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民族理論創新

王　繼　郭　林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理論上的成熟時期。這一時期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命題，繼而在民族理論方面，對于中華民族、中國民族關系、民族自決權和回族等問題有了新的思想認識、理論突破和創新發展。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后，逐漸形成了由多民族結合而成論，平等團結統一建國論，民族區域自治論，回回民族問題論等內容構成的具有中國特點的民族理論體系。這無論在當時為改善國內民族關系，促進團結抗日，正確處理中國民族問題，還是為新中國成立后黨在全面執政條件下正確解決國內民族問題，都無疑奠定了良好的思想理論基礎，找到了正確的現實途徑。

關鍵詞；延安時期民族理論民族關系民族自決權理論創新

作者王繼，陜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地址：西安市，郵編710062。郭林，女，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地址；西安市，郵編710065。

延安時期是指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中共中央到達陜北以后在延安領導和指揮中國革命的13年。這個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時間最長的時期，也是黨在思想理論上的成熟時期。在這個時期，黨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命題，逐步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其中，黨關于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思想理論是它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毛澤東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重要著作和《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陜甘寧邊區憲法原則》等重要歷史文獻為代表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并通過在陜甘寧邊區等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實踐，得到創新發展。這一時期逐漸形成了多民族結合而成論，平等團結統一建國論，民族區域自治論，回回民族問題論等具有中國特點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從而為改善國內民族關系，促進團結抗日，正確處理國內民族問題，奠定了理論基礎，找到了正確途徑，積累了寶貴經驗。這些成果為新中國成立后，黨正確解決全面執政條件下的民族問題，打下了良好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關于延安時期黨的民族理論研究，國內理論界在改革開放后逐步展開。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歷史研究領域。如，對這個時期民族政策的貫徹落實和民族工作的考察，對個別重要文獻的分析和歷史資料的整理出版等方面，真正涉及理論研究的成果還不多。本文在歷史研究和文獻分析的基礎上，著重從黨對中華民族的新認識、對中國民族關系的新認識、對民族自決權的新認識和對回族問題的新認識等四個方面，歸納總結延安時期黨在民族理論上的創新發展之處，以期深化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研究。

一、多民族結合而成論——關于中華民族的新認識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在有關重要文獻中，以“中華民族”作為中國各民族整體的稱謂，最早見于1922年7月形成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缎浴吩谥袊伯a黨的奮斗目標第二條中指出：“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边@里的“中華民族”顯然指的是整體民族概念。雖然早期黨的許多文獻中也有以“中國民族”作為整體稱謂的，如由中國共產黨參與和幫助起草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關于民族主義兩方面意義的闡述，即是如此。但“九·一八”事變以后，“徹底爭得中華民族真正的獨立與解放”成為黨開展民族革命運動的中心口號，“中華民族”成為黨對中國民族的整體稱謂。

那么中國的民族結構是什么樣的?又如何從總體上認識中華民族及其特點?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還是由單一漢族建立的國家?各民族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樣的?在抗日戰爭新形勢下，黨的民族工作方針應該是什么?黨對這些問題的系統性、權威性表述，始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和1939年12月毛澤東等撰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黨中央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命題和學習任務。按照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重新確立了民族工作的總方針、總政策和總任務，這成為黨結合中國實際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轉折點。因為當時除了日本帝國主義大肆對我國進行民族分裂活動，國民黨蔣介石政權不承認中國有民族差別，實行了錯誤的民族政策外，在共產黨內也存在著不從中國實際出發，生搬蘇聯經驗的教條主義做法和大漢族主義思想。張國燾“以大漢族主義去對待弱小民族”，“在少數民族問題上以大漢族主義代替了列寧主義的民族政策”。

為調整黨的民族政策，統一全黨對國內民族問題的認識，六屆六中全會上，黨認真檢查和討論了黨的民族政策，確定了新的民族工作方針，將“團結中華各民族(漢、滿、蒙、回、藏、苗、瑤、夷、番等)為統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圖存”寫進政治決議案，作為抗日戰爭階段民族工作的總任務。毛澤東在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對此任務和各方面的民族政策做了詳細闡述。他說：“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但是國內各個黨派各個階級的，而且是國內各個民族的。針對著敵人已經進行并還將加緊進行分裂我國內各少數民族的詭計，當前的第十三個任務，就在于團結各民族為一體，共同對付日寇。為此目的，必須注意下述各點：第一，允許蒙、回、藏、苗、瑤、夷、番各民族與漢族有平等權利，在共同對日原則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第二，各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的地方，當地政府須設置由當地少數民族的人員組成的委員會，作為省縣政府的一部門，管理和他們有關事務，調節各族間的關系，在省縣政府委員中應有他們的位置。第三，尊重各少數民族的文化、宗教、習慣，不但不應強迫他們學漢文漢語，而且應贊助他們發展用各族自己言語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糾正存在著的大漢族主義，提倡漢人用平等態度和各族接觸，使日益親善密切起來，同時禁止任何對他們帶侮辱性與輕視性的言語，文字，與行動。上述政策，一方面，各少數民族應自己團結起來爭取實現，一方面應由政府自動實施，才能徹底改善國內各族的相互關系，真正達到團結對外之目的，懷柔羈縻的老辦法是行不通了的?！绷鶎昧腥珪螞Q議案和毛澤東的報告，明確了幾個很關鍵的概念，其中明確指出中華民族包括國內的各少數民族，中華民族是整體的民族概念。

六屆六中全會后，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習運動中，黨的理論建設得到了很大提升。1939年冬，毛澤東撰寫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篇重要文章。該文開宗明義專門論述了“中華民族”，第一次對中華民族的起源、民族結構、民族傳統關系做了理論和概念上的新闡述，揭示了中國的民族特點和民族關系的實質。

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中國是世界上最大國家之一”，“擁有四億五千萬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這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為漢人。此外，還有蒙人、回人、藏人、維吾爾人、苗人、彝人、壯人、仲家人、朝鮮人等，共有數十種少數民族，雖然文化發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長久的歷史。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

國家?！蓖瑫r他以漢族為典型，指出中華民族的發展形成，與世界上許多民族同樣，是從原始社會崩潰，社會生活轉入階級生活那個時代開始的，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直到現在，所以，“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中國已有了將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歷史”，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國家”?！爸腥A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于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于革命傳統的民族”，“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他們贊成平等的聯合，而不贊成互相壓迫”。1945年4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再次批評“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否認中國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漢族以外的各少數民族稱之為‘宗族”，“是大漢族主義的錯誤的民族思想和錯誤的民族政策”。

從以上對六屆六中全會政治報告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有關論述的引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國的民族實際，對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民族構成和民族特點進行了科學闡釋，明確提出了中華民族是由中國境內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等數十個民族結合而成的，是在階級社會出現后，大約經過了四千年的漫長過程，于近代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這個偉大的民族國家。從而揭示了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華各民族是不可分離的一體這樣一個實質性問題，使中國共產黨明確樹立了“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民族是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之總稱”，“四萬萬五千萬人民是共同祖國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民族共同體，各民族人民共同締造了偉大的祖國及其燦爛的歷史文化的整體思想，以此作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同時，毛澤東以其獨特見解，沒有拘泥于經典作家的論述，明確回答了民族最早起源和形成的時間問題，從而澄清了當時理論界存在的民族形成于原始社會蒙昧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以前不存在民族的種種歧見，創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些新認識和新理論，不僅在當時統一了黨內思想，而且對我國民族理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對制定黨的民族政策起了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無疑是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理論。

二、平等團結統一建國論——關于中國民族關系的新認識

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在平等基礎上的聯合團結，是馬克思主義解決民族問題、處理民族關系的根本原則，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主張和民族政策的基本出發點和歸宿點。從黨建立到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陜北，隨著黨對中國民族關系的認識逐步深入，黨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綱領逐步明確和具體。1924年1月，國共合作時期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明確提出了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中民族問題的雙重任務，即“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于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革命勝利以后，組織自由統一(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按照馬列主義民族平等原則，樹立起無產階級民族平等的旗幟，這就使中國的民族政策第一次發生了質的變化。同時也可看到，處在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綱領，基本停留在馬列主義的一般原理上，并沒有具體的理論與政策。

從1927年8月到1934年10月，隨著武裝斗爭的發展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開辟，黨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活動日漸活躍，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黨對民族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有了深入認識。在1928年召開的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31年在瑞金召開的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1934年1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都做出了關于民族問題的決議案，并將黨的民族平等綱領轉化為蘇維埃政府的具體政策。1934年10月，黨領導中國工農紅軍開始的北上抗日，以其特有的歷史機遇，使黨對中國民族關系的復雜性、重要性認識的更加清楚，黨的民族平等綱領與政策，在萬里長征的實踐中得到檢驗和充實。但是，由于這個時期，黨始終處于戰爭狀態，只能播撒下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火種，對于中國民族關系雖然有了許多新認識，但是無暇深入思考和形成完整的思想，在民族團結的提法上比較模糊，一般是以“聯合”、“結合”來表述。然而，正是黨的早期探索，為延安時期的理論突破和創新奠定了基石。

黨中央到達陜北后，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過程中，特別是六屆六中全會后，在民族關系上，黨更加強調民族平等，強調各民族的團結，強調統一。黨重申，“民族是至尊的，同時，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黨多次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務之一，就是對內求國內各民族之間的平等。在六屆六中全會政治報告中，毛澤東更加明確地指出：“對國內各民族，給予平等權利，而在自愿原則下互相團結，建立統一的政府?！标兏蕦庍厖^政府成立后，更將“依據民族平等原則，實行蒙回民族與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明確寫入形同憲法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從六屆六中全會決議案、毛澤東《論新階段》政治報告和當時黨的許多文獻中，都清楚地看到，黨的民族平等思想體現在幾個層次。即，“蒙、回、藏、苗、瑤、彝、番”等各少數民族與漢族有平等權利；各民族在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有平等權利；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權利，“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及和各民族人民平等聯合的權利等。顯然，這時黨對民族平等的內涵有了深入的認識。

關于民族團結，黨在延安時期不僅明確使用了“團結”一詞，并多次論述了其重要性，論述了民族團結的基礎、條件、目標，加強民族團結的核心力量和為加強民族團結如何處理好各種關系的思想。1936年8月，在《中共中央關于內蒙工作的指示信》中，黨號召，“一切民族應當在平等自愿的原則上最親密的團結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1937年5月，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及時指出，“只有經過全階級全民族的團結，才能戰勝敵人”。這種民族團結，既包括中華民族整體的團結，也包括中華各民族之間的相互團結和各民族內部的團結，關鍵是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團結。同時，黨也指出，還要團結民族宗教上層，“這個統一戰線，不但應當團結蒙古廣大平民群眾，并且應當把王公軍人喇嘛知識分子也都團結在內”，也要“極力親近和團結回族的上層到抗戰方面來”，發揮他們在民族團結中的特殊作用。但是，要“反對在日本卵翼下的反動民族運動”。而中國共產黨是促進民族團結的核心力量，只有經過共產黨的團結，才能達到全階級和全民族的團結。

為達到團結抗日的目的，六屆六中全會指出，必須要改善國內各族的相互關系。那么如何改善各民族關系，達到民族團結呢?如前所述，毛澤東在六中全會上所作的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對黨的各方面的民族政策做了詳細闡述。實際上該報告已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解答。筆者以為，如從如何改善民族關系的角度解讀，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要反對妨害民族團結的兩種民族主義，即大漢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主要是反對當權的國民黨政府對少數民族采取的歧視壓迫和懷柔羈縻的“大漢族主義的錯誤的民族思想和錯誤

的民族政策”。同時也要糾正黨內和社會上存在的大漢族主義傾向，提倡漢人用平等態度和各民族接觸。二是要尊重各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禁止任何對少數民族帶有侮辱、輕視性的語言、文字、行動。三是要使用和發展各民族的語言文字，并且少數民族可以用自己的語言、文字進行文化教育。四是明確提出在民族雜居地方，執政當局要成立省、縣級的由少數民族參加的、管理民族事務的工作機構，培養少數民族干部，以保障少數民族的民主權利和落實民族政策?？傊?，只有十分注意改善民族關系，使各民族“日益親善密切起來”，才能團結少數民族共同抗日，完成中華民族爭取獨立解放的任務。這也就是說，改善、調整民族關系，根本是要有效地整合中華民族共同體，使之成為統一的力量。所以，中國共產黨將“以我們正確的少數民族政策來改變中國過去傳統的錯誤政策，我們做成模范來推動影響國民黨”。而實行民族平等，加強民族團結的首要任務，是要在“自愿原則下互相團結，建立統一的政府”，也就是要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獨立、繁榮的統一的民主共和國。

黨關于在民族平等團結基礎上建立統一國家的思想理論，是建立在對中國社會性質、革命任務和民族關系與民族解放道路的新認識上的。

從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論述，和當時黨的許多文獻中可以看到，黨對中國革命性質和民族解放斗爭的關系進行了系統的闡述，說明在中國變成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后，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在這些基本矛盾的基礎上發生的近代和現代中國革命的對象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而以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為最大的壓迫。因此，中國革命的任務就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而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那么，這個時代的民族問題，就成為民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具有反對雙重民族壓迫的任務。即一方面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侵略壓迫，這是中國各民族人民的共同任務，也是中國民族問題的主要方面，它決定著中國各民族的共同命運，而且使中國內部的民族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根本改變了中國國內民族問題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反對國內的民族壓迫，這屬于民主革命問題。由于國內反動統治階級總是同帝國主義聯成一氣，因此，反對國內民族壓迫的階級斗爭必須同反對帝國主義，尤其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斗爭聯系起來、匯合起來，在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總任務中求得國內民族問題的解決。這也是中國民族問題的根本特點。因此，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堅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求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對內求國內各民族之間的平等”的民族問題綱領和民族解放的道路。這是因為黨在當時已認識到，中國“這個多民族的國家，并不與斯大林所指的東歐的多民族國家相同，因為中國是處在另一種歷史條件下，是處在二十世紀時代，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個國家，正進行著代表各民族利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的勝利，必然將中國社會的發展推上非資本主義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中國的少數民族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在積極參加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并爭取這個革命徹底勝利的條件下，它有著光明的發展前途”，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各民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并走向社會主義，使中華民族得到徹底解放。這就從理論上把中華民族反對外來民族壓迫的民族斗爭和國內少數民族反對民族歧視壓迫的階級斗爭有機地、密切地結合起來，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分裂陰謀，對于增強中華民族的自信心，提高各民族的向心力和共同抗日的內聚力，鞏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找到了堅實的理論依據。

黨對中國民族關系的新認識和民族平等團結建立統一國家的思想理論，不僅成為抗日戰爭時期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對敵的有力武器，而且成為創建統一的多民族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建國后黨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則和黨的民族理論的又一核心理念。

三、民族區域自治論——關于民族自決權的新認識

承認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決權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同時列寧也認為，“承認一切民族都有自決權，決不是說社會民主黨人在每一個具體情況下對某一民族的國家分離是否適宜的問題不作出獨立的估計”。因為民族自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目的，而是一種達到民主的手段。所以，“決不允許把民族有權自由分離的問題同某一民族在某個時候實行分離是否適當的問題混為一談。對于后一問題，無產階級政黨應當根據整個社會發展的利益和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階級斗爭的利益，分別不同的場合完全獨立地加以解決”。列寧的論述，清楚地說明，承認民族有自決權并不等于要實行民族分離，承認民族自決權并不等于鼓勵分立主義。堅持民族自決權原則，必須同正確地使用這一原則恰當地結合起來。

同時，馬克思主義也指出，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處理民族關系，解決統一多民族國家民族問題的一般原則。列寧說：“凡是居民生活習慣特點或民族成分不同的國內的各個區域，都應當享有廣泛的自我管理和自治?！彼勾罅忠舱f，“區域自治是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個必要條件”。

中國共產黨對于民族自決權和民族區域自治的認識，隨著中國革命發展和民族工作的實踐，經歷了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建黨初期，在軍閥割據混戰的形勢下，黨的民族綱領是想以自由聯邦制形式解決民族平等問題，強調的是民族自決權。同時，在黨的二大宣言中也出現了“民族自決自治”同提的地方。后來，黨對民族自決權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提法。1931年11月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在民族自決權問題上提出了兩個概念，即少數民族有權決定“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這就是說，如何實行民族自決權，其方式有兩種，一是少數民族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決定“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一種是“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前一種帶有分離、分立的含義，后一種則有在統一國家內部建立區域性自治政權的含義。1929年9月，中共中央在給云南省委關于民族工作指示中也曾指出，“現時在宣傳的口號上卻是民族自決，而不是民族獨立”。這就表明黨把民族自決權與民族分離作了區別。這個時期，在黨的許多文獻中，也出現了多處“自治區”、“自治區域”、“自治權利”的提法。如，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關于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問題的決議案》，1934年11月《中國工農紅軍政治部關于苗瑤民族中工作原則的指示》等。長征途中，1935年5月底，在長征途中一次中央負責人討論彝民工作的會議上，林伯渠曾就民族自決權提出過“a、民族自治，b、區域自治”的兩種方案。由此可以看到，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民族自決權是少數民族自己決定自己命運，自己處理自己事務的基本權利，是民族意志、民族平等權利的重要體現。但是采取什么樣的政權形式實現少數民族的意志

和權利，黨開始認識到并不是“成立獨立國家”或“民族自治邦”一種形式，民族自治和區域自治也是一種形式。

黨中央到陜北后，直到抗戰初期，民族自決、聯邦制雖然還是黨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原則和口號，但是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下，具體內容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黨多次將民族自決和自治同時提出。1937年8月15日，黨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提出，“動員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決民族自治的原則下，共同抗日”。西征時，在民族自決自治的原則下，黨就提出了按回民居住地方和區域情況“建立回民自己的政權”，其組織形式有兩種方式。1936年5月25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發出《對回族人民的宣言》，《宣言》更清楚地指出：“我們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主張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決，凡屬回族的區域，由回民建立獨立自主的政權，解決一切政治、經濟、宗教、習慣、道德、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凡屬回民占少數的區域，亦以區鄉村為單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則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蓖?0月17日，毛澤東、楊尚昆關于回民問題給朱德、張國燾等人的指示電中再次指出：“在完全為回人的鄉或區內組織回民自治政府，凡愿意謀民族解放的人阿訇也在內，均可加入。在回漢雜居的區域中，這種回民自治政府仍加入蘇維埃?！?/p>

從以上文獻中，可以看到，雖然這時還沒有出現過民族區域自治的完整提法，但已比較明顯地提出了幾個關鍵性問題。一是少數民族政權是按地方和居住人口多少建立的，分為聚居和雜居兩種情況；二是按少數民族居住地方行政區域的大小建立自治機關，即以區、鄉、村為單位，是區域性的地方政權，而不是全國性的統一政權；三是對少數民族的政權，不再用“單獨的政府”稱之，統稱為民族“自治政府”，其行使權力的原則是民族平等，聚居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在政權機關中也要有一定比例；四是民族自治政府的權限比較大，可以“獨立自主”地管理自治區域內的事情。這幾點正是民族自治加區域自治的含義。1936年10月20日，紅十五軍團在解放了的寧夏同心城，幫助回族人民正式成立了陜甘寧省豫?？h回民自治政府，進行了民族自治的初次實踐。美國著名記者斯諾親眼目睹了這一事實，稱這是他“在寧夏看到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是黨在認識上的轉折點。從中國歷史上就是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實際出發，黨不再強調民族自決權、分立權和聯邦制，而是強調少數民族與漢族平等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組成統一的力量共同對敵。在統一國家內，少數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的權利，即強調民族自治權，這種自治是統一國家內的民族地方自治與區域自治。

雖然在此后的一段時間內，黨的有關文件、報告中還有民族自決和聯邦制的提法，但民族自治的思想已經明顯貫徹在黨的民族政策和理論宣傳工作中?？谷諔馉帟r期，在延安編寫出版的《回回民族問題》一書中，明確寫道：“我們雖然承認民族自決權，但是我們并不主張回回民族和其他民族實行自決，實行分立，因為這樣做去是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主張必須按照民族平等的原則，去聯合中華各民族共同抗日，并且實行民族的自治，建立統一的國家，因為這樣做，才有利于回族和全中國?！?/p>

最有代表性的是1941年5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布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毒V領》明確提出“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區”，不再使用民族自決一詞。同年10月25日，在邊區民族事務委員會首次會議通過的《陜甘寧邊區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暫行組織大綱草案》第二條第一款關于民族事務委員會職責中，出現了管理“關于邊區境內回蒙等各民族區域自治事宜”的條文，第一次使用了“民族區域自治”一詞。

抗日戰爭勝利后，針對內蒙古出現的以何種政權形式存在的爭論，1945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在關于內蒙工作方針的指示中指出，“對內蒙的基本方針，在目前是實行區域自治”。1946年2月，黨中央又明確指示東滿分局，“對蒙古民族問題應取慎重態度，根據和平建國綱領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應提出獨立自決口號”。1946年4月，陜甘寧邊區第三屆參議會通過的《陜甘寧邊區憲法原則》更清楚地規定了民族自治區的組成形式，即：“邊區各少數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區，得劃成民族區，組織民族自治政權，在不與省憲抵觸原則下，得訂立自治法規?！边@表述了三層意思，即民族自治區是屬于邊區政府管轄下的一級政權組織；是在少數民族居住集中地區設立的區域性政權；民族自治政權可以訂立自己的法規制度，但是不能與邊區憲法沖突，必須以邊區憲法為基礎。這些就把六中全會以后黨關于組織民族自治政權，建立民族自治區域，以實現民族平等的思想理論更具體化了。同時，黨在陜甘寧邊區等抗日民主根據地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建立了多個鄉級民族自治政府，實現了少數民族自己管理自己內部事務的愿望和權利，形成了民族區域自治的雛形。

由法律形式規定的民族自治政策和邊區的實踐表明，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始確定以民族區域自治作為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基本思想。雖然黨的七大在一般綱領中還有“聯邦”字樣，但在具體綱領中明確規定“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權利”。以后黨的許多重要文獻中，都充分肯定了六屆六中全會對國內民族問題的原則，反復闡發了民族自治權利和民族區域自治的政策，并貫徹到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政權建設的實踐中。1947年5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的成立，標志著黨的民族區域自治理論在實踐中形成。新中國成立后，民族區域自治成為我國的重要政治制度，全面推行并一直堅持到現在。延安時期黨關于民族區域自治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經驗，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

四、回回民族問題論——關于回族問題的新認識

確認回回是一個民族，回回問題是民族問題，這是延安時期黨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研究民族問題，進行民族識別，解決民族問題的典型成果。

回族是形成于明代的我國人口較多的一個民族，其族源可以上溯到公元7世紀中葉?；鼗匾辉~最早出現在北宋，元時成為官文書里對來到中國定居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的統稱。以后成為一般人對回族的習慣稱呼，也是回族的自稱。也有許多人將信仰伊斯蘭教的人統稱為回回，其中將使用漢語的稱“漢回”，將使用突厥語系的稱為“纏回”。

民國時期，對于散布在全國各地的回回(指的是回族)是不是一個民族，由于科學研究的不足，更由于統治階級長期的民族壓迫政策和大漢族主義宣傳，人們在理論上、認識上存在許多分歧?！安坏S多漢人懷疑回回是一個民族，對于回族和回教的來源及其相互關系，不能了解，甚至某些回人中也存在著同樣的懷疑和不了解”。作為統治階級的國民黨大漢族主義者，認為回回是漢人信奉了回教(即伊斯蘭教)，將回民族問題簡化為宗教問題，將如何解決回回問題簡化為漢化教育問題，對其實行的是歧視與壓迫政策。1938年10月，蔣介石就說過，回族“實際上不過是信仰的不同，并沒有種族的分別”。1940年9月，國民政府行政院在重慶發布的通令中主張，回民“除其宗教上之儀式外，其他一切與漢人無異，實與信仰耶穌教天主教之教徒

相同，故只可稱回教徒，不得稱為回族”。

另外，所謂的“泛回教運動”(或稱“回教民族運動”)又將回族稱為“回教民族”，即“要把全世界信奉回教的各種不同地區的不同的民族，在宗教的基點上，以人為的方法，捏造成一個所謂‘回教民族”。在日本帝國主義以“成立回回國”為誘餌分裂中華民族的嚴重時刻，回回是否是一個民族的問題就顯得非常重要。

中國共產黨一貫承認回回是一個民族。早在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黨就認為回族是中國的少數民族，“對回民須有適當的政策，不損害這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生存權利”。1930年6月，《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宣言》指出，“現時國內各少數民族(蒙，回，藏，苗等)，一樣的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如日本之于內蒙，英之于西藏)漢族地主的壓迫與封建勢力的束縛”，處在同樣的屈辱地位。1931年11月，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關于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問題決議案》中，明確稱“新疆、甘肅等省的回族”。

1936年5月，紅軍西征進入甘肅、寧夏回民區后，提出“為回族的自決與解放而斗爭”是黨和紅軍迫切的政治任務，主張“回族事情由回族自己解決”，“提高回漢兩民族的聯合與團結”。同年5月25日，中華蘇維埃政府正式發表了《對回族人民的宣言》，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回族的政策。1936年8月，彭德懷針對民族工作中的問題，特別指出，“我們應正確認識回民是一個民族”，正確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同年10月，毛澤東在給朱德等人關于回民問題的電報中又強調指出，“回民不僅風俗宗教等與漢族不同，且是漢族軍閥官僚與回奸王馬壓迫剝削之下的一個民族”。這些都很清楚地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回族是一個民族的看法。

但是在六屆六中全會以前，黨內對中國民族問題的理論研究并不多，對回族問題雖然有觀點，但還沒有系統的理論研究。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習運動中，黨中央非常重視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的實際狀況，特別是爭議比較大的回族問題。為此，1938年底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成立后，設立了民族問題研究室，分設回回民族問題和蒙古族問題兩個研究組，按照六屆六中全會的精神，擔負起以馬列主義民族理論系統研究國內少數民族，特別是回族和蒙古族問題的任務，并發表了許多重要研究成果。其中具有政治權威性的是1940年4月和7月，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擬定，經中央書記處批準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關于回回民族問題的提綱》和《關于抗戰中蒙古民族問題的提綱》。

《回回民族問題提綱》從回回民族的特征，國民黨政府的大漢族主義政策及其影響，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回族問題的嚴重性，爭取回族的政策，黨的工作方針等六個方面簡明扼要地闡述了黨的觀點和政策。明確肯定，回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少數民族”，“是富于斗爭精神的一個民族”，在抗日戰爭中處于很重要的地位。

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是由延安出版的《回回民族問題》一書。該書雖然只有8萬多字，但它是黨第一次正式出版的關于回族問題的研究著作。該書分為九章，另有序言以及簡短的結論與附件。它從回族的來源、分布、歷史狀況、伊斯蘭教與回族的關系、回族在抗日戰爭中的現狀、回族解放的出路等方面，系統論述了中國共產黨關于回回是民族，回回問題是民族問題的理論觀點和團結回族的各項政策。該書指出：“本書的主要任務，也正在于說明回回是民族，回回問題是民族問題。以此立場來求得問題的解決，來破除與肅清一切關于回回民族、關于回回民族問題的不正確的見解，以及各種謬論?！蓖瑫r指出，關于回回是民族，回回問題是民族問題的論爭，表現著中國民族問題中的兩條戰線斗爭，“表現著日寇分裂回回民族的陰謀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斗爭；而在抗戰陣營中則又表現著民族平等政策與大漢族主義民族壓迫政策的斗爭”，點明了研究該問題的重要性和時代需要。全書闡明了以下觀點：回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一個漢族統治階級壓迫下的弱小民族，它還沒有完全發展成為現代民族，但已開始進入這個發展過程中；回族內部的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和明顯，但這種矛盾沒有超過回族和漢族統治階級間的矛盾；漢族統治階級的壓迫政策促進了回族的“漢化”，但“漢化”只是一定征候和一定程度上的，而壓迫政策所積累下來的民族隔閡還是很深的；回教在歷史上對回族的團結奮斗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回族的解放與中華民族的解放不可分離，等等。尤其是該書首次發表的“陜甘寧邊區的回族”一章，以生動鮮活的事實，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地區實施民族平等政策的模范行動，對于全國人民、特別是回族人民認識黨的民族政策，提高回族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鼓舞回族人民團結抗日產生了極大影響。雖然該書還比較單薄，但可以說，該書是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系統研究中國回回民族問題，全面介紹黨對回族問題新認識的比較早期的優秀成果，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理論創新價值。

五、結語

以上四個方面，構成了延安時期黨的民族理論創新發展的主要內容。之所以是創新，首先在于，這些思想理論的提出與形成，是適應客觀歷史條件新變化的新認識。這一時期，正處于土地革命戰爭轉變為民族解放戰爭的新的歷史階段。中日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華民族正處于亡國滅種的危急時刻。調整民族政策、動員起全國各民族人民參加到抗日救國的偉大斗爭中來，成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務。從1935年底黨的瓦窯堡會議開始，黨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中心，重新審視自己的政治策略，全面調整自己的各項方針政策。而黨的新的民族理論就是在這種新形勢下產生的，它代表了時代的要求，體現了歷史發展的進步。其次在于它突破了黨以往對中國民族問題的一般認識和零散觀點，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相互聯系、相互補充，具有內在邏輯關聯的科學體系。其關于中華民族是多民族結合而成的、中華各民族是一體的認識，突破了將國內少數民族稱為“異民族”，以“中華民族”專指漢族的陳舊觀念和錯誤思想，樹立起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旗幟，為這一理論體系奠定了新的認識基礎；在中華民族是一體的認識下，民族平等團結統一建國的思想，打破了民族歧視的藩籬和民族分立的主張，樹立起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旗幟，團結統一成為這一理論體系的核心內容；而民族區域自治的理論，正是在中華民族是一體的認識基礎上，為實現民族平等和建立統一國家找到的最符合中國民族實際的政治制度，無疑是這一理論體系的實現途徑；對回回民族的新認識，更以馬列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全新視角，進行了民族識別，確認了中華民族大家庭中這一新的民族成分，無疑是這一科學體系的實踐典范?？傊?，創新的民族理論是黨把馬列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民族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民族問題上的具體成果，它適應了中國社會發展實際，客觀反應了中國國情，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成為此后黨處理我國民族問題的理論依據和行動指南。

延安時期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和統一的多民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充分驗證了這些思想理論的正確性、有效性和長期性。新中國成立以來，延安時期創新的民族理論體系，依然是我們處理民族關系、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理論。盡管隨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不斷深入發展，我國的民族關系和民族問題也在不斷變化，黨的民族理論也在不斷與時俱進，創新發展，但是延安時期形成的黨的民族理論體系，仍然是具有中國特色民族理論的新起點和重要轉折。

[責任編輯馬俊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