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糧食生產與供求的影響因素分析*

張海翔，田東林，張 仙

(云南農業大學，云南 昆明 650201)

糧食生產的歷史久遠于商品生產的歷史，但人類進入商品社會后，糧食不僅是人類社會生存的物質基礎，而且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一個國家和地區，人民最基本的糧食供求如果無法得到保障，那么其經濟就會出現波動，人民就會鬧饑荒，國家就會出現動亂，甚至爆發戰爭。自20世紀以來，人類自身及其所依存環境的系列變化，給糧食生產和供求帶來了重要影響。一方面，人口不斷增加及其供求變化，使糧食需求呈現出剛性增長的趨勢。另一方面，土地沙化，耕地減少，水資源短缺，災害頻發等，使糧食供給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下降趨向。就一個國家和地區而言，如果糧食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那么糧食安全是有基本保障的；反之亦然。本文擬從糧食供求關系，分析云南自然、經濟和社會因素變化影響云南糧食生產和供求的主要問題，提出新形勢下解決云南糧食生產和供求問題的辦法和措施。

一、自然因素分析

(一)耕地資源

耕地是土地資源中級別最高的一個地類。耕地資源是影響糧食生產和供求關系的主要要素。有研究認為，因要素替代的作用，糧食安全與耕地資源的狀況不存在直接對應關系。[1]然而，就云南而言，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耕地資源稟賦仍然是云南糧食生產的重要支撐，其重要性突出表現在耕地數量和結構兩個方面。從數量上，2002～2009年，全省耕地總面積由629.89萬公頃下降至607.21萬公頃，平均每年減少2.84萬公頃；糧食播種面積由476.62萬公頃下降至420.01萬公頃，平均每年減少7.08萬公頃(圖1)。人均耕地面積由0.145公頃減少到0.133公頃。

從結構上看，在全省39.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總面積中，山地、高原占到94%，壩子(盆地)僅占6%。在2005年的611.96萬公頃耕地中，高產耕地為156.22萬公頃，占25.5%；中產田地370.02萬公頃，占60.5%；低產耕地達77.35萬公頃，占12.6%；不適宜耕作的面積達8.37萬公頃，占1.4%。[2]此外，通過近年開發，目前宜耕但未利用的土地人均不足0.007公頃，而且地區分布不平衡。加之受水熱條件、耕作半徑等因素影響，可供開發的未利用土地越來越零散，開發難度越來越大。耕地資源的劣質性導致了糧食單產較低。據統計數據顯示，2002年、2009年云南糧食作物單產分別為 3 424 千克/公頃、 3 755 千克/公頃，而同期全國分別為 4 399 千克/公頃、 4 871 千克/公頃。

(二)水利資源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就云南的情況來看，水利資源已成為制約云南糧食生產和供求的一個重要要素。第一，水資源利用率低。云南省水資源豐富，總量為 1 712.00 億立方米，蓄水庫容達108.3億立方米，排全國第三位，然而，水資源利用率只有6%，低于全國16%以上的利用率，[3]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1/3。有效灌溉面積占耕地面積的比例僅為40%，而全國為48%左右，先進國家一般為80%以上。在糧食生產中，有近2/3的耕地是靠天吃飯，靠天用水，落后粗放的用水方式導致供需水缺口高達41億立方米。第二，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滇中昆明、曲靖、玉溪、楚雄四地的水庫總庫容占全省水庫總庫容的56.39%，機電排灌面積占全省的52.31%，而其余12個地州所占比例還不到一半。全省有效灌溉面積僅占總播種面積的36%，低于全國36.63%的平均水平。[4]第三，近年來水資源時空分布與農作物生產需求錯位。部分農作物需要雨的時候不下雨，不需要雨的時候降雨量又增加，影響到農作物生長，最終導致其產量和品質降低。第四，現有農田水利骨干工程存在標準低、配套差、老化失修等問題。全省有40%以上的水庫處于病險狀態，平均每年農作物受旱面積占播種面積的30%，有1/4左右的耕地受到洪水威脅。[5]很多地方因自然災害造成農田水利設施損壞嚴重，河渠淤塞，堤埂潰爛，工程效益衰減。近幾年平均每年旱災洪災受害面積達80萬公頃。

(三)氣候資源

糧食生產和供求關系與氣候生態之間具有高度的關聯性。氣候已成為影響云南糧食生產和供求關系的又一個重要因素。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大背景下，云南年平均氣溫上升、年降水量減少的趨勢較為明顯，作物可利用的水資源量在減少，一些農田因水資源匱乏而無法得到充分利用，從而導致農作物種植面積減少。例如，2009～2010年發生的百年一遇的云南大旱，造成全省秋冬農作物和經濟林果受災面積達278.87萬公頃，絕收99萬公頃。其次，生態環境的退化對糧食生產和供求關系也構成影響。據云南省植保植檢站預計，生態環境退化，云南省農作物病蟲害呈持續偏重趨勢，稻飛虱、稻瘟病、小麥條銹病和斑潛蠅等主要病蟲害呈現大發生趨勢，發生面積和危害程度在不斷加重。如2007年、2009年云南稻區出現大范圍白背飛虱、褐飛虱遷入，遷入蟲量、田間蟲量等多項指標為有歷史記載以來最高年，造成了糧食的減產。冬季氣候變暖也導致雜草蔓延，這意味著有可能增大農藥和除草劑的施用量，從而增加糧食生產成本。此外，極端天氣現象如旱災、洪澇災、冰雹、強風暴雨、低溫凍害對云南糧食安全生產帶來了嚴重影響。2009年，這些災害造成全省農作物166.8萬公頃受災，71.7萬公頃成災。

消除或減輕云南不利自然條件給糧食生產帶來的威脅，需要從實際出發，更加注重生態環境保護，注重因地制宜。一要倍加珍惜基本農田，保護生態環境，改進糧食生產方式，發展生態農業。二要加大農田水利工程建設，提升農田水利設施水平。繼續實施“潤滇工程”、“五小水利工程”等，改善農業灌溉條件。三要充分利用云南氣候資源多樣性的特點，對壩區、山區、半山區的種植結構進行科學規劃和布局，促進糧食生產多樣化。四要加大中低產田改造力度，提升耕地質量，提高糧食單產，變低產為中產，中產為高產，高產為穩產，從而提高云南糧食安全的保障水平。

二、經濟因素分析

(一)農民收入

由于農產品是需求缺乏彈性(Ed<1)的商品，在糧食豐收年份農民的收入反而會下降，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谷賤傷農”現象。有研究認為，中國糧食安全與農民收入的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和供求狀態中，會出現不同的相互影響力。短缺經濟下，發展糧食生產與提高農民收入很容易達成一致。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時，協調一致難度增大。農民收入構成變化，是決定糧食生產與農民收入關系的重要因素。[6]糧食增產與農民增收存在長期均衡的反向變化的因果關系。[7]

如圖2所示，1999～2008年，云南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總量和構成比例發生了較大變化。從總量看，農民人均純收入由 1 437.63 元增加到 3 102.6 元，10年增加了2.16倍。從構成看，農民人均的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所占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人均家庭經營純收入所占比例則呈下降趨勢。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工資性收入，10年增長了4.9個百分點，表明務工收入逐漸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主引擎”；減幅最大的是家庭經營純收入，10年下降了8.3個百分點。2009年，云南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為 3 369.3 元，其中轉移性純收入增長27.2%，財產性純收入增長16.1%，工資性純收入增長10.9%，遠遠高于5.7%的家庭經營純收入的增長速度。[8]盡管這一時期家庭經營純收入在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構成中仍占有較大比重，但構成比例的下降，反映出占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比重較大的種植業收入在下降，這意味著農民收入中來自糧食生產的份額在不斷減少。說明目前云南糧食生產與農民收入之間存在反向變動的關系。

(二)經濟發展水平

目前，我國耕地面積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在經濟起飛或高速增長階段，經濟發展往往是以耕地的大量消耗為代價的。[9]如前所述，2002～2009年，云南耕地面積呈下降趨勢，而同期國內生產總值GDP則從 2 312.82 億元增加到 6 169.75 億元，8年提高了2.67倍，呈快速發展狀態(圖3)。

以上數據顯示，云南糧食生產的耕地面積變化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也具有較高的關聯性，并且其關聯度在不同地區存在差異，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壩區，耕地面積減少幅度快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山區、半山區。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包括土地在內的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對社會來說就是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如果相同資源在不同產品生產中實現的“邊際收益之比”相等，那就是一種理想的經濟效率。目前，一方面我國耕地占用的成本不高，另一方面種糧收益遠遠低于非農產業收益。在短期利益最大化目標的驅動下，不論是政府還是農戶，都會把耕地資源轉到收益更高的非農領域，因此，大量耕地被占用。近年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工業和城市建設用地擠占優質耕地的現象非常普遍，加劇了糧食生產用地的減少，嚴重影響糧食生產的發展。

(三)農業結構

經濟結構調整是我國經濟領域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2010年10月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尤其是在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要加大扶持力度，構筑區域經濟優勢互補、主體功能定位清晰、國土空間高效利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區域發展格局。在1999～2008年的10年間，云南農業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純農業(種植業)比重下降，林、牧、漁業等比重在上升，糧經比重已轉變為“糧降”、“經升”。首先是糧食播種面積從73.7%下降到67.7%，平均每年下降0.6個百分點。經濟作物中的油料、糖料、煙葉、蔬菜瓜類播種面積由13.7%提高到24.7%，平均每年增長1.1個百分點。[10]其中，全省烤煙種植面積為387.20千公頃，產量居全國第一；茶葉種植面積占全國比例由14.2%上升到19.5%；甘蔗種植面積占全國17.7%，產量位居全國第二；花卉種業生產面積達649.6公頃，核桃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24%，鮮切花和核桃產量均居全國第一。[11]其次，從農業產值看，1978年，全省農業(種植業)比重占75.8%，林、牧、漁業比重分別占6.2%，17.8%，0.2%；到2008年，農業(種植業)比重占50.3%，比1978年下降了25.5個百分點，林、牧、漁業比重分別占11.6%、35.5%、2.6%，比1978年分別上升了5.4個百分點、17.7個百分點和2.4個百分點。2011年云南省進一步提出“調優一產、調強二產、調快三產”的產業結構調整思路，力爭三次產業比重由15.3∶44.7∶40調整為12∶46∶42，這意味著第一產業的比重還將進一步下降。此外，從規模優勢指數(SAI)看，在1999～2008年的10年間，云南稻谷、玉米、小麥、薯類的規模優勢指數分別為0.82～1.04、1.03～1.32、0.54～0.72、1.06～1.84；而烤煙、蔗糖、茶葉的規模優勢指數分別為7.02～9.12、4.43～6.28、4.11～5.04之間，不僅遠遠高于糧食作物，而且與全國相比具有絕對優勢(薯類具有比較優勢)。[11]

以上數據表明，近10年，在云南農業結構調整中，糧食播種面積和農業產值均呈現下降狀態，而經濟作物產值卻在不斷提高，這種“糧降”、“經升”、“以特換糧”值得認真研究，也可能成為云南保障區域性糧食供求平衡的一種發展戰略。

(四)比較效益

在以市場為基礎配置資源的條件下，糧食生產要素的配置主要取決于要素的邊際收益，即機會成本。也就是說，糧農的行為不僅取決于種糧本身給他帶來的好處，還取決于種糧而放棄經營經濟作物或其他產業的機會成本。如果糧農種糧的機會成本高，那么用于生產糧食的生產要素就會轉到機會成本較低的行業。有研究認為，我國糧農投入到糧食生產中的勞動力、資金、物質技術的機會成本呈上升趨勢，比較優勢急劇下降，糧食生產經營效益嚴重下滑，影響農民種植糧食的積極性，[12]這一現象在云南是存在的。通過現金收益比較，我們不難發現，2004～2008年，除稻谷與甘蔗的現金收益基本一致外，農民種植經濟作物的現金收益遠遠高于種植糧食的現金收益(如圖4所示)，其中核桃的現金收益是小麥的10倍以上。加之云南適宜種植經濟作物的優越自然條件，成本相對較低，政府的積極引導，以及糧食生產受土地管理制度、耕地規模經營、農地流轉障礙等的制約，必然導致農業領域中的勞動力、資金、物質技術等生產要素轉向比較效益較高的經濟作物生產，從而影響糧食生產和供求關系。

此外，將農民外出務工所獲得的收益來進行比較，2008年，農民種植稻谷、玉米、小麥扣除成本后的現金收益分別為 11 564.7 元/公頃、 6 324 元/公頃、 2 566.8 元/公頃。[13]而農民外出務工平均月收入可獲得 1 085 元的收益，如果按照農民每年外出務工10個月計算，一個農民工每年的收益則為 10 850 元，不僅高于種糧所獲得的收益，而且高于種植經濟作物所獲得的收益，農民在增收目標的驅使下必然減少甚至放棄比較效益低的糧食生產。

克服因經濟因素給云南糧食生產和供求關系帶來的不利影響，關鍵要在提高耕地非農化成本的同時，培育糧食產業的比較優勢，將糧食增產與農民增收統一起來，使農民從事種糧的勞動報酬與其它收益相協調。要通過降低糧食生產機會成本，控制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完善糧食生產要素價格與糧食價格動態聯動機制，延伸糧食產業鏈，提高糧食附加值等，提高種糧人的收益和種糧積極性。

三、社會因素分析

(一)人口與糧食供給能力

研究表明，人口總量、人均糧食需求量是影響糧食需求總量的主要因素，而糧食生產能力(供給量)則主要取決于糧食播種面積和糧食單產，二者共同構成影響區域糧食安全的主要因素。[14]

在1999～2008年的10年間，云南總人口由 4 192.4 萬人增加到 4 543.0 萬人，年均增長10.2%；糧食總產由 1 399.25 萬噸增加到 1 518.59 萬噸，年均增長0.94%，人均糧食占有量由335.7千克減少到335.3千克，減少了0.4千克；[15]而糧食需求總量由 1 657.52 萬噸增加到 1 820.00 萬噸，年均增長1.1%，糧食供需缺口由258.27萬噸增加到301.41萬噸，糧食自給率僅為86%，低于全國9個百分點，這說明云南糧食供求呈短缺狀態(亦稱為緊平衡)，形勢比全國更為嚴峻。另據預測，到2020年，云南省總人口將達到 5 000 萬人，比2008年凈增457萬人，如果按照人均400 公斤的糧食需求量標準和95%的糧食自給率進行測算，那時糧食總需求量將達到 2 000 萬噸，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須達到 1 900 萬噸以上，才能實現云南糧食自求平衡的目標。但從現實來看，目前云南省正處于新一輪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人數有所回升，今后一個時期全省人口總量將以年均30萬人左右的速度持續增長。加之人均耕地面積減少，山區、半山區有限的糧食生產承載能力，以及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等因素，必將加劇云南糧食總量供求矛盾。

(二)政策與糧食生產能力

一靠政策，二靠科技，這是鄧小平當年提出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主要對策。改革開放以來，云南出臺了一系列具有區域特色的農業政策和確保糧食安全的工程，如百億斤糧食增產計劃，農民收入翻番計劃、潤滇工程、沃土工程、興地睦邊工程、中低產田改造、種子工程、利用生物多樣性技術增糧工程、境外替代種植工程、山區農業綜合開發工程等，為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維護邊疆和諧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也存在著一些影響糧食生產、降低糧農種糧積極性的政策因素。

1.農業投入給力依然不足，基礎設施仍然脆弱

除耕地外，良好的農業基礎設施是根除或減輕自然災害，改善糧食生產條件，提高糧食產量和質量，保障糧食安全最重要的條件。多年來，云南對農業的投入和保護支持力度不斷加大，農田基礎設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如“五小水利”和“潤滇工程”的實施，使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有了顯著提高。但與全國相比較，目前云南農業投入不足、基礎設施薄弱的狀況依然嚴峻。如果按照每畝耕地的平均投入計算，好的地區為十多元，差的地區僅為幾元甚至更低。如前所述，在一些貧困地區，因當地政府財力有限導致農業基礎設施狀況多年未變、水利設施陳舊老化、無人看管等現象依然存在；在一些高寒山區和冷涼地區，因農業配套設施落后，傳統粗放的耕作方式和靠天吃飯的狀況仍未改變，旱地、坡耕地、望天田、輪歇地仍大量存在，現有耕地的利用率和糧食產出水平受到限制，難于提高。如2009年云南夏糧因旱災減產三分之一，耕地有效灌溉面積僅占耕地面積的40%左右，比全國低8個百分點；高穩產農田僅占耕地面積的1/3，比全國少10個百分點；萬人擁有農機動力僅0.55萬千瓦，只有全國的一半。[16]

2.糧食補貼政策給力不夠，糧農種糧效益低下

近十年來，雖然云南在直補、農資、農具、種子、最低收購價、獎勵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保障糧食安全的惠農政策，但仍存在一系列問題需要解決。一是糧食補貼效應不顯著。由于糧貼與要素價格變動的聯動機制尚未建立，國家糧食價格補貼的變化滯后于要素價格的變化，農民種糧的效益仍然比較低下。據調查，糧農每年每人在糧食生產中所得到的惠農補貼僅為50多元，而生產糧食的農資價格上漲幅度遠遠高于政策補貼提高的幅度，加之生產糧食所必需的勞動力價格大幅上漲，目前聘用一個全勞動力每天需支付80元左右的工資，如果按種植一畝糧食每年耗費20個全勞動力計算，所需的勞動力成本就是 1 600 元，致使各類糧食補貼的績效被要素價格上漲所抵消。此外糧農還要承擔著糧價下跌帶來的風險。二是糧食補貼吃大鍋飯的現象突出。據調查，在云南經濟比較發達的一些產糧區，普遍存在著不種糧仍拿糧貼的現象，一些已經沒有種糧而把自己的承包地租用給種糧人的農戶，卻仍然享受著國家給予的各類糧食生產補貼，而真正的種糧人只能得到自己承包地的那一份補貼。這種只要是農民，不管種不種糧，都可以享受到國家糧食補貼的吃“大鍋飯”的做法，必然影響到真正種糧人的積極性。三是糧食補貼成本較高。突出體現為政府發放糧貼的行政成本和糧農得到糧貼的接受成本較高，一方面政府要準確地把各類補貼計算出來需要安排大量的勞動力；另一方面云南廣大農民地處山區、半山區，路途遙遠，政府要把各類糧貼發放到他們手中，一年不僅要往返多次，交通費高，而且當地村級組織或農民還要接待，其接待費用甚至高于發放給農民的糧貼，增加了村級組織和農民的負擔。

3.耕地保護制度不嚴，浪費現象突出

盡管近年來國家實施了最嚴厲的耕地保護制度。云南也結合自身現狀和未來糧食需求趨勢，提出了確保598萬公頃的耕地紅線和不低于433萬公頃播種面積的最低目標，但從現實觀察中不難發現，占用耕地、占而不用、濫占濫用耕地等農地非農化的現象仍大量存在，耕地減少的趨勢難于遏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非農用地與耕地保護之間的矛盾依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當前，城鎮用地、工業用地和居民建設用地仍然是大量耕地非農化的主要渠道，一些農村通過隨意改變耕地用途，進而將其轉為居民建房用地的現象大量存在。至于在土地整理中實施的建新房拆舊房以及“占一補一”的政策，各地的執行情況也不一樣，有的地方在建新房過程中并未使原有的宅基地得到有效清理，“占一補一”政策雖然能夠使耕地面積得到補充，但普遍存在“占優補劣”現象，導致耕地質量不斷下降。在一些相對發達的地區，大量農民轉為居民，不再種糧，也沒有耕地種糧，完全喪失了糧食供給的能力，糧食自給率為零，其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糧食也完全依靠市場購買，這無疑將加大糧食安全問題的隱患和風險。

(三)科技與糧食保障能力

在耕地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增加糧食供給的重要途徑是提高糧食單產水平，而農業科技水平的研究和應用是提高糧食單產的必然選擇。目前制約云南糧食生產的科技因素主要體現在：一是糧食生產科技創新能力低，支撐不夠?，F有農業科技推廣體系中普遍存在著基礎研究比重大，應用研究比重小，解決實際問題能力不強的狀況。尤其是在農作物育種水平、良種良法配套、綜合利用、儲運保鮮和深加工增值科技成果等方面嚴重滯后，儲備不足。由于農業技術儲備不足，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品種、新技術不多，使得全省農業科技的對外依附性較強。如雜交稻品種對省外依存度近98%，有26.6多萬公頃高海拔冷涼地區推廣的玉米品種靠省外引進。[16]二是農業科技隊伍總量不足，素質不高，分布不平衡。在農業科技隊伍中，有專業技術職稱的 33 864 人，高職521人、僅占1.1%，中職 9 528 人、占20%；全省農技推廣隊伍中，縣鄉兩級大專以上學歷有 19 111 人，僅占42%，[17]難以滿足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多元化的技術服務需求。此外，現有農業科技人力資源布局分散，失衡現象嚴重。農業科技資源滇中地區相對集中，邊疆民族貧困落后地區偏少，水平也較低。三是農業科技的轉化能力不高?！笆晃濉逼陂g，全省農業科技貢獻率為49%，年均增長1個百分點，但與全國平均水平仍相差4個百分點，更低于發達國家70%～80%的水平。雖然采取了建立農技推廣示范縣、創建農作物高穩產示范樣板、利用生物多樣性技術增糧工程、培育農業科技示范戶等一系列措施，但以大面積提高糧食單產，推廣大面積糧食均衡增產的新技術與新途徑的覆蓋面仍然偏低。四是現有農業科技推廣體系不完善。在具有公益性質的5級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中，最基層的是縣鄉兩級，而直接與糧食生產緊密相關的村級卻沒有相應的農技推廣機構和人員，造成農技推廣人員與種糧農民脫節，技術到戶率不高，尤其是山區、半山區的農民在糧食生產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不能及時得到指導和幫助，良種良法不能及時得到推廣和應用，農作物病蟲害不能及時得到有效防治。

基于上述社會因素的制約，健全糧食生產社會支持體系，就成為了確保云南糧食自求平衡和糧食安全的內在要求。一要在嚴格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的同時，著力增加農業投入，嚴格耕地保護制度，杜絕耕地占而不用、開而不發、閑置撂荒、囤積投機等行為，要通過復墾開發和土地整理，盤活現有土地存量，拓展耕地利用空間。二要健全國家糧食補貼長效政策機制，加大對糧食生產的補貼和扶持力度，完善補貼方式，以種糧面積和糧食銷售量為標準進行直補，簡化操作程序和環節，降低操作和管理成本。三要利用云南生物多樣性技術優勢，改進耕作體系，推廣糧糧、糧經立體間作套種技術，提高土地利用率；要發揮云南種質資源豐富、育種基礎好的優勢，加強糧食優良品種的繁育和推廣；要突出云南多山區、半山區的特點，擴大木本等糧食作物的種植，促進糧食替代品發展。四要進一步優化農業科技資源配置，重點加強村級農技隊伍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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