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跨文化角度看全球化對翻譯的影響

汪 靜

【摘要】全球化趨勢下文化翻譯的發展趨勢主要表現為全球化和本土化。全球化便利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互動,它又對現實的文化交流構成了一定的障礙。本土化有利于本土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有利于維護文化的多樣性,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排斥與外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從長遠角度看不利于本土文化的發展。受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發展趨勢的影響,譯者在跨文化翻譯時也會受到兩種觀念的困擾,即帶有保護地方文化色彩的本土文化至上觀和擁護全球化的世界文化大同觀。通過論證,這兩種觀念都是以一種固定的文化模式去看待其它所有文化模式,從而抹殺或破壞了文化的多樣性。事實上,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到底采用哪種翻譯方法完全取決于譯者所要翻譯的文本、翻譯所要達到的目的以及讀者群體。最后,本課題指出全球化是大勢所趨,它給文化的多樣性造成巨大沖擊,但是,積極應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會促進本土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翻譯學者應該不斷探索在全球化的必然趨勢下,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樣性,并在跨文化翻譯時實現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翻譯觀的合理運用。

【關鍵詞】跨文化;全球化;本土化

文化,從廣義來說是指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別是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以及運用文字的能力。從狹義來說,文化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文化是一個復合的整體,其中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風俗以及人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任何其它的能力和習慣。而語言是文化中一個頗為特殊的組成部分。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它深深地植根于文化之中,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文化對語際的有效轉換關系極大。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形式(或形態)具有相通的或相近的信息通道;反之,不同的文化形式必然產生文化差異或“隔膜”,阻礙信息通道的暢通。因此,文化因素在語際轉換基本作用機制中起著重要的、不可忽視的作用(劉宓慶,1999:72)。人類的文化正是由語言記述下來并得到傳承的。由此可見,語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

翻譯不僅是一種語言符號的轉換,即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它更是一種文化轉換的模式(郭建中,2000:277)。從這個意義上說,翻譯就充當了不同文化之間進行交流的媒介。因此,這就要求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不僅能夠熟練駕馭兩種不同的語言,還要必須具備跨文化交際能力。這一要求不僅適用于篇章翻譯,也同樣適用于翻譯的最小單位——詞語的翻譯。也就是說,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影響。

人類歷史的發展造就了文化的多樣性,這是全人類共同擁有的重要財富,因此,全人類必須保護文化的多樣性并使之傳承后世。文化多樣性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不同文化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種差異不僅表現在語言上,而且表現在人們在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上。更有甚者,有些差異往往是人類用語言解釋不清或根本解釋不了的。無形中,文化的多樣性為翻譯設置了一定的障礙,增加了翻譯的難度。人們要了解一種新的外來文化,最好的方式莫過于置身其中,從而能夠對該文化獲得感性和理性認識。但是,對大多數人而言,要想做到這一點是相當困難的。在很大程度上,人們對一種外來文化的認識是基于大眾傳媒的介紹的,換句話說,就是借助于翻譯后的文本介紹來了解這種文化的。那么,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如何解決這種因為文化差異而帶來的文化障礙就成為翻譯的關鍵所在。

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既是該國所特有的,又是全人類所共有的。換句話說,文化是具有共性和個性的。也就是說,不同文化之間存在著相同(或相通)的因素和不同(或排斥)的因素。兩種文化的相似只是相對的、個別的,而歧異則是絕對的、普遍的(潘紹中,2004:8)。文化的共性決定了它必然具有強大的包容性。也就是說,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文化是可以相互移植、相互融合的。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的積累,語言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不斷進行著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要理解這一點并不困難。我們今天的語言就不同于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白話文,更和古代的文言文有著天壤之別。這就有力地證明了語言和文化是相同的。它們都是開放的體系,都具有自由的包容性和重組的可能性(杜爭鳴,2000:230)。而作為語言的最小單位——詞語,當然也遵循著同樣的規律。

在全球化進程中,隨著各地區之間進行交流的壁壘逐漸被消除,以及互聯網等便利的交流工具的建立和應用,地區間的文化差異逐漸縮小,同時地區間文化逐漸走向趨同。而在文化的融合和碰撞當中,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宗教、民族、歷史文化習慣以及不同的語言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沖突。作為經濟實力強大的發達國家不斷地向其它國家輸送自己的文化,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文化在其它國家逐漸成為主流文化,而地區的本土文化,卻退居成為非主流文化。

當外來文化進入本土文化時,人類文化的共性決定了譯者可以在兩種不同文化的語言體系中找到相應的對等詞。然而,由于地域、種族、生活習俗的差異,文化的個性差異又是很明顯的。因此,要想在兩種不同文化中找到完全對等的兩個詞語難度是很大的。有時,譯者在本土文化的語言體系中根本無法找到對等的詞語來翻譯外來文化中某種特有的現象。這時就需要譯者采取一定的翻譯方法來達到翻譯的動態對等。

文化的包容性決定了它可以借用外來文化的語言詞匯來豐富自己的語言體系。例如,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清政府奉行的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人猶如井底之蛙,愚昧落后。他們對世界已經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一無所知的。當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列強打開后,西方的政治經濟體制、文化思想、科技知識等一下子展現在中國人面前。中國人對西方充滿了好奇,并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能夠引進西方所有先進的科學文化技術知識,以彌補自身的不足。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傳統文化面對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包容的態度。與此同時,由于很多新鮮事物的出現,人們無法用當時的語言詞匯來描述那些聞所未聞的事物。在這種情況下,漢語語言大量借用了漢語語言體系以外的詞匯,從而使漢語語言也得到了完善和必要的補充。

文化在具有共性的同時,也具有鮮明的個性,從而導致本土文化對外來文化中的某些事物也具有一定的排斥性。目的語讀者對外來語的接受是要經過一定的心里認知過程的。例如新文化運動時期人們提出了非常響亮的口號:“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democracy)”和“科學(science)”。在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下,這兩個詞對受封建社會統治長達上千年的中國人來說是相當陌生的。在封建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下,人們對民主的概念的理解幾乎等于零。鑒于這種情況,翻譯家最初用音譯的方法將它們分別翻譯為“賽恩思”和“蒂毛克若司”。但是這兩個譯名過于拗口,不利于記憶和推廣。為了順應社會發展趨勢,以達到大力倡導民主、科學的目的,翻譯家在音譯的基礎上進行了加工,將之簡化為“德先生”和“賽先生”?！跋壬币辉~在中國有著自己的獨特文化內涵,它是學生對老師或是對先哲圣賢的尊稱?！暗孪壬焙汀百愊壬辈粌H道出了中國人要擺脫落后、虛心學習的積極態度,而且達到了號召民眾向西方學習的目的。后來隨著西方先進文化的進一步傳播,人們逐漸了解了“democracy”和“science”這兩個詞的具體含義:“民主”是指人民有參與國事和對國事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科學”則是反映自然、社會、思維等的客觀規律的分科的知識體系。譯者在此理解的基礎上用意譯的方法創造了“民主”和“科學”這兩個新詞,并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可見,一個詞語的生命力和它是否適應文化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

全球化趨勢下文化翻譯的發展趨勢主要表現為全球化和本土化。那么,譯者在跨文化翻譯時勢必經歷這兩種文化之間的融合與沖突。對于跨文化中的相同文化因素,譯者在文本翻譯時得心應手,但是如果遭遇到文化沖突,譯者在翻譯文本時恐怕就要費一番周折。正是文化多樣性推動了譯者在跨文化翻譯時會采用不同的翻譯方法來化解文化沖突。幾十年來,翻譯界的許多學者、專家對跨文化翻譯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在對待翻譯中如何處理文化差異的問題上形成了兩種對立的意見:即所謂的歸化和異化。所謂歸化,就是指譯文應該以源語或原文作者為歸宿,而異化是指譯文應該以目的語或譯文讀者為歸宿(郭建中,2000:278)。

歸化的翻譯方法是在翻譯中將讀者置于首要位置,也就是說譯者是以讀者能否理解譯文為宗旨的,因此,譯者在跨文化翻譯中盡可能地采用貼近本族文化的語言表達方式來翻譯原文,盡可能地剔除文化沖突在譯文中對目的語讀者造成的影響,從而使目的語讀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譯文,例如:英文中有一個習慣用語“love me, love my dog”,如果我們采用直譯的方法可以將其翻譯為“愛我,愛我的狗”?？梢钥隙ǖ氖?有些中文讀者經過思考后對“愛我,愛我的狗”的含義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并不是中文讀者所習慣的表達方式,因此這個譯文對中文讀者中所產生的效果與原文對源語讀者所產生的效果是不對等的。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跨文化翻譯中,我們不僅要克服語言障礙,還要克服文化障礙。因此,要使譯文對目的語讀者產生的效果達到原文對源語讀者產生的效果,譯文的表達方式應該是完全自然的,并盡可能把源語行為模式納入譯文讀者的文化范疇(Nida 1964a:159)。如果我們采用歸化的翻譯方法將其翻譯為“愛屋及烏”,譯文對中文讀者所產生的效果就不言而喻的,而且,它也準確傳達了原文所要表達的含義和意境。從某種意義上說,歸化就是在源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之間取得“文化對等”(郭建中,2000:279)。

歸化的翻譯方法便利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互動。它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文化沖突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化隔閡和閱讀障礙。事實上,這是求同存異在翻譯中的具體應用。但是,歸化又對現實的文化交流構成了一定的障礙。由于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采用了歸化的翻譯方法,目的語讀者所看到的都是符合本國語言文化特點的文字翻譯,這勢必會使讀者產生一種誤解,即本國文化與外國文化不存在差異,或是差異較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計。長此以往,歸化將使人們喪失了解原汁原味的外來文化的契機。歸化的翻譯展現在譯文讀者面前的往往是目標文化的文化標記,而不是出發文化的文化標記。這樣的翻譯在一定程度上使原文失去其原有的文化身份(王東風,2000:213)。更有甚者,歸化可能會扼殺文化的多樣性,從而使文化趨于單一或大同。

異化的翻譯將真實再現原文中的文化因素置于首要位置。因此,譯者在跨文化翻譯時會盡可能保留外來文化的原汁原味。很多翻譯界的學者都認為原文的風貌不可隨意舍棄。不同的文化,在保持各自的特點時才有吸引力,譯文應體現“和而不同”,才會有深層次的、思維方式的交流(王建開,2000:116)。這種翻譯使人們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外來文化撲面而來,人們可以在閱讀中深刻體會到外來文化奇趣、迥異、鮮活的特點,從而對文化的多樣性形成理性的認識。此外,異化的翻譯方法勢必創造大量的外來詞語。這不僅擴充了本族語言固有的詞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或改造了本土語言,從而促進本土語言的發展。而且,外來文化大量涌入,并與本土文化形成互補之勢。這種文化之間的互補促進了人類文化的共同發展。由此可見,異化的翻譯對本土文化的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與此同時,異化的翻譯又對本土語言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沖擊。本土文化對于在具有征服性的外來文化的重壓下可能被消解。具有壓迫性的文化霸權可能通過翻譯悄悄滲入并顛覆目的語文化(孫藝風,2008:5)。因此,異化的翻譯可能威脅本土語言文化的統治地位,甚至使其逐漸趨于非主流的行列。隨著近年來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借助媒體的宣傳攻勢,許多外來文化出現了壓倒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勢,如年青人崇尚圣誕節而忽視了傳統節日春節。因此,在經濟全球化、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的情況下,要充分注意到維護語言多元和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許鈞,2005:43)。其次,文化差異的客觀存在造成了人們對外來文化的理解存在著或多或少的不可逾越的鴻溝。這是因為一個人如果在認知環境中沒有儲備,譯者對某種文化現象再解釋,也是無法使這個人理解的,即使理解了,也遠遠不如一個有這種認知儲備的人理解那么深刻(林克難,2005:46)。因此,在翻譯中,如果譯者為了刻意保留外來文化的因素,而不顧目的語讀者的語言習慣和文化氛圍,就可能造成譯文的不通順,甚至會出現嚴重的翻譯腔。

除了上述提及的歸化和異化兩個主要流派之外,在跨文化翻譯中還出現了不譯的現象。所謂不譯,就是指對原文不做任何處理,直接將原文中的所有符號特征不加改變地放到目的語中。今天,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速,人們對外來文化的了解日益加深,因此,在翻譯過程中有很多內容是不需要翻譯,甚至是沒必要翻譯的,例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自己認識的外國朋友可以直接稱呼他的英文名字,而沒有必要將其譯為漢語。此外,隨著大眾傳媒觸及到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人們對某些專有名詞非常熟悉了,例如:“DIY”是“do it yourself”的首字面縮略詞,但是“DIY”比“do it yourself”或“自己制作”更適合報刊簡短、快捷報導的特點;此外,“DIY”也迎合了年青人推崇外來文化的心里,因此,很多媒體在使用類似字眼時往往采取不譯的方法。

當然,不譯并不適用于一切翻譯。它只適用于簡單的詞匯處理。而且它的普及程度還是有限的,例如我們前面提到的“DIY”可能深為年青人所推崇,而中老年人對此知之甚少,那么這種不譯的方法可能就會對某個人群造成理解困難。

我們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無論是哪一種翻譯方法,在跨文化翻譯中它們都各有利弊。沒有哪一種方法是完美的、通用的。因此,我們不能硬性規定在跨文化翻譯中就應該使用哪一種翻譯方法,或是哪一種翻譯方法更勝一籌。因此,我們無需過多地爭論歸化和異化到底孰優孰劣。譯者在跨文化翻譯中無論是采用歸化、異化還是不譯的方法都是不矛盾的?？梢哉f,這些方法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互補的。譯語文化不是通過翻譯完全消除源語文化的特色,不是在其固有的文化價值體系中來安排源語文化現象的位置,而是在其發展可能性中吸收源語文化,從而使自身更加豐富。(下轉第242頁)

(上接第241頁)

受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發展趨勢的影響,譯者在跨文化翻譯時也會受到兩種觀念的困擾,即帶有保護地方文化色彩的本土文化至上觀和擁護全球化的世界文化大同觀。通過論證,這兩種觀念都是以一種固定的文化模式去看待其它所有文化模式,從而抹殺或破壞了文化的多樣性。片面地爭論全球化或本土化的翻譯觀孰優孰劣是沒有意義的。事實上,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到底采用哪種翻譯方法完全取決于譯者所要翻譯的文本、翻譯所要達到的目的以及讀者群體。

當然,我們在跨文化翻譯中還要盡量克服本土文化至上,或在翻譯中一味追求異國情調的觀念,也就是說我們不能以一種固定的文化模式去看待其它所有文化模式,從而抹殺或破壞了文化的多樣性。事實上,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到底采用哪種翻譯方法完全取決于譯者所要翻譯文本、翻譯所要達到的目的以及讀者群體。翻譯策略的選擇最終還是要視原著的文體和翻譯的目的而定(王東風2000:217)。如果原文是一篇文學作品或是文學色彩很濃的作品,而譯者翻譯這篇作品的目的就是為了讓目的語讀者了解外來文化,那么譯者在翻譯時就要盡可能地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相反,如果原文是一篇說明性的文章或是法律性的文件,那么譯者在翻譯時只需注意內容的準確和流暢即可。

最后,譯者在翻譯中必須具備文化意識,熟知兩種文化的異同,并能夠在譯文中將這種異同之處準確、恰當的表達出來。換句話說,譯者僅僅把握兩種語言的語法、字詞和句式結構的使用方法還是不夠的,還要了解研究諸多語言背后的文化,并且要在正確翻譯觀的指導下知道在每一具體情況下如何處理文化差異、文化障礙(羅進德,2000:165),否則很有可能造成誤譯。

全球化是大勢所趨,它給文化的多樣性造成巨大地沖擊,但是,積極應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會促進本土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在這種情勢下,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翻譯觀針鋒相對并不利于文化翻譯理論體系的創建。翻譯學者應該不斷探索在全球化的必然趨勢下,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樣性,并在跨文化翻譯時實現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翻譯觀的合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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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汪靜,副教授,天津外國語大學基礎課教學部大學英語教研室,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和英語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