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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功能視野下的潮州善堂

2009-04-19 02:28石中堅
歲月·下半月 2009年12期
關鍵詞:潮州文化

一、 引言

地處閩粵交界處,位于潮汕平原心臟的潮州,是粵東古老的文化中心。這里有美麗富饒的韓江三角洲,擁有南中國的黃金海岸,粵東地區的第一大河——韓江貫流整個潮汕平原。廣義的潮州包括整個潮汕地區,即潮州府轄下的九個縣范圍。春秋為七閩之地,戰國為越人所居。自春秋戰國至新中國成立初期這一漫長時間內,潮州一直都是整個潮汕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潮州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潮州是“潮州文化”的發祥地,素有“嶺海名邦”、“海濱鄒魯”的美稱。潮州文化底蘊深厚,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嶺南文化的重要支脈。自唐宋以來, 特別是“百代文宗” 韓愈被貶到潮州之后, 把代表漢文化最高水平的中原地區先進文化帶到潮州來, 他在潮州大地致力興學 、大辦教育, 使潮州的文化得到空前的發展。潮州人杰地靈,文化底蘊深厚,文化傳統獨特,旅游景觀眾多,民資僑力豐富,區域品牌凸現。潮州民風純樸、學風日濃, 并形成潮州的獨特文化。

潮州文化植根于潮州深厚的文化底蘊之中,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與堅實的歷史基礎。潮州文化的鮮明特色可以用“開放、務實、創新、奉獻”八個字來概括。這種鮮明的文化特色既體現了潮州文化的精華,又反映了潮州的時代氣息和人文心態。

潮州的“開放”特征表現在潮人對外拓展生存空間、接納外來文化對外交流等諸方面。潮州人不安于現狀,不滿足封閉在自我循環的小圈子里,具有向外拓展的特征。自隋唐始,潮州人便尋求向外拓展。隋大業六年(610年),武賁郎將陳棱領兵從義安郡出發,在柘林登船,出師澎湖、琉球等島;1773年,饒平人林欽堂等組織到臺灣臺北的員山開荒種地。潮州人歷來就敢于向外發展,具有開拓精神和冒險精神。由于人多地少,生存條件受到很大的限制,潮州人移居海外謀生始于唐宋,盛于明清。

潮州人靠著“務實”的精神,走南闖北,四海為家,艱苦創業,團結互助,將潮州這個遠離政治中心的“七蠻之地”建設成為“海濱鄒魯”、“嶺海名邦”。明清以后,人多地少,人口與資源的矛盾日益嚴重,生存競爭越來越激烈。這樣的環境造就了潮州人“務實”的精神。務農的精耕細作,以有限的土地生產出最多的糧食,成為全國第一個單造水稻畝產超千斤的地區;經商的精打細算,以求利潤的最大化;做人的儒雅精明,一諾千金,即使傾家蕩產也不甘食言。

潮州文化的“創新”體現在它是海洋文化與農耕文化并重。它具有勇于開拓、勇于創新、敢于冒險、同舟共濟的特征。善于尋找生存空間,培養創新精神。潮州人發現機會、把握機會,創造機會的能力與生俱來。海內外潮州人敢為人先,敢闖敢冒,敢于沖破僵化觀念和陳規陋習的束縛。

潮州民系文化是廣東三大民系文化中的一個,其最大特色在于海內有一個潮州,海外也有一個潮州, 海內海外各有潮人一千多萬。海內外潮人遙相呼應,內外互動,相映生輝, 其凝聚力舉世聞名。廣東每年都舉辦一次海內外潮人聯誼會,這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

潮州人愛國愛鄉,樂于奉獻的精神舉世聞名。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成人之美、濟人之難、仗義疏財、見義勇為、舍生取義。近代愛國僑領鄭智勇傾力資助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當今華人首富李嘉誠先生在內地、香港等地累計捐款數十億元;僅汕頭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收集到的海外潮人匯款家鄉的憑證----僑批就達十萬份……這些都是潮人奉獻精神的最好說明。

潮州文化在自成體系之后,由于大量潮州人的向外遷徙,潮州文化向海外傳播,同時吸收其它文化的因素,使潮州文化自身又不斷發展。

如前所述,潮州文化是漢文化的一個地域性亞文化,它是在潮汕地區自然環境條件的影響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逐漸形成的。潮州文化包含著許多文化特質,是與周邊其他地域文化有異的一個文化體系,是由多種文化因子構成的一個大系統。善堂文化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國際著名漢學大師、潮學泰斗饒宗頤先生曾經指出:“善堂文化是潮州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提倡潮州學,如果摒棄對善堂文化的研究,就有遺珠之憾——整理善堂的一系列史料,是對潮州學的一個重要補充,是很有意義的工作?!?/p>

潮州善堂既是一種社會團體又是一種社會學派。它發源于潮州,在東南亞一帶也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受到各所在國政府的認可和支持。它以佛教為主,揉合了道、儒文化,組成一種龐大的組織體系和思想體系。其濟世濟貧,匡扶正義的思想千年不息。善堂具有嚴密的理智性和善待生靈的和善性,從不侵犯世人的利益,易為世俗社會所容納;由于其教義以積德行善為主旨,脫離世俗社會功利和私欲的思維意識,其世代傳承身體力行的一系列崇高道德理念卻能感化世人,其強大的精神力量正是它生存發展的不竭動力。正因為善堂世代相傳的這種“慈悲和善”的德行和愛心,在當地社會發展歷程中,為促進社會和諧作出巨大的實際貢獻。

一、善堂的起源

潮州善堂(或稱善社、大峰祖師廟)的創立,源于宋朝為民造福的釋大峰和尚(1039-1127)的善舉。

據清光緒甲申(1884本《潮陽縣志》)卷十八“仙釋”載:“宋。大峰,不詳里氏,始來自閩?!锶肆R祀之,名其堂曰:報德?!敝虚g記載建和平橋的經過,但對其生平所述不詳。按民間說法,他誕生于北宋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俗姓林,名靈噩,字通叟,浙江溫州人,進士出身,因不滿朝政腐敗而棄官削發,于宣和二年(1120)自閩游緣至粵東潮陽縣蠔坪(今和平鎮)。時逢旱災,田園歉收,瘟疫流行,路有餓殍。他為解民厄,結廬于北山(即今橋尾山)的后靈豁(今靈泉寺處),復設壇于北側獅尾石(今大峰石),為民禱祝并治病,施醫贈藥,收尸埋骨。后靈豁與蠔坪之間,有大江(即練江)橫阻,它直通大海,波流湍急,覆舟為患,大峰遂發愿建橋,以便民往來。他廣募眾資,度水深淺,計算需用木石數量。宣和癸卯五年(1123),帶著所募施錢前往閩南,4年后即靖康丁未(1127)載運木石用材航海而歸。定橋位于橋頭村與番鹽埠頭,歷經艱難,當年便建成16個橋孔,鋪成寬9尺、長30丈的橋面,僅存較易施工的首尾兩孔未筑時,即同年十月,大峰圓寂,享壽89。南宋紹興癸酉(1153),即大峰圓寂的26年后,曲鄉貢元蔡淳,捐資續建石橋完成。

鄉民感念高僧善舉,于紹興年(1131-1162)末,曲鄉貢元蔡淳及其孫蔡震,將蠔坪鄉騰讓書齋易建為報德堂祀之,內奉大峰和彌陀佛像,尊大峰為祖師。明末清初(約1644-1661),有人夢見祖師指示里人收尸施藥等,該堂便實行之,成為潮汕內外信祭大峰之善堂“鼻祖”。

自此,各縣鄉建祖師廟漸多。在清末國弱民慘、1943年大旱饑荒兩個時期形成高潮。并于廟內設立慈善機構,更多地方是直接成立善堂或善社以行善,但堂內皆供奉祖師塑像。歷代著名官員也倡辦善堂,如光緒六年(1880);鄉賢丁日昌倡辦揭陽善堂,專事賑饑寒、恤孤獨、戒鴉片、刊善書、育嬰幼。有的善堂還辦義務消防滅火隊、孤兒院、教養院、小學、醫院等公益事業。如,民國時期影響很大的潮安庵埠太和善堂,在華僑及當地善人的大力資助下,就做了大量善舉,飲譽四方。當1918年正月初三,南澳島等地發生7.25級地震時,該堂善友除救護當地災民、掩埋死者外,還在鄰近地區急賑;創立醫院,免費為窮人治病;創建學校,讓幾百名窮孩免費入學;創辦兒童教養院,收養100多名孤兒。當1941年至1943年,日寇橫行加上旱災,餓殍遍野時,該善堂向饑民施粥,每天排長龍求食者成千;1945年,飛機數襲,本地死傷數百,數百社友晝夜救傷埋死;1947年農歷6月韓江水災,附近鄉鎮成澤國,前往急賑;1950年至“文革”十年浩劫,因極左政策作祟,該善堂與潮州各地善堂一樣停止活動。自1980年起逐漸恢復堂務,眾善奉行,施舍大量的米、款、物給福利院、殘疾人、特困戶,捐助長江洪區、福建東山縣海難、東南亞海難等,功德突出。

潮州善堂絕大多數是奉敬宋大峰祖師并以此為號召力的,但也有個別奉敬呂祖、玄天上帝、華陀仙師竇先師、齊天大圣及“崔師爺”、“林大人”、“佛祖”、“老君”、“圣母”等等??傊前褳槊褡鲞^好事的先哲或神仙當作崇拜對象,以增對善信凝聚力,有利于籌資集物以行善。潮州善堂(包括分社)全盛時有500余座,近10年來已陸續恢復約300座。

二、潮州善堂對社會的貢獻

潮州善堂是一種民間自發的自救機構,也是一個龐大的救苦救難的慈善系統,海內外慈善機構密切聯系,親如一家。善堂的主要經費來源于海內外樂善好施的富戶和社團內善信的樂捐。善堂事務的主持者由寺廟、鄉紳、長老共同參與,也有社會名流及官場退居者參與其中。大部分善堂由于經濟來源充足,主事者素質較高,確實為當地辦了大量的好事、善事。他們平時舉辦各種活動,教誨善眾修心養性,行善積德,因而成為陶冶情操的場所。

潮州歷史上有過兩次大規模的屠城:一次是元兵攻陷潮州城時,為報復潮州人民的抗元斗爭,入城元兵在潮州府治潮州城內大屠殺;另一次是清兵攻陷潮州城后的大屠殺。兩次大屠殺使潮州城尸首成堆,血流成河。這些尸首多為潮州城內外的各善堂所收埋。1943年的大饑荒,潮州大地的幾百處善堂竭盡所能,為民布施,為餓死者收埋尸骨。

在當今的潮州和東南亞各地,善堂的義舉同樣值得稱贊。哪里有自然災害,哪里就有善堂善眾的義舉。1998年華中那場大洪水,海內外潮州善堂自愿發起捐款活動,為災區人民募捐了大量錢物,為奪取抗洪斗爭的勝利做出了卓越貢獻。

據統計,復辦后的潮州范圍內各善堂,近年收納老人共1536人,其中五保老人931人,社會寄養604人。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老年人養老方面的供需矛盾,弘揚了社會主義道德風尚。

歷史上潮州善堂的活動頻繁與否,與當時的時局密切相關。特別是在兵荒馬亂,天災人禍的出現的時候,潮州善堂的活動越發頻繁。歷史上潮州地區發生的多次大災難,善堂都發揮巨大的作用。

潮州的善堂組織普遍于50年代全面解體,以善堂為平臺的慈善文化活動也因此消聲匿跡。而海外的善堂不受此影響,在這段時間得以保存,使以后對潮州善堂的“文化反哺”成為可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有關宗教政策的落實和宗教活動的恢復,在海外善堂的大力支持下,各地善堂除陸續恢復之外,并有所創新。原大潮汕地區一分為四,成為四個各自獨立的地級市,由于轄屬行政區不同,給統計帶來很大難度。據有關統計,整個潮汕四市范圍內近年陸續恢復、重建和新建的善堂總數達近千家。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狀況的改善,這些善堂的經濟來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豐裕,從業人員,特別是有關主持人的素質也大為提高,善堂各項活動的開展更加有聲有色,在當地社會保障和救貧濟世方面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善堂文化活動的開展,大大地豐富了潮州文化的內涵。為當地的文化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三、潮州善堂的海外傳播

潮州善堂,從清末起隨著潮人出洋,也傳播到海外去。他們離鄉時,捧著某善堂或某神廟香火,一起渡洋,到僑居地奉祀,以保平安。待到事業有成,生活改善,便合建善堂或神廟,作為敬奉處、思鄉所、會聚點,并以善堂為機構組織救困扶危。據統計,今天海外善堂的數量約有200多座,分布于泰、新、馬、越、法、加拿大等國和港澳臺(臺灣有逾百座)地區,著名的有泰國曼谷華僑報德善堂、新加坡中華善堂藍十救濟總會、馬來西亞明修善社等。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旅泰潮陽縣和平鄉人馬潤先生,以原籍有報德古堂,而旅泰潮陽人崇敬大峰祖師者尤眾,便返故里恭請祖師全身至暹,供信徒膜拜。初無廟址,于越拉馬君所創立之永順昌鏡莊樓上,設壇供奉,后在石龍軍之南戲院后建篷寮作廟址。每逢癘疫流行,民眾一面求醫,一面求助祖師。善信捐資購棺,收殮窮尸,并購地葬之。此為華僑報德善堂之開端。三年后即二十六年(1900),善堂移至越隆潮州山莊巷內,至1910年,由鄭智勇(即二哥豐)、伍廣源隆、陳興利、馬達生等先生發起僑社募捐,購地于拍拋猜昭堪路創廟,匾曰 “報德堂”。其仿照汕頭存心善堂的建筑設計模型,從潮陽縣溪頭鄉,請吳阿永去承建。

曼谷華僑報德善堂,是從潮汕傳到海外的善堂典范。該堂大力扶貧濟危,譽滿泰國。于1937午創辦華僑醫院,購置山莊墳場。1944年抗戰時組織華僑救護隊,戰后接濟蜂擁至泰之潮、梅、廣、瓊同胞,在碼頭所施之粥被稱為“大峰祖師豬肉粥”。1952年發起成立“華僑報德善堂暨各僑團報社聯合救災機構”,賑濟黃橋大火災。1976年,特設“流動醫療隊”赴內地免費為窮人治病。歷經6年興工的22層樓的華僑醫院大廈1978年竣工了,內設病床七八百張,使該院成為現代化之全科醫院。1979年設“施醫贈藥慈善基金”,鄭午樓董事長捐泰幣五百萬銖連同捐建筑金總共1千萬銖,諸董事和華僑也相繼樂捐施醫贈藥共7471萬余銖,同時撥助曼谷32家醫院304萬余銖、內地32家醫院108萬余銖。1981年創辦華僑學院,1988年起主辦曼谷無線電臺。1976年至1990年,收尸及移尸送檢共41506具。每年受施貧民數以十萬人計。1990年后,又創設分堂行善,擴建華僑學院而成為綜合性現代化大學——華僑崇圣大學。

四、海外善堂對家鄉的貢獻

從古到今,海外潮人為各個故鄉做出多方面巨大的貢獻,是有口皆碑的。其中,大量的濟貧善事,是以個人或善堂名義,通過善堂這一民間救濟機構進行的。

(一)民國時期

1.災民喜獲救命的“和尚米”

從被人譽為“大峰再世”的釋蓮舟(即定會,1904-1996)法師,出洋募米再由善堂布施6萬6千包以上華僑救命米(俗稱“和尚米”)經歷,就可看出華僑赤子之心。

國難當頭的1937年至1939午,潮州名僧蓮舟師聯絡各善堂組成“潮州善堂團救濟聯合會”,會址設在汕頭市小公園安平路今安平一小內,開展救貧工作。期間1938年初,他至香港跑馬地山的東蓮覺苑做施濟工作,經八邑商會會長、揭陽縣人孫家哲引薦,華僑潮州賑災團代表壽仲云、游劍池、黃勤生,與他接濟,接交首批6500包米(每包150斤),用“潮汕號”輪船運至汕頭,災民歡騰。當時得到汕頭波寧公司王冬青、鄭義謙等安排舶船。法師再冒炎熱,行腳幾乎遍及東南亞,為潮州災民募米。在泰國,得到張蘭臣、陳守明、蟻兆炎等僑領支持,并獲僧王嘉許。在馬來西亞吉隆坡,中華總商會主席楊纘文,捐巨資購米5萬包共5千噸,由法師押運至其故鄉潮安縣庵埠鎮,交由太和善堂發給饑民,善堂每天煮粥施濟。

法師沖破日寇海上封鎖線,出洋募米,并運來家鄉救危,更為感人。1943年大旱饑荒,特別是日寇作虐,潮州災民猛增,餓殍遍地。是年六月,為救待哺災民,他冒險遠出募米。一天夜里,由葛洲人張崇玉等協助,與20多名難民,在日寇封海中冒險于達濠坐船,偷渡香港,踏上生死難卜的海途。船至三門關時,不幸遇日艦被扣。他光頂袈裟,利用在閩南佛學院所學到的幾句日語,訴說此行意在救世,幸獲釋赴港。找到孫家哲會長、吳鏡堂副會長(潮安縣楓溪人)求援。八邑商會緊急協商,發函通電,要求海外各華僑團體支援。10天后,和尚按計劃先赴越南,日夜穿梭于僑商、善信之間募米。兩次得到西貢潮州會館會長郭順興、中華總會會長朱記興等愛國僑領們的支持。各位愛國華僑,熱誠捐款獻米。堤岸潮州輾米廠長林枝德的捐款最多,達1.5萬元越幣;西貢巨賈郭耀太、南豐公司經理吳炳昭,各捐6千元越幣以上。經法師奮力,其募集的一大批米,由堤岸潮州輾米廠輾為粉末,裝成袋,用飯脯偽裝,以便避過日寇之檢查(日寇只準米制品出口),并由西貢港駁載館總經理吳展南鼎力相助,派船冒險裝運,先運到香港,再僥幸于翌年(1944)初夏運抵汕頭港。此批歷經磨難的6000包(每包120市斤)“和尚米”救濟糧,最終分發給各縣善堂,對于眾多災民而言,真是雪中送炭。地處孤島的南澳縣、海山島、汕頭市、潮陽縣、達濠鎮、澄??h、南洋鎮、潮安縣、庵埠鎮善堂和汕頭救濟院各得500包,使八百貧民能維持半年所需,留存1000包由潮州佛教慈善團救濟聯合總會作應急之用。時逢冬天,他們又把空米袋發給受凍者御寒,拯救了一大批瀕臨餓死者,尤其是兒童。

2.泰、越、新潮僑幫助善堂救鄉親

1946年春,潮州饑荒仍多,故存心善堂理監會推薦派遣理事辛楊人赴暹、越募款賑貧,得到各善堂和僑領、公會的鼎力相助,捐獻米、款,情景動人。

泰華僑社為協助這捐募活動,成立專門委員會,華僑報德善堂董事長陳振敬、前董事長張蘭臣分任正副理事長,共15個團體代表組成理事會,于同年7月15日出發。泰僑共捐暹幣26.1848萬銖、國幣218.9萬元。其中報德善堂捐暹幣2.4086萬銖60士丁、國幣1萬元,善堂董事長陳振敏捐1萬銖,曾任第5、6屆董事長張蘭臣捐國幣200萬元,堂董事蟻美厚經手代捐5.21萬銖,堂副總干事白明坤經手代捐3.45萬銖。復陽佛堂捐3.75萬缽15士丁,林芝英捐3.567萬銖,倪英俊捐2.56萬銖50士丁,復元善鱟捐2.314萬銖。所募總款,原擬辦購米來潮,因米不準出口而改為匯現款,以作救濟之用。1947年5月,潮汕洪災,華僑報德善堂急購地瓜千擔運至潮,“交由汕頭存心善堂代行散賑”。逾月,汕頭莽蓬善社派員至暹募捐,該堂代勞,獲善款暹幣1.5925萬銖(見1947年華僑報德善堂報告書)。越僑也共捐越幣54.8526萬元,其中蟻培巖捐2萬元,陳寬記、辛岐臣、求志堂各捐1萬元。經旅越潮州同鄉救濟潮汕糧荒會,把該款辦運飯干,分兩批運潮,再由存心善堂協同汕頭市善后救濟協會辦理,分撥各縣市善團賑民。飯干第一批由海陽輪運1650包,笫二批由夏美蓮輪運來3040包,兩批共4690包。該堂負責把第一批中的495包、第二批中的912包飯干,在汕頭市區賑濟。辦運飯干余款46.9517萬元越幣(折國幣2.1838億元)交存心善堂作善舉之用?!靶翖钊司龤v次出外募捐,其工資及一切旅費概不動用善堂公款,合并聲明”。

1938年,國難當頭的苦難歲月,南澳縣深澳鄉潮音寺住持釋瞪源(1878-1960),在寺內成立慈濟善堂,以救貧民。寫信向旅居新加坡的女兒妙理法師(1915-1970)求援。妙理便募捐錢物,幸獲新加披深澳人華僑李鴻堂先生,多次慷慨樂捐,把錢物多次寄來善堂,去贈藥施棺,賑米濟饑,救了不少瀕臨餓死者。

海外潮人幫助故鄉善堂行善,故鄉善堂也幫助潮僑所托。旅越潮商富豪郭琰(今潮安縣庵埠龍坑村人,1863-1927),急公好義,按僑胞“生有畔落歸根之心,死望骨骸回鄉之念”,于民國初年,將潮人公墓中100多具骨骸標號化成骨灰,由元利號輪載回汕頭,托存心善堂保管,登報通知遺屬按期領回安葬,逾期則由善堂代為安葬。此舉得到海內外潮人贊揚。

(二)當代社會

自1949午10月1日新中國誕生后,盡管人民生活改善,社會福利進步,但依然存在著貧因階層,存在著天災人禍。故在相當長的歲月中,扶貧濟危仍是客觀的迫切需要。海外潮人各善堂、眾善士又繼續“弘揚圣德,普濟眾生” (鄭午樓先生題詞),分別向故鄉捐獻巨款。

1.海外報德善堂走在行善的前列

信奉大峰祖師的海內外善堂“鼻祖”——潮陽市和平鎮報德古堂,自1984年9月修葺竣工,恢復善舉,開潮汕之先,聯絡海內外善眾,為主得到泰國華僑報德善堂暨鄭午樓董事長等各國僑胞、港澳臺胞布施,至2000年止,共捐贈社會福利巨資逾千萬元,用于修橋造路、補助殘疾人與特困戶、省內外救災、建設敬老院、援助興學建校、撫恤孤寡、收尸埋骨等,善績卓著。

同時,古堂自1989年起,在附近橋尾山興建集行善、紀念、旅游于一體的大峰風景區(其中有大峰醫院、大峰紀念館、祖師亭、報德亭、報德樓、大牌坊等),至1996年基本完成。喜獲華僑報德善堂和鄭午樓、陳世賢、胡玉踞、馬松深、張泗川、馬興松、馬鎮乾、馬木有、張美葉先生等僑胞、港澳臺胞樂捐,總計逾6千萬元。1995年12月20日落成的大峰醫院,是由香港九龍潮州公會馬松深先生為首,港澳、僑胞捐港幣1千余萬元所興建,創辦以來發揚大峰美德,堅決拒收紅包而飲譽四方。

1996年3月2日,以副董事長胡玉麟為首的華僑報德善堂觀禮團,來風景區參加大峰紀念館落成慶典。為該館他本人捐10萬元港幣,善堂捐了500萬元港幣。

2.新加坡同德善堂思源回報

新加披有由潮人僑胞創辦的崇奉張運杰(1881-1921)“菩薩”的一批善堂,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同德善堂念心社。張運杰,普寧縣泥溝鄉人,弱冠入空門,往揭陽縣炮臺鎮東嶺陸村創建覺世善堂,供奉大峰祖師,善績彰著,后振興潮安縣大吳鄉的修德善堂,并施醫助葬,被譽為“菩薩”。1950年,新加坡潮僑崇拜張運杰而創辦同德善堂念心社,在星馬各地聯合分堂6座,同奉“張菩薩”,并尋根思源,于1985年以鄭春發主席率進香團訪揭陽陸村的覺世善堂拜“張菩薩”安葬處,后共捐200余萬元,還資助潮安縣大吳鄉修德善堂、揭陽登崗鄉覺真善堂等。1991年贊助興建陸村的覺世中學。1995年第二次進香團130余人來訪,并捐建中學門亭。

3.僑胞、港渙臺胞紛紛向故鄉表愛心

馬來西亞僑領陳宏升,于1984年起捐款給潮安縣庵埠鎮太和善堂,并被選舉為董事長。又帶動其他僑胞行善,使該堂越辦越好,建議辦醫站治病救人,辦聾啞學校助殘,辦幼兒園濟貧,辦音樂團義演。1996年8月賑大埔縣水災,1997年9月賑潮安縣西坑洪災等。

旅馬僑胞吳漢欽,于1984年匯款2.4萬元人民幣,捐給南澳島深澳鎮慈濟善堂購棺濟貧,1991年該堂名譽董事長、臺胞康維吳也捐4.4萬美元。其他臺胞合捐20萬元給該島云澳鎮協義善堂。島上平善堂也得到泰國柯廷潮等僑胞資助,推行善舉,興建祖師紀念堂。

揭陽市榕城區梅云鎮翁厝寮的覺世善堂,1993年起由泰僑陳巧緘、鄭響真等捐款復建并施多種善舉。僑胞紀玉然等還樂捐38萬元,合潮汕各善堂捐款共80多萬元。

總之,潮陽和平鎮報德及棉安、仁德、仁濟、念敬、樂善、善德、海門鎮報德、汕頭市區存心、誠心、誠敬、誠德、慈愛、延壽、大峰廟、順和,潮安廣濟、太和、同奉、遂心、衣德、杏苑、報德、修德,揭陽梅云覺世、東嶺覺世、平德,饒平縣崇心、存德、順興,南澳島平善、協義、慈濟等眾多善堂,都得到海外潮人捐款獻物,得以恢復善舉,造福社會。

五、善堂的社會文化功能

馬林諾夫斯基認為:“功能總是意味著滿足需要,從最簡單的吃喝行為到神圣的儀式活動都是如此?!背敝萆铺眠@種文化現象現象是當地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樣可以與人類生活需要聯系起來進行功能分析。出于現實生活的需要,以及人們對潮州善堂開山祖大峰祖師的無比崇敬,潮州善堂得以在海內外潮人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為社會的穩定、和諧做出貢獻的原因。善堂確實在當地社會中發揮重要作用,蘊含著豐富的社會文化功能。

(一)是社會救助機構

在人口眾多、生產力水平低、國家財政困窘的背景下,中國的社會保障在制度安排和運行模式方面作出了適合國情的選擇,形成了官民結合的,由中央、地方和民間三方力量構成的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這一體系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總體消耗大、積累少、保障水平低的制約,對傳統社會保障的功能起到了增強的作用,有助于社會的穩定和統治秩序的維持。

潮州善堂是一種民間自發的自救機構,也是一個龐大的救苦救難的慈善系統,海內外慈善機構密切聯系,親如一家。維系善堂發揮社會功能的施事人員主要有兩部分:出錢的和出力的。善堂的主要經費來源于海內外樂善好施的富戶和社團內善信的樂捐。善堂事務的主持者由寺廟、鄉紳、長老共同擔當,也有社會名流及官場退居者參與其中。大部分善堂由于經濟來源充足,主事者素質較高,確實為當地辦了大量的好事、善事;沒有經濟能力的,在善堂做“義工”,不拿善堂的一分錢報酬,但卻做著花錢人們也不會做的工作。他們為善堂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做善事。

潮州善堂自設立伊始就與當地社會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其活動頻繁與時局密切相關。特別是在兵荒馬亂、社會動蕩的年代,或者在天災人禍的出現的時候,潮州善堂的活動越發頻繁,其發揮的社會功能也就更為顯著。歷史上潮州地區發生的多次大災難,善堂都發揮巨大的作用。

不少善堂,如潮安縣庵埠同奉善堂,自創辦之日起即與當地社會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特別是復辦的二十多年來,在修橋造路、濟貧濟世、救死扶傷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據該堂的主事介紹:他們善堂村的二座危橋重修;鋪設了村道;為村中孤寡老人送終;發放救濟物資等。1998年長江流域大洪水,他們組織捐款、捐物總值超百萬;2006年的碧麗斯臺風帶來的強降水,造成了潮州大地的嚴重內澇災害,他們組織慰問,并將求災物資送到災民家中;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他們表現得更為實出,為災區捐款近二百萬元,并通過紅十字機構送到災區。

谷饒同安善堂自1992年復堂以來,情系貧困,樂善好施,在港澳同胞、華僑、當地企業家等社會力量的樂捐支持下,善舉不斷,多次組織開展支援災區災民、貧困地區群眾生活和學生入學等扶貧濟困活動,近至谷饒本地、關埠、貴嶼等毗鄰地區群眾,遠至廣西、興寧等外省、市,受救助群眾不計其數。十多年來,扶貧賑災、救濟孤困數十萬元、大米100多萬公斤,該善堂的善舉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好評。

潮州市規模最大的善堂——大碼頭報德善堂。該堂復辦于1979年,現有善眾近4000人。據該堂的法律顧問蔡奕道先生介紹:該堂以濟世濟危為已任,自復辦以來,收埋路尸、水尸、陳尸1300多具;接濟、扶助貧困戶不計其數。三十年來,該堂用于救災、救險、救苦、救難會出的善款近千萬元,為社會的穩定和諧做出應有的貢獻。該堂的善舉也得到社會的公認。復辦該善堂福利會的創會會長陳欽淡先生被評為改革開放以來“感動潮安十佳人物”,受到政府的表彰。

(二)是弘揚傳統文化,陶冶情操的場所

潮州文化有鮮明的地域特色,這是人們的共識。潮州文化由許許多多的文化特質組成,它包括:潮州方言、潮州音樂、潮州工藝、潮州風俗、潮州禮儀、潮州飲食等。而所有這些文化特質都可以從善堂中找到它的影子。

大凡善堂都有固定的活動場所,這些活動場以宗教廟宇的式樣建設,高屋建瓴,龍飛鳳舞,融合了地方的建筑與工藝,有獨特的建筑工藝特色。內部的擺設,體現了地方工藝的高水平。善堂把方言、音樂、工藝、風俗、禮儀、潮飲食等文化因素融合到善堂活動過程中。他們平時舉辦各種活動,教誨善眾修心養性,行善積德,因而成為陶冶情操的場所。

潮安同奉善堂是較有特色的一所。庵埠文里的楊秀金先生是該堂的善眾,他對潮州音樂有很高的造詣。不論是二胡,還是揚琴、琵琶都有很高的造詣,受到眾多音樂愛好者的尊敬。他在善堂創設了潮州音樂活動中心。平時他組織樂友到善堂奏樂,廣結善眾,教授音樂,培養了眾多潮樂好手。國家級的二胡演奏家李先烈、曹玉瑩等都經常前來參與他們的活動,也成了他的忘年好友。值得一提的是前年初他被查出得了肺癌,由于病灶部位不能手術,他表現出潮州人淡薄明志的特點,用音樂來陶冶情操,用善舉來充實自已忘掉自己已身患絕癥。本來醫生已判定他只能存活三個月至半年時間,而他至今已生活了近兩年。而且從外表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一個身患絕癥的人。

(三)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同盟軍

潮州善堂這一文化現象產生以來,就與中國社會共命運。在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潮州善堂通過各種途徑發揮著積極的作用。鄭智勇(1851-1937年)是近代潮籍旅暹愛國華僑領袖,也是泰國同奉善堂的主事。他愛國愛鄉,熱心公益,資助僑胞,積極支持中國民主革命。他的的動人事跡,在泰國華僑社會和潮汕各地廣為流傳。

在大革命時期,潮州善堂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潮州市被殺害的革命烈士如孫應采、沈序昭、許雪秋、黃秋富和歸僑烈士柯國泰等的尸骨都是市內的報德等各善堂冒險為其收埋。

1926年春,彭湃率領農民軍攻克惠來城,后因后援中斷退守大南山。犧牲同志暴尸荒野,國民黨嚴禁收尸,該城的“同學善堂”組織善友掩埋隊,打著紅“十”字旗,戴著印有善堂標記的袖章,冒險進入前線,在槍林彈雨中為犧牲烈士收埋尸體。此舉在當時解放區被大力表彰。1944年,日本侵略軍200多人圍攻揭陽官碩村,該地國防軍一個連英勇奮戰,全部壯烈犧牲。其時該村和附近善堂的善眾,冒險為死難官兵收埋遺體。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四)是海內外潮人聯絡的紐帶

潮人出洋時帶善堂香火一起遠渡傳至海外,不忘根源。另一方面,有不少潮人受苦受難時幸獲善堂拯救而活命,后移居海外,自身不忘故鄉善堂恩澤,并教育子孫不忘此德,故善堂成為聯絡海內外潮人的紐帶之一。

海外華僑中,原是故鄉善堂社友、骨干或主要行善的老輩,都引導兒孫、親友?;靥每纯?父交子往,承先啟后,為鄉親救困扶危,故善堂又成為新一代華僑與新一代鄉親聯絡、歡聚的場所。

海外華僑中,原是由故鄉善堂拯救或撫養成人的老輩,更是滴水之恩涌泉相報,攜兒帶孫,發動親友,回鄉探堂,慷慨捐助,造福桑梓,使善堂成為海內外同胞飲水思源之處、不忘故鄉的根。

原汕頭市區人港胞徐瑞庭,今75歲,10歲(1944年)時,逢潮郡遭日軍肆虐,人禍天災,家貧如洗,胞弟餓死,他幸獲誠敬善社兒童教養院收留,撫養成人,后考入湖北大學,1979年移居香港。1997年知善社恢復,為報恩,雖經濟不富,仍捐了數萬元,發動兒孫、親友港胞每年捐2萬多元,且組織善社兒童教養院童友會捐獻款物。他說:“我小時享受過善堂救濟才活命,如今只要我有能力,就要回報善堂,錢雖少而心意厚?!?/p>

因有行善積德的共識和善事交往,潮汕善堂也成為海外華僑、港、澳、臺同胞及其親屬與鄉人的情結所在,誼深意長。僑、港、臺屬、原汕頭市升平區政協副主席王昌熹(1940-2001)之先父王水澤在民國時捐巨款購西藥贈善堂救人。他繼父志行善,并搶救善堂文化,主編出版善堂專輯《升平文史》創刊號。其住港兒子同樣濟貧。故王昌熹于病故后第5天,潮汕各地和閩南東山縣善堂代表共數百人,聚集于南墩廣德陵園為之悼別,其子當場再捐一萬元給善堂施藥。以善為樂,代代相傳。

(五)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力量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加強信教群眾同不信教群眾、信仰不同宗教群眾的團結,發揮宗教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背敝萆铺米鳛橐环N民間的宗教機構,蘊涵著豐富的和諧思想資源,為構建和諧社會做出積極的貢獻。

對人世的生老病死舉行禮典,主張神靈超度善始善終。對無主路尸料理后事。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都主張善待生靈保護環境、反對殘害生態污染家園。這對于世俗社會化解矛盾沖突、協調人際關系和穩定社會秩序顯示出強大的促進作用。如在戰爭時期,各地善堂都會旗幟鮮明地以神的名義譴責兇徒戰犯的殘酷暴行,伸出援手協助抗戰救助難民;在和平時期,各地宗教信徒也會開展治病療傷、收養遺孤、慈善救災、濟貧助學、傳播愛心等活動。

善堂追求的與和諧社會的社會形態相融相通,又確確實實地與人類堅信的“富裕社會”、“公正社會”、“誠信社會”、“愛心社會”的奮斗目標相通,即與和諧社會的社會形態寓意相融,受到世人的尊重和理解。

許多到潮州參觀、旅游、學習、工作,對潮州有所接觸的人都有這樣的體會:潮州人文明、禮貌,社會和諧、祥和穩定。這在其它地方是很少見的。韓山師范學院一位來自遼寧的教師深有體會地說:“我見到路上有兩個人騎摩托車相撞。如果在我的家鄉,肯定會相互指責而吵個沒完沒了,最后可能還會打起來。而兩個撞車者都向對方說對不起,周圍的人也會過來關心發生的事,有的還過來幫助他們把車扶起之后,然后大家象什么事也沒發生一樣地各自離去,一切都顯得那么平靜?!?/p>

潮州社會穩定、和諧是遠近聞名的。記得八十年代后期,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謝非同志得知潮州的青少年犯罪率為零,感到十分驚奇。于是他多次派有關部門同志到潮州實地調研。每次調研匯報的情況基本一致,潮州的德育工作抓得好,確實沒有青少年犯罪的情況。謝非同志決定在潮州召開全省德育工作現場會,把潮州的先進經驗在全少推廣。此舉在全國引起轟重。當地優秀傳統文化對潮州良好的社會風氣的形成有很大的關系。韓山師范學院的一位來潮州工作了五年的教授對街頭打斗現象做過跟蹤調查,發現這些打斗的參與者百分之七十是外來人員。

比較典型的是,在潮州地區,家庭、鄰里的紛爭可以通過善堂來調適,“化紛止爭”。善堂的主事人充分利用群眾對善堂的崇敬心理,把解決不了的矛盾到善堂解決。在莊嚴的環境下,加上主事的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大量的矛盾就這樣化解了。據潮安同奉善堂的楊先生介紹:每年該堂化解的群眾糾紛不下三百宗。

善堂的教義自成系統,理念的主旨上有鮮明的特征。它指點世人積德行善、修生養性、平等博愛。它所宣揚的“慈悲寬容、誠實信任、和平友愛、善待生靈”等等的社會道德,蘊含著人際關系和諧化的崇高道德理念,曾經影響和感化過一代又一代善男信女的心靈。

在世俗社會處于善惡并存、強弱不均經常引發社會矛盾和人際沖突的現實狀態下,潮州善堂體現出的慈悲、和善、誠信、友愛等等的德行愛心,顯示出人際關系和諧化的示范形象,受到世人的稱贊和欽佩。海外善堂與潮州善堂攜手同為促進社會和諧而共同努力。

結束語

善堂是潮州特有的傳統文化現象,有豐富的人文哲學思想和道德倫理內涵,在“弘揚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方面大有作為。善堂發揮了心靈關懷的特長,對地方社會的安定團結,對中華民族的復興,必有重要貢獻。在 “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思想的指引下,善堂為社會道德倫理規范,作了樣榜,“弘揚社會正氣”、“大力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以增強誠信意識為重點,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發揮道德模范榜樣作用,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

我們要大力弘揚善堂的優良傳統文化,“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加強中華優秀文化傳統教育,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開發利用善堂文化的豐厚資源。加強對善堂文化的挖掘和保護,重視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做好善堂文化典籍整理工作,不斷擴大善堂的影響力,使潮州善堂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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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石中堅, 潮州廣播電視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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