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干部制度中的三個問題

異地任職引發的問題

異地任職制度在中國可謂源遠流長，封建社會的官員，動輒到千里之外的異地任職。規定避籍制度的初衷，是為了讓官員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擺脫熟人關系的干擾，一心一意干工作。同時也為了廉政建設，熟人少了，自然送禮行賄的就少了。這項制度在交通不便的過去還是有用的。但現在，有了先進的交通工具，空間距離已經不是問題了?？看司S系廉政，幾乎是掩耳盜鈴。

首先，異地任職淡化了官員們對任職地的摯愛和責任。因為他既未出生于此地，也未成長于此地，對當地沒有濃厚的感情。當然也有孔繁森那樣出色的異地任職干部，但不是人人都是孔繁森。如果由當地人士出任官員，他的祖祖輩輩在此，他的父老鄉親在此，即便是出于道德和良心，他也得好好干，不敢胡鬧。

其次，外地官員不如本地官員更了解當地情況，因而限制了他們的發揮。擔任領導干部，對當地的了解不能是一般的數字式的了解，而必須是深深地扎進去，對其文化傳統、社會心理、政治生態、利益圈子等都要有深刻的掌握，才能做好工作。但做到這一點，一兩年恐怕都不夠用。很多干部工作水平不低，但有些事就是處理不好，用老百姓話說，“擺不平”，就在于沒有鉆進去找準問題之穴位。

再次，外地官員經常上演“空城計”，不能及時處理問題。我到過很多市縣，發現不但黨政主官是外地干部，幾乎所有的常委都是外地的，只有幾個無足輕重的副市長、副縣長是本地人。而一旦他們進了常委，也要交流到外地。一到周末，甚至一到晚上，領導們一走而空。古人說，帥不離位，而我們這樣上演“空城計”，一旦有事怎么來得及臨場處置?有人說，領導異地居住，每天多燒掉多少汽油，這固然可惜。但比起“空城”來，還不叫大事。真正的大事是遠離工作崗位而造成權力真空啊。

交流太頻繁引發的問題

干部交流過多、過頻也是當前的突出現象。地方主官，長則五年，短則三年，就交流走了。有的時間更短，一兩年就走人。他們本來就對地方情況不夠熟悉，一兩年，剛剛熟悉情況，還沒有塌下心來干點實事，就調離了。如此頻繁的交流，怎么不讓他們急功近利?怎么能讓他們有長遠打算?因為知道自己不會久留，所以一到新地方，官員們都愛提幾句新口號，干點近期就能見到成效的工作，借以顯示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我們常說，考察干部，既要重顯績，又要重為后人鋪路奠基的潛績?？蓾摽円娦r，后任早已經不知何人了。更何況，你做了鋪路石，后任要不要你這個鋪路石還要另說。這就是為什么一些地方整天提出這個那個的新思路、新規劃、新戰略，可就是發展不快的原因。

要我說，市縣黨政主官，甚至包括省級，應規定最低任期。比如，最少任期五年。因為我們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都是以五年為期的，五年，是一個基本的施政周期。如果你沒有干夠五年，不能調離，也不能提拔。如果五年政績平庸，無所作為，要么撤職，要么延長任期接著干，你想調走，沒門兒!決不能容忍“工作沒干好、人卻到處跑”現象成為常態。

財產要公示

“從政無隱私”，公務人員，尤其是高級官員財產公示是世界通例。公職人員享受著公職權力，有可能濫用并侵犯公共職權的廉潔性，所以應當公示財產。我們黨一再強調，“反對腐敗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斗爭”，“黨內決不允許腐敗分子有藏身之地”。大小官員，任前、任中、任后都要進行財產報告和審計，然后公示，接受監督。當然有人會說，那也管不住，他以現金、物品形式受賄，不從銀行走賬，你怎么監督他呢?但是，在配套的財務監管制度建立后，只要流通就會有表現、有痕跡、有物證。30多年的反腐敗實踐證明，光靠思想教育和法律制裁不能根除腐敗，必須有監督制度。一般的監督也不行，必須有剛性的、讓人“難受”的監督才行。財產公示制度就屬于這樣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