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歷史的發展有太多偶然

張　弘

著名史學家，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奎松的《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使用史料之豐富，在之前的同類著作中極其罕見，并將國共關系史的研究推動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并迅速在史學界和讀者中引起巨大反響。

歷經坎坷的歷史研究

《中國改革》：《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出版后，在學術界和讀者中引發強烈反響。在這本書出來之前，專業研究領域的研究狀況是怎樣的?

楊奎松：從專業角度來回答，這實際上是三方面的問題。一個方面是國共關系史研究狀況的問題，一個方面是國民黨史研究的問題，再一個方面則是共產黨史研究方面的問題。

從國共關系史的角度，臺灣學者較早地接觸和研究了這方面的問題。如李云漢1966年出版了《從容共到清黨》，蔣永敬1972年出版了《鮑羅廷與武漢政權》。它們可以說是這一研究領域里最早出版的最有份量的學術研究著作。只是，兩書對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研究僅僅集中在1924～1927年間。與此同時，像張九如的《和談覆轍在中國》，關中的《戰時國共關系》、《戰時國共商談》，沈云龍的《抗戰前后國共商談的歷史教訓》，以及美籍學者，當年在臺灣閱檔享有特殊待遇的梁敬鐓的《赫爾利調停國共之經過》等，都是討論國共關系問題的成果。但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國共關系問題一度形成研究熱點的一個重要原因，則是與當時臺灣自身政治氛圍有很大關系。實際上，當時的這些研究中的一個比較集中的話題，多半都是想要通過歷史研究來證明，和共產黨決不能講和，否則必定會中中共統戰之毒計。

而大陸研究國共關系史的熱潮，形成于1980年代中期以后。這是因為，改革開放后，大陸對臺政策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調整。大陸當局已經幾次三番地釋放善意，宣稱“血濃于水”，受此影響，許多大陸學者開始關注國共關系史的研究課題，并陸續推出了一批研究著作。

其中，值得一提者有王功安、毛磊主編的《國共兩黨關系史》，黃修榮的《國共關系70年紀實》與《抗日戰爭時期國共關系紀事》，李良志的《度盡劫波兄弟在一戰時國共關系》，馬齊彬主編的《國共兩黨關系史》，以及毛磊主編的《國共兩黨談判通史》等。不難想象，大陸學者這時的研究目的，很大程度上也并不為了弄清史實，而是為了證明：“國共兩黨合則兩利，分則兩傷”。至于兩黨關系中的腥風血雨常常隱而不見了。

《中國改革》：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相當一部分著作都不是真正的史學研究。

楊奎松：很顯然，從中共黨史研究或中國革命史的角度，國共兩黨較量的歷史格局，國敵共我的關系意識，還遠未被血濃于水的兄弟渲染所取代。在相關的教科書和在中共黨史正本中，涉及到兩黨關系問題時，把共產黨的失敗簡單地歸因于國民黨的陰謀與殘忍，把國民黨失敗直接與自身的腐敗和無能掛鉤，堅信我正你邪，依舊是—種思維定式。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除了極個別的學者以外，長期習染于中共黨史研究話語之中的這些研究者，能否真正超脫其傳統的思維邏輯，這本身就是一個很有趣，也很耐人尋味的問題。諸多的國共關系史著作多只強調兩黨關系和諧一面，但只要讀到其無法回避的講述兩黨磨擦和關系破裂的內容時，我們還是很容易發現，作者沿用的還是中共黨史的那些解釋和說法。這也是為什么出了那么多國共關系史研究的書，卻沒有一本能夠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資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

《中國改革》：你說過，本書采取的視角是把國共兩黨放在同一個平臺上進行考察，從史學家的責任和歷史研究方法來說似乎理當如此，而以前的研究未能做到的主要原因何在?

楊奎松：這里面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上面講過了，就是多數國共關系史的研究者很難擺脫當今大陸正統史學的思維邏輯和思維習慣。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資料的問題。過去大陸學者對國共關系史的研究，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大而化之。一篇文章一談就是七、八年的歷史，一本書一寫就是二十多年，甚至四、五十年的歷史。在這方面，大陸學者即使到了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也比不上臺灣學者六七十年代的成果。李云漢那本書六七十萬字，只寫了四五年的歷史；蔣永敬那本書三十萬字左右，也只寫了一兩年的歷史。為什么大陸學者不能這樣寫?一是我前面講過的，研究國共關系史的研究者，大都是中共黨史的研究者。中共黨史研究的傳統就是以論帶史，不講細節，大而化之，你讓這些學者做微觀史的研究，他做不來。

《中國改革》：楊天石先生曾經稱贊《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并世無二”，并對本書的檔案使用之豐富深表好評。在這本書的寫作中，你是怎樣收集和使用檔案的?

楊奎松：寫這樣大題目的書，盡管我還是專題式而非全景式地寫，要做史料的搜集和準備，還是要花許多年的時間才行。我第一本寫國共關系的書，是寫1936～1949年的兩黨談判的歷史。內容很集中，就是圍繞著兩黨歷次談判的經過及其文獻進行史料搜集。即使這樣，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留心臺灣學者的研究成果，同時乘著大陸相關雜志陸續開始披露這方面的檔案文獻，和在中央檔案館查檔的機會，做史料文獻的搜集工作，就這樣，也還是用了六七年時間。以后我的研究面向變化很大，拓展課題也很多，但也一直沒有放棄這方面史料的搜集和對各種新的研究成果的注意。如此斷斷續續下來，又花了十幾年的時間，乘著每次去美國、俄國、日本和臺灣開會或做其他研究時，到處查找相關史料和研究成果?？梢韵胍娺@是一個多么漫長的過程。到最后，我還是認為自己因為研究的課題太多，時間花得不夠，有些史料也還是搜集得不夠，因此還是會出現有些問題沒有講到，有的講到了卻講得不透，或講得不夠準確的情況。

《中國改革》：但是，花大力氣收集和綜合各方史料及檔案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你能否舉例說明?

楊奎松：像過去講皖南事變，因為只能利用大陸中共中央檔案館與地方檔案館選編的史料，和當時的國共將領的少量回憶，大家先是認定國民黨早有陰謀要消滅新四軍軍部，然后就總是在爭論新四軍軍部南下茂林究竟是政委項英抗命中央，自己有一個南進計劃，還是中共中央也有失誤，朝令夕改，以至耽誤了軍部北上的最佳時機?而廣泛搜集國民黨方面的各種文獻史料和相關人物的回憶資料，再對照大陸所藏相關文獻史料和回憶史料，把國民黨決策的經過與中共中央決策的經過情形排比對照，就可以很容易地發現，所謂國民黨預謀誘殲新四軍軍部的說法純屬猜測。新四軍軍部北遷一事，國共兩黨已取得共識。新四軍領導人不愿直接北渡進入桂系控制的皖北地區，擔心過江會遇到日軍巡江艦艇的襲擊，因

而計劃由云嶺先向東再向北過江去蘇北，也一度取得了國民黨高層的同意。就在這時，新四軍發動黃橋戰役，殲滅了駐在蘇北的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兼江蘇省主席韓德勤部上萬人，從而對國民黨對蘇北地區的控制權構成了極大的挑戰。但考慮到已限令新四軍北上黃河流域，蔣介石一時并沒有改變原定新四軍軍部經蘇北北上的計劃。

不意新四軍奪取黃橋后，于11月又進一步發起了曹甸戰役，直接威脅到國民黨在蘇北連接皖東、魯南地區的戰略要點興化，激起了國民黨高層的強烈反應。何應欽堅決不能允許新四軍軍部再進蘇北，若蘇北新四軍攻擊興化，則第三戰區應將新四軍軍部立予解決。由于經蘇南北渡蘇北的道路被堵死，周恩來又電告直接北渡皖北十分危險，建議新四軍軍部務必堅持走蘇南，在這種情況下，新四軍項英等才不得不決定冒險南下茂林，并通知了中共中央，說明準備繞過橫在通往蘇南路上的國民黨軍，仍舊經蘇南北上蘇北。項英等這時也已經偵知，國民黨第三戰區在軍令部的指令下，已開始在茂林以南構筑圍堵新四軍的防線了。但項英等明確告訴中共中央：“我們決定乘其布置未完好突進，并采取游擊作戰姿態運動，先對南面包圍我之頑軍佯示威脅，吸引敵方注意，然后突然東進，轉向蘇南?！辈灰?，新四軍軍部非戰斗人員甚多，作戰力極弱，剛一進入茂林地區，未能按計劃實施突進，就被國民黨軍分割包圍，陷入滅頂之災了。這一歷史真相的獲得，如果沒有多方史料的對照分析，是完全不可能想象得到的。

影響歷史發展的因素很多

《中國改革》：有些學者對于抗戰勝利后中國未能走向和平耿耿于懷，在你看來，雙方未能政治解決的原因何在?

楊奎松：近代中國的問題，其實每每都是與國際環境和列強相互間關系的變化聯系在一起的。戰后中國的政治走向，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只要注意到1945年戰后蔣介石請毛去重慶，毛拒絕，斯大林打電報來，毛不得不去，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如果美蘇兩個大國攜手壓制中國兩黨，兩黨想打也難。盡管毛澤東在重慶并沒有能夠和蔣介石談成和平，雙方一度全面開打，但在蘇聯同意下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來華后，雙方很快又不得不坐下來，并且簽訂了全面停戰協定，召開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五項和平協議，中共中央為此甚至不得不發出黨內通知，宣布將要進入和平民主新階段，軍隊將要實行國家化，黨組織將撤出軍隊，中共將放棄武裝斗爭，轉向議會道路。以后中共中央甚至一度準備遷往靠近中國首都南京的蘇北淮陰，以方便黨政領導人參加政府工作。

所有這一切，都顯示中國戰后走向和平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不是1946年后美蘇開始翻臉，相互爭奪利益范圍，導致原本在中國商定的合作計劃全面泡湯，各自轉而開始扶助各自可以利用的力量，中國戰后的和平局面也未必會很快結束。

《中國改革》：在兩黨的最后決戰階段，蘇聯對中共的援助起到了多大作用?

楊奎松：今天，有關蘇聯戰后給中共援助的情況還有許多檔案材料沒有公開，因此學界還有很多爭論。但是，有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不可否認，那就是，毛澤東早就在1945年春天中共七大上做好了進軍東北，背靠蘇聯、外蒙和北朝鮮的準備，為此并明確講過，全國其他根據地都放棄了，也不要緊。只要有了東北，就有了奪取全中國的基礎和實力。毛澤東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計劃和把握?根本原因就是相信會得到蘇聯的援助。而戰后蘇聯的確出兵占領了整個東北地區，它雖然沒有能夠把全東北都交給中共，但它積極支持中共在東北建立根據地，再三鼓勵中共背靠蘇聯把東北拿下來，這無疑是一個事實。而中共成功地在關內展開與國民黨軍隊的大規模軍事較量，和林彪指揮的軍隊得以在短短兩年時間從東北一鼓作氣打到海南島，沒有東北做根據地和背靠蘇聯、外蒙和北朝鮮的條件，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即使有些學者對蘇軍提供的日本關東軍武器裝備的數量有不同說法，但這個基本事實是改變不了的。

《中國改革》：解放戰爭之順利，連毛澤東都覺得意外。無論是親歷者的口述，還是學者的研究都可以證明，國民黨的腐敗和專制是人心背離的重要因素。這是否是其自敗的主要原因?

楊奎松：中國歷朝歷代，特別是到后期，官場腐敗黑暗都是司空見慣的現象。但這并不一定會導致政權很快瓦解。因此，我的書里雖提到國民黨腐敗的問題，但并沒有濃墨重彩地去強調。在我看，國民黨自敗的最主要原因，還是其自身的制度欠缺和組織力、向心力不足的問題，因而缺少統制力。蔣介石因自身實力不夠和觀念上的局限，他自北伐以來所實現的統一，靠的多半都是利益交換和權謀手腕。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國民黨內部軍閥林立及派系長期存在的基礎。

《中國改革》：如果從橫向的世界局勢，和縱向的中國歷史發展來看，國共兩黨的分分合合以及中國所走過的道路是否是必然的?

楊奎松：歷史發展有大必然，有小必然。如從傳統到現代，這是世界歷史，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大必然，只要生產力發展達到一定程度，任何人都很難抗拒這一趨勢。而就國共兩黨的分分合合看，因為兩者的理念、主張、追求和利害關系各不相同，又都是堅信“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軍事政治集團，其合或偶然，分卻可以看成是一種小必然。

但是，相對于中國近百年所走過的道路，要說必然，卻有些勉強。因為，兩黨較量的勝負成敗，有太多外力作用，也有太多偶然因素。前面說到戰后所發生的種種變故，就對國共關系和中國以后的政治走向作用極大，但這種變故發生的時間和程度卻具有極大的偶然性。同樣的情況，如果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孫中山不是那么快去世；如果1926年中山艦發生之初蔣介石跑回東征司令部，國民黨仍在汪精衛的掌控中；如果長征途中中央紅軍沒有撿到那張《大公報》，發現陜北的立腳點；如果1936年12月蔣介石沒有去西安……，中國政治發展的道路未必不會有變化。

《中國改革》：作為少數打通近現代史和當代史的歷史學者，你認為中國要想轉型為繁榮昌盛的現代化國家，還將經過怎樣的歷史階段?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完成?

楊奎松：這個問題太難了，因為歷史學家總是喜歡注意歷史變化背后的復雜性和發展趨向的多線性，尤其看重環境的變化對各種條件所帶來的影響與改變。何況，何為繁榮昌盛，何為現代化國家，也有不同的評判標準。要說繁榮昌盛，我們的歌詞里40年前就在唱了。說現代化，1974年周恩來總理提出的標準，和今天的有了很大的差別。因此，我不贊成空談繁榮昌盛和現代化。我主張一切發展都應當以人為本，而不是以國為本。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由國民所構成，離開了這些具體的個人，國家的繁榮昌盛不會有任何實際的意義。而以犧牲或損害國民，哪怕是部分國民利益為前提的繁榮昌盛或現代化，也同樣不符合當今世界進步的發展潮流。但要真正改變人們今天的觀念，讓絕大多數人懂得“人”比“國”更重要，還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在我看來，這種觀念上的轉變不能實現，理想的國家形態也就建立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