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陵詩派新論

林家驪　孫　寶

內容提要茶陵詩派在明代詩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成員構成與形成時間斷限、詩派整算吝學活動及創作風貌等方面，都是值得重新進行深入探討的論題。在將上述問題梳理清楚的基礎上，探討茶陵詩派對明代中后期復古思潮的振起和引導作用，可為重新評價茶陵詩派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必要的依據。

茶陵詩派是明代中前期一個重要的詩歌流派，歷來關于它的研究多集中于李東陽一人，而忽略其他成員的創作實績及理論貢獻，以致不能全面反映茶陵詩派在明代詩歌史上的地位與影響。筆者認為，這至少由三方面原因造成：其一，對詩派成員界定不清與對詩派活動梳理不足，片面強調詩派領袖的作用，從而產生以個體代整體的研究傾向；其二，對茶陵詩派的存在時間界定不清，忽略對茶陵詩派從天順、成化早期和正德至明末晚期的考察，繼而對此詩派早期成員及后進人物開拓創新之處缺少足夠評價；其三，某種程度上忽略厘定明清針對茶陵詩派的文論資料，未充分注意到即使茶陵后學及明清當世批評家亦不只關注李東陽一人?；谏鲜鲈?，筆者試以茶陵詩派成員的重新劃定為突破口，在肯定李東陽首腦地位的同時，重點考察其他詩派成員的文學主張和成就，并揭示茶陵詩派對明中后期復古思潮的影響。

一茶陵詩派存在時限的劃定與成員構成

茶陵詩派的存在時間問題值得探討。李東陽由天順、成化以來翰林同年集會的參與者成長為詩派領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更是其文學才能、理論素質、人格修養和政治位望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結果，因此天順末成化初應當成為茶陵詩派形成的上限。明人靳貴稱李東陽“蓋操文柄四十余年，出其門者，號有家法。雖在疏逖，亦竊效其詞，規字體以競風韻之末，而名一時”，其中所謂的“家法”自然以李東陽《懷麓堂詩話》為主調，但也融合了茶陵詩派其他成員的文學理念。詩話不乏對謝鐸、吳寬、陸釴、張泰等人在詩歌造詣方面的推許之辭，自然說明李東陽多從詩派成員的創作實際中得到啟示。李東陽曾在《春雨堂稿序》中說“靜逸(陸釴號)先生嘗謂詩與文各有體”，固然宋陳師道在《后山詩話》中就已提出詩文有體觀念，而李東陽強調詩文有別、“詩必有具跟，亦必有具耳”等觀點卻不能忽略陸釴的直接作用。另外，謝鐸主張重情、明理、紀事、復古，吳寬強調為詩清婉和平、高亢超絕、淳雅自然，程敏政偏尚詩文溫潤典雅、不怪不華等等，均滲透到《懷麓堂詩話》中去，因此，茶陵詩派形成的漸進性和群體共建性決定了天順末成化初為其上限。

茶陵詩派的下限一般認為李東陽正德七年十二月致仕后，詩派漸趨式微，因之學界對此后詩派的演變情況相對模糊。據黃佐《翰林記》載，李東陽成化二十二年主持順天鄉試，弘治八年，李東陽開始入閣議事，并于弘治十二年主持會試，此后凡及第入翰林院自稱其門生者日眾。他們因或多或少都與李東陽有一些師生之誼，在文學風貌上多帶上茶陵一派的痕跡。如陸深出于楊一清門下，深受茶陵詩派典雅平和之風的影響。四庫館臣評價《儼山集》及《續集》的文學特色說：“當正嘉之間，七子之派盛行，而獨以和平典雅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益亦可謂有守者矣?！硗?，錢謙益評邵寶說：“受業西涯之門，西涯以衣缽門生期之…一西涯既歿，李、何之焰大張，而公獨守其師法，確然而不變，蓋公之西涯與其所自信者深矣。競陵鐘伯敬嘗語予日：空同出，天下無真詩，真詩唯邵二泉耳!”又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說：“李崆峒諸公，又力追秦漢，救以奇偉博麗。隆、萬以后，流為偽體，故長沙一派又反唇焉。大抵能挺然自為宗派者，其初必各有根柢，是以能傳；其后亦必各有流弊，是以互詆?！边@三則記載概括了茶陵余緒在正德、嘉靖文壇的表現，從茶陵后進代表人物的卒年來看，顧清、石王缶均卒于嘉靖七年，陸深則卒于嘉靖十八年，則茶陵詩派的下限至少可延伸到嘉靖中期左右，而從鐘惺對邵寶的較高評價以及紀昀的評述中，又可看出茶陵詩派的實際影響遠及隆慶、萬歷之際。

茶陵詩派成員的構成，目前主要分為兩部分：一為李東陽的同年進士、翰林院同官，另為李東陽的門生。這種劃分基本揭示出了茶陵詩派的主干，卻不盡全面。筆者認為，它主要以科舉為聯結紐帶，便于闡明茶陵詩派形成的政治動因，卻不能更深入地揭示李東陽、謝鐸等主要成員與其他意趣相投的士人頻繁唱和的事實。如李東陽在《懷麓堂詩話》中自稱與彭民望聯句至二百首，后者顯然不在上述劃分之列；另外，茶陵詩派的地位僅次于李東陽的謝鐸，交往的眾多詩友中除了翰林院諸友之外，還有臺州籍的同朝僚友、其他仕宦摯交以及鄉土隱逸之友等，雖不能說他們都能盡數歸人詩派范圍中來，卻不可忽視這些詩派外圍成員在傳播詩派觀念、擴大詩派影響方面的作用。李東陽、謝鐸交游如此，也基本代表了其他詩派成員的情況。茶陵詩派活動主要表現為同年聚會，李東陽、程敏政等人還頻繁參加非同年的游賞文會，許多詩派成員甚至單獨召集聚會。如黃佐《翰林記》卷二十“瀛洲雅會”條下載：“治中南京吏部尚書倪岳，吏部侍郎楊守址，尸部侍郎鄭紀、禮部侍郎董越、祭酒劉震、學士馬廷用，皆發身翰林者。相與醵飲，倡為瀛洲雅會，會必序齒。正德二年七月，吏部尚書王華、侍郎黃珣、禮部尚書劉忠、侍郎馬廷用、戶部尚書楊廷和、祭酒王敕、司業羅欽順、學士石珤、太常少卿羅王己，復繼之，皆倡和成卷，以梓行于時?！蹦咴朗遣枇暝娕芍匾蓡T之一，因徐瓊排擠，于弘治九年至十二年期間任南京吏部尚書，其在任期間按照茶陵詩派“會必序齒”的原則舉行文人雅集，以致成為羅圮、石瑤等詩派后進^物效法的楷模。這都說明李東陽之外，其他成員在推動詩派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李東陽分別在成化十六年、二十二年主持應天、順天鄉試，弘治六年、十二年主持會試，固然網羅了大批后進之士，而彭教、吳寬、倪岳等早期茶陵詩派成員同樣有主考的經歷，其門生亦不在少數。如彭教于成化八年、十三年，分別為禮部會試考官、順天鄉試主考，吳寬于弘治十五年任考試官，又倪岳《謝餞行諸門生二首》序稱：“五月八日癸卯，京闈所取士之仕于京者，若給事中于瑁、屈伸、御史張倫、張天衢、郭鏞、戶部歐信，錢敬、張舉、張定、鄭洪、刑部熊祥、周東、光祿趙宏、方鼒、中書李棨、郭旵、行人王雄、南京刑部張贊、進士張或、翁玉，聶瑄、何俊，合二十二人，會餞于城東茶庵之新祠?！眱H此—例，就足以說明茶陵詩派后進士人的外延絕不限于李東陽的門下。

因此，筆者認為茶陵詩派成員原有的劃分，并不能充分反映李東陽執掌文柄四十年期間天下靡然從風的景象，其尺度應有所放寬，試調整如下：茶陵詩派成員可以分為核心成員和外圍成員兩類，核心成員又可按草創期、鼎盛期和衰落期加以劃分。草創期核心成員，大致指成化初年到弘治初《麓堂詩話》刊布之前的人員構成，主要包括李東陽及謝鐸、彭教、陸代、張泰、倪岳、劉大夏、焦芳、陳音，傅瀚，彭教，羅璟。劉淳、吳希賢等同年進士，在此之外還有許多積極參加其詩文贈答活動的翰林院同官，如吳寬、程敏政、楊一清等人。值得一提的是，這一階段

李東陽在上述交往密切的同年進士中年齡最小，文壇與政壇的位望仍處于積累上升階段，尚不足以稱為茶陵詩派當然的領袖，鼎盛期階段的核心成員，主要指從弘治初《麓堂詩話》刊布到正德七年李東陽致仕這段時間，李東陽以一代文宗的位望主導茶陵詩派，并將其推向鼎盛階段。革創期核心成員因老病、外放、致仕鄉隱等因素，留京的較少，謝鐸、楊一清等人則成為輔翼李東陽的重要角色。此外，李東陽，倪岳，吳寬等人的門生中，不乏服膺茶陵詩派創作主張、贊同其風格意趣甚或多次參加詩派活動的，他們則成為茶陵詩派鼎盛時期的核心人物，如石瑤、邵寶、顧清、羅圮、魯鐸、何孟春、儲嵯、陸深、錢福等人均是。衰落期的核心人物，主要指李東陽致仕并于正德十一年去世后的這一段時間，像邵寶、顧清、何盂春等人均秉持茶陵家法，楊慎亦以茶陵余續自居，自覺駁斥前后七子對茶陵派的抨擊，他們正可看作茶陵詩派衰落階段的代表。除了上述核心成員之外，茶陵詩派的外圍成員也值得重視。那些與茶陵詩派核心成員有著密切詩歌贈和關系的翰林院之外的同僚、鄉友乃至門生等等，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茶陵詩派創作理念、審美趣味的影響，并且在客觀{二也起到了壯大和傳播詩派影響的效果。

二茶陵詩派的文學活動與多元統一的創作風貌

有學者認為茶陵詩派只是自發的文學交往而并未形成一種有組織或有綱領的文學流派，顯然無視其不僅有《懷麓堂詩話》這一共同理論綱領，還有頻繁而集中的詩派活動，這都具備了詩派成立的必要條件，而后一點又多為學界所忽視。茶陵詩派文學活動類型繁多，最主要的是同年聚會。成化最初三年茶陵詩派的同年聚會非常頻繁，竟多達十次。其主要參加者為陳音、李東陽、謝鐸、倪岳、陸釴、焦芳、彭教、劉淳、吳希賢、羅璟等十人，以后由于成員仕宦、健康等原因，規模大小不一。明黃佐《翰林記》載：“天順甲申庶吉士同館者修撰羅璟輩為同年燕會，定春會元宵、上巳，夏會端午，秋會中秋、重陽，冬會長至。敘會以齒，每會必賦詩成卷，上會者序之，以藏于家。非不得已而不赴會，與詩不成者，俱有罰。有宴集文會，錄行于時?！边@段記載揭示出茶陵詩派早期聚會的基本規則和舉辦程序：其以詩派成員年齡為序，與會者必須賦詩，無故缺席、作詩不及或不成均受罰，唱和詩作會后整理成集以資廣布，因此詩會乃是茶陵詩派思想交流與作品傳播的重要方式。謝鐸在《書十同年圖后》一文總結成化初至弘治十三年的同年聚會的情形稱：“予同年天順甲申進士二百五十人，越五年為成化戊子(按，成化四年)，會于城西之普恩寺，凡百三十人。又六年癸巳，再會于故相李文達公之第，得九十有五人。又三年。六年，為乙未，為丁酉，亦皆有會。會雖數，而人則漸少。至壬寅之會，僅二十三人?！瓪w十有一年庚申(弘治十三年)……時南京戶部尚書王公以復命來朝，閔公乃倡為十同年會。會有圖，圖有詩，而李公實序之?！笨梢哉f，茶陵詩派的同年詩會活動由成化初至弘治后期都得以維持，在明代文學史上亦不多見，它對宣傳詩派主張及擴大其影響都有重要作用。除了同年聚會之外，一年一度郊祀、祭陵齋居之際的同派成員唱和也是其活動方式。謝鐸在《書郊祀詩卷后》中回顧成化初至弘治十七年的郊祀聯旬說：“予在翰林時，從西涯諸公后，凡郊祀齋次，必有聯句唱和之作。一時朋游口口口口，以為故事?！弊钥梢娨话?。另外，詩派成員的游賞聯句、饋贈唱答、婚喪慶吊、勸誘后進等也是常見形式。如成化十五年九月七日，李東陽《游朝天宮、慈恩寺詩序》稱在幾天之內與同僚、僧友、詩派成員都有文會，而白天游賞聯句，夜以繼之，樂此不疲。倪岳《壽憩庵李先生詩序》載成化二十二年李東陽之父李行素七十壽辰，“于是寮案諸君子，……相率賦詩頌之，得近體律三十有六章，瞵書巨軸，將即是日奉以為先生壽?！?、再如邵寶《又明日作》(九月三日之作)“擊節和歌聲響應”句下注：“壬申將歸，公飲之酒。時天初熱，公命移席中庭。陳都憲德卿、魯司業振之、崔郎中世興、何郎中子元，皆在坐。酒半，公……遂出近作古今詩數十首，俾歌焉。公憑幾聽之，時一擊節?！庇纱丝梢娎顤|陽與后進成員之間融洽的程度。

在茶陵詩派文學活動中。詩派成員在遵從李東陽的創作主旨的前提下呈現多元統一的文學風貌。如謝鐸即是李東陽最親密的同僚和詩友，吳寬《(后同聲集)序》稱：“二公平時以道義相重，志節相高，非特以詞章相勝者。故發之于詩和平深遠，覽之可誦，誦之可聽，譬之如鳧氏之鐘，薄厚適宜，侈弁中度，自然無石播柞郁之病。其為聲也，真同所謂金勝乎”吳寬早有文名，四庫館臣稱其“詩文亦和平恬雅，有鳴鸞佩玉之風?！灾鹨聿枇?，實如驂之有靳?！痹u邵寶說“為李東陽所得士，故其詩文家數皆出自東陽，東陽亦以衣缽相傳許之?！痹u吳儼說：“文章局度舂容，詩格亦復嫻雅，往往因題寓意，不似當時臺閣流派，沿為膚廓，雖名不甚著，要與東陽肩隨，亦足相羽翼也?！痹u顧清說：“其詩清新婉麗，天趣盎然，文章簡練淳雅，自嫻法律?！诓枇暌慌芍?，亦挺然翹楚矣?！眲⒎€《何燕泉先生詩集序》評何孟春說：“我明詩教之盛，自弘治間學士大夫始翕然丕變，而一時作者如西涯、空同、大復諸公，爭鳴奮唱，力追大雅。而先生適當其時，與之師友，互相攻錯，即字句皆經斧鑿、引繩墨，必協古風人之義而后止?！?/p>

在創作主張方面，除李東陽、謝鐸之外其他成員也多有特色。如邵寶上承秦漢實學，下承閩洛淵源，主張詩文復古變通，有用世教。他在《重刊<兩漢文鑒>序》中說“今君子之論文者，皆日西漢，為其近于古也。抑尤有古者，而必日漢云漢云，豈不謂夫漢之文通于今也哉?今去漢已遠，文之用于世者，若冊誥、若制詔、若奏、對、書、檄、贊、頌、詩、賦之類，猶夫體焉，而漢雅醇矣，雅醇則于古為近，近之則可復。復古于通今之中，君子于天下皆然，而獨文乎?……古可用也，今亦可用也，夫是之謂通?！薄帮@然，他對時下盲目推崇文必秦漢的創作主張提出批評。他認識到復古與應用相輔相成的關系，強調復古在于應用的目的，而不是消極的模擬，這無疑對前七子們的復古主張具有很強的匡正作用。陸深《一泉文集序》中稱：“唐宋文獻，韓退之、歐陽永叔實當其盛。而元和、慶歷之治，粗有三代之遺風，此一代之文獻也?！睂嵤呛笫酪淮幸淮膶W觀念的前身。其他具有復古傾向的成員也很多，他們不只是宗尚唐宋，更上溯秦漢。李東陽在《春雨堂稿序》中評陸釴說：“他于諸子百家之作，非惟有所擇，而若有弗屑焉者?！崩顤|陽《東瀧遺稿序》評彭教說：“雜文歌詩袞袞不竭……觀其志，直欲追古作者?！迸砣A在其《墓志銘》中評價說：“為文章奇氣逸發，光彩奪目，而章煅旬煉，典則森嚴，評論古今，是是非非，確然不可拔，于事無微鉅，動欲方駕古人?！迸斫瘫救藦娬{修身致用，其在《制策》中說“齊家、治國、平天下非本之修身，則無以成其功也。大哉身乎!體斯道，而行萬化，其在此乎!”其思想明顯源于《禮記·大學》，這對其復古追求也不無影響。陸釴《大

明故翰林院修撰張亨甫先生墓志銘》評張泰說；“為文務自己出，視韓、柳若不暇模擬，直欲迫兩漢先秦以上。詩則根據杜子美。少嘗學李白，音韻鏗鏘，雄健俊逸，隨事賦詠，各當其情?！鄙鲜鼍f明，復古主張在茶陵詩派早期成員這里已成為通識，邵寶、陸深等后進人物則趨于通達。另外，關注社會民生，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和濟世意識，也是茶陵詩派整體的顯著特色。早在成化元年。劉大夏主動放棄翰林院清顯“仙班”的待遇，要求去兵部任職，并說：“為學不力，孰與就習吏事，有惠及民也?！薄焙筮M成員魯鐸有著強烈的濟世憂民的情懷，如《雜感二十首》其十四稱“近聞抹邊急，羽檄飛京師。兵聲久不振，占募空三陲。如何驃騎軍，還藉羽林兒。生來不識戰，股傈趨道隅。親戚遠相送，父母泣前溪。尺捶當猛虎，投死未可知?！贝嗽妼憦恼魇勘h離親人、備邊應戰的內心痛苦，充滿了同情悲憫之意。其他如《三農苦》關心農人勞作的疾苦，《民瘼》揭露民人先遭天災、后遭人禍雙重打擊的慘狀，《寒夜吟》為同情戍邊將士所作，并明確提出“兵賊居民皆赤子”的觀點，實屬難得?？梢哉f，謝鐸、彭教、魯鐸、邵寶、陸深、劉大夏等人就生平經歷、理學思想、個性特質等各方面都與李東陽有所不同，因而李東陽詩歌所呈現的雍容華貴、高高在上的詩歌風貌并不能代表詩派整體的特點，只有兩相結合、同中見異，才能給出較全面的評價。

三茶陵詩派復古理論對明代中期的復古派的引導作用

如上所述，茶陵詩派整體的復古意識已較為濃厚，對明中后期復古派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其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茶陵詩派強調詩歌表現真實的情感。李東陽《懷麓堂詩話》中說：“所謂比與興者，皆托物寓情而為之者也?！┯兴⑼行稳菽?，反復諷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而不自覺，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睆纳峡煽闯?，李東陽繼承儒家傳統的“詩以言志”、“歌以詠情”、“言為心聲”等觀念，特別強調情感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謝鐸同樣主張隋感說，如“于是情之所感，不能自已，而是詩作焉”。又，“諸公皆天下士，故篤于交誼，不謀而同，發于陛情之真有如是者，其何可忘?”他們的上述觀點成為前七子等人的直接理論源頭，如李夢陽稱：“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暢，而聞之者動也?！焙尉懊饕卜Q：“夫詩本性情之發者也，其切而易見者，莫如夫婦之間。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鳩，六義首乎風，而漢魏作者，義關君、臣、朋、友，辭必托諸夫婦，以宣郁而達情焉，其旨遠矣?！毙斓澢洹墩勊囦洝氛f：“夫情能動物，故詩足以感人?！庇?，“詩以言其情，故名因象昭。合是而觀，則情之體備矣。夫情既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物繪色，倩盼各以其狀，隨規逐矩，圓方巧獲其則。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圍環之大略也?！崩?、何、徐等人對詩歌與情感的關系的認識自然離不開茶陵詩派的引導。

其二，茶陵詩派強調復古。李東陽認為近體詩應當推崇盛唐，但古詩、樂府則應效仿漢魏。他在《懷麓堂詩話》中說：“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為合格?！薄肮怕稍姼饔幸艄??！薄皾h魏六朝唐宋元詩，各自為體?！彼J為古詩、樂府與律詩格自有別，漢魏與唐詩在此種意義上不可互換。謝鐸同樣有復古傾向，李東陽在為其所作《桃溪凈稿序》中即多所推重。與李東陽、謝鐸過從甚密的林俊也欣賞友人“古詩祖漢晉，律詩祖盛唐，而參以趙宋諸家之體，氣格疏爽，詞采精麗，音調孤絕，聽之灑然，咀嚼之，雋永而有余味”的做法。茶陵詩派在詩文方面的復古主張深深影響了前后七子。如何景明《海叟詩序》稱：“蓋詩雖盛稱于唐，其好古者自陳子昂后，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離去者，猶未盡可法之也。故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焙笃咦永钆数垺哆x唐詩序》中稱：“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七言古詩，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后兩者對唐詩得失的辯證認識，無疑離不開茶陵詩派諸人的分析探研之功。

其三，批判空洞理詩，文不廢唐宋。茶陵詩派成員不乏以通一經而及第的，絕大多數又經史兼通，敏于詩文之制。因此，他們中間以詩文闡釋經義，恪守閩洛家法的為數甚多，謝鐸正是這一方面的代表。他不僅有一批紹述程朱理脈的專書，還有大量理詩和史論詩，都有著濃厚的理學色彩。另外，李東陽稱陸釴說：“公讀書，必究理道，涵泳往復，期于自得。為文章，周慎雍裕，惟所欲言，終日不厭，亦不襲前人語。詩調高古，盡去秾艶，當所得意，縱筆揮灑，刻意極力者，顧追之而不可及?？芍?，陸武詩文也頗多理趣。邵寶是茶陵后進中潛心閩洛之學的代表?！睹魇贰と辶謧鳌份d：“學以洛閩為的，嘗日：‘吾愿為真士大夫，不愿為假道學。舉南畿，受知于李東陽，為詩文典重和雅，以東陽為宗。至于原本經術，粹然一出于正，則其所自得也?！绷挚》Q他：“油油然其光，將根干宋儒，標枝秦漢，收韓、歐數君子之華實乎?起衰斯文，其先生始矣!”可見，理學觀念在其創作中的滲透。茶陵詩派的主張對前七子有積極影響，在評價宋詩方面，李夢陽反對當下理詩空浮的流弊，他在《缶音序》中說“宋人主理，作理語，于是薄風云月露，一切鏟去不為。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為邪?今人有作性氣詩，輒自賢于‘穿花蛺蝶“點水蜻蜒等句，此何異癡人前說夢也!”王世貞在《選宋詩序》中說“余所以抑宋者，為惜格也。然而代不能廢人，人不能廢篇，篇不能廢句，蓋不止前數公而已，此語于格之外者也?！?/p>

其四，從前七子對茶陵詩派的猛烈攻擊來看，兩者似乎是對立沖突的，但是他們尊唐復古的主體觀念并不相左。李東陽去世之后，像邵寶、石珤、魯鐸、何孟春、屠勛、顧清甚至楊慎等人都還以茶陵詩派詩法自奉，他們與大盛的“詩必盛唐，文必秦漢”的風尚異趣，崇尚高古典雅、重道紀實、兼取博采的詩味和格調，成為時下文壇不可或缺的一道支脈。如四庫館臣評石瑤說：“珤詩文，皆平正通達，具有茶陵之體，故東陽特許之。當北地信陽骎骎代興之日，而珤獨堅守師說，屢典文衡，皆力斥浮夸，使粹然一出于正?！甭c、萬歷以來，當復古派的流弊日益明顯的時候，茶陵詩派流裔便較早的對其展開了反批判。李東陽、楊一清的門生楊慎在《升庵詩話》卷七中說：“至李何二子一出，變而學杜，壯乎偉矣。然正變云擾而剽襲雷同，比興漸微而風騷稍遠?！绷硗?，像前述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的記載也揭示出茶陵詩派在明代中后期并沒有完全消失，其余緒繼承了它內在的合理性因素，并展開對復古派的反批評。從歷史角度來看，他們的批評遠沒有唐宋派、公安派等流派有影響，客觀上卻為詩文流派的自然更替，推動明代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四茶陵詩派擬樂府創作對明代中期的復古派的垂范作用

茶陵詩派對古樂府及古詩的擬作，推動了前七子的同類創作。從元末楊維楨到李東陽生活的時期，古樂府的擬作長時間內呈沉寂的面貌，這從李東陽《古樂府引》里可以看出。李東陽作古樂府，較大地改變了這種情況。謝鐸評李東陽的《劉平妻》說：“往見四烈婦詩音韻鏗鏘，氣格高古，以為其作。后始見全本，首首奇絕?！痹u《金字牌》“仇讎和，壯士死”句說：“六字盡之矣，此外雖萬言亦不能盡?！蹦藦拇朕o技巧到批判思想均給予高度評價，揭示出李東陽借擬樂府詩抒發借古諷今的情懷。清田雯《古歡堂雜著》卷一說：“李西涯以論事作樂府，別開新調?！崩钫{元《雨村詩話》卷下說：“李東陽工明史樂府，近尤西堂效作，皆可備史料?！奔词菍顤|陽結臺擬樂府與詠史詩兩種體裁的創新因素的肯定。明顧起綸《國雅品·士品二》說：“李文正賓之，學既該博，辭頗弘麗，且老于掌故。其詠史樂府，乃所優也?！恼源笱胖?，尤能推轂后進，而李、何、徐諸公作矣!”則進一步說明李東陽擬樂府對前七子的影響，而其中也不能忽略其他詩派成員的作用。如謝鐸創作古樂府及古詩成就較高，其《桃溪凈稿》散見于各卷的擬樂府有《新婚別》、《上之回》、《搏虎行》、《短歌行》、《西鄰婦》、《撤屋謠》、《葡萄行》、《篁墩行》、《遺腹兒》、《南溝磷》、《兒舐瘡》、《腳痛謠》、《窮奇獸》等作，另外卷二十五載古詩《讀春秋一十六首》、《讀通鑒綱目二十一首》，卷二十六載古詩《讀宋詩十六首》，卷二十七載古詩《擬皇明鐃歌十二篇》，卷二十八載古詩《殷鑒雜詠二十四首》，卷二十九載古詩《臺州雜詠二十六首》等。從上看出，謝鐸的擬樂府之作，不止涉及古樂府，還有唐以來的新樂府、自創樂府詩題等，古詩則以詠史為主，詠故鄉風物之作也占有相當比重。這些作品具有深遠的歷史情思和殷切的民生情懷，可稱茶陵詩派眾多詩文作品中思想性和藝術性兼長的代表。李東陽在《麓堂詩話》中稱其“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為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官課及應答諸作，皆古詩也。故其所就，沉著堅定，非口耳所到?！睂崒俅_評。除了李、謝之外，倪岳《青溪漫稿》卷二載七言古詩33首，茶陵后進屠勛在《屠康僖公文集》卷一有五言古詩31首、七言古詩52首。值得一提的是，在擬樂府及古詩的創作中，大量史料和民間題材進入茶陵詩派成員創作的視野，即使較少出京游歷的李東陽，其樂府詩中也不乏對先代烈士、貞女的褒揚，這樣他們的選材就不止限于臺閣館榭之間，而有投向民間的傾向。謝鐸《西鄰婦》等旌揚孝義之詩即針對當下時事所發，尤稱代表。在這種傾向基礎之上，俗化的趣味也日益轉深，如李東陽《祭老王文》，一反其一貫強調的館閣氣，而全用俗語寫成，錢福喜作吳地謠曲，何孟春偏愛南戲，他在《觀戲說》中稱：“何子愛觀南戲，……曰：‘吾取其升而不榮，黜而不辱，笑非真樂，哭非真哀而已…--吾于觀戲得處世之道，順逆之境交于前，不為置欣戚焉，謂非有得于戲哉?”這一切都對前七子產生直接的影響。

據黃卓越統計，李夢陽作樂府類詩歌有120首，古詩14首；何景明樂府雜調81首，古詩6首，徐禎卿樂府50酋；王廷相樂府體58首，琴操體4首，風雅體16首，古歌體26首，邊貢樂府40首；王九思古樂府16首；孫一元古樂府15首；薛蕙古樂府59首。另外，筆者粗略統計后七子代表之一王世貞，其《弁州四部稿》卷四有擬古樂府75首、漢郊祀歌20首，卷五擬古樂府59首，卷六擬古樂府47首，器七擬古樂府185首，可謂為數甚多。又李攀龍《滄溟集》卷一載古樂府34首、鐃歌18首，卷二古樂府147首，卷三五言古詩78首，其中包括《后古詩十九首》，卷四又有《建安體》3首、《代建安從軍公燕詩》9首、《公燕詩》9首，《效應據璩百一詩》等，亦不在少數。王世貞在《書與李于鱗論詩書》中說“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足下時一離之離者。離而臺也，實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勝，我歌行，其有間乎?”可知，前后七子多數對樂府、古詩的創作是異常重視的?？傊?，上述相對明中葉以前長期樂府、古詩創作相對寂寥的狀況來說，不能不歸結于茶陵詩派眾多成員的開導之功。另外，前七子像王九思、康海還是著名的曲家，盡管散曲在明中葉的興盛有其自身發展的必然規律，像錢福、何孟春等人的俗曲、南戲的偏好，無疑對散曲的興盛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客觀地說，茶陵詩派雖然在理論和創作等諸多方面都有著若干突破和創新，畢竟沒有徹底地擺脫臺閣體的余風遺韻。其氣格舂容太雅，亦少不了延宕沉緩的通病。前七子標舉“真詩自在民間”的口號，完全從館閣臺榭的束縛中擺脫出來，其詩歌存在著優孟衣冠、千篇一律的不足，卻氣象生新，開啟了繼明代初期詩風，永宣臺閣體之后的第三個發展高潮，正是在對茶陵詩派的批判和超越中，明詩才在前后七子手中再度中興。前后七子對茶陵詩派的評價，卻經歷了由全盤否定到逐步辯證揚棄的過程。典型代表就是王世貞。他在《藝苑卮言》中曾毫不客氣地給茶陵詩派作家揭短，像“李賓之如開講法師，上堂敷腴可聽，而實寡精義；陸鼎儀如何敬容好整潔，夏月熨衣焦背；程克勤如借面吊喪，緩步嚴服，動止舉舉而乏至情；吳原博如茅舍竹籬，粗堪坐起，別無偉麗之觀，王濟之如長武城五千兵，閑整堪戰，而傷于寡；羅景鳴如藥鑄鼎，雖古色驚人，原非三代之器?！边@些批判表明了王世貞早年對明初以來文壇尤其是茶陵詩派的厭棄之意，隨著閱歷和識見的增長，他對后者的看法趨于辯證。其《書李西涯古樂府后》稱：“吾向者妄謂樂府發自性情，規沿風雅，大篇貴樸，天然渾成，小語雖巧，勿離本色。以故于李賓之擬古樂府，病其太涉論議，過爾抑剪，以為十不得一。自今觀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創造，名語迭出，縱不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前文提到王世貞創作了大量的古樂府及五七言擬古詩，正是在這些作品的寫作中，他體味到李東陽的創作甘苦和《擬古樂府》的價值所在。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李東陽在茶陵詩派中，無論就創作還是理論貢獻方面，都具有重要而非全面的代表作用。詩派成員聚會規則明確、主辦成員自主性強，且基本都在詩派成員家中或翰林官署中，生活化氣息濃厚，整體性特征鮮明；二，詩派文學活動由成化年間興起，一直延續到隆慶、萬歷之際，一方面茶陵詩人在京城與地方的游宦或歸隱的過程中，拓寬了詩派同外部文學流派的交往和在文壇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在與前后七子等詩歌流派的融通和論爭中，奠定了茶陵詩派在明代詩壇上的特有地位。三，茶陵詩風較少臺閣體的偏枯與局促，而轉為對詩派盟主的欽敬、詩友才華的賞識、文人情趣的揮灑，集中體現為創作的生活化、文人化及抒情化，另外許多社會現實問題也進入詩派成員關注的視野，復古重道意識得到突出的反映，詩歌風貌絕非李東陽一人春容大雅又難免虛浮的特點所能囊括。

總之，縱觀明初至中葉的詩歌發展流程，茶陵詩派是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詩歌流派是可以明確斷言的。不管明初的吳詩派、越詩派、閩詩派、嶺南詩派，還是江右詩派，以及永樂、宣德以來的臺閣體作家群，均群體組成松散，有創作主張而無綱領，創作水平參差不齊、流傳作品稀少，難以與茶陵詩派等量齊觀。茶陵詩派對前后七子的復古運動具有振起作用，此后性靈派、唐宋派、竟陵派等均在理論創建和創作實績上獨標一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茶陵詩派又是明代詩派全面走向成熟的開端。

本文為浙江省社科規劃重點項目“謝鐸及茶陵詩派”(課題編號07WHZT061ZG)成果之一

責任編輯：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