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詩歌“小眾化”書寫的可能性

郝栩甲

摘要:當代詩歌進入到大眾文化的包圍圈中,其生存的空間受到擠壓,詩人們紛紛探索突圍的道路。在這種狹小的空間里,試圖通過向大眾化獻媚而獲得認可的策略,無疑注定要失敗。小眾化的書寫就成為了一種可能,小眾化的書寫秉承了詩人獨立的精神,固守了詩歌的審美品質,承載了崇高的價值取向,開辟了當代詩歌發展的另一條蹊徑。

關鍵詞:詩歌;小眾化;可能性

以80年代的詩歌發展狀況為評價基礎,對90年代以來詩歌處境的探討,“邊緣化”理所當然成了最顯著的標簽。詩歌在社會文化空間上位置的變化引起了詩歌界的恐慌,大量的詩人、詩評家紛紛為探索突圍的道路,在嘗試了向大眾化獻媚的失敗后, “小眾化”寫作成為一種可能。詩歌在小眾化的書寫中堅守,從詩人素養,詩歌語言,詩歌擔當精神上保持著詩歌在大眾文化包圍下的地位,以一種沉潛的力量伺機突圍。

一、小眾化書寫的客觀可能性

當代詩歌進入大眾文化的包圍圈,它的生存空間就受到來至電視、電影、文化讀物等帶有娛樂性、消費性的文化的擠壓,從主流文化中下降、減縮、滑落,淪落到了邊緣化的地步。但許多詩人卻不甘心偏離主流意識,表現出對大眾文化的恭維和獻媚,以求得詩歌本身的大眾化而換回擴大的生存空間。詩歌對大眾文化的親近寫作也就意味著它自覺地接受大眾文化這種消費性、娛樂性的審美追求,其創作方式形成了一種大眾化的創作機制。

這種所謂的大眾化寫作機制表現在語言上,是以一種“口語化”寫作為先鋒姿態出現的。這種口語詩在當代詩歌中濫觴于于堅、韓東,經“梨花體”的發展而后泛濫于詩壇。無疑口語詩,一開始是把詩歌從晦澀艱深中解救出來,讓詩歌在“讀懂”的層面上,進行著精神的洗禮。這樣的口語詩是有意義的,也是無可厚非的,如于堅的《尚義街六號》、《0檔案》。但是當這種口語詩演變成了一種對日常生活的絮叨,一種口語的謾罵,一種粗俗的呈現時,雖然許詩歌在這里滿足了大眾,在通俗中獲取了廉價的關注,但同時也造成了詩歌語言在審美上的缺席。如趙麗華的詩“毫無疑問/我做的餡餅/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在這些詩句中根本看不到詩歌語言的含蓄或精巧,質樸或空靈,有的只是對日常生活的一種無聊的敘述。

在當代詩歌的客觀生存狀態下,大眾化的寫作機制非但沒有擴大詩歌的生存空間,詩歌也沒有得到在殷情獻媚后的任何好處,反而這些由大眾化寫作機制繁衍出來的鬧劇使詩歌的存在和價值受到質疑。固小眾化的寫作策略也就提上日程,有學者認為“之所以提出‘小眾化的概念,是因為不能實現‘大眾化 ,而又不甘‘邊緣化 或‘孤立化 ?！?[2] 這或許可以看成是對詩歌營救的另一種可能策略。余光中早在《談新詩的三個問題》一文中就談到了詩歌的大眾化行不通而應轉向小眾化。真正的詩歌或許只有在獨立于大眾文化之外的小眾化寫作中才能產生。由此證明了小眾化的寫作在客觀上獲得了可能性。

二、小眾化書寫的主觀可能性

如果說大眾化寫作機制是詩歌向大眾文化獻媚的一種策略,那么小眾化寫作則是一種獨立的自主的,完全按照詩人自我精神的一種寫作機制。要證明小眾化書寫作為詩歌發展的一種可能,僅僅從客觀上論證是不全面的,還需從詩歌內部反省,從詩人的自我精神及詩歌的審美追求上探索出小眾化書寫的主觀可能性,從而論證出這是營救詩歌的一條蹊徑。

首先,小眾化書寫要求構建詩人的自我精神。謝克強在《守護心靈的家園》一文中說:“面對詩歌倍受冷落的窘境,面對讀者日益疏遠的令人不安的局面,面對批評界的無能而又不負責任的態度,問題的癥結便要歸結詩人本身?！盵3]當詩歌處在一個極端邊緣化的境地,詩人難以成為文化明星式的公眾人物,這是客觀使然。所以詩人必須調整自身的心態,重新認識“現實”,建構起屬于自己的自我精神,不流俗,不取悅大眾,努力“只為自己的心情去做一個詩人”(王小妮語),努力將自己上升到一個偉大詩人的高度。

其次,小眾化書寫要求堅定詩歌的審美追求。小眾化的詩歌寫作必須堅持一種詩歌審美追求,才能使詩歌還原其本身的價值,維護其獨立的特性,小眾化才可能使詩歌得到救贖。詩歌審美追求首先體現在語言的凝練上,詩歌要在小眾化書寫中獲取“自由力量”,迫切需要改變的是語言的大眾化,晦澀艱深固不可取,口語謾罵更不能入詩。小眾化的詩歌語言沒有必要糾結在口語化的表述中,它應該以一種凝練的、豐富的、含蓄的符號來包含了豐富的信息,延長審美過程,帶來真正的藝術享受。

在大眾文化的包圍下,對詩歌的救贖,不會在大眾化的寫作機制中獲得,而只能從客觀上以一種小眾化書寫來突圍,并在小眾化書寫內部走堅持詩歌審美本質和建構詩人獨立精神這一道路,才能堅守詩歌這一方凈土。

參考文獻:

[1]榮光啟.一代人的詩歌“演義”——1996—2006:“70后”詩歌寫作十年[J]人大復印資料.2008(1).

[2]陳龍.也談當代詩歌的“小眾化”[J].蘇州大學學報,2006(3).

[3]謝克強.詩刊[J],2005(5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