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小說轉變的春之聲

汪　政

卡爾維諾是這樣解釋經典的，經典是重讀都像初讀那樣帶來發現的書,是即使我們初讀也好像是在重溫的書。文學史家與評論家們為什么是經典糾纏不休，還真不如卡爾維諾說得這么干脆，這么貼近讀者的感覺。經典總是事后認定的，多長時間？30年夠了嗎？1980年，王蒙創作了《春之聲》，當我再次讀這部小說時，這30年顯得那么遙遠，又是那么親近，它當然在講述一個當年的場景，而它所涉獵的話題好像到今天人們依然在爭論不休。

小說故事很簡單，或者可以說就沒有什么像樣和完整的故事。準確地說，小說只是一個一個的生活片斷。從德國訪學歸來的熱物理學家岳之峰回家過年探親，搭乘的是一輛悶罐子車，整個旅途也沒有發生什么具體的事情，主要就是人物在這一特定環境下的心境、聯想和下意識的活動，隨著列車的啟動的聲音與月光投身到車廂，岳之峰開始了一路的聯想。他想到了童年，想到了故鄉與年邁的雙親；列車運行的聲音使他想到冰雹、打鐵、歌曲、風鈴與美國的抽象派音樂等；車廂里的旱煙味和汗味讓岳之峰產生了各種氣味的聯想，南瓜的香味、火車站前的各種小吃；而悶罐子車的擁擠使岳之峰想到了各種各樣的人群與生活場景：人流如織的王府井、街上幾乎看不到人的漢堡、到處是黑壓壓的人頭的火車站、甚至想到了解放前去南京請愿的學生隊伍。岳之峰的聯想有些是整塊的，更多的是零碎的，許多思緒是與車廂里的聲音與畫面交織在一起的。車廂里人們議論的自由市場、百貨公司、香港電子石英表、豫劇片《卷席筒》、三接頭皮鞋、包產到組、差額選舉等等都讓岳之峰浮想聯翩。如果說小說還有什么故事情節與人物關系的話，那就是岳之峰與一個用三洋牌錄音機學外語的婦女的簡單而不經意的交流。

對中國1980年的社會與精神狀況的了解顯然有助于理解這部作品的“本意”和寫作意圖。對于中國來說，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一個特殊的時期。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政治上正處在撥亂反正的關鍵時候，經濟上剛止步于瀕于崩潰的懸崖邊，文化與思想領域已經有了松動，改革開放的方略開始啟動，現代化的呼聲漸漸轉入具體的實踐……但整體上說，中國還傷痛未愈，還相當貧窮、落后、封閉，還處在世界進程之外，中國社會向何處去，切實的未來發展之路是什么，中國如何克服各種障礙與世界交流等等，都還不甚明了。但正因為如此，那時的社會到處充滿了一種從黑暗中走出來的光明感，從重壓下走出來的輕松感，從絕望中走出來的期望感以及無所適從的焦慮感與迫切感。所以，我們從《春之聲》中可以明顯地看到許多二元對立的聯想內容，現代與傳統、文明與愚昧、先進與落后、東方與西方、城市與鄉村、富裕與貧窮……在作品中，黃土地、京劇鑼鼓、打鐵、三叉戟、奔馳車、土特產、基辛格等等都是一些具有象征意味的符號，全篇幾乎都處在這種二元對立的復雜情緒之中，這種復雜的情緒用小說中的敘述就是一種巨大的不和諧、矛盾與落差：“在20世紀80年代的第一個春節即將來臨之時，正在夢寐以求地渴望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人們，卻還要坐瓦特和史蒂文森時代的悶罐子車！”而且作者對此作了強調：“事實如此?！边@樣的感覺與心情意緒可以說是當時社會的典型的精神狀態，也是文學表達的重要的與流行的主題，可以說，在《春之聲》前后，許多作家以各種文體都進行過類似的表現，如舒婷的《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梁小斌的《中國，我的鑰匙丟了》等等。不過，不管怎么矛盾、彷徨，也不管當時的現實狀況怎么不如人意，社會總體的色調是趨于明朗的，人們的精神底色還是樂觀的，這也是這篇小說的主旋律，所以，岳之峰雖然乘坐的是一輛本不是載客的悶罐車，但愉快的心情還是讓他覺得它“正隨著這春天的旋律而輕松地搖擺著，熏熏地陶醉著，裊裊地前行著”，“悶罐子車的破爛寒傖的外表”并不重要，關鍵的是“火車頭是嶄新的、清潔的、輕便的內燃機車”。在這種心情下，連車輪下的橋也成了“聯結著過去和未來，中國和外國，城市和鄉村，此岸和彼岸的橋”，難怪到了小說的結尾，隨著斯特勞斯的圓舞曲會出現這樣的意味深長的話語，“如今每個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現轉機，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遠不應該忘懷的。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碼，這是非常珍貴的?！?/p>

近三十年后，王蒙回顧了這篇小說的創作過程，認為這是他文學生涯中的重要作品，小說的許多內容包括細節都是對當時生活的準確記錄，他說許多東西都“屬于寫實。至今讀起來，如聞其聲，如見其形”?！拔膶W是一種記憶。二十六年以后，讀起此段，當仍能想起當年種種?！倍以S多描寫竟成了以后生活的預言，比如對火車站擁擠人群的描寫，“還真言中了?，F在，‘春運，已經成為一個專門名詞。也成了一件大事?！保ㄒ娡趺伞洞髩K文章》）其實，值得評說的倒可能不是這些細節，而是作品的主題。因為作品不但呈現了許多二元的對立，而且在這種二元對立中給出了強烈的暗示和明顯的傾斜。對這些問題的理解依然要以當時的中國語境為闡釋背景。一個落后的國家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不僅在當時，就中國近現代以來民族國家建立與發展的進程來看，這一目標都是以西方為參照的，即先將西方設定為在前的目的物，然后再“趕超”。王蒙的《春之聲》也是處在這個宏大的話語之中。在作品中，火車在飛奔，岳之峰的思路也在明晰，至少說，岳之峰認為當時的中國是落后的，是需要改造的，對一個剛從德國考察回來的科學家來說，要么你不要去搞什么現代化，要搞，今天的德國就是明天的中國：“斯圖加特的奔馳汽車工廠的裝配線在不停地轉動，車間潔凈敞亮，沒有多少噪音。西門子公司規模巨大，具有一百三十年的歷史。我們才剛剛起步。趕上，趕上！”作品中那個學習外語的婦女的出現實際上是有深意的，可以說是香草美人的一個現代版，它承載著作品的主題與岳之峰的理想。與這個婦女一塊出現在作品中的是三洋牌收錄機，婦女正在用心學的是德語，這些與岳之峰的出國考察，與他有關德國的經驗一起構成了所謂現代化的想象符號，婦女的舉動與岳之峰的思想是一致的，都在“趕”，所以，學習外語的主角在小說中不是學生，而是一位已經帶著孩子的婦女，它似乎在說，已經遲了，但畢竟在趕，而且，一切都還來得及，用作品中的描寫來表達就是這位婦女雖然“經歷過風霜的，卻仍然是年輕而又清秀的臉”。所有這些，在當年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春之聲》以及類似的作品曾經以這樣的語義鼓舞過人們的心。當年許多評論都認為它相當準確而迅捷地表達了人們的感受與希望，“是在經歷了十年浩劫之后處于轉機之中的中國人民的激情之流?！保ㄔ偰险Z）但是，恰恰是作品的這一主題特別是主體態度在今天受到了質疑。從王蒙以后的文化立場來看，可能他本人對此也會產生疑惑，即究竟什么是現代化，現代化的標準是什么，中國的現代化是不是一定要走西方走過的道路，當發展中國家認同西方的現代化時，它會付出怎樣的代價？幾十年的發展道路說明了什么？存在不存在西方文化的壓迫與入侵？當年王蒙寫作《春之聲》時，可能沒有意識到在那種熱情與企盼背后依稀存在著一種不自覺的殖民化。毫無疑問，這種再解讀顯然已經超出了當年的文化語境，也溢出了《春之聲》的文本。所以王蒙說《春之聲》遭到了許多的誤讀（王蒙稱之為“受眾簡明化接受法”）。但我以為這正是作品的魅力，為什么說經典總讓人有第一次閱讀的感受，就是說它是開放的，它的內在語義結構是充滿活力的，因而能夠不斷地，或者總會在一定的時空中與人們對話?，F如今，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王蒙當年在作品中呈現的二元結構不但內容發生了變化，其關系更是變得非常復雜，人們依然在追求、在渴望、在不安、在焦慮，如果說當年岳之峰的焦慮是所謂落后于西方的焦慮，那么現在人們的焦慮則是被西方同化的焦慮?？梢钥隙?，這種中西文化的糾纏還會繼續下去。王蒙的《春之聲》也將繼續演奏下去。

與這一文化立場一起引起反響的還有作品的藝術風格與藝術手法。這就是所謂的意識流。小說中的意識流手法，是指小說敘事過程對于人物持續流動的意識過程的模仿。具體說來，也就是以人物的意識活動為結構中心，圍繞人物表面看來似乎是隨機產生，且邏輯松散的意識中心，將人物的觀察、回憶、聯想的全部場景與人物的感覺、思想、情緒、愿望等，交織疊合在一起加以展示，以“原樣”準確地描摹人物的意識流動過程。這種手法在今天已經被小說家們自由運用，讀者也已經習已為常，但在上世紀80年代初，卻是相當新鮮甚至是突兀的?！洞褐暋放c傳統小說，與人們熟悉的經典小說風格的區別是一目了然的，它打破了以人物、情節、環境為主要要素的傳統小說所謂“三要素”的模式，借助人物周圍環境所帶來的感覺，讓主人公意識產生流動，把許多與人物的具體活動無關的生活場景與心情意緒帶進作品。小說突破了時空的限制，雖然人物的聯想是旅途中的見聞感受而引起的，但是卻遠遠超出了這輛悶罐車，超出了回家探親這一具體的動作。小說敘述是放射的，任何一點動靜都可以中止人物的動作與思緒，也可以產生新的聯想。而且，這些聯想的內容似乎缺乏嚴格的組織與安排，它們原來可能毫不相干，但現在卻被連接到了一起，這對傳統的以事情的時間、空間或因果關系去閱讀小說的人們來說無疑是一種挑戰與考驗。王蒙因為《春之聲》以及《蝴蝶》、《布禮》等作品而開中國意識流的先河，并且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王蒙后來回憶說他“不明白類似這樣的筆法有什么特別，為什么這算是意識流，而且作者也自認為是意識流?！贝_實如此，《春之聲》可能并不是典型的意識流，或者說，意識流得還不夠，但這種手法，這種風格的意義在當時遠遠超出了它本身，它宣示了一種態度，一種與傳統揖別的態度，它打開了一個窗口，打開了中國文學通向世界的窗口，它提示文學新的可能，一種與過去的文學不同的新文學的無限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中國當代文學藝術轉變的“春之聲”，因為此前的文學，特別是小說，傷痕、反思，不管在寫什么上怎么出格，在怎么寫上基本上還都是循規蹈矩的，而《春之聲》等一批作品一出，小說之風為之大變，終于演變成為80年代中后期的先鋒實驗文學。

我們今天談的是《春之聲》，其實，王蒙的許多作品都具有這種長期閱讀、反復閱讀的價值，都具有在思想與藝術的某些方面的開拓性意義，如《青春萬歲》、《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來勁》、《堅硬的稀粥》、《活動變人形》，直到近年的《尷尬風流》等，在我的眼里，文學意義上的王蒙一直是一個年輕的王蒙，在文學創作上，他一直在尋找、在突破，在提供新話題，當然，也時時處在文學論爭的中心。所謂絢爛而歸于平淡，所謂不意百煉鋼化作繞指柔在他這兒是得不到應驗的。這樣的文學人格與創作心理在中國當代文學上還不多，值得研究。

汪政 1961年生，江蘇海安人。特級教師，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小說學會常務理事。 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始，從事文藝理論和當代文學研究，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是國內有較大影響的評論家。先后在《讀書》、《文藝研究》、《當代作家評論》、《人民文學》、《上海文學》、《鐘山》、《作家》等刊物發表論文及評論二百萬字，許多論文被《新華文摘》、《文藝報》、《文學報》和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文藝理論》轉載復印，入選多種書刊，出版了評論集《涌動的潮汐》、《自我表達的激情》等，并獲得多種獎項。曾應邀擔任中國作家協會第二、三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評委，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評委和鼎鈞文學獎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