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史互文關系索解

田 蔚 史小軍

內容提要：歷史文本與詩歌文本在文體上雖有不同，但“史蘊詩心”，二者的互惠融通形成了文本上的互文關系。本文以同時含有“單于遁逃”這一情節的《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與唐代盧綸的詩歌Ⅸ塞下曲》(其三)為例，從語言、結構的轉化上進行了互文性關照，并分析了形成這種互文性的主要原因：歷史敘事文本與詩歌文本所處歷史語境的契合使文本間的對話成為了可能，它們在話語敘述中所受到的想象與情感的制約以及讀者在閱讀時對文本的文化記憶是文本意義轉換并進而形成互文關系的重要因素。

《史記》中的《衛將軍驃騎列傳》(以下簡稱“《衛霍列傳》”)是漢武帝時衛青、霍去病兩位將軍的合傳，書寫他們因外戚身份而青云直上、因征討匈奴而裂土封侯的歷史。傳中的“漠北大戰”十分引人注目，衛青率軍深入大漠窮追匈奴，單于在混亂中逃跑，與自己的部屬失去聯絡，以致匈奴的右谷蠡王以為其已身死而自立為單于。這次大戰被認為是“平城以后第一吐氣之功”，奠定了漢匈多年爭戰以漢朝得勝而結束的基礎。司馬遷在《衛霍列傳》中對漠北大戰戰局、場景的描寫，開啟了唐詩諸多沙場點兵鏖戰的佳篇。唐代詩人盧綸的組詩《塞下曲》(六首其三)“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以下簡稱“盧詩”)明顯即是借用此事。

如果我們以《衛霍列傳》的散文片段作為前文本的話，那么盧綸的詩歌可以被視為后文本，是對前文本的再闡釋。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中認為，后人對文本的理解是以歷史性的方式存在的，對象文本(前文本)和認識主體都處在各自歷史的不停發展演變之中，后人的理解不是消極地復制文本原意，而是通過創造性的努力，將各自擁有的視界融合后的產物。借用西方的互文性理論也可以幫助我們解讀這一有趣的文本現象?；ノ男岳碚撜J為任何文本都是非自足非封閉的，“每一篇文本都聯系著若干篇文本，并且對這些文本起著復讀、強調、濃縮、轉移和深化的作用”。也就是說，文本的意義不是僅由作者一個人可以決定了的，它是在動態中不斷與文本內外諸多元素發生聯系的過程?；诖?，筆者擬對這兩個都含有“單于遁逃”情節的文本從語言、結構的轉化上進行互文性關照，并進而分析形成詩史互文的原因所在。

一后文本對前文本的引用轉化之表現

在《衛霍列傳》中，司馬遷對歷次漢匈交鋒的具體過程都是以“擊匈奴”、“三萬騎擊匈奴”、“咸擊匈奴”等類似的語詞簡略交代而過，唯有對元狩四年的“漠北大戰”做了詳細的敘述。大將軍衛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各率大軍深人大漠圍擊匈奴，衛青所率之軍與單于軍隊正面相遇。傳中這樣記述道：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馀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強，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挈，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后。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馀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馀級，遂至寞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馀粟以歸。這段歷史敘寫基本上是將“漠北大戰”的具體經過展示給大家。有評論家認為司馬遷一反平常不對戰事實寫細敘的筆法，而是“寫得氣勢飛動，層折歷落，與《李將軍傳》一樣”。與《李將軍傳》一樣之處就在于司馬遷仿佛親見聞之一般地極力摹寫，寫出漢匈雙方廝殺之難分難解、交戰時間之長、場面之慘烈，如在目前。

作為后一文本的盧詩借用了歷史中的這段敘事，在重復表達前一文本的內容時進行了改變和轉換。首先在時間上，《衛霍列傳》中司馬遷清楚地寫明“日且人”、“薄暮”、“時已昏”、“未昏”、“遲明”等時間詞語，根據明晰的時間發展線索，所有詞語匯合交織出歷史事件完整的動態過程，而盧詩則在一開始就點明時間“月黑”，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單于遁逃”，“夜”即說明單于是在黑漆漆的夜色掩護下倉皇逃竄。其次，對雙方交戰時的天氣條件做了改變。列傳中是“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大風夾雜著沙礫無情地擊打將士的臉頰，沙漠氣候條件相當惡劣。而盧詩中的天氣條件是塞外“大雪”飄灑而下，籠罩著天地。

除以上兩點之外，盧詩中最重要的轉換在于情節處理上的不同。列傳中敘寫匈奴單于發現漢軍兵多強壯難以取勝時，就在薄暮時分與幾百余名隨從沖出漢家包圍圈，向西北方向馳去，直到天色漸黑兩軍殺傷相抵時才被漢軍發覺逃脫。漢軍急行二百余里，追了一夜直至天亮也沒有抓住單于，但也收獲頗豐，算是全勝而歸。盧詩在得知“單于遁逃”時，集合將士們出征之際卻遭遇了漫天的大雪，紛紛揚揚的大雪非但沒有造成追擊上的困難，反而增加了騎兵們出征的壯美威武，至于追趕與否、追上與否都已置之不論，也已無足輕重。作為后續文本的盧詩在繼承保留“單于遁逃”的情節點后，改變了前文本中的時間、天氣等外在因素，放棄了前文本中對完整情節的記敘，歷史記述中戰爭的真實、嚴酷與慘烈轉變為環境的靜謐與雄奇，馬踏嘶鳴、喊殺號角之聲已成為遙遠的歷史背景，存活于讀者對遠去歷史的回憶之中，從而表達出對將士們上馬追擊逃敵的天縱豪情的贊美。

二前后文本的意義生成及語言、結構分析

作為后文本的盧詩的意義是怎樣生成的呢?我們先從語言角度分析其作為前后文本載體的特征。海德格爾曾言：“語言是在的家。人以語言之家為家。思的人們與創作的人們是這個家的看家人”?！度虑芬晕逖远畟€字完成了對列傳中“漠北大戰”二百三十九個字史實的重新建構與編織。名詞性意象“月”、“雁”、“單于”、“夜”、“輕騎”、“大雪”、“弓刀”，在兩個形容詞“黑”、“高”和動詞“飛”、“遁逃”、“欲將”、“逐”、“滿”的串連下，運用意象的疊加法增加了語言張力，加之動詞本身的情態指向，潑畫出一幅黑白對比分明的塞外奇美畫面，烘托出軍隊緊急出征的昂揚士氣。有人說日常語言在走路，而文學語言在跳舞，關注的是自身而不是外在的某個目的，“在詩中，意象不僅僅是裝飾，而是一種直覺的語言的本質本身”。盧詩以意象的精心擇取和疊加來達到意義的生成，意象的涵容性、時間上的跳躍性構成了詩歌內在韻律的起伏跌宕，豪情噴薄，昂揚其間。而《衛霍列傳》中敘事語言樸拙、質實，在實錄的敘事原則下遵循的是時間的線性流淌和事件的按順序發展，有起始有終點。

前后文本在結構上對現實內容的處理上也有不同。在結構安排上，“單于遁逃”這個歷史情節的使用是詩歌獲得意義的關鍵。情節是現實內容進入文本的方式，詩歌不同于散文之處就在于它所特有的觀察和理解現實的方法與手段，散文講究情節頭尾的完整性，而詩歌的結構則不必擔負這樣的職責，它只需實現哪怕是剎那間的情感自足和圓融一體?！皢斡诙萏印边@一事件本身在《衛霍列傳》中是作為“漠北大戰”敘事鏈條中的一環而存在，是唯一出現的一

次對漢匈交戰情形的具體描繪。而“右衛而左霍”，既肯定與贊揚衛青創立的不世之功，又有對衛青、霍去病等大將阿附天子之意的隱約微詞。清人姚芋田評道：“大將軍深入窮追，戰功最烈，又且因糧于敵，使幕南積聚一空，又且單于跳身茍免，使其眾不知所在，漢威已極，此平城以后第一吐氣之功也。及孝武以親幸驃騎之故，務欲其騰踔而駕青之上。因令其徒部代郡，獨當單于，又悉配以敢戰深入之士，迨單于適與青值，絕幕窮追，而驃騎反得以斬級搴旗之功，從容而收其利，因而菀枯勢異，顯晦頓殊，此亦絀伸之際，不得其平之極致也”、“于去病之功，悉削之不書，而惟以詔書代敘事，則炙手之勢，偏引重于王言，而裹革之忠，自銘勞于幕府，其輕其重，文人代握其權矣”。清人姜宸英也持此說：“傳敘衛戰功，摹寫唯恐不盡，至驃騎戰功，三次皆于天子詔辭見之?！本科溆靡?，當是出于紀功的考慮，尊重秉筆直書的歷史實錄原則。在《衛霍列傳》中，當書寫將軍們因戰功煊赫而高奏凱歌、受賞封侯的熱烈之中，也有“漢匈奴相紛挈，殺傷大當”、“頗捕斬首虜萬馀級”、“悉燒其城(匈奴趙信城)馀粟以歸”、“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人塞者不滿三萬匹”的冷靜敘述文字的潛在微詞與之相并行?！皢斡诙萏印钡挠洈⒉⒎菦]有引起司馬遷情感世界的波瀾，這種歷史敘事背后的情感指向是復雜的，既有“使千古以下，猶若身在行間，聞鼓擊而搏髀者”的豪情榮光，也有對武帝連年窮兵出塞、侈心武功的不滿。這些情感指向都是附著根基于漠北大戰上的相關因素。

而在詩歌文本中，“單于遁逃”事件的背景已經被悄然更換?！霸潞谘泔w高，單于夜遁逃”，將黑漆漆的夜晚與逃跑行為的鬼祟連帶渲染書寫，遁逃時間上的改變，戲劇化了單于的出逃行為，暗含了漢家將士們的嘲笑與洋洋得意。這一情節結構的變易消失了前文本中戰爭場面的艱苦卓絕，放大了漢家軍取得勝利的自豪甚至睥睨而視之情，前文本中單于“直冒漢圍西北馳去”的軍事突圍被戲擬成后文本中單于狼狽而又滑稽的逃命舉動。詩歌改變了先行文本《衛霍列傳》的原意所指，感情內涵也已有所不同，戰爭的嚴酷、風沙四起的塞外在司馬遷的筆下具有沉重苦澀的歷史感，而盧詩則將主動展示的塞外風光和戰士即將上馬追擊逃敵的英姿氣概相結合，選擇了一個具有啟發性的意象“大雪滿弓刀”，稀釋沖和了“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所帶來的敘事上的粘滯感、緊張感，以白茫茫一片大雪落滿了弓刀亦籠罩了天地而結束全篇，詩歌的情感表達在整首詩的上升點上產生了懸停，進一步刺激著讀者的聯想和想象，令讀者在浪漫崇敬之情的延宕中回味軍士出征之威武雄壯。歷史文本的一個情節就這樣在詩歌文本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意義增殖，并借用人所共知的歷史事件的張力獲得了語義上的極大豐富，詩歌文本的情感內涵和意義所指已是在借鑒之后的重新生成。

三前后文本意義轉化及形成互文的原因

為什么盧綸的詩歌要吸收這個歷史文本并進行重寫?二者形成詩史互文關系的原因何在?我們認為其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前后文本所處歷史語境的契合使文本間的對話成為了可能，文本對文化空間的不同參與性是其意義轉化的首要原因。我們知道，“互文性與其說是指一部作品與特定前文本的關系，不如說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種文化的話語空間之中的參與。一個文本與各種語言或一種文化的表意實踐之間的關系，以及這個文本與為它表達出那種文化的種種可能性的那些文本之間的關系”。而司馬遷筆下“單于遁逃”的含義與《史記》所參與的歷史文化語境相關?！缎l霍列傳》的書寫與分列于其前后的《匈奴列傳》、《李將軍列傳》、《平津侯主父列傳》，集體構成了對大臣武將們“阿天子意，摧百萬之命，取無用之功，使天子意益侈大，東拔朝鮮、穢貊，南誅兩越，西通月氏大夏，而漢卒以大困”的歷史解析。

相比較來說，作為大歷十才子之一的盧綸，雖身處中唐，詩歌《塞下曲》卻無疑具有盛唐氣象，后世人評之“有盛唐之音”、“氣魄音調，中唐所無”。通覽唐詩，其中不乏有對漢室與匈奴戰事以及“單于遁逃”的引用，如高適《燕歌行》、李白《從軍行》、王昌齡《九江口作》、戎昱《塞下曲》、儲光羲《次天元十載華陰發兵，作時有郎官點發》、張仲素《塞下曲》、李益《拂云堆》、李希仲《薊門行》，等等。眾所周知，唐朝的邊疆民族關系主要集中在與突厥(可汗)、契丹、吐蕃、回鶻等上，“單于”早已不是唐朝邊塞的勁敵，但對“匈奴”、“單于”的引用卻從數量上明顯多于前者。很明顯，這些唐詩共同形成了一個場域，其中的“單于”已經是一個進入了詩歌文本的符號或載體，作為漢唐時期被武力討伐的對象，“遁逃”則具有獲得討伐戰爭勝利的豪邁喜悅、期冀邊境安寧的情感指向。詩人盧綸曾深入邊塞幕府，具有樂觀積極的用世熱情，投身報國立功封侯也是激動其內心的不二選擇，所以用現實當下的豪情去點染“單于遁逃”的歷史片段，使其與邊關塞外獨特的風光相結合，結晶出一個明亮生動的詩歌空間?！度虑愤@種對前文本形象的復現不再是單純的含義復制，而有了文本存在于當時的新意義。

我們不妨對“單于遁逃”這一情節做一下后續文本的追索。宋李綱曾有一首《念奴嬌·漢武巡朔方》：“茂陵仙客，算真是、天與雄才宏略。獵取天驕馳衛霍，如使鷹鸛驅雀。鏖戰皋蘭，犁庭龍磧，飲至行勛爵。中華強盛，坐令夷獄衰弱。追想當日巡行，勒兵十萬騎，橫臨邊朔。親總貔貅談笑看，黠虜心驚膽落。寄語單于，兩君相見，何苦逃沙漠。英風如在，卓然千古高著?！泵骼顗絷柕摹端屠顜浿浦小吩姡骸包S風北來云氣惡，云州健兒夜吹角。將軍按劍坐待曙，紇干山搖月半落。槽頭馬鳴士飯飽，昔無完衣今繡襖。沙場緩轡行射雕，秋草滿地單于逃?！?/p>

從以上這些文本話語中我們可以看到，詩歌文本中的“單于遁逃”基本上都追隨并放大了歷史文本中漢家豪情榮光的一面，來維護王朝及出征將帥的尊嚴，后代的讀者(包括盧綸自己)在創作時都是以對前文本的文化記憶和沉醉為基礎，穿梭于文本意義重新編織的新領域，建造屬于自己的文本世界。前文本雖然相對固定但讀者卻與時變化，文本所展示出來的意義也就隨著歷史的文化積累不斷生長，成為一個不斷變化的動量。

2、存在于話語敘述中的歷史敘事文本與詩歌文本，在形成過程中所受到的想象與情感的制約是文本意義轉換、形成互文關系的又一原因。過去，對歷史的研究常把歷史看成是“闡釋的穩定基礎的邏各斯中心模式，認為歷史是由客觀規律所控制的過程。新歷史主義者認為歷史和文學同屬一個符號系統，歷史的虛構成分和敘事方式同文學所使用的方法十分類似”。歷史文本和文學作品一樣是由編碼組成的符號系統，不能僅僅被當作是一個指向歷史真實、客觀規律、因果關系的“透明物”，對歷史場景的某些想象是我們得以和過去接觸交往時必定要穿過的形態。

錢鐘書先生曾批評一些研究者“只知詩具史筆，不解史蘊詩心”。人們長期以來認可接受的是詩歌關注社會

歷史、以詩體敘述歷史甚至述古懷古，杜甫之詩可以尊為“詩史”，杜牧、劉禹錫等人詠嘆歷史、憑吊英雄，以詩人主體之情感體察細味白云蒼狗的世事滄桑，詩可以“具史筆”。但同樣，歷史敘事如果有了“詩心”的潤澤與含蘊，客觀的歷史記錄帶上了撰寫者的懸擬設想、主觀感情，歷史文本則具有了更強的直達人心、洞悉真實的力量。歷史文本與詩歌文本在文體上雖有不同，但“史蘊詩心”，二者又可以互惠融通，形成互文關系?！妒酚洝芬詺v史敘事為主，“不虛美、不隱惡”是史家客觀書寫歷史的傳統和原則，但司馬遷卻以歷史敘事與文學情感的交融；以“史心”在認知層面的真實深刻與“詩心”在藝術層面的超然凌空相結合，創造出了《史記》這樣一條全新的寫史之路?！缎l霍列傳》中的“漠北大戰”雖然是《史記》鴻篇巨制中一個小小的歷史敘事片段，但也是司馬遷很不多見的戰爭場面描寫，后人多以“自‘日且入至‘行二百余里寫得如畫”、“大將軍不加封，將夜戰單于一節，描畫如見”、“寫得氣勢飛動，層折歷落”等語評之，大都體會到列傳在描摹戰場情狀所運用的想象力、構造性，并且樂于接受司馬遷于此片段中蘊含情感力量的事實。在這里由詩史文本的情感差異性所形成的互文關系更值得我們關注。人類的情感具有可以繼承和激發的特點，“人類之所以優勝于其他生物者，以其富于記憶力與模仿性，常能貯藏其先世所遺傳之智識與情感，成為一種‘業力，以作自己生活基礎。而個人在世生活數十年中，一方面既承襲所遺傳之智識情感，一方面又受同時之人之智識情感所熏染，一方面又自睿發其智識情感，于是復成為一種新業力以貽諸后來”。后文本的作者盧綸承襲著前文本久遠的歷史記憶，加之同時代情感的熏染和自我創造，便以詩歌文本的漣漪和霞光來融觀歷史。正因為歷史敘事與詩歌在形成過程中都受到了想象與情感的制約，《塞下曲》的引用、模仿進而改變列傳的原意所指就有了所本。

3、讀者在閱讀時對文本的文化記憶也是詩史互文關系生成的又一重要因素。在閱讀活動中，當讀者發現前人的文本從后人的文本里從容地走出來時，兩種文本即互文本在意義上產生了對接、延續、增殖或轉化，讀者自然會以自身的文化記憶為基礎，聯想起另一個文本做對比參照，并對這個文本空間進行識別和解釋。清代姚芋田在《衛霍列傳*的總評中所引明代楊升庵之評就是一例很好的證明：“衛、青一傳，敘伐胡功烈屢矣。莫奇于元狩四年之役，兩軍分出，彼此各敘，而虛實詳略，一一針對，極盡筆力之奇，無一毫零贅也。楊升庵云：自‘日且人至‘行二百余里寫得如畫。唐詩‘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不相見，又‘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皆用此事，實千秋之絕調也”。楊慎從《衛霍列傳》中如畫的描寫出發理解詩歌文本的形象意義，或者說，從兩首唐詩的詩境出發對《衛霍列傳》中的“漠北大戰”作還原玩索，對于以他為例的讀者而言就形成了一種互文性的閱讀模式、閱讀效果。歷史文本的厚實含蘊，豐富了詩歌文本的意義深度?！安粌H前文本對文本的釋義施加影響，文本也能對前文本施加影響。雖然時間之流是不可逆的，但文本的釋義時間卻是在時間之軸上不斷變動的”。時至今天，我們讀者在閱讀任一文本時都很自然地聯想到另外一個文本的表述，詩史兩個文本之間的“對話”關系藉由讀者的記憶而得到完成和豐富。

濃縮在《塞下曲》中的“單于遁逃”這個歷史文本的片段，漂浮于時間的河流上，歷代的人們在擷取時它時都賦予了種種新的含義。借助于西方的文本理論，我們對《衛霍列傳》和盧綸《塞下曲》進行了比照性的解讀，從而看到了歷史散文與詩歌文本的互文性及它們在意義生成方面的不同。有意思的是，清人吳喬在談論詩文之別時曾形象地說道：“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睙o論是西方的文本理論還是東方的感悟式解說，都洞察到了詩文體性上的差異和意義交融上的可能，從而使我們的文體學研究能夠融通中外，在圓神方智中從容出入、吐納往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