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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想象和建構

2010-09-02 06:16童菊芬
文學與藝術 2010年4期
關鍵詞:純文學文學史現代性

童菊芬

【摘要】我們對文學一貫的認識是文學是一門獨具審美個性的學問,李楊告訴我們文學其實與其它社會知識一樣,一道參與了現代民族國家認同的建構。采用這樣的認識,能夠使我們在研究文學中更理性的發現問題,進而或者參與或者獨立于這種建構。

【關鍵詞】文學;李楊;旗幟

我們許多人都懷揣著對文學的想象,進入文學的殿堂,瞻仰文學展示給我們的境相。又有許多人為著這樣的夢想,進而走近對文學的研究。抱著這樣理想的人大多心里都有一個關于“純文學”的夢想,我們都曾為張愛玲的那一個“蒼涼的手勢”而思緒纏繞;為沈從文的那一座“湘西神廟”而牽動我們文學的向往;錢鐘書的“圍城”也讓我們結結實實體驗了一把學者的幽默。晚近,個人化寫作為文學豎起私人空間,先鋒新寫實新歷史新生代……,接連著我們的文學想象。

我們一直以為文學有自己的“自性”,它思想的統一性與永恒本性永遠不會隨時代的改變而改變。我們驕傲于我們每個人都各自有對文學的悟性,我們鐘情、品讀的文學想當然的與眾不同。在我們的頭腦中一直都把“知識”與“思想”獨立于社會,唯有它們是遠離“政治”與“歷史”的。我們以為“純文學”是我們一個不朽的夢,于是我們就用“純文學”構起了我們的精神象牙塔。

李楊受??隆爸R考古學”、“知識譜系學”的啟發,來發現文學史寫作中的權利(即“現代性”)與知識的關系。他的發現讓我們震驚,顛覆了我們以往關于此的知識結構。我們傳統的文學批評幾乎大部分的批評家都把“印象批評”作為一貫的批評原則,并視為我們批評的圭臬,但是李楊認為這種“印象”已不是我們意識當中的“印象”。這些“印象”同我們一貫自命自己的審美體驗和個體的獨特個性一道,其實與我們的知識層壘與個人的經歷有脫不了的干系。李楊幫我們完成了我們那副神秘負累的解構。我們常常會遇到對你價值視野范圍外的知識的價值考量,經常的一個感觸是,事后回想如果我們用正面眼光去看,也許會發現它們同樣獨閃異彩,這常常讓我們疑惑。這里知識考古學為我們提供了答案,“我們對文學的每一次詮釋都是試圖關閉一個有無窮無盡生產能力的源泉?!薄耙嬲膺@種沖突,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將立場與信仰歷史化和知識化?!蓖瑯游覀円膊粦撘詢r值論的方法界定“文學”,而應該代之以歷史的方法考察“文學”,將“文學”置于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加以審視。我們有時也會疑惑經典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的原因?李楊告訴我們要做的是“去經典化”,“本無所謂‘真正偉大或‘真正如何的文學?!薄爸R考古學”啟迪我們不要再糾纏于肯定或否定某種價值度量,去追尋現象背后的發生機制,這是其產生的意義。

像我們把“五四”作為中國新文學興起的標志,那是審美文學的正宗,以致 “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被認為是對“五四傳統”的“離開”,而到了80年代的“新時期”文學,則認作是對中斷的五四文學傳統的“接續”,是“回到了五四”。這些曾是被我們文學史一致認同的說法,但李楊把這一切都歸入“現代性”的的范疇來看之后,我們就會發現,這些提法都無所謂它們所指的意義。文學史再不是我們想象中對文學審美事實的陳述,文學史的出現同歷史一樣,有著與意識形態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系,文學史同樣參加了現代“民族國家認同”的構建,是社會建構的一種。8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是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重寫文學史”的本意在于“使之(現代文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審美的文學史學科”,但是如果我們每個人都用“現代性”的知識看待這一現象時,那么“重寫文學史”原來的構想無疑是“幻滅”了的。連我們最公認的左翼文學僅有收獲,成就 “世紀良心”的巴金《隨想錄》,經過李楊的現代性“再解讀”,巴金的“懺悔”就成了沒有真正認識的“囁嚅”。關于文學史寫作中的幾個關鍵詞:“文學性”、“個人性”、“日常生活”。無所謂純正的“文學史”,當然也就無所謂“文學性”。我們對“個人性”的迷思,李楊是這樣解釋的,“80年代的個人同80年代知識分子熱衷于參與思想啟蒙的受挫或失敗有關,也同90年代欲望化社會的到來有關。個人主義,早已被常識化,即本質化了?!笔前?“人是最名副其實的社會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只是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蔽覀兂39虉痰睾雎赃@一點。 我們以前把“日常生活”作為文學回歸“人”自身來看待,其實“將人的自然狀態理解為人的本質,實際上取消了所有的文化的意義。人本質不是一個生物學上的事實,而是一個社會事實”?!啊鐣娜祟?并不毀滅個性,而是修改個性的形式,豐富它的內容?!边@樣的解讀,其實正是對我們關于“個人寫作”、“先鋒文學”、“新寫實”等等“純文學”想象的一個很好回擊。關于如今早已偃旗息鼓的90年代的“國學熱”,李楊也提前做出了正確的預言,因為“‘國學本就是‘西學的一部分” ,“指望依靠‘國學的學習和研究去抵御‘全盤西化是極不現實的?!苯Y局也證明是這樣的。

在李楊這里一部“‘文學史就是一個大敘事,一個大故事”。如果說歷史的目的是在將過去的真實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鑒者的話。那么李楊說“文學史”具有 “歷史”的屬性,是以“歷史”為名的敘事?!拔膶W史”真正的價值不是為我們呈現 “文學”發展的脈絡,而是為構建“現代民族國家認同”而服務。如果“文學史”是這樣,那么“文學”呢?李楊最后告訴我們“文學就是文學性,就是文學史?!睆氐最嵏参覀儗ξ膶W的審美想象。我們可能會接受“文學史”的意識形態性,在我們的意識中“文學史”是研究批評,用來研究的,“文學”是作品,用來感受的。但是經過“文學史”挑選出來的“文學”無疑會帶上這樣的意識形態性。我們對文學的自由想象徹底塌陷。

李楊的這些觀點都是極為反經驗的,卻是更利于我們把握的文學研究。一直疑惑搞文學研究的僅僅是“靠文學吃飯的人”?如果說作家是因為我們的精神世界而產生,那文學評論家豈不是文學殿堂階梯下養的一幫“閑人”?現在看來他們產生的作用不是太小,是太大,是他們參與了這個社會的精神文化認同的大任務。如果文學也是現實的,那么我們知道了,整個社會運轉的機制的肌理就是意識形態,往準確來說就是——權利。李楊搖醒了我們關于文學的幻象,使我們一直糾結于胸的許多問題豁然通達,所以當我們焦灼于以前的思路已經走向盲點時,何不向這樣的知識靠攏。當然關于“純文學”的想象,我們還可以這樣清醒地做下去,畢竟我們還需要夢想,只是現在它只是個純粹的夢想了。雖說在李楊《文學史寫作中的現代性問題》中,李楊借鑒了許多西方理論家的思想觀念和論述方式,但不可否認的是李楊為中國的“知識社會學”豎起了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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