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分化:下崗工人與農民工

柳 波

摘要:在信息社會里,作為一種客觀的社會事實,信息分化已成為一個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本文以“下崗工人和農民工信息分化問題的對比研究”為題,通過對長沙市100名下崗工人和100名農民工以及職業中介所的調查,來論證下崗工人與農民工之間在信息識別能力、信息獲取方式、信息消費等方面存在的信息分化,下崗工人的信息狀況要優于農民工。

關鍵詞:下崗工人;農民工;信息分化

中圖分類號:C9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111(2008)08-089-04

隨著新科技革命的推進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人類社會逐步向信息社會過渡,中國也不例外。目前,中國正處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現代社會向信息社會雙重過渡階段,在這一過渡期中,中國出現了不少新的社會問題,其中信息分化就是一個新的嚴重的社會問題。目前來說,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問題,_這一現象已越來越顯著,不僅存在于不同地區、不同國家、不同企業之間,也存在于不同社會群體之間,而且弱勢群體之間也存在著信息分化。本文即從“下崗工人相對農民工來說是信息富有者”這一基本假設出發,對這一新的社會問題進行研究。

一、前言

信息分化這個概念源于西方,因而在國外對其研究較多。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有一些學者研究,如丹尼爾·貝爾提出了“中軸轉換理論”,采用了一種新的分析范式;邰可溫·托夫勒提出了“三次浪潮理論”和“權力轉移理論”;約翰·奈斯比特提出了“勞動價值轉型理論”;約翰·托夫勒提出了“第四次浪潮”“等等,只是他們還沒有明確使用“信息分化,這一概念。到了20世紀80年代,西方開始面l臨信息分化帶來的社會問題,于是相關研究人員和研究成果增加,如尼古拉·尼葛洛龐帝提出了“數字化生存理論”;嗨華德·丁提出了“信息接觸機會不均理論”;曼紐爾·卡斯特爾提出了“網絡區隔理論”;赫伯特·施勒提出了“信息不平等理論”;威廉·烏利希提出了“信息分裂理論”等。特別是近幾年來國外的研究更多了,如貝斯·柯爾科在2000年出版了《賽博空間里的種》;大衛·伯爾特、雷·克勞福德在2000年出版了《樹字鴻溝:計算機和我們孩子的未來》;本加明·康培英于2001年出版了《數字鴻溝》和《數字鴻溝指南:面臨危機和創造神話》;丕·帕諾里斯在2001年出版了《數字鴻溝:公民參與、信息貧困與互聯網絡》;拉內塔·馬克于2001年出版了《填平數字鴻溝》;三德赫亞于2001年出版了《走向賽博發展道路的亞洲:問題與挑戰》。等等。一些國家領導人和國際組織負責人也相當關注這一問題,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前副總統阿爾·戈爾、日本前首相森喜郎等,還有一些國際組織如八國集團首腦會議等都非常關注這一新現象,國外社會成員也一樣。

中國相對來說關注程度雖不如國外,但作為一個日益顯著的社會問題已經越來越受到重視,如江主席的多次講話,吳邦國、唐家璇等也發表過一些見解,一些相關研究人員也開始關注這一現象,如謝俊貴、曹榮湘、方家平、胡延平、胡鞍鋼等。

下崗工人和農民工作為中國特有的社會群體,在國外研究基本為零(因為國外無“下崗”一詞,只有“失業”一詞;國外也無太多的農民,不存在農民工群體),而在中國卻是越來越受人們關注的焦點。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把這兩大群體作為研究、交談的主體,國家和政府每年都要針對這兩大問題出臺一些政策或方針。

從信息角度對中國十大階層劃分進行思考,這是本文的最初原因,也是本文討論的最重要的相關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學藝教授的十大階層理論主要是基于從傳統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背景提出的。其分層標準主要是經濟指標,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狀況為分類標準將社會劃分為十大階層。從這些方面來說,確實很正確,與實際情況也非常吻合。而本文則以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變為背景,從信息的角度討論陸學藝教授的十大階層--劃分。本文認同陸學藝教授十大階層劃分中的前八層順序,對于后兩層的順序則持討論態度。在陸學藝教授的十大階層劃分中,農民工和農民的社會層次高于下崗工人,然而按照一般的懷疑:農民工和農民的信息擁有狀況真的優于下崗工人嗎?此外,從實際觀察中可以發現,雖然農民工和農民在一些經濟方面優于下崗工人,但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導致在信息方面出現相反的情況,即下崗工人的信息狀況和能力等要優于農民工,更優于一般的農民群體。因而,本文基于此疑問和此現象,企圖通過調查研究,從信息角度來看待他們之間的差異,從而論證下崗工人在信息方面要高于農民工和農民。

二、研究設計

1、研究假設

假設一:下崗工人和農民工之間存在信息分化,且下崗工人的信息狀況要優于農民工,也就是說下崗工人是信息相對富有者,農民工是信息相對貧乏者。

假設:下崗工人和農民工之間的信息分化是因為他們在信息分配、信息主體能力、信息環境、家庭信息條件、信息意識和信息態度等方面的差異而造成的。

2、研究變量

自變量:本文的自變量主要有信息分配、信息主體能力、信息環境、家庭信息條件、信息意識和信息態度。

因變量:本文的因變量為信息擁有狀況。信息擁有狀況在本文中主要為信息擁有多少、信息識別能力、信息獲取方式、信息消費等。

3、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以下三種:

調查數據:通過對長沙市100名下崗工人和100名農民工問卷調查以及對一個職業中介所的觀察訪談獲得。這也是本文數據來源的主體,本文的大部分分析就基于此數據。調查采用調查員直接詢問,問卷回收率100%,有效率100%。本文的調查主要收集以下幾方面數據和資料:

(1)下崗工人:性別、年齡、文化程度、下崗前的工作單位、下崗的時間、收入、社會保障情況、學習培訓、信息分配、信息主體能力、信息環境、家庭信息條件、信息意識、信息態度、信息識別能力、信息獲取途徑、信息消費等;

(2)農民工: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家庭原所在、戶口情況、子女入學情況、收入、社會保障、學識培訓、信息分配、信息主體能力、信息環境、家庭信息條件、信息意識、信息態度、信息識別能力、信息獲取途徑、信息消費等;

(3)職業中介所:開辦時間、主要服務對象、前來咨詢的人數(分下崗工人和農民51)、有關下崗工人和農民工的信息份額、信息傳遞渠道、登記情況、對下崗工人和農民工的態度、成功率等。

相關研究人員的資料:通過文獻查詢或上網等途徑收集有關學者在相關研究方面的一些數據。這對本文的調查數據和分析其一定的輔助作用,本文特別引用了謝俊貴教授主持的國家課題“信息分化——社會信息化轉型中的社會分化研究”中的有關數據。

統計資料:通過統計局或其它部門收集有關政策和相關數據。

4、數據處理

在調查數據處理方面,本文主要通過SPSS數據統計程序來進行數據的處理分析;在統計資料方面或其它方面的數據則直接引用。

三、樣本情況

1、樣本性別分布情況

出于對比的原因,本次調查樣本共計200份,其中下崗工人lOO份,農民工100份,各占50%。其中下崗工人男性41人,女性59人,女性比例高于男性,這與實際情況也相符。從1998年產業內部結構調整開始,在下崗工人性別比方面一直是女性高于男性,如1998年全國城市下崗(失業)人員有1300萬人,其中女性就占了59%;據全國婦聯研究所和致公黨女工委1997年對深圳等6城市的調查,在國營、集體企業下崗失業員工中,女職工平均占56.7%,有的市高達67%以上。這些年來,這個形勢也并沒有得到太多改變。在農民工方面,男性72人,占72%,遠高于女性的28%,這是由于本次調查是隨機調查,有許多男性農民工集中在建筑等行業,從而導致差異。從總體上看,男性被調查者有113人,占56.5%,女性占43.5%,基本上符合調查要求。

2、樣本年齡分布情況

本次調查的年齡限制在16歲—69歲,16歲以下和69歲以上的不調查。下崗工人主要集中在20歲—49歲之間,占了84%;農民工情況也一樣,20歲—49歲之間的占了農民工樣本數的91%;從總體來看,20歲—49歲的共計175個,占了87.5%,情況基本上差不多。

3、樣本工作情況

在被調查的下崗工人中現有工作的只有54人,占54%,找到過但現在沒有工作的有27人,占27%,下崗至今仍未找到工作的有19人,占19%:而農民工有工作的有87人,占87%,沒有找到過工作的僅占10%。也就是說農民工的就業情況比下崗工人好,這是因為一方面農民工對工作的態度積極,不太挑剔;另一方面是因為大部分下崗工人享有社會保障,而絕大部分農民工沒有任何保障。從調查總體來看,下崗工人和農民工都主要集中在個體老板和私營企業中,這說明兩者在就業方面有著同質性,是競爭對手,也說明了我國的貧困和弱勢群體在行業上具有集中性。從工作單位性質的詳細情況來看,下崗工人要比農民工更分散,如有3人在黨政事業單位,4人在國有或集體企業,11人在三資企業,而農民工在這些單位就很少就業,叫也們除了被私營企業和個體老板雇傭外,就屬于鄉鎮企業了。由此也可以看出,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吸收了大量農村的剩余勞動力。

4、樣本的其它情況

除了性別和年齡外,本文還調查了下崗工人和農民工的其它一些基本情況。在調查中,共有47名下崗工人是在1995年一1998年之間下崗失業的,有43人是在1999年一2003年下崗失業的,而1995年以前下崗的為10人,這是因為1996年——2000年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轉制、重組最重要的幾年,也是全國下崗工人急劇增加的幾年。大部分下崗工人原來的工作單位是國有企業,有78人,占樣本的78%;此外還有22人為集體企業的下崗工人,約占22%;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下崗工人為零。農民工方面,大部分是1999年—2003年進城務工的,有43%的比例;1995年—1998年、2004年—2005年進城務工的分別為27人、23人,而1995年以前進城務工的只有7人。這和“民工潮”出現的時間段差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農村城市化進程和農業產業化進程加快的幾年。

四、結果分析

1、下崗工人和農民工之間的信息分化問題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客觀事實。

在社會信息化和社會轉型過程中,信息分化是一種客觀存在的普遍的社會現象,這已被一些學者所證實,如曹榮湘、韓民春、謝俊貴、方家平、胡延平、胡鞍鋼等。它不僅存在于國家與國家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而且存在于不同職業群體之間。我國特有的下崗工人群體和農民工群體之間也不例外,他們之間也存在著信息分化,并且就一般的觀察而言,這種分化現象是顯著的,是普遍存在的客觀的社會事實。它并不是只存在于某個省份或地區,而是在中國范圍內普遍存在著,既存在于東部發達的沿海地區,也存在于中西部落后地區;既存在于信息化發達的省份,也存在于信息化落后的省份;既存在于省份城市中,也存在于其他城市中;既存在于大城市中,也存在于中小城市中。這一新的社會分化問題并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它是不可避免的,是中國社會信息化和信息社會的必然產物。

根據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課題組《2001年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報告》中的相關數據(見表1),我們可以發現:城鎮待業人員(這一群體主要是下崗工人)平均每周使用電腦17.8小時,而個體勞動者(這一群體基本上是農民工群體)為每周10.4小時,而農林牧漁勞動者(這一群體基本上是農民)僅為每周3.5小時;在上網情況中也存在明顯差距,城鎮待業人員為每周1.42小時,個體勞動者僅有其一半,為每周0.77小時,而農林牧漁勞動者只有每周0.07小時,也就是說農民工上網時間每周僅4分鐘,基本上為零。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下崗工人與農民工之間(當然也包括與農民之間)客觀存在著信息分化。這一現象在本文調查中也得到了證實。

2、從信息識別能力來看,下崗工人與農民工之間存在著信息分化。

信息識別能力是信息主體對信息真假等的識別和判斷能力,它是測量信息素質高低的一個重要指標。從調查中發現,88%的下崗工人一般能夠通過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網絡等獲得重要的信息,而農民工只有43%的比例,大部分還不能夠獲得,而且能夠使用電腦或上網的農民工只有11人,僅占11%,76%的不會使用電腦,13%的只懂得一點點,下崗工人中則有41%的人會使用電腦或上網,僅有36%的人不會。在問及能否對信息的真偽進行識別時,大部分農民工選擇不能夠,有57%的比例,還有26%的農民工不清楚自己到底有沒有這種識別能力,下崗工人則相對好一些,大部分能夠識別,只有12%的不能夠,22%的不清楚。被調查的樣本中,有73個農民工被虛假信息欺騙過很多次,占73%,14%的有過被欺騙少數幾次的經歷,僅有13%的基本沒有被欺騙過;下崗工人中只有3人被欺騙過很多次,占3%,79%的基本沒有被騙過。此外,對家庭信息擁有狀況自我評價的調查中也發現了差異(表2):下崗工人大部分自認為屬于信息擁有狀況一般家庭,約占53%,農民工中大部分則認為屬于信息擁有較貧乏或貧乏家庭,約占53%,由此可見,下崗工人和農民工在信息識別能力上存在信息分化。

3、從信息獲取方式來看,下崗工人與農民工之間存在著信息分化。

美國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認為,在一個信息發展的現代社會里,應以“弱關系”為主,而林南、邊燕杰等認為在中國這種傳統國家中仍然以“強關系”為主。本文通過調查發現,農民工就業仍以“強關系”為主,但下崗工人

開始逐步偏向“弱關系”。如表3所示,農民工尋找就業信息主要是通過朋友、老鄉和親戚等“強關系”途徑,約占82%,僅有7%的是通過人才市場;而下崗工人中雖有44%的仍然通過朋友、老鄉和親戚,但有46%的是通過人才市場這種“弱關系”尋找就業信息,這與農民工存在鮮明對比。此外,有82%的下崗工人通過報刊、雜志、廣播、電視、網絡等途徑尋找過需要的信息,而農民工僅有21%的比例,56%的農民工沒有嘗試過這些途徑。這說明在社會信息化進程中,下崗工人群體的信息化程度高于農民工群體。

在調查中還發現,45%的農民工認為最主要的信息獲取渠道應該是通過親友交往,其次應該是通過電視;而下崗工人中只有23%的人認為通過親友交往是最主要的途徑,21%的人認為應該是報刊、雜志,20%的人認為是網絡,17%的人認為是電視。并且,農民工通過網絡、報刊、雜志主要是為了獲取非功能性信息即有關娛樂、交友、休閑、消費方面的信息,而下崗工人則大部分是為了獲取功能性信息如就業、教育、培訓等方面的信息?？梢?下崗工人與農民工在信息獲取方式方面存在著差距。

4、從信息消費來看,下崗工人與農民工之間存在著信息分化。

一般來說消費可以反映需求,下崗工人和農民工在信息消費方面的分化反映了他們在信息需求上的差異。通過調查發現,農民工平均每月上網時間僅為0.9個小時,而下崗工人平均每月上網時間為8.3小時;下崗工人平均每月信息花費200元左右,農民工平均每月信息花費為50元左右,且大部分為電話費。從最大的一次信息花費情況來看,如表4所示,下崗工人中50%的花費在學習教育方面,如技能培訓等,其次是就業方面,占30%,此外還有15%的選擇娛樂休閑方面;而農民工中80%的是花在就業方面,娛樂休閑方面為12%,這12%中又主要是花費在手機、電話等費用方面,花在學習教育方面只有5%。由此可見,與下崗工人相比,農民工并沒有形成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信息消費,他們對信息的需求比較集中,這嚴重影響了其信息素質和技能的提高。

綜上所述,本文通過對調查的分析得出結論:在信息識別能力、信息獲取方式、信息消費等方面,下崗工人與農民工之間存在著信息分化,且下崗工人優于農民工。究其原因,可能存在可觀方面的,也可能存在主觀方面的。與農民工相比,下崗工人無論在信息分配、信息主體能力、還是信息環境、家庭信息條件、信息意識態度方面都要處于相對優勢地位。

此外,從本文的調查結論分析來看,下崗工人無論信息識別能力、信息獲取方式、信息消費等來看都優于農民工,而農民工相對來說是整個農民中信息狀況較好的一部分群體(即相對于農民內部來說,他們是內部的“信息富有者”,),因而下崗工人的信息狀況更要遠遠高于農民,特別是要高于那些從事農林牧漁的農村勞動者。因此,農民工和農民的社會分層要低于下崗工人,農民工和農民才應該是最后一個階層即第十大階層,而下崗工人才是第九大階層。也就是說,在當代中國,農民是社會階層的最底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