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四救陳獨秀

王　碩

陳獨秀年長胡適一輪，二人都屬兔，為安徽同鄉。他們因發起新文化運動而相識，同辦《新青年》，成為志同道合的朋友。后又因政治道路不同，轉而成為兩大營壘的對手，論戰二十余載。但其間，胡適始終將陳獨秀視為好友，稱其為“一個心直口快的好朋友”，并四次救他于危難。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身在上海的胡適接到陳獨秀的通報后，深感不快。他素不贊成陳獨秀的左傾思想，更反對學生罷課，便與傅斯年、羅家倫聯名提議將北大遷至上海，以免事端。陳獨秀對胡適這一舉動十分不滿，二人險些失和。

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在京被捕。胡適知道后，便利用自己的聲望和影響，聯絡在京皖籍知名人士，致書京師警察廳，說陳獨秀“所著言論或不無迂直之處。然其學問人品亦尚為士林所推許”，“我們與陳君咸系同鄉，知之最稔”，懇請準予保釋。又在《時事新報》上發表文章， 揭露北洋政府對知識分子的迫害。見政府不為所動，胡適于《每周評論》上發表《“威權”》一詩，直抨北洋政府的專制統治：

“ 威權” 坐在山頂上，指揮一班鐵索鎖著的奴隸替他開礦。

他說： “ 你們誰敢倔強？我要把你們怎么樣就怎么樣！”

奴隸們做了一萬年的工，頭頸上的鐵索漸漸的磨斷了。

他們說：“等到鐵索斷時，我們要造反了！”奴隸們同心合力，一鋤一鋤地掘到山腳底。

山腳底挖空了，“威權”倒撞下來，活活地跌死！

在胡適等人的努力下，3個月后陳獨秀終于被釋放。

出獄后，陳獨秀與胡適在政治道路上越走越遠。1920年起，陳獨秀開始在《新青年》宣傳社會主義，胡適對此采取不合作態度，只在上面發表幾首應景詩。待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新青年》成為黨的機關報。自此，胡適與《新青年》徹底脫離關系，但他仍與陳獨秀保持朋友的關系。

1921年10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適聞知后，一改平日的斯文，大罵“法國人真不要臉”！他不因陳獨秀是中共領袖而囿于政治成見，而是請蔡元培出面，同法國駐華使館交涉；還和蔡元培領銜，帶領一批知名學者、教授簽名，給法國方面施加壓力。最終，法國人以“罰洋100元，銷毀查抄書籍”結案。

不到一年，陳獨秀再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適依然盡其所能，為幫助其早日釋放而奔走。他致信外交總長顧維鈞，詳述陳獨秀一案的原由，并請轉告法國公使：“我并不是為陳獨秀一個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獄，不是怕坐監的人；不過一來為言論自由計，二來為中法兩國國民間的感情計?！?/p>

在多方努力下，法領事當局判決罰洋400元，交保釋放陳獨秀。陳獨秀出獄后，胡適又與蔡元培、李石曾、蔣夢麟、鄧中夏、李大釗等，在《為陳獨秀君募集論費的啟事》上共同署名。

雖蒙胡適多次幫助，陳獨秀卻從未停止和他關于“主義”的爭論。

1925年冬，胡適住進亞東醫院，陳獨秀于夜間探望。兩人略略寒暄后，便又開始爭論，一個講馬克思如何，一個講杜威如何；一個講蘇俄思想，一個講美國思想，各執一詞，互不相讓。爭急了，胡適說道：“仲甫，我有事，你坐罷?！逼鹕硐聵?，暫懸免戰牌。過不了幾天，陳獨秀又來，一場新的爭論便又開始了。

1932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工部局逮捕，移交給國民黨政府。這是他一生中第四次被捕。

可笑的是，陳獨秀已于3年前被中國共產黨開除出黨。這一次國民黨還是定他為“共黨魁首”，主張“迅予處決”。陳獨秀也抱定必死之心，寫下了“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絕筆，只求速死。

參予營救陳獨秀的人少了，陳獨秀危在旦夕。

胡適萬分焦急。他鼓動北大教授，聯系一批名流學者，聯名致電蔣介石，希望他“依據法律特赦”。同時，聘請名律師為陳獨秀申辯。半月后，胡適在北京大學國文系專題演講《陳獨秀與文學革命》，大講陳獨秀對文學革命的“三大貢獻”。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成立大會上，胡適也借機呼吁，“營救陳獨秀”！陳獨秀終于從“軍事法庭”轉至“刑事法庭”。

胡適繼續為他的出獄奔走，并多次去獄中看望。1933年11月初，胡適路過南京，行色匆忙，無暇探望，他惟恐陳獨秀誤解，便去函解釋：“此次過京，匆匆不能來省視吾兄，十分失望。兩個月后南下，當來奉看?！彼麄児餐呐笥淹粼乓踩バ沤忉?。但是，陳獨秀不高興了，在給汪原放的信中他說：“兄來函為老胡辯護，我深為驚異！你說他太忙，不錯，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期間即和一班達官貴人拜會吃酒，已經夠忙了……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也。我和他僅僅友誼關系，其他一切不必談，他現在既不以友誼態度待我，不過舊朋友當中又失了一個，如此而已?！焙m倒不失君子風度，深知陳獨秀的個性，理解他身陷囹圄的寂寞和孤獨。他后來途經南京時，總是擠出時間探望詢問，并給陳獨秀帶去一些書，兩個老友又和好如初。

1937年8月，胡適在赴歐美展開“國民外交”活動之前，再次給國民黨當局去信，要求釋放陳獨秀，使得陳獨秀于8月下旬獲釋出獄。

陳獨秀以老病之軀定居四川江津，生活十分艱難。汪孟鄒在給胡適的信中寫道：“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血壓癥，時輕時重，醫云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較好。但為勢所阻，又無法離川。今年已六十三歲，老而多病。深為叮慮，還要帶病工作，近著《小學識字課本》，售稿于國立編譯館，以資生活，亦太難矣?！贝藭r，胡適正擔任駐美大使。他認為，讓陳獨秀擺脫困境的最好辦法，就是來美國撰寫自傳，以稿酬維系生計?？墒?，陳獨秀卻婉言謝絕：“我生活要求簡單，也不愿去異國他鄉，更厭煩見生人，所以，我還是不去美國好?！焙m再也想不出良策，暫緩書信，直至陳獨秀逝世。

陳獨秀一生四次被捕，每次胡適都能夠盡最大努力救助。有人說，胡適之所以屢救陳獨秀，是因為他們同為安徽人；有人說，是因為陳獨秀在“文學革命”中有助于胡適……其實，在胡適給陳獨秀的一封信中，我們似可找到答案：“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盡管不同，事業上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后多少總還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