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兩種文化流派的深刻批判
——重讀魯迅《“京派”與“海派”》、《“京派”和“海派”》

丁帆

哲學與文化

對兩種文化流派的深刻批判
——重讀魯迅《“京派”與“海派”》、《“京派”和“海派”》

丁帆

七十八年前，因沈從文與蘇汶等人的那場爭論而引發的“海派”“京派”的劃分，乃至魯迅也參與了論戰，最終卻演變成對文學流派的定性和定位，實乃二十世紀的一場陰差陽錯、因禍得福的文化現象。說它“陰差陽錯”，是因為本是一場相互指摘的文化層面的爭論，卻被后人越來越演變成一種較狹隘的純美學意義上的文學風格之區別，其文學的學術意義遠遠大于它的文化意義了；說它“因禍得?！眲t是這種變化卻對豐富文學史的描述很有幫助，同時，也對后來的流派創作有所裨益的。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其意義演變背后潛藏著的和被遮蔽了的巨大的文化批判內涵。

其實，魯迅對于這場爭論的總結是最有獨到見解的，他從宏觀的角度來評判這種地緣文化流派的劃界，其所指是十分明確的——文人作家的文化與文學價值立場是和與其依存的文化生態環境有著密切關系的。這也許就是他寫那兩篇著名雜文《“京派”與“海派”》①此篇最初發表于1934年2月3日《申報·自由談》，后收入《魯迅全集》第5卷，第43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和《“京派”和“海派”》②此篇最初發表于1935年5月5日《太白》半月刊第2卷第4期，后收入《魯迅全集》第6卷，第30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的初衷。兩篇文章只有一字之差，卻有相同的文化寓意——對兩種文化流派的弊端作出深刻的批判。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但從官得食者其情狀隱，對外尚能傲然，從商得食者情狀顯，到處難以掩飾，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據以有清濁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國舊習，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雹圻@段話第一次作為中心觀點出現在《“京派”與“海派”》一文中，而在后來的《“京派”和“海派”》一文中又重復強調引用，其評判的角度和深意可見一斑。為什么魯迅的這段話會在兩篇文章中反復出現呢？顯然，它是魯迅判斷這一文化現象的核心觀念所在，其答案是明確的——“幫閑”是“京派”文人謀事的特權；“幫忙”則是“海派”文人謀食的責任。這種“帝都”文化心態和“租界”文化心態貫穿于二十世紀，其中“租界”文化現象雖然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年代末有所消遁，但是那種文化心態卻作為一種文化基因保存在 “海派”文人的體內，直到二十世紀末的九十年代才又重新登上了歷史舞臺。

無疑，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雖然進入現代社會的中華民國已經十幾個年頭了，但是，其國體和政體還留有十分明顯的農耕文化的印記，君主思維和皇權意識還很強大，所以才會在無形的封建體制中豢養著一大批御用的“幫閑”文人。殊不知，只要這樣的生態環境還沒有消除，那么，這樣的文人也就會永遠存在。一個國家的首都可能是最能夠反映出該國的主流文化形態的，身處“帝都”才能有資格成為這個流派的成員，這是先決條件，所以，魯迅強調“在京者”是很重要的，它突出表現的是存在的文化生態環境。

同樣，魯迅強調“海派”時，冠以“沿海者”這一前提，就是進一步凸顯文化環境決定其文化態度的理念。在中國社會被迫進入現代以后，其商業文化經濟在沿海地區日益發達，使上海成為了亞洲，乃至于全世界的重要港口和金融中心，十里洋場造就了現代大都會資本文化和消費文化的顯著特征，因此，必然會滋生出一大批為其張目和服務的“幫忙”文人來。與傳統的“幫閑”文人不同的是，除了服務對象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他們毫不在乎封建士大夫那樣遮遮掩掩式的假道學文人做派，而是或明或隱地表達了自己商業化的價值立場和態度，其謀利的目的是很明顯的，這個源頭最早可能要追溯到清末民初 “鴛鴦蝴蝶派”文人靠寫作發財的行狀了。于是“情狀顯，到處難以掩飾，于是忘乎所以”就成為他們不屑、抵抗和沖擊傳統文人習氣的文化姿態。當然，他們在二十世紀初的社會中還不可能占據主流話語的位置，因為 “重農輕商”、“重義輕利”仍然是中國封建士大夫“帝都”文化語境中的核心觀念，它才是占據統治位置的主流意識形態，因此“鴛鴦蝴蝶派”之流被打入文學的另冊就不足為奇了。

作為研究二十世紀文學流派的大家，嚴家炎在其著作中很有深意地引述了沈從文在 《論中國的創作小說》里的一段話，也許可以從中窺見到當時許多人對 “海派”文人的代表性評判吧：“……從民十六年，中國新文學由北平轉到上海以后，一個不可避免的變遷，是在出版業中，為新出版物起了一種商業的競賣。一切趣味的俯就，使中國新的文學，與為時稍前低級趣味的海派文學，有了許多混淆的機會，因此……創作的精神，是逐漸墮落了的?！雹俎D引自嚴家炎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第206、208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對商業文化的盲目抵制，是傳統文人本能的文化排拒，然而，這種反抗是反現代、反文化、反文明的，這種對現代性的恐懼感只能給文學的發展帶來封閉性的后果，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封閉性是被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主流意識形態所認可并接受的，雖然沈從文本人同樣也遭到了政治上不公平的待遇，但是這種傳統文人滯后于時代前進步伐的落后意識卻是不可取的價值觀念。顯然，包括魯迅在內的一些新文學的大家們對“海派”文人的否定性判斷也是有局限性的，應該看到這把雙刃劍的兩面性。

也許，魯迅對“京派”和“海派”的定性與定位有些過于尖刻，但是，其中之文化深意卻是另有意圖的，可是近八十年來不為世人所認真探究，尤其是在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幾個關鍵性的歷史節點上，“京派”文人和“海派”文人們的種種文化表演可謂精彩紛呈，足可以寫就一部兩派文人的表演史。

毋庸置疑，一九四九年以后是 “帝都”“京派”文人的一統天下，因為無論是“解放區”還是“國統區”的文人，進京以后的心態都是十分虔誠的，他們無一例外地認為新文化真正的“時間開始了”（胡風詩作名），他們深切地體會到近在天子腳下文人的榮耀，那種身在“帝都”的文化人的“傲然”，無疑成為他們后來不斷頤指氣使、指點江山的文化資本和心態。其實，“所謂 ‘京派’與‘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②《“京派”與“海派”》，《魯迅全集》第5卷，第432-433頁。正如錢鍾書在其短篇小說《貓》中描述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京派文人”所言：“當時報紙上鬧什么‘京派’：知識分子們上溯到‘北京人’為開派祖師，所以北京雖然改名北平，他們不自稱‘平派’?！┡伞畈欢嗳悄戏饺?。那些南方人對于僑居北平的得意，恰像猶太人愛他們所入籍歸化的國家，不住的掛在口頭上?！币嗳玺斞笇︵l土小說定位時，把這一批作家定為“僑寓作家”那樣，那些南方文人，或是他籍文人，一旦僑寓北京，就躊躇滿志地“入籍歸化”于“帝都人”，其自詡“京派”就不足為奇了。其實，“京派”當中極少有北京籍的本土作家，而絕大多數都是南方籍作家，他們那種“對于僑居北平的得意”，仿佛有一種“被招安”了的“得意”，是一種有了歸屬感的天然自豪——從“僑寓文人”走向文化的中心位置一直是他們夢寐以求的被御用的文化追尋，這一點在一九四九年以后進京的“僑寓作家”中尤為明顯——從“解放區”來的“土包子”文人有了“坐龍庭”的感覺，因為天下是他們打下來的；從“國統區”來的都市文人，尤其是無黨派文人，當然更有被寵幸的感受。

無疑，一九四九年以后開始的知識分子自我思想清洗運動是耐人尋味的，有沒有資格成為一個正統的“京派文人”則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文化檢驗，無論是從“解放區”進京的，還是從“國統區”進京的“僑寓作家”，都將在天子腳下效命看作是自己政治生命的開始，因此，能否進入核心層似乎成為大家的共同追求。所以郭沫若等“先進知識分子”才會對沈從文、蕭乾那樣的“反動墮落”舊文人的思想進行無情的清算和批判，與其說是知識分子內部的自我清洗，還不如說是“帝都”“京派”文人之間的爭寵行為，說到底就是那種傳統文人為爭奪正宗地位而不惜清除“異己”，從而相互傾軋的慣用下流行徑而已，說其卑劣，是因為他們原來均為同類，而非“異己”?？梢姟熬┡伞蔽娜酥g的傾軋是在“思想改造”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不間斷的歷次運動中得到最后的身份確認的。因此，那些“改造不好”和“不配改造”的“京派”文人的生計就難以為繼了。像沈從文、蕭乾這樣的“舊京派”文人就只能夾著尾巴做人，或關張避禍，或埋在古典服飾的沙漠里不敢抬頭。這就是沈從文直到八十年代才自稱“出土文物”被重新擁戴，被文學史家們供奉在“京派”文學風格的美學殿堂里的帶有黑色幽默的歷史過程。

為什么他們會忘記了五四新文化的傳統？為什么啟蒙主義者會變成扼殺啟蒙的劊子手？這個問題其實是關乎知識分子現代性價值觀的根本問題。其實魯迅早就給出了答案：“而北京學界，前此固亦有其光榮，這就是五四運動的策動?，F在雖然還有歷史上的光輝，但當時的戰士，卻‘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隱’者有之，‘身升’者有之，好好的一場惡斗，幾乎令人有‘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之感?！雹佟丁熬┡伞迸c“海派”》，《魯迅全集》第5卷，第432-433頁。這分明不就是預判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京派”文人的種種行徑和必然命運嗎？！這種“京派”文人的陋習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歷次政治和文化運動中得到了鮮明的彰顯。

在 “批二胡”（批判胡適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中，“京派”的地域優勢已經明顯成為從“解放區”進京文人傲人的思想徽章，那些從“國統區”進京的文人們則以十萬分虔誠的“自我思想改造”心情和百萬分惶恐的朝圣心境，試圖謀取這樣一張帶有榮耀和政治赦免權的“紅派司”，他們惟恐成為“京派”的另類而被逐出“帝都”，他們惟恐不被“招安”。無疑，一切進京的文人作家都想作為有充分話語權的“京派”文人，于是，政治層面的構陷和傾軋就必然開始了。誰是正宗的“京派”文人，成為一個心照不宣的潛在的問題。所以，我們才能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爭”的過程中，在“文化大革命”階級斗爭的熊熊烈火中看到形形色色“京派文人”的文化表演。像丁玲這樣在共和國的禮炮聲中就開始批判同類，爾后又被另一撥同類所批判的黑色幽默的鬧劇，在一九四九至一九八○年代里可謂層出不窮，這種 “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戲劇性表演往往在“京派文人”中間發生，不能不說是有其政治緣由的。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不能把歷史的責任僅僅簡單地推給這場運動的始作俑者，更為重要的是，也要看到知識分子自身的劣根性——爭當“京派”“奴隸總管”，甚至“爭做奴隸而不得”的文化心態成為大家爭名奪利的目的和目標。其實，許多知識分子明白此等卑鄙勾當是見不得人的，但是為取得政治上的認同，他們不恥為小人。當領袖人物“大鳴大放”的“雙百方針”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和手段“引蛇出洞”時，一些“京派文人”那種被壓抑的“做奴才而不得”的心理頓時化為萬分的牢騷和怨氣而噴發，當然他們沒有料到其后果會是以五十五萬“右派”知識分子的肉體苦難和精神苦難作為昂貴的代價。一些自以為已經取得了“京派”發言權的文人們，也以正牌文人的形象出來“諫言”，以“自己人”，而非“同路人”的姿態進行政治文化的批評和諫言，孰料也被“反右”的悶棍打得皮開肉綻、魂飛魄散?？梢钥闯?，雖然只有“帝都”的文人才有資格做“京派”的發言人，才能在“在京者近官”的語境中獲得文人的最大權力——話語權，才能進入“官的幫閑”序列之中；但是，這一時期的文人丟失的最重要的東西卻是一個無論是傳統文人還是現代知識分子都應持有的操守和氣節。其“身隱者”是出于無奈，因為他們被階級斗爭的掃帚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里了；其“身升者”正如魯迅所描繪的那種行狀和心理：“但從官得食者其情狀隱，對外尚能傲然”。①《“京派”和“海派”》，《魯迅全集》第6卷，第305頁。但是魯迅沒有料到的卻是，他們竟然會卑鄙下流到采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來構陷自己的同類，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更是登峰造極了。

比起“帝都”文化來，“海派”文化在共和國的禮炮聲中就必然開始走向邊緣，“海派文人”也就自然成為銷聲匿跡的“身隱者”了。因為一九四九年以后，商品經濟儼然被計劃經濟所替代，資本主義的文化體制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而被摒棄，因此，那種資本主義的殖民文化心態遭到了無情的清洗和批判，代表它的文化和文學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垂死的、掙扎的”腐朽文化和文學的代表，“海派”文化也變成了人們惟恐避之不及的名詞?！笆镅髨觥辈辉?，“海派文人”遁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然而，這種情形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卻又演變成另外一番文化景象了，那就是 “京派”文人集團和“海派”文人集團南北遙相呼應，成為這段歷史上的一對“政治文化雙星”，也成就了那個特定時期“京派”“海派”文人發飆的一道特殊的文化風景線。除了“王、關、戚”這樣的“京派”發言人之外，更為長期出名的卻是北大和清華的寫作班子“梁效”了，他們成為真正掌握當時中國文化和文學發言權的“京派”御用大腕。而上海的“石一歌”則成為“京派”的附庸與應聲蟲，徹底消除了作為文化和文學流派意義的對抗性存在，只剩下了赤裸裸的政治企圖?！熬┡伞焙汀昂Ｅ伞钡暮狭?，除了中國失去了“海派”文化所依存的商業文化語境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海派”文人實在耐不住寂寞，想分得“京派”幫閑文人的一杯羹，也弄一個“奴才總管”或者“奴才”的位子坐一坐，從姚文元的發跡史就可以看出這種從文化和文學領域向政治領域中心轉移的終南捷徑的可行性?！熬┖：狭鳌北砻嫔峡磥硎窃跊]有商業文化背景下政治層面上的茍合，其實骨子里卻能夠看出“海派”文人揮之不去的那種依附于政治權勢的商業文化心態。因為沒有合法存在的商業文化語境，若想謀利，只能通過政治手段達到，能夠被御用，甚至被政治所強奸，都是感到榮耀的寵幸之事，這就是那個時代文人的唯一出路——獻媚是沒有其他途徑可選擇的?！拔乙部梢宰园滓痪洌何覍幙上驖娯莸募伺⒄?，卻也不愿意和死樣活氣的文人打棚?！雹凇丁熬┡伞迸c“海派”》，《魯迅全集》第5卷，第433頁。像魯迅這樣有骨氣的文人畢竟是罕見的，大文化語境的惡劣，使得文人失去了思想的能力。

但一旦文化語境改變，另有他途可走，“海派”文人則會立刻變臉，凸顯出另一副嘴臉。

當歷史的時針轉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時間節點上時，由于“思想大解放”的思潮沖擊了政治主流話語，被擱置了幾十年，一直處在邊緣化、附庸化了的“海派”文化又浮出歷史的地表，成為一種足可以與“京派”政治文化抗衡的消費文化的力量，這種力量積聚到九十年代，在“二次改革”的浪潮中，就爆發出了巨大的能量，在商業資本的高熱孵化下，迅速地成為“海派”文化和文學膨脹蔓延的有效契機，“海派”文學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下，才能造就出像《上海寶貝》那樣消費文化的身體寫作樣本，時尚的消費文化心理成為中國文化和文學的流行色，只有在這樣的消費文化的語境里，“海派”文化與文學才真正恢復了它在資本文化中的合法權力和位置，漸漸恢復了活氣，“海派”文人才有了抗衡“京派”文化與文學的底氣，成為二十世紀末消費文化宴席上的貴賓。

然而，當二十一世紀來臨之時，“京派”與“海派”卻又發生了極其微妙的變化，這種變化往往習焉不察，難以被人捕捉。因為“帝都”的“京派文人”也聞到了商業文化的銅臭給自身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而“海派文人”也同樣嗅到了政治文化為其消費文化帶來的成倍的利益回報。

從表面上來看，“京派”與“海派”的文化特征是很明顯的——“京派”基本上 “是官的幫閑”；“海派”基本上“是商的幫忙”。但是，由于中國社會資本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導致了“官商合一”的形象，也就使得其奴仆開始分化，于是，“一仆二主”的現象也就自然而然地滲透在“京派”和“海派”文人之間了。換言之，“京派文人”已然脫去了舊日專門事主于政治的長衫，也不停地在消費文化的泥淖中打滾，甚而就直接以一個所謂的“大眾文化”代言人的角色進入現代媒體，既言官，又言商，成為“京派文人”重新披掛上陣的創新形象。如果說二十世紀的“京派文人”還在自己的專業上有所建樹的話，那么，進入新世紀以后，其專業水平急劇下降，而混跡游走于“官”與“商”之間的情商卻是出奇地優秀。他們完全與魯迅的期望相反：“在北平的學者文人們，又大抵有著講師或教授的本業，論理，研究或創作的環境，實在是比‘海派’來得優越的，我希望著能夠看見學術上，或是文藝上的大著作?！雹佗邰堍?《“京派”和“海派”》，《魯迅全集》第6卷，第304、305頁。其實魯迅在那時已經看出了“京派文人”的苗頭來了，他只不過是用反諷的手法預言了他們的必然歸途，這個歸途被七八十年以后的現實所證明——這是一個沒有 “大著作”的時代，卻是一個只有“偽大師”層出不窮的世紀。因為“商”的誘惑太迷人了，以致他們沒有時間靜下心來坐冷板凳，在學術上有所造詣和建樹。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北京的報紙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顧影自憐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嗎？這倘和北方固有的‘貧嘴’一結婚，產生出來的一定是一種不祥的新劣種！”②《南人與北人》，《魯迅全集》第5卷，第436頁。如此神機妙算的畫像，不知會讓如今的“京派文人”有所警醒否？！

同樣，那些復活了“商氣”的“海派文人”們在消費文化的語境之中，當是如魚得水、游刃有余了，可是，他們知道僅僅依靠這些，只能得到小利，如今社會若想成就大業，不依附于“官”的護佑，是難以成大器的。所以，“海派文人”也開始“近官”，甚至不惜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從“幫忙”到“幫閑”，他們也極盡“京派文人”之能事，甚而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獻媚之手腕，“京派文人”是遠不及“海派文人”的，他們太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了。

如果魯迅當年形容“海派文人”的目的是對其操守的鄙夷：“我舉出《泰綺思》來，不過取其事跡，并非處心積慮，要用妓女來比海派文人?！雹勰敲?，如今我們來評價某些“海派文人”的話，就不僅僅是從道德層面了，就要看到消費文化一旦與政治文化相勾結，其產生的對文化的破壞性后果是難以想象的。

魯迅說：“言歸正傳。我要說的是直到現在，由事實證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來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遠迢迢的送來的秋波?！薄熬┖膳芍械囊宦?，做成一碗了?！雹苓@儼然是對兩派文人的之所以合流的本質特征——政治與商業媾和——作出的文化批判?！昂狭鳌逼鋵嵕褪窍袅宋幕诘赜蚝涂臻g的距離，使得文化的負效應朝著一個“大一統”的方向下滑。倘若對其不保持警惕，我們的文化就會連界限都沒有了。

“我想：也許是因為幫閑幫忙，近來有些‘不景氣’，所以只好兩屆合辦，把斷磚，舊襪，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兒……之類，湊在一處，重新開張，算是新公司，想借此來新一下主顧們的耳目罷?！雹葸@樣的嘲諷也許尖刻了一些，但的的確確就是當下“京派”和“海派”文人的現狀，我們也就不得不佩服七八十年前的魯迅看問題的犀利了——他們亦官亦商，時而油滑，時而正經；時而獻媚，時而底層；時而自賞，時而結幫；時而攻擊，時而潛伏……竭盡“二皮臉”之能事，這就是京海之間的一道亮麗文化風景線。

丁帆，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