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統一性研究

摘要：

必然性與偶然性是從本質因素和非本質因素的方面來反映事物間不同類型聯系的一對哲學。二者緊密聯系，不可分割。本文擬以犬戎滅西周對秦的影響為例試析二者之間的關系問題。整個西周時期，秦人生活于西方邊陲，以游牧漁獵為生，發展遠遠落后于東方諸國，被視為“蠻夷之幫”，難以融入“中國文化圈”，但是公元前771年犬戎滅西周，就使得衰微的周王室不得不求助于秦人的幫助，這樣，秦人參與護送平王東遷，成為“勤王之師”，地位提高，同時也揭開了秦人發展的序章，為秦人政治地位的提高、軍事能力的增強、經濟發展、文化的進步提供了機會。

關鍵詞：西周；犬戎；秦人

收稿日期：2011-12-11

作者簡介：葛明巖（1982-），女，山東煙臺人，山東工商學院社科部講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現實世界中的任何事物、任何關系、任何過程都具有必然和偶然的雙重屬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區別是相對的。從特定層次、特定關系上來看是由非本質的因素產生的偶然聯系，從另一種層次、另一種關系上看可能是由本質因素所決定的必然聯系。反之亦然。在一定條件下，非本質的因素由于自身的積累和條件的改變會轉化為本質的因素，由這種因素所決定的不確定的、偶然的聯系就轉變為必然的聯系；本質的因素也會因自身的演化和條件的改變不再有根本性的意義，由這種因素所決定的確定的、必然的聯系就轉變為偶然的東西。正確認識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辯證關系對于科學研究和人們的實踐活動都有重要的意義。在秦的發展統一歷程過程中，既有秦人自身的努力這一必然性因素，同時也有諸如犬戎滅西周這一外部因素的影響。

秦在西周時被視為“蠻夷之幫”，春秋初期建國，但是經過短短百年的發展，到戰國末葉，便以秋風掃落葉之勢，一舉蕩平東方六國，統一天下。其間緣由固然眾多，但中國歷史歷來講求“天人合一”以及“天時、地利、人和”，筆者認為，公元前781年犬戎滅西周，就為秦人提供了“天時”，使秦人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得到提高，為秦的強大打下了基礎，在秦的發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秦人政治環境得到改善，政治地位提高

西周時，秦人地位低下。當西周建國后，秦人作為戰敗者被放逐，不久又因參與武庚叛亂，而被趕到了更為偏遠的西方邊陲,與戎狄為伍，幾乎完全割斷了與東方諸國的關系。直到周孝王時，秦人首領非子才因“好馬及畜”、“馬大蕃息”[1](P.267)，而被封為“附庸”，地位有了稍微的提高，不過仍然受到諸國輕視。而要實現政權的強大無非有兩張方式，一是通過自身改革，一是通過武力搶奪外部資源。不過這對于當時的秦來說都不現實。一方面，由于地理環境的限制，秦人難于發展農業，也不具備吸引東方人才的環境，因而要通過內部自覺的改革來增強實力在短時間內是不可能的。此外，秦人參與武庚叛亂失敗后，非常服從西周王室的統治，因此就不能像戎狄那樣通過不斷騷擾中原地區而搶取大量物資、勞動力，以及占領東方肥沃的土地，從而擴張勢力?？梢姰敃r的秦人難以有實力和機遇走出西方邊陲。但是，公元前781年，犬戎進犯西周王室則為秦提供了這樣的機會。西周末葉，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已經名存實亡，烽火戲諸侯事件發生以后，周幽王更變成了孤家寡人，失去了諸侯的扶持。因此，平王東遷時除了得到晉國護送外，其他大諸侯國均未參與。在此情況下，周平王不得不求助于秦與鄭。這樣秦即可以名正言順的揮師東進，開始滲入政權的高層，秦人對于周而言也不再是與戎狄雜居的“蠻夷之幫”，而是有作戰能力且可為己所用的一支軍事力量了，秦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為了進一步籠絡秦人，周平王正式封秦襄公為諸侯，這樣秦由“附庸”一躍成為周王欽定的諸侯國，政治地位明顯提高。且周王的許諾，即為秦占據岐以西之地提供了合理的理由與保證，使秦可以“尊王攘夷”為旗號，拓展地盤而不必擔心違背禮樂制度或引起其他諸侯國的不滿而背負受敵，因此在得到封賜后不久，秦襄公便率領族人全力與戎狄作戰，成為“勤王”的一支中堅力量?？梢?，對西周來說的一場浩劫卻為秦勢力東進、參與王室事務提供了機會，使秦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成為與齊、晉地位平等的諸侯，其實力亦讓東方諸國側目?！秶Z?鄭語》記載，司徒鄭桓公問史伯說：“姜，贏其孰興？”史伯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贏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 史伯將秦與齊并論便是很好的例證。

二、檢驗、鍛煉了秦的軍事力量，提高了秦兵的作戰能力

秦襄公雖然封為諸侯，但要真正獲得岐以西的土地，就必須首先驅逐戎狄的勢力，才有可能建國。西周時期，秦人與戎族雜居，生存環境嚴峻，因此“休習戰備，高上力氣，以射獵為先”，形成了尚武的傳統。且由于長期生活于草原，以游牧為生，故而秦人多牛馬和車。秦人既有尚武傳統，又有馬車等戰斗裝備，具備了與戎狄作戰的條件。但是，要將這些優勢條件轉變成現實的戰斗力則需要實戰地磨練，且當時戎狄的作戰能力非常強，因此開始在對戎狄的戰爭中，秦兵很難占到先機，一直到秦襄公去世（公元前766年），才“伐戎而至岐”，不久，秦文公即位，據史書記載，文公“居西垂宮”，可知秦的勢力又退回到西垂故地，即，終秦襄公一代，秦對戎狄的戰爭并未取得實質性進展，所獲甚微。但是敵人的強大、長期慘烈的戰斗，也極力刺激和促進著秦國戰斗力的增強，并使秦人形成了上下同心，齊心作戰的精神，形成了敢于作戰、不畏艱險的英勇氣概。朱熹在《集傳》評論道：“西戎者，秦之臣子與不共戴天之仇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夸車甲之盛如此，而后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怨矣”，可謂一語見地。秦與戎戰爭之激烈、秦人斗志之頑強，秦人上下同仇其愾之士氣，正可從中得見一斑。而正是憑借著此種精神，秦兵終于在秦文公的帶領下，戰勝了戎族的首領“豐王”，并真正控制了岐以西的地區，取得了對戎狄戰爭的初步勝利。秦人用了20年的時間與戎狄作戰，終于控制了岐以西地區，其過程雖然慘烈，但是秦人逐漸將其善于游獵的傳統淋漓盡致的發揮到作戰中，極大的鍛煉了秦兵的戰斗力，形成了不畏苦戰的作戰風格。

三、秦人生活的地理環境得到改善，農業獲得巨大發展，綜合實力增強

所謂“地理環境”，不是指一般的地理面貌，而是指人類社會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環境，包括氣候、土壤、地形地貌、植被、水文以及自然災害等等，它自身的這些特性對經濟與社會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對此列寧在《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一書批注》中進行了準確的表述。他指出：“在馬克思看來，地理環境是通過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產力的基礎上所產生的生產關系來影響人的，而生產力的發展的首要條件就是這種地理環境的特性”，“地理環境的特征決定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又決定著經濟關系的以及隨在經濟關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會關系的發展”。特別在古代社會，由于技術、交通工具等多重因素的限制，人們對自然的依賴和被動適應程度，更遠遠高于今日，幾乎人類的所有生產生活活動都深深的印上了它的痕跡，所以地理環境更具重要性。因此，農業要快速發展就需要具備兩個重要條件，即優越的地理環境與高水準的勞動力。秦自參與武庚叛亂失敗后，就被趕到黃土高原，以后隨著周邊境的不斷擴展，秦人的活動范圍亦漸行漸西，直至到了今甘肅天水附近，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寫道：“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可知這些地區在歷史時期山嶺連綿，平原甚少，布滿了森林與草原。加之生活于此的多為西北游牧民族，沒有開墾林地，種植農業的傳統，秦人生活于此，受其影響，亦是長于游牧、漁獵，在農作物的種植技術方面則非常欠缺，與西周那種“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的先進耕作水平相比更是相差甚遠。但是當秦國通過幾十年的努力終于控制了岐一帶地區后，其農業的發展環境則發生了巨大變化。周原土地肥沃，易于耕作，是關中最富庶地區之一。它位于陜西省關中平原的西部，東西延袤70余公里，南北寬達20余公里，地勢大體平衍，土壤肥沃，不似現在溝壑眾多，分離破碎。原上河流已基本形成，但尚未受到過多侵蝕，谷地尚淺，原上河流如渭河、千河、漆水河則自成體系，縱橫交錯，各河谷中也有淙淙泉水，易于生產生活使用。[2](P.167)竺可楨先生則指出，那個時代的岐周至豐京間的廣大地區，不像現在這樣干旱，而是濕潤暖和，降水量充足。這都說明此地區適宜農業經營，而農業上的發展則有利于積蓄更多的物質財富，從而增強綜合實力。且周原一帶是西周興旺的故地，古公覃父帶領周人定居于此便“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3](P.89)，劃定疆界，開墾田地，使此地得到開發，直到西周滅亡，周原也一直都受到王室重視，故而農業尤為發達，僅《詩經》中就記載了黍，稷，稻，禾，桑等農作物，以及杏，梅等果樹。因此，秦國得到此地后，其農業發展平臺就得到了巨大提高；除此之外，秦國勞動力的水平也大大提高，因為秦國吸收了眾多具有“先王遺風，好稼穡，殖五谷”的“周余民”。所以，秦人控制岐以西地區后，不僅具備了充實的糧食儲備，而且車馬等軍事裝備也有了充足的保障，秦的整。

綜上可以看出，在戎狄滅亡西周之際，秦人抓住機會，開始其東進步伐，其間雖然困難重重，但是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諸方面都得到了提高，為秦以后的強大奠定了基礎。誠如湯恩比在《歷史研究》中提到的：“文明透過某種‘生力而趨于成長，‘生力使文明自一個挑戰走向另一個更高層的挑戰，而這種成長必須兼顧內外兩個層面。外在層面的成長是借由不斷克服外在環境而呈現出來的；在內在層面，成長則是一種不斷的‘自決與‘自明，以及不斷的自我提升……挑戰經常不完全是自外沖入，有時候是自內發生的。勝利也常不是表現在克服外在的障礙或征服逆境上，而是表現在內在的自明及自決?！蔽髦苣┤~的秦人正是抓住時機，通過不斷克服外在挑戰，以及自覺的自我提升而逐漸強大，一步步地走出西方邊陲，開始踏入東方舞臺。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秦本紀[M].北京：中華書局,1959.

[2]史念海.河山集[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81.

[3]程俊英.詩經注譯?小雅?采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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