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悲劇本相的探尋與超越

陳　悅

一般認為，王國維之于中國近現代文學的意義是在中西文化沖撞的背景下，最早引入西方的哲學、美學思想、概念，突破傳統的思維局限，為中國學術以及文學的轉型打開了缺口。如：以叔本華的人生之“欲”來評價《紅樓夢》，借助康德等的“游戲說”建構無功利的文學觀，體現對中國正統的政教文藝觀的反叛。在中國近代史上，王國維早期學術活動的最大的意義似乎是又一次地證明了：中國近代文學轉軌趨勢在外來的思想體系參照下形成。停留于這樣的判斷，我們很容易忽略接受者主體的因素。王國維對叔本華、康德等思想的“拿來”、“借用”與其說是對其理論的理性認知，不如說是出自王國維的內在生命需求，是王國維在特定的生存感受和生命體驗下產生的對人生問題的探索的需要。這是王國維整個人生與學術生命的核心。

翻看王國維的傳記或研究王國維的論著，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人們喜歡采用情感色彩類似的詞來形容王國維的人生和心靈世界，如：“悲情”、“孤雁”、“苦魂”等?！岸嗖〉娜松夥甓嚯y的時代”概述了王國維的生命悲劇。王國維出身在一個早已衰落了的社會地位底下的家庭， 四歲時母親去世，父親終日在外游宦，他和姐姐寄養在姑母和嬸母家。王國維的身體非常不好，腳氣病折磨了他很長時間,有時竟會感到“虛老之極”，“寸步難行”，此病甚至中斷了王國維在日本的留學生涯。王國維的前半生多生活在貧病之中，常?？咳速Y助。幼年的歲月浸潤著孤寂和哀愁，滋養了他憂郁與孤僻的心性。青少年時代的身體和生活的磨難加重這人生的悲苦，從他的詩詞創作中可以感受到人生之苦帶給王國維的心靈隱痛：“人間孤憤最難平，消得幾回潮落又潮生”。憂郁之心處于亂世之秋，也加重了王國維的悲劇感。在新舊更迭，多元的社會、文化思潮碰撞的時代，王國維既沒有傳統文人的人生和文化歸宿感，又不能在社會活動中尋找精神依持，他注定了是那個時代的一只“孤雁”。

正是“所感”于人生的種種悲苦，王國維長期“所思”便是“人生的問題”猶如他自己所說：“體素羸弱，性復憂郁，人生之問題日往復于吾前?！比松蟹e累的太多感性體驗引發他對生存本體的思索。魯迅少年時代經歷的家道中落的不幸引發他日后對中國人文環境以及國民性的思考，王國維所經歷的病苦、孤寂、生死離別更帶有人生的普遍性和本質性，引發的是王國維對人生本相的思索。這樣的追索首先充滿了人生的悲劇感。在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缺乏窮究人生終極之理的精神，具有悲劇精神的思想和人物更少。王國維無法在傳統內部得到思想資源以幫助他的思考，解除他心中的疑惑。他需要精神突圍，他生活的年代恰逢近代史上各種政治勢力、社會思潮、學術觀念、人生理念的大沖突、大裂變、大融合，傳統的根基在撼動，王國維早年就不喜“舉子業”，對科舉不甚用心，顯示出一定的叛逆性，比較容易在傳統之外去尋求答案。王國維與叔本華的接觸可以說是“偶遇”， 后者提供了與他的個體生存體驗極相吻合的理論，對生存本體、人的生命本相的思索成為王國維治哲學的一個重要動力。叔本華對人生之悲劇性以及根源的闡釋，在情感上引起了王國維的極大的共鳴，并引發了他對哲學的興趣。正如臺灣學者早就指出來：“王靜安對于西洋哲學并無深刻而有系統之研究，其喜叔本華之說而受其影響，乃自然之巧合。申言之，王靜安之才性與叔本華蓋多相近之點。在未讀叔本華之前，其所思所感或已有冥符者……及讀叔氏書必喜其先獲我心?！?/p>

王國維是一個知性與感性都很發達的學者，對人生問題的探索不可能走上形而上的抽象的思索，王國維曾說哲學的事業是“探宇宙人生之真理而定教育之理想者?！彼m然在叔本華的哲學中找到了人生悲劇的答案，但這并不能減輕現實生命的悲苦感。反倒加重生命的悲劇感，因為“愈能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時便會了解我們人類竟是這一付可憐相，而油然興起悲哀之念?！彼?，他很快發出悲嘆：“余疲于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移于文學，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籍者也?！庇谑?，1907年之后王國維又一度把主要精力轉向文學。

《<紅樓夢>評論》被學界視為“破天荒借用西方批評理論和方法來評價一部中國古典文學杰作，現代文學批評的開端”。 該文第一章概說“人生與美術”之關系借助叔本華的理論為文藝作全新的詮釋和定位：人生的本質在于欲望，欲望只能產生痛苦，因此欲望、生活、痛苦三者是同一的。美術的功能即在于使人類忘掉生活的痛苦，優美和壯美都能使我們離開生活的欲望而進入純粹的知識。他還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詩：“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于美術中則吾人樂而觀之?！薄?lt;紅樓夢>評論》全文對西方批評理論和方法的借用主要是引入了“欲”的概念。作者將《紅樓夢》中寶玉之玉應對叔本華之“欲”，其闡釋極其勉強，這種明顯的附會不僅僅是為了“印證西方理論方法”而出現的誤讀，更重要的是王國維要以此為例證來說明文學藝術（美術）于痛苦人生的超越意義，他在《紅樓夢》里找到了共鳴點。

即便到后期的《人間詞話》中，他依然堅持這樣的觀點。他認為“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 在審美性質上無高下之分，因為它們都能夠給人以美的享受，都能在審美享受中“使吾人離生活之欲”。 而且在《人間詞話》中借助康德的“游戲說”進一步表明他的文學觀：他贊同康德說的“文學美術亦不過成人之精神游戲”，“詩人視一切外物，皆游戲之材料也?！比说木?，用于生存競爭而有余，在現實生活中也無法表現，通過一定的文字手段發泄出來，就是文學，是超功利的也就是審美的。當然，超功利不是毫無目的，其目的在于“發表人類全體之感情”，文學“實為人類全體之喉舌”，在文學的審美中給人慰籍和超脫。王國維從哲學轉向文學是從生存本體的思考對生命悲劇性的超越之路的探尋。希望后者實現對前者的超越和提升。原因就在于文學的超功利的無關乎利害的審美特性。

表面上，王國維反對儒家功利主義文學觀，是由于叔本華、康德等外來思想因素的影響，但這種接受不是被動的，而是情感上的碰撞和共鳴，前提是近代以來對人生悲劇性處境和生命的悲劇本相的體認和直視。文學成為一條心靈的出路。因此，就不難理解，有著不同的西方學理背景的沈從文也會產生與王國維一致的思想。在1930年代沈從文的文學主張中還能聽到較強的回應。在沈從文看來，創作是對現實人生羈絆的超越和逃離，寫作作為與生命的痛苦體驗的對抗，既是一種娛樂，一種表現，又為一種永生的欲望所驅動，成為生命重造的方式。因為“任何人對死亡想要逃避，勢不可能。任何人對社會習慣有所否認，對生活想要擊破藩籬，與事實對面時，也不免要被無情事實打倒。個人理想雖純潔崇高，然而附于肉體的動物基本欲望，還不免把他弄得拖泥帶水。生活在人于人相礙相撞的社會中，和多數人哺糟啜醨，已夠覺痛苦了，更何況有時連這種貼近地面的平庸生活，也變得可望而不可及，有些人常常被社會所拋棄，所排斥，生活中竟只能有一點回憶，或竟只能作一點極可憐的白日夢……”

沈從文和王國維可以有不同的外來思想的背景，但他們都表達了相類似的文學主張。他們的一個共同點就是生命的悲劇感和借助文學的審美價值實現對這種悲劇的生命的超越。這樣的文學主張首先來自于他們對當下的生活的理解，對生命的感悟。

近代以降，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物立足于現實社會實踐，將文學作為“開民智“的手段，作為實現民族富強的一個工具，開啟了中國近現代的政治功利型的文學觀。王國維反對文學的現實功用性，而提出文學對人的現實苦難、對人的現實羈絆的超越性價值、審美價值。他們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學“他律”與“自律”的兩條文學道路。他們的思想都起源于中國近代以來的生存現實，前者側重回應國家的憂患、民族的危機，后者深沉的表達了近代人的生存焦慮。

如此理解王國維的文學活動和成就呈現出了當下的意義和啟示：其一：我們的理論研究不能讓西方的理論話語架空，而脫離掉自身的生存語境，離開20世紀中國人獨特的生命體驗；其二，當社會不是那么急迫的需求文學來扮演一種社會角色的時候，文學獨立的審美意義，之于人生的精神價值，便會重新得到彰顯，今天沈從文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因為文學說到底還是通過審美的中介超越現世，成為人類的精神家園，然而沈從文不是孤立的，在這篇小文中我們就能看到王國維與沈從文的呼應，我們在重新梳理中國現代文學這一流脈的時候，應該將源頭推溯到王國維這里，如此王國維之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意義也就需要重新評價了。王國維以審美特性為核心建構近代的文學本體論，其中包含這對人自身的深刻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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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悅：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