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市下財務欺詐現形記

袁增霆

在全球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之前，全球化背景下空前的繁榮曾經引誘無數企業進行了盲目的商業和財務擴展，而在危機的突然打擊下難以為繼。

2009年新年伊始，印度大型軟件外包集團一一薩蒂揚軟件技術有限公司(Satyam Computer Services Ltd.)的創始人兼董事長拉馬林加·拉賈終于從多年來從事公司財務欺詐的煎熬中獲得了解脫，公開坦承公司財務業績造假。頓時，一個印度版的“安然事件”讓世界嘩然。與歷史上的種種前科一樣，此類事件的直接受害者仍然是該公司的投資者。在爆料當日(1月7日)，薩蒂揚股價猛跌78％，其在紐約上市的美國存托憑證(ADR)則暫停交易。受其影響，孟買證交所基準Sensex指數當日下跌了7.3％。

作為印度民族產業與企業界的驕傲，薩蒂揚公司曾經一路輝煌，但肆意于財務擴張與自我操縱，以致于最終在全球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時晚節不保。根據拉賈的坦白，在去年三季報中，薩蒂揚公司公布的銷售額是5.55億美元，而實際為4.34億美元。相應地，公司公布的利潤是1.36億美元，但實際利潤只有1250萬美元；公司公布的可用現金為11億美元，但實際上只有6600萬美元。

就像美國2001年的安然事件，2008年的麥道夫金融欺詐案一樣，印度薩蒂揚公司財務造假的手段并不足為奇，仍然是“拆東墻補西墻”的傳統伎倆。因此，拍案但不驚奇。事實上，就連曾經一向被奉為楷模的美國公司治理與商業信用制度都有此疏漏，更不屑說是作為“金磚四國”之一的印度了。

財務欺詐是典型的公司治理失敗?；仡櫵_蒂揚早年創業的艱辛，及其對印度社會就業的貢獻與美好前程的渴望，不完善的或率性的公司治理似乎擁有些許值得憐憫的背景因素。在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中，公司治理制度的不完善也可以最終歸咎于整個社會體制的不健全。的確，就像《紅與黑》中的主人公于連，在這類故事中，即使不擇手段，也總是能夠找到讓人同情的地方。除了公司治理制度之外，諸如會計標準、審計制度、監管制度等方面，也存在財務欺詐得以實現的制度誘因。遺憾的是，作為審計方的普華永道公司沒有向公眾投資者告訴一個真實的薩蒂揚，盡管薩蒂揚的梵文原意是“真實或真理”。

如果說整個社會制度方面的疏漏幾乎是難以推卸責任的，那么在一定意義上，薩蒂揚很有可能演變成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內公司財務欺詐案件的代名詞。在全球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之前，全球化背景下空前的繁榮曾經引誘無數企業進行了盲目的商業和財務擴展，而在危機的突然打擊下難以為繼。特別是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市場經濟的發展要快于制度建設，經濟金融領域的過度擴張尤為突出。

由遠及近，薩蒂揚事件也給國內投資者留下了深刻的警示。在相關制度因素平淡無奇的情況下，中國企業的擴張、治理狀況與財務真實性，同樣值得憂思。關于公司的治理制度與商業紀律的遵守狀況，誠然有具體公司的個性化因素，但也并不能博得利益相關者，特別是投資者的同情。特別在國內證券市場上，上市公司的財務欺詐與操縱行為，在市場寬松時便存在諸多小節，在嚴重衰退時也不乏典型案例。

如今，國內恰逢宏觀經濟緊縮，金融市場動蕩，很多經歷了大手筆經營擴張的企業開始體驗到成本上升，資產縮水的痛楚。正所謂水落石出，但凡蔑視經營紀律的企業終究要品嘗到經濟周期的苦果；而那些瞞天過海，肆意踐踏財務準則的經營者，也終要體驗到裸泳的尷尬。然而，對于投資者而言，還是要善于挖掘信息，甄別良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