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控制權的劃分及其對公司治理的影響

陳瑞浦

【摘 要】在不完全契約(Grossman-Hart-Moore模型)的理論框架下, 企業的控制權來自于剩余控制權,而剩余控制權來源于物資資產的財產所有權。伴隨企業組織形態多樣化復雜化的發展趨勢, GHM模型中古典意義的剩余控制權也呈現出更多的表現形式。根據剩余控制權的不同來源,本文將其細分為直接控制權和間接控制權兩種形式。間接控制權及控制權 收益的普遍存在,使得公司治理理論關注的焦點從剩余控制權的有效配置轉移到了剩余控制權的有效行使上,相應的公司治理實踐也發生了變化。

【關鍵詞】剩余控制權;不完全契約;GHM模型

中圖分類號:F83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8283(2010)07-0105-02

1 前言

以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Oliver E. Williamson為代表的經濟學家用產權解釋企業的性質及其邊界,創立了資產專用性(縱向一體化)理論。該理論是由Williamson(1975,1985)和Klein(1978)等作了開拓性研究,又在Tirole(1986)、Grossman和Hart(1986)、Hart和Moore(1990)等人那里取得了進一步發展,其中最著名的是資產的專用性質確定企業規模的假說。由于他們強調按照契約建立起來的組織中權利的重要性,這一理論便以“產權”的名義出現。

Williamson用專用性資產來解釋企業的邊界或規模。他認為,當投入的資產具有專用性時,為了節約交易成本,應該選擇企業這種組織形式或企業間實行縱向一體化,如果不存在資產的專用性,通過市場合約來聯結生產的各個連續階段,是可以大大節約交易成本的。沿著Coase(1988)的分析框架,這一問題可有兩種解決方案:縱向一體化和長期合約締結。他們的結論是,當資產的專用性產生越多的可占用性準租時,締約成本的增加將超過縱向一體化的成本(治理內部科層組織的成本),那么,縱向一體化就發生了。在Klein等人的研究中,并不是專用性投資必須采用企業的形式,但是專用性投資的程度越高,采用企業的形式所費交易成本會越低。

GHM模型指出,企業是由它所擁有或控制的資產構成的。不完全契約的存在,使一部分資產的權利在合約中不能明確界定或界定成本相當高,形成所謂的剩余控制權,這種權利成為所有權的核心內容。GHM模型將注意力集中在分析比較各種所有權(剩余控制權)安排的效率差別上,按照GHM理論,資產所有權決定剩余權,在資產可分離的前提下,擁有更多的資產保證了擁有更多的剩余權。GHM模型在企業理論、融資理論、資本結構理論和企業治理理論等方面得到廣泛地運用。

2剩余控制權的拓展

2.1 Aghion - Tirole( 1997)對剩余控制權概念的拓展及其不足

正因為意識到企業組織形態已經普遍偏離其古典形態,Aghion-Tirole(1997)對GHM的剩余控制權概念進行了拓展。他們將剩余控制權細分為正式權力(formal authority)和真實權力(real authority)兩種形式,構造了一個組織內部正式權力與真實權力如何有效配置的理論。正式權力是指來源于財產所有權和正式授權的權力,真實權力則來源于代理人所享有的信息、技能等相對優勢。正式權力并不必然帶來真實權力。關于正式權力與真實權力的例子有:股東擁有正式權力,董事會擁有真實權力;董事會相對于經理層擁有正式權力,經理層擁有真實權力。

Aghion-Tirole從信息的角度理解權力及權力的配置,將剩余控制權細分為正式權力和真實權力。這種劃分使我們得以進一步考慮組織內部的委托代理關系,考慮組織內部權力的不同配置和性質對組織績效的影響,因而是對GHM模型的有力拓展。但他們對剩余控制權概念的拓展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其模型中,正式權力和真實權力是一組相對的概念,任何一個層次的委托人相對其代理人來說,他所擁有的權力都是正式的,代理人擁有的權力都是真實的。權力不同形式的相對性使得正式權力和真實權力的來源顯得混淆不清,因而也無法具體分析正式權力和真實權力的不同特性及其對權力行使的影響。事實上,正式權力、真實權力概念的不足恰恰在于其權力來源的不清晰。因此,本文引入“直接控制權”和“間接控制權”的概念,以更清晰地表明權力的不同來源,并基于剩余控制權的不同來源和表現形式討論其對公司治理的影響。

2.2 直接控制權與間接控制權

本文認為,從權力不同來源的角度看,存在以下幾種形式的剩余控制權:一是直接來源于資產所有權的“直接控制權”。二是來源于企業內部的委托代理關系,或者說授權的“代理控制權”。三是通過諸如金字塔式持股結構、交叉持股等手段形成的“衍生控制權”?！按砜刂茩唷焙汀把苌刂茩唷庇挚山y稱為“間接控制權”?！爸苯涌刂茩唷迸c“間接控制權”的性質根本不同:前者直接來源于財產所有權,是一種有足夠的物質抵押品的控制權。后者則沒有足夠的物質抵押品,間接控制權不來源于物質資產的財產所有權。

關于直接控制權的現金流權的份額與控制權的份額是對等的,因此我們說這是一種有足夠抵押品的控制權。該抵押品激勵著控制權人事前正確行事。直接控制權更多地存在于古典型企業以及股權封閉的非公眾企業中。在古典企業中,企業的資產由企業所有者個人擁有,他所擁有的直接控制權是完全的剩余控制權。在股權封閉的非公眾企業中,直接控制權對應于一股一票原則,擁有最多投票權的股東最終擁有企業的剩余控制權。但是現代企業更多地以股權分散的公眾企業形式存在。因此,企業的剩余控制權更多地以間接控制權的形式存在。在股權分散的公眾企業中,大股東擁有的控制權是直接控制權,分散的小股東名義上擁有的控制權也是一種直接控制權。如果不考慮權力是否具有“剩余”的性質,我們可以更一般地將一股對應于一票產生的控制權叫做直接控制權。相應地,間接控制權是指偏離一股一票原則而產生的控制權,如一股多票,或者通過金字塔持股、交叉持股等復雜手段而產生的事實上的一股多票。如果沒有相應的治理機制來約束這部分權力的行使,這種“赤裸”的權力被濫用是不難理解的。如果我們認同不完全合同中剩余控制權概念的“0-1”性質,那么間接控制權中沒有相應抵押品的份額就更大,權力被濫用的危險也更大。將剩余控制權細分為直接控制權和間接控制權拓展了其應用范圍,并使其能更好地解釋因企業組織形態發展變化而產生的一系列現實問題。

此外,Aghion-Tirole強調信息、技能等客觀優勢對于真實權力的作用,認為代理人因具有信息和技能等方面的優勢而具有了真實的權力,然后委托人考慮應該將權力授予代理人。但應該注意的是,信息優勢產生權力的一個前提是代理人必須處在一定的職位上,例如經理必須處在經理的位置上才可能具有某些信息優勢。也就是說,如果代理人沒有委托人的授權而具有的身份,即使有信息優勢也無權力可言,或者衍生控制權人如果沒有獲得控制權的手段或渠道,即使有一定的信息優勢也無法獲得這種權力。因此,強調剩余控制權的來源及其不同形式,對我們理解公司治理理論和實踐關注焦點的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3公司治理理論與實踐的相應轉變

Hart(1995)給出了公司治理問題存在的兩個條件:一是代理問題,二是交易費用之大使得代理問題無法通過合約解決,或者說合同不完全。從權力來源的角度看,直接控制權不存在權力的代理問題,因而不會存在與權力行使相關的公司治理問題。

公司治理理論關注的僅僅是權力的有效配置問題。間接控制權通常通過一重甚至多重代理行為產生,公司治理不僅要關注權力的有效配置,更要關注權力的有效行使問題。

隨著企業組織形態復雜化程度的加深,間接控制權的來源也更加復雜,公司治理理論需要關注的就不僅僅是如何最優地配置剩余權力,還需要考慮如何保證配置后的權力能夠有效行使。公司治理研究的核心之所以發生這種變化,是因為間接控制權上往往附著較高的控制權私人收益,這種私人收益對控制權人的行為激勵產生扭曲作用,嚴重影響配置后權力的有效行使。在世界的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解決控制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而控制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之所以會發生利益沖突,其根本原因在于控制性股東擁有的剩余控制權往往是一種沒有足夠抵押品的間接控制權,控制權人有強烈的攫取私人收益的動機,因而損害了中小股東的利益。

企業組織形態的發展變化使得間接控制權(包括代理控制權和衍生控制權)的間接程度越來越大。相應地,公司治理實踐更需要對間接控制權人進行約束而不是進一步的激勵。間接控制權的間接程度越大,約束機制就顯得越重要,激勵機制的重要性則相對下降。歷次經濟危機包括當前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再次說明了這一點,即約束不足是當前公司治理的主要問題。對此,公司治理實踐可以從兩方面展開:一是減少間接控制權的間接程度,即通過增加間接控制權抵押品價值的方式來抑制濫用權力的機會主義行為?，F實中,諸如股權期權激勵計劃、許多國家對交叉持股行為的限制等,都是旨在減少間接控制權“間接程度”的重要公司治理手段。

げ慰嘉南:

[1] Aghion P.and J.Tirole.Formal and Real Authority in Organization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7, 105(1).

[2] Hart,O.Firms,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3] La Porta,R.Lopez-de-Silanes,F.and Shleifer, A.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Journal of Finance,1999,54(3).

[4] Williamson,O.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