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若虛文學批評理論中理想境界的實現

王若虛(1174——1243),字從之,號慵夫,藁城(今河北藁城)人。金亡不仕,晚年自號滹南遺老,是金源學者的代表人物之一。金承安二年(1197)中進士,《金史·文藝傳》有傳。王若虛在金元之際學術界獨步一時,與元好問并稱為金代文學批評領域的雙璧。作為金代杰出的文學理論家、經學家、史學家、文獻學家,王若虛以學術精博、見解獨到著稱于世。他的文學批評理論,無論是宏觀體系的力圖建構,還是實際創作的具體指導,都對金末元初的文壇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

推重“文意”是王若虛文學理論最突出的特色。在王若虛看來,“文意”并非只是一個空泛的概念,在求“意”的目的下,很多實際問題需要解決:文學應該在抒寫作者真情性的基礎之上,準確而真實地反映所要表達的事物,即“真”。在 “真”的表現過程中,為了讓這一切更加接近于事物本身,與讀者趨于心靈的契合,又必須關注到為文之“理”與為文之“勢”。誠然,文章先須求“意”,但僅如此,尚不足以達到文章的至高境界,惟有在備“意”之上,進一步實現“天全”、“自得”,兼融“妙理”,才算是真正達到“渾然天成”的境界。

詩文理論追求的理想境界,首先表現為“自得”。王若虛說:“古之詩人,雖趣尚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盵1]又在《山谷于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黨遂謂過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為然,予嘗戲作四絕云》中再次提到:“文章自得方為貴,衣缽相傳豈是真。已覺祖師低一著,紛紛法嗣復何人?”他欣賞白居易為人“沖和靜退,達理而知命,不為榮喜,不為窮憂,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盵1]蘇軾說:“循萬物之理,無往而不自得,謂之順?！?[2]“君子之順,豈有他哉?循理無私而已?！盵2]而晁補之談到蘇軾對他的教導時轉述說:“吾以樂而未嘗無以樂者,順也?！盵3]在蘇軾看來,“無私順理”的人生態度,是一種審美的態度,它伴隨著“樂”,即審美的愉悅,而所謂“無往而不自得”者,就是自由,就是“性命自得”。 而這種“自得”自由精神境界,才真正是蘇軾文章妙于天下的根本所在?！朵锬线z老集》卷三十九曰:“東坡《南行唱和詩序》云:‘昔人之文,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華,充滿勃郁而見于外,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故予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時公年始冠耳,而所有如此,其肯與江西諸子終身爭句律哉!”[1]可見,王若虛對蘇軾弱冠之年即有所表現的主張文章自應出于天全、自然,而不能刻意為之的過人悟性與見解,已經表示出極大的欣賞。而“萬事不我攖,一心常自得” [1]則體現了王若虛在學習作文之外,對蘇軾人格風范與人生境界的仰慕與追求。

由此可見,“自得”是走向文學理想境界的必備條件,但它只是登堂,尚未入室,“渾成”才是王若虛文學評論的理想境界,也是他為金源詩人指出的奮斗目標。其關于“渾成”的理論來自其舅周昂,《滹南遺老集·詩話(上)》引其語曰:“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闭腔诖艘?王若虛批評黃庭堅詩“有奇而無妙,有斬絕而無橫放,鋪張學問以為富,點化陳腐以為新,而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盵1]

王若虛說:“物之在天下,皆妙理之所寓也?！盵1]他所說的“妙理”是充斥于天地之間,表現在萬事萬物上。他將這一哲學概念引入文學批評領域后,賦予其“為文之理” 高妙境界之涵義。王若虛推重蘇軾之文、白居易之詩,評價二人作品皆富有“妙理”。其論蘇軾曰:“東坡,文中龍也,理妙萬物,氣吞九州,縱橫奔放,若游戲然,莫可測其端倪?！盵1]論白居易曰:“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癢豈勝鞭?！盵1]又說:“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肺,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千百言,而順適恰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捻斷吟須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盵1]王若虛認為“自然之勢”乃“詩之大略” [1],“哀樂之真,發乎性情”是“詩之正理” [1]。白詩正因“自然”、兼有“性情”之“真”,才顯得“順適恰當” 。蘇文、白詩之“理”何以能“妙”?王若虛認為關鍵就在于“渾成”。如此看來,王氏所言的文章“妙理”,應該是指作家在自由的精神境界之中,極其自然而恰切地讓審美客體和創作主體在“真”的基礎上完成和諧溝通,使得作品無論在“意”還是“字句”上,都透出一種“渾然天成”的美感。

二

對于文學理想境界的實現途徑,王若虛認為一方面是追求文辭的自然平淡,另一方面是把握語意的“一以貫之”。

自然,即天然,也就是王氏所言的“天全”。追求“天全”,是一個源遠流長的文學觀。晉代葛洪云:“至真,貴乎天然?！盵4]唐代皎然云:“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授,至如天真挺拔之句,與造化爭衡,可以意冥,難以言狀?！盵5]而首先將“天全”一詞運用到文藝批評方面的是蘇軾。 如“醉筆得天全”[6],“鞭策刻烙傷天全,不如此圖近自然”[6]。

在蘇軾的影響下,王若虛以“自然”作為成熟文章的標準。他引用其舅周昂文論主張曰:“自然之勢,詩之大略,不外此也?！盵1]自己亦說:“文章豈有繁簡?要當如風行水上,出于自然。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簡,則失之矣?！盵1]而當標準一旦確定,凡與此不符者,皆受到王若虛鋒芒畢露的批判,即便是蘇軾,亦不例外。如:“《歸去來辭》本自一篇自然真率文字,后人模擬已自不宜,況可次其韻乎?次韻則牽合而不類矣?！盵1]又如:“東坡酷愛《歸去來辭》,既次其韻,又衍為長短句,又裂為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盵1]據《滹南遺老集·<史記>辨惑(一)》所載:“《孔子世家》載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加兩助詞,不惟非其本語,抑亦亂其聲韻矣?！蔽覀兛梢钥闯鐾跞籼摬⒎菦Q然反對聲韻,他所反對的只是“次韻”,其中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次韻”違背了其以“自然”為落腳點的文章創作標準。

只有實現語意的“一以貫之”,才能做到渾然一氣,反對堆垛,不可句摘。

這便是王若虛主張的“渾成”說?；诖?王若虛曾批評黃庭堅《食瓜有感》詩曰“固皆瓜事,然其語意豈可相合也?”[1]王若虛認為文章須作全局觀,既為整體,則宜融會貫通其文意。他批評黃庭堅說:“魯直于詩,或得一句而終無好對,或得一聯而卒不能成篇?！盵1]批評蘇叔黨《颶風賦》云:“‘此颶之漸也。少個‘風字。又云:‘此颶之先驅爾。卻多‘颶字,但云‘此其先驅,足矣。風息之后,父老來唁,酒漿羅列,至于理草木、葺軒檻、補茅茨、塞墻垣,則時巳久矣。而云:‘已而山林寂然,水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豈可與上文相應哉?”[1]批評司馬光云:“是非有定理,而前后反復,以遷就己意,此最立言之大病也?！盵1]王若虛“千古以來,惟推東坡為第一” [7],顯然與他認為“東坡之文,具萬變而一以貫之者” [1]是有著非同一般關系的。

事實上,王若虛于經、史、文一生淹通,以重辨析、重評論著稱于世,對其舅周昂的文“意”之論甚為推崇:“文章以意為之主,以言語為之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盵1]這里的“意”,其實就是文章整體呈現出來的充實的內容和飽滿的思想情感?！耙狻钡闹匾跃驮谟趶暮暧^統攝全局,以保持文章煥發出與眾不同的特色?！耙狻钡淖罱K實現,則必須要依賴于微觀方面的諸多因素及其相互間的完美配合。而“理”,便是其中至關重要、內涵豐富的因素之一。所以要做到語意的“一以貫之”,文理是必不可少的。

“文章必有規矩準繩,雖六經不能廢?！盵1]這便是王若虛所說的“文理”,其文論中的“為文之理”,是從微觀到宏觀對文學創作給予的必要關照。是作家的思維邏輯在文學創作過程中的具體體現,廣義上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一是作者在文章中表現出來的萬物自然之理;一是為了表達主旨的需要,文章自身所必須具備的篇章建構,如結構、法則和脈絡等。關于“文理”的重要性,劉勰在《文心雕龍·宗經》中曾明確提到:“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于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盵11]就文學作品的創作過程來說,剪裁、布局、聯結是文章結構的主要內容,三者之間是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一篇作品結構的好壞,直接關系到作品思想內容的藝術效果,甚至關系到作品的成敗?！霸娰F性情,亦須論法,雜亂而無章,非詩也?！盵13]沈德潛此論雖就詩而言,然亦適用于其它文學樣式的創作。所謂“亦須論法”,也就是要講究結構的法則。當然,要講究結構法則,但又不應把法則僵化。而王若虛的文論觀,正是將“文意”至于首位,“文理”(結構、法則和脈絡等)為其而生,隨其而動,這種不泥于死法的結果,便是作品能夠煥發出蓬勃的生命力。王若虛的“文理”主張,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重視材料的取舍。王若虛反對無關文章整體的瑣碎細節的陳述,始終提倡那些發明世道人心、有益教化、彪炳史冊的材料不可或缺。如:“操一生所行,類皆不道之事,獨此一節,有光青史,而陳壽略之,豈非闕典之甚哉!”[1]王若虛認為,文之勝在意而不在言,一味注重材料的繁富,實無助于凸顯文意。因此,為文之時镕裁之功便顯得尤其重要,若違此理,則必成敗筆。

二、注重文章的整體性。首先,必須堅持題、文相符。王若虛認為,若是題目和內容之間出現齟齬,絕對會妨礙文章“意”的表達。其次,內容中的各個部分要相輔相成,共同服務于貫通全文的“意”。第三,文章須自具首尾,求得“意”之完整。如:“相如《上林賦》設子虛使者、烏有先生以相難答,至亡是公而意終,蓋一賦耳?！M相如賦《子虛》自有首尾,而其賦《上林》也復合之為一邪?不然,遷、固亦失也?！盵1]

三、關于“文法”、“句法”的探析。欲申文“意”,必求文“理”,而要詩文順達通暢,從篇章結構到段落字句,都是不容忽視的。就“文法”而言,王若虛甚為關注。他在《滹南遺老集·文辨(二)》中說:“予謂左氏之文固字字有法矣,司馬遷何足以當之?文法之疏莫遷若也?！彼^“文法”者,只是借以表“意”的工具,雖然王若虛繼承周昂的文意之論,但具體寫作中的“文法”絕對不能是固定、呆板的模式——“夫文豈有定法哉?意所至則為之,題意適然,殊無害也?！盵1]對于“句法”,王若虛說:“魯直區區持斤斧準繩之說,隨其(蘇軾)后而與之爭,至謂未知句法。東坡而未知句法,世豈復有詩人?”[1]由此可見他反對的是說蘇軾不懂“句法”的這種觀點,而不是反對句法本身。然而王若虛肯定“句法”是有條件的,他認為,“古之詩人,雖趣尚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盵1]“自得”是就“意”的角度而言,而“句法”則是出于“字語”的考慮,如此來看,不論是為文之“文法”還是作詩之“句法”,都統攝于其“文章以意為之主,字語為之役”的文學思想的。

四、文體之辨。王若虛既是著名文學評論家,同時又是出色的史學家,但他對文和史卻有著不盡相同的評判標準。他說:“作史與他文不同:寧失之質,不可至于蕪靡而無實;寧失之繁,不可至于疏略而不盡?！盵1]由此可見,在文學中,為了現“意”則完全允許一定程度的虛構,辭采趨于華麗、行文講究用韻都是可以接受的。而對于史學,他則要求以“征實”為原則。王若虛認為文學始終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之中,他說:“世間萬變,皆與古不同,何獨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1]故于繼承古人成果的同時,他又結合金代文學的發展狀況,通中寓變,對“文體”之說進一步提出了自己的主張。王若虛所言之“體”,于體裁、風格之外,有時亦指文章內容的繁簡和結構布局。如“夫韓文高出古今,是豈不知體者……不必以尋常體制繩之也?！盵1]對繁瑣之文,大加批駁,對過簡之文,他同樣痛予針砭。那么,宜繁還是宜簡究竟該以什么為準繩?王若虛說“文之大體,固有不同,而其理則一”[1]。而這“理”無疑就是“文章正理”——惟“適其宜而已”[1]了。

要關注文意的“一以貫之”,除了“文理”,我們亦得關注“文勢”。在王若虛的文學批評中,“文勢”是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詞,幾乎于經、史、文、詞等諸多方面無所不包。如其論《論語》曰:“‘子路問成人章,胡氏以‘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為子路之語。此蓋惑于曰字耳。觀其文勢,殆不然也?！盵1]其論《孟子》曰:“‘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之說,或以心字屬上句,或以屬下句。予以文勢觀之,語皆不安,中間或有脫誤,未可為斷然之說也?！盵1]其評《史記》,《滹南遺老集》卷十三專設“文勢不相承接辨”。評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曰:“病在太多,且過于浮艷耳……蓋不唯為雅正之累,而于文勢亦滯矣?！盵1]評蔡松年詞曰:“蕭閑《使高麗》詞云‘酒病賴花醫卻,世皆以花為婦人,非也。此詞過處既有‘離索、‘余香、‘收拾新愁之語,豈復有婦人在乎?以文勢觀之,亦不應爾?！盵1]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勢”是一個很古老的術語,《老子》書中已提出“勢”的觀念?！独献印吩?“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盵8]戰國諸子如孟子、荀子、韓非子等都常用此字?！皾h人的訓詁學中,‘勢多訓為‘力”。 [9]“‘勢的這種力,可以體現于主觀上,如某種情狀的許多次反復后給人的心理造成某個定勢,予人的行為以影響力;但一般講‘勢,是體現于具體事物的關系中的客觀的‘力,它不能孤獨地存在,而必須依托于事物?！盵9]“勢的基本含義是事物由于相互之間的位置而引起的變化趨向?！盵10]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定勢》專門討論了“文勢”。他說:“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此而已。是以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艷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蘊藉;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盵11]到唐代,柳宗元則以“勢”解釋社會制度形成與歷史變動的原因,其《封建論》將“勢”與“意”對立起來,“意”指主觀的愿望,“勢”指客觀的趨勢。王若虛的文學批評在“文意”、“文理”之外,運用了“文勢”,這就恰如其分地表現出文章創作過程中不得不然,須一氣貫通的寫作要求。

此外,王若虛亦提倡文章境趣的含蓄中和。王若虛所言的文章,是一個泛文學觀念下的特殊概念,但以求同存異的眼光具體來看,他對文和詩的要求還是有很大差別的。王若虛主張詩境須含而不露。所謂不露,頗似南宋嚴羽所說的“羚羊掛角,無跡可求”[12]的藝術境界。他說:“前人有‘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蕭閑(蔡松年)詞云:‘市朝冰炭里,滿波瀾。又云:‘千丈堆冰炭。便露痕跡?！盵1]而文比詩的要求則更為樸實,他認為文更宜求“真”、求“理”。比如他批駁馬子才《子長游》云:“馳騁放肆,率皆長語耳……雖詩詞詭激,亦不應爾,況可施于文邪?”[1]但不論是何種文體,“直以寫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厭乎人意,而不為奇詭以駭末俗之耳目” [1]的含蓄中和之境趣,都始終是王若虛追求之鵠的。

要之,在王若虛看來,惟有借助于“文理”、“文勢”等諸多必要措施,做到行文的自然,文意的貫通,加之淡雅尚實、含而不露的意趣追求,才可能達到“渾然天成”的至高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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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蘇利國,文學碩士,甘肅政法學院人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