文明和中印前途的展望。其中，對泰戈爾思想的論述十分精彩，對于讀者理解泰戈爾的哲學思想，并進而理解其作品（尤其是詩作）極有助益。

今年，在季先生九十五華誕之際，我們回顧他的學術生涯，回顧他在北京大學執教六十年的風雨歷程，我們深深感到，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就是我國印度學乃至東方學研究領域的一面旗幟。無論是北大東語系的建立，東方學研究院的建立，還是被教育部認可的東方文學研究中心的建立，都仰仗他這面旗幟。在他的帶領下，一批重要的古籍、叢書和工具書紛紛問世。我們后來人都是受惠者，我們不能白白受惠，而必須繼承和發揚先生的精神、先生的學風，把印度文學的研究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