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說寫作觀（創作談）

徐　巖

1989年前后，我開始嘗試著寫小說，那時候我還在一個相當偏遠的邊境城市里當兵。所能夠讀到的只有《當代》、《十月》和《解放軍文藝》等幾本雜志。一次去基層代職時，我坐在一條廢棄的漁船上用一件真事寫了一個短篇，四千字左右，寫了一個女孩和她的瘋母親，還有她遠在江對岸另一個國家里服刑的打魚的父親。因果就是父親的越界捕魚而導致了這一切。那個短篇后來發在一家市級刊物上了，沒有引起什么反響，可小說的語言卻感動了那個基層連隊的指導員，我讀給他聽時，他確確實實地陪著我掉了一回眼淚。最終那個指導員認了小女孩做女兒，并找鄉政府將女孩的母親送到了當地的一家養老院。據我所知，十幾年后，那個指導員都當團長了，還供那個女孩念書呢。

在這里我想要說的是，作家的良知所能夠換取的財富，真的是無法預料的。

后來，我又寫了《山風無語》和《說點抗聯的事》，之后才覺得在北陲這片廣袤的熱土上，是很有創作靈感的，所以才一直這么堅持著寫下去。

之后的幾年，我被省文學院吸收為簽約作家，從單槍匹馬的拼殺轉型為有組織有關懷有指導有目標的寫作，并且真正地有了回家的感覺。再之后的一段時間，也就是2004、2005、2006的幾年，我的創作有了進展，每年都能在國內近百家省級以上刊物發表中短篇小說四十多萬字，有多篇作品相繼被多種選刊選載。

寫小說成了我軍旅生涯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

寫小說的時候，有時故事的場景是固定的，人物也往往會有一定的填充和虛擬，但他們的文學精神卻是可靠的，作品的價值也絕對具有其人性的深度而又不失溫情。

可以說我的早期作品都是對這個時代底層社會底層普通人的關注，在我看來對于他們的寫作從來都不需要提刀四顧，而是將感情埋頭于自己精心營造的故事當中，讓其情節本身無所不在地散發出駁斥的鋒芒就行了。比如短篇《雪凈人寰》、《野馬灘》、《河套》、《得莫利魚館》、《飛行》等，小說都是圍繞現實中的人物展開，用老故事的新講法構筑人物的性格和內心世界，其間不乏充斥著陰險與算計及其紛繁的人情糾葛，最終又歸于善良，這樣由細部到宏觀的美學準則雖然苛刻了一點，但正是現實主義寫作的魅力所在。

其實，也真就像我在故事中表述的那樣，底層人的生活場景不需要尋找，可以說是隨處可見。前面說到的幾個短篇只是一個縮影而已，我覺得底層人的生存狀態是多重的，是值得我們全方位思考的，也就是那些人之于苦難、困惑、艱辛背后的自尊、自信和自強，而作家對于小人物命運的關注，也應該是每一個寫作者理應具有的良知和責任。

另外，對美好情感的創造和善良的謳歌，也是我存于內心的文學理想，十幾年來，或多或少地在自己的文字中作著不懈的努力。

短篇小說是應該依稀看得見或預見得到的最善于表達讀者內心深處的一些東西的最恰當的文本，其彰顯的意義和對精神的滲透，尤其彌足珍貴。

對文學創作而言，包容、吸納、提煉是最為主要的，其創作的契機和潛力也隱藏其中，文學所展示的正是其語言的魅力，這是不容置疑的。

我想，無論何時，小說都得老老實實地寫。

責任編輯 朱繼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