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為何反對資本主義？①

羅伯特·諾齊克 著 郭建玲 譯

國外社會科學

知識分子為何反對資本主義？①

羅伯特·諾齊克 著 郭建玲 譯

知識分子如此反感資本主義，實在令人不得其解。與之社會經濟地位相當的其他社會群體并沒有表現出同樣強烈的反感。因此，從統計學角度看，知識分子是個異類。

并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左翼”。和其他群體一樣，知識分子的觀點也是沿曲線分布的。但就這一群體本身而言，這條曲線在政治上卻向左傾斜。我們所說的反資本主義者的確切比例取決于我們如何畫這條曲線，也就是說，取決于我們如何定義反資本主義或左翼立場，取決于我們如何區分知識分子與其他社會群體。但毫無疑問的是，盡管新保守主義者近來吵吵嚷嚷，但知識分子總體上還是傾向左翼的。雖然知識分子中的左傾比例近來多少有點變化，但較之社會經濟地位與其相當的群體，知識分子總體上還是偏左的。為什么？

本文所謂的知識分子，并不是指所有具有某種智力水平或受過一定程度教育的人，而是指那些用文字表達觀念、塑造人們可接受的語流，并以此為業的文字工作者，包括詩人、小說家、文學批評者、報刊記者編輯和許多教授，但不包括那些主要生產和傳播量化或數字化信息的人（數字工作者），也不包括從事視覺傳媒、繪畫、雕塑、攝影的人士。從事上述職業的人對資本主義的反對沒有文字工作者那樣強烈。我稱之為文字工作者的人文知識分子主要集中在以下領域：學術界、媒體與政府官僚機構。

人文知識分子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活優裕，享受提出、接觸、傳播、閱讀和討論新觀念的充分自由。他們的職業才能為社會所需，收入高于社會平均水平。他們為什么還要如此強烈地反對資本主義呢？事實上，有數據表明，知識分子越富有、越成功，反對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反而越大。他們對資本主義的反對主要“來自左翼”，但也并非完全如此。葉芝、艾略特、龐德就是從右翼立場出發反對市場社會的資本主義的。

人文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的反對具有相當大的社會影響力。他們塑造著我們對社會的看法和想象，提出值得官僚機構考慮的政策選擇，以論文、口號等形式，為我們提供表達思想感情的詞語工具。在越來越依賴于信息的明確表達與傳播的社會（通常被稱為“后工業”社會），他們的反對立場顯得尤其重要。

如此之多的人文知識分子反對資本主義，對此現象我們是否必須給出某種特殊的解釋？有一個直截了當的解釋：資本主義是壞的、不公正的、不道德的、劣等的，知識分子作為有理智的人，認識到了這一點，于是起而反對它。

這種直截了當的解釋并不適用于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我們并不認為資本主義即私有制和自由市場是壞的、不公正的、邪惡的、不道德的。不贊同這一點的讀者應當注意到：即便是真的信仰也不一定都有某種直截了當的解釋，你之所以信仰它，可能并不因為它是真理，而是因為其他一些因素，譬如更容易社會化，更容易適應。

我認為，許多知識分子的方式與態度表明，他們之所以反對資本主義，并不僅僅因為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的真相。因為當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抱怨（譬如，說資本主義必然導致壟斷、污染，造成更多的不平等，剝削工人，破壞環境，導致帝國主義，引發戰爭，或者阻撓人們從事有意義的工作，迎合人們的欲望，鼓勵市場中的不誠實行為，或者為了利潤而不是為了用途而生產，或者為了提高利潤而阻礙技術進步，與傳統生活方式斷裂，或者導致生產過剩，或生產不足）遭到駁斥時，當他們的抱怨被認為邏輯錯誤或是關于事實、歷史或經濟學的假設錯誤時，他們并不因而改變看法。他們只是放棄某個論點，很快轉向另一個論點 （“那么怎么解釋童工現象，解釋資本主義內在的種族主義傾向，解釋婦女壓迫、城市貧民窟，為什么在生活簡樸的年代我們可以率性而為，今天一切卻變得如此復雜，為什么廣告誘惑人們去購物”，等等）。在類似的討論中，他們拋棄一個又一個的論點，但對資本主義的反對則是始終如一的。因為他們的態度不是建立在某個論點或抱怨之上的，因而不會由于該論點或抱怨被人駁倒就放棄反對資本主義的態度。他們對資本主義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敵意。敵意導致抱怨，反過來，抱怨又使這種敵對心態顯得合情合理。一旦遭到反駁，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放棄某種怨言，但轉瞬之間，又會出現幾十個類似的怨言，來證明知識分子敵視資本主義是正當的、合理的。如果知識分子僅僅因為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的缺陷或錯誤而反對資本主義，那我們應該不會看到這種深層的敵意。因此，要解釋知識分子為何反對資本主義，解釋他們的這種敵視心態，直截了當的答案是不夠的。

有人可能對此不以為然，認為知識分子反對資本主義的理由一目了然：智力出眾之士都有審時度勢、指摘時弊的心理傾向，或者說，創造性活動必然導致拒絕一切既成秩序的懷疑態度。但為什么人文知識分子比數字工作者更容易左傾？如果說人文知識分子天生愛吹毛求疵，那為什么他們對“進步”的社會計劃通常都不加批評？如果創造性活動是原因，那么，為什么它必然導致懷疑態度，而不是使知識分子努力從現有的信仰和學說中發現隱而不彰的好處？（但丁、邁蒙尼德、①邁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1135－1204），猶太教法學家、哲學家、科學家，代表作有《指途迷津》等——譯者注。阿奎那所從事的難道不是創造性的思想活動？）為什么懷疑論只針對現有的秩序而不去懷疑那些自以為可以改進這種秩序的替代方案？因此，認為資本主義就是壞的，而知識分子足以認識到這一點，認為知識分子天生好批判和懷疑，這些想法都過于簡單，不能令人滿意。這些“解釋”過于自圓其說，不能詳盡地解釋問題的方方面面。我們必須尋找其他的解釋。但解釋終究是知識分子的解釋，如果看到他們為靈感突發獲得的解釋沾沾自喜，我們不應感到吃驚。

為什么有如此多的知識分子反對資本主義？對此有兩種解釋：在一種解釋中，我們看到，有一個因素是反資本主義知識分子所特有的；在第二種解釋中，我們看到，有一個因素適用于所有知識分子，促使知識分子可能傾向反對資本主義的觀點。但它是否促使所有知識分子都傾向反對資本主義的立場，這一問題還取決于其他因素。但總體上說，因為它使所有知識分子都更可能反對資本主義，因此會使更多的知識分子反對資本主義。這與晴天更多人去海灘是一個道理。我們不能預測某個人是否會去海灘——這取決于影響他的所有因素——但天氣晴朗提高了人們去海灘的可能性，從而導致海灘上的總人數增加。我所做的就是第二種解釋：找出一個使某些知識分子傾向于反對資本主義，但并不是對所有知識分子都同樣有效的因素。

以前的解釋

對于知識分子為何反對資本主義，人們已經提出了種種解釋。新保守主義者喜歡強調知識分子的集團利益。①見布魯斯·比格斯（B.Bruce-Biggs）主編《新的社會階層是否已經誕生？》，紐約，1981。盡管知識分子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狀況不錯，但他們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他們的權勢會更大，經濟狀況會更好。市場社會不存在中央集權，如果說有誰掌握權力或有可能獲得這種權力的話，那只能是那些成功的企業家和商人。這是物質財富的回報，當然歸他們所有。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人文知識分子將主宰政府的官僚機構，提出政策，闡述政策，監督政策的執行。知識分子認為，他們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統治者——不足為奇，他們覺得這個想法很誘人。（回想一下柏拉圖在《共和國》中的描繪，在他看來，最好的社會就是哲學家統治的社會。）

然而，這種根據知識分子的集團利益作出的解釋本身實在難以令人滿意。即便向社會主義社會轉型符合知識分子的集團利益 （先不管這一期望中包含了多少幻想），推動這一漫長的轉型過程本身未必符合每位知識分子的個人利益。在討論資本家行為時，新保守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犯了同樣的錯誤。他們都忽視了人是按照個人利益而不是集團或階級利益行動的這一事實。正是出于每一知識分子的個人利益，當有的知識分子致力于建設一個更有利的社會時，有的卻猶豫退縮。②見曼瑟爾·奧爾森 （Mancur Olson）《集體行動的邏輯》，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65。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給出一個更有區辨度的解釋。如果知識分子認為他們在社會主義社會可以生活得更好，因而更樂意讀到贊美社會主義如何好，指責資本主義如何壞的論述，那么，他們本身便形成了一個買賣這種言論的現成的、龐大的市場，為滿足知識分子的個人利益，生產出這種語詞商品，以供其他知識分子消費。

經濟學家哈耶克提出了知識分子偏愛社會主義社會的另一個理由。知識分子認為，社會是按照某個計劃、某個理念有意識地組織起來的。理念是人文知識分子最拿手的東西，因此一個有計劃的社會將賦予知識分子的專業才能以至高無上的地位。社會體現理念。知識分子怎么會看不出這樣的社會誘人、有價值呢？誠然，我們可以描述資本主義社會所秉持的理念，譬如，自由與個人權利，但這些理念所描述的是自由的過程，而不是自由的最終模式。為了賦予社會以某種組織形式，意識形態將某種理念確立為社會的核心，從而符合以理念為業的知識分子的特殊趣味（除非這個理念令人厭惡）。

另一個解釋則強調知識分子活動的動機與市場社會中得到最高榮譽、獲得最豐厚報酬的人士活動的動機之間的對比。按照這種解釋，資本家的活動是受自私的貪婪所驅動的，他們就只有這一個目的，而知識分子的活動則出于對理念的愛。事實上，這種對比是言過其實了。資本家也可能是為了支持他所喜歡的慈善活動或為了某種理想而賺錢。企業家的活動可能是為了這一活動本身內在的回報，為了取得控制權，為了證明自己的才能，為了獲得成就感。誠然，這些活動可能帶來外在的回報，但抱著純粹藝術動機的小說家也可能獲得高額的版稅。而且，知識分子活動本身是否總是在純粹的內在回報的驅動下進行的？據說，（男性）作家之所以寫作，是為了贏得名聲和美麗女性的芳心。而在知識界，競爭動機也并不如人們想象的那樣銷聲匿跡。牛頓和萊布尼茲曾為誰發明了微積分爭斗不已，克里克、沃森與鮑林①對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作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有弗朗西斯·克里克 （Francis Crick，1916－2004）、 詹姆士·沃森（James Watson）和萊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死锟伺c沃森于1953年一起創建“DNA雙螺旋”模型——譯者注。也曾為第一個發現DNA結構你追我趕。

盡管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成功人士的動機未必總比知識分子的動機更低俗，但我們也承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回報總是更容易落入那些滿足了市場需要的人的囊中，落入那些滿足了消費者需要的成功而高效的生產商手里。某些小說家和畫家的收入很高，這表明，知識分子也能滿足市場對其產品的需求。但市場未必會給那些知識上最有價值的作品以應有的回報，它所推崇的是（部分）公眾喜歡的東西。這些東西可能沒多大價值，或者根本沒有任何思想內涵。市場就其本性而言，對于知識的價值是中性的。如果知識上的價值沒有得到應有的最高報酬，人們就會認為這是錯誤的，但即使這是錯誤的，也不是市場的錯，而是掏錢購買的公眾通過市場表達出來的趣味和偏好有問題。如果更多的人愿意付錢去看羅伯特·雷德福的表演，而不愿來聽我的講座或讀我的著作，那不是市場的錯。

盡管如此，當知識分子看到一部自認為沒有多大價值的作品卻有機會掙大錢時，會對市場痛恨不已。因為他要經受市場的誘惑，降低自己的標準，以迎合大眾的口味，博取成功——或者真的這么做了——他會怨恨這套體制，誘惑他形成了這種庸俗的動機和情緒 （好萊塢作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我們又想問一下，為什么他不怪罪公眾而怪罪市場制度？為什么他不怨恨一種指引他通過迎合大眾的趣味而獲得成功的制度？當然這些公眾比起他來更愚鈍，見識短淺，趣味低俗，智力水平不及他本人（但在市場中，絕大多數生產商比絕大多數消費者更了解產品及產品的合格標準）。如果知識分子渴望的就是市場的成功，他們又為什么要對不得不滿足市場的需求如此怨天尤人？他們畢竟可以寧愿得到微薄的外在報酬而堅守自己的行業標準。

經濟學家路德維?！ゑT·米塞斯認為，知識分子之所以反對資本主義，是緣于不成功者的怨恨。②路德維?！ゑT·米塞斯：《反資本主義心態》，普林斯頓，1956。人們通常把自己在其他人獲得成功的開放制度中的失敗歸咎于那種制度本身，而不是從自身找原因。盡管如此，不成功的商人一般很少怪罪制度本身。那么，為什么知識分子總是怪罪制度而不責怪不欣賞他們的同胞？既然資本主義已經提供給知識分子高度的自由，使他們享有舒適的社會地位，他們到底還怪罪這個制度什么，還指望從這一制度中獲得什么？

知識分子的學校教育

如今的知識分子無不期望成為社會上最受尊敬、最有聲望、最有權勢、收入最高的人。知識分子覺得他們配得上如此榮寵。然而大體說來，資本主義社會并不能如此禮遇知識分子。米塞斯曾經解釋過，相對于工人階層，知識分子有一種特別的怨恨情緒，他們的社會交際對象通常是成功的資本家，與這個集團相比，他們常常為自己低下的地位而感到屈辱。然而，即使那些沒有類似社交經驗的知識分子也有同樣的怨恨情緒，所以，僅從社會交際的角度進行解釋是不夠的。運動員和舞蹈教練也想變成富翁，也有類似的社交經驗，卻并沒有如此明顯的怨恨情緒。

那么，為什么當代知識分子覺得社會應該給予他們最高的禮遇，如果不能如愿，便怨聲載道呢？知識分子覺得他們是最有價值的人，為社會作出了最大的貢獻，社會理應根據他們的價值和貢獻給予相應的回報。但是，資本主義社會不是實行“按照貢獻或價值分配”的原則。在自由社會中，除了個人天賦、祖上遺產和運氣，市場只青睞那些能捕捉到并滿足他人需求的人，至于獲利的多少，則取決于需求的大小和競爭的供應商的數量。所以，失敗了的商人和工人并不會像人文知識分子那樣怨恨資本主義。惟有優越感未得到社會認可，特權不被社會承認，才會在知識分子心中形成那種深層的怨恨。

為什么人文知識分子認為他們是最有價值的，為什么他們認為應當按照價值進行分配？請注意，他們并不是非要后一種分配原則，他們也曾提出過其他的分配原則，譬如平均分配，按照道德品行進行分配，或按需分配。一個社會即使強調公正，也未必一定要實行某種分配模式。分配的正義在于，它產生于公平獲得的財產與服務的公平的自愿交換過程。不管結果如何，都是公正的，但結果不必符合某種分配模式。那么，為什么人文知識分子認為自己最有價值，接受按價值分配的原則？

自有文字記錄的歷史以來，知識分子便告訴我們，他們的活動是最有價值的。柏拉圖說，理性比勇氣和欲望更重要，哲學家注定了應該成為統治者。亞里士多德則主張，知識分子的沉思是最高級的活動。這也就難怪，現在保存下來的文字對這些知識分子的活動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畢竟，做出評價，記錄評價，并用理性支持這些評價的，正是知識分子。他們無異于是王婆賣瓜。那些將其他活動，譬如打獵、角斗，或沉溺于肉欲享樂，看得比思考活動更有價值的人，根本沒有心思留下文字記錄。只有知識分子才費心搞出某種誰最優秀的理論。

是什么因素導致一部分知識分子產生了高人一等的想法？我要特別強調一種制度：學校教育。由于書本知識越來越重要，學校教育這種教育方式普及開來，大群年輕人聚集在教室里念書，學習書本知識。在塑造年輕人的觀念過程中，學校教育的影響大概僅次于家庭，而且，幾乎所有后來成為知識分子的家伙都進過學校，并且都是佼佼者。跟別人一比，他們覺得自己是優勝者。他們總是受到表揚，獲得獎賞，他們是老師的寵兒。他們怎能不把自己視為高人一等？每天他們都能看到，別的同學在理念思考與反應能力上與他們的差距。學校教育告訴他們，他們是高人一等的。

學校教育也向他們展示并教給他們按 （智力）能力分配獎賞的原則。智力能力高的，獲得獎賞、老師的笑臉和高分。在學校的社會等級中，最聰明的學生構成校園的上層階級。盡管從來沒人給他們上過這一課，但從學校教育中知識分子得出結論，與社會其他階層相比，他們更有價值，也堅信靠這種更高價值，他們理應獲得更多報酬。

然而，外界的市場社會給他們的卻是另一種教育。最大的獎賞并沒有給那些最能言善辯的聰明人。在市場中，知識分子所掌握的技能并不是最有價值的。在學校中，他們總覺得自己最有價值，最應該也最有資格受到褒獎，而資本主義社會卻剝奪了他們自己覺得“理應”獲得的報酬，他們怎能不怨氣沖天呢？這也就難怪學校教育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社會抱著一種深深的敵意，當然，具體表現出來卻會有種種冠冕堂皇的其他理由，即使這些理由是不充分的。

說知識分子覺得自己理應受到全社會的最高獎賞（財富、地位等），我的意思并不是說，知識分子認為這些東西是他們最看重的。他們也許更看重智力活動本身固有的價值或流芳百世。盡管如此，他們仍然覺得自己應從社會得到最高的獎賞，他們完全配得上最多和最好的獎賞，即使他們根本瞧不起這些東西。我并不想特別強調這些獎賞非得進知識分子的腰包，甚至非得由個人獲得。只要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他們就有權利為知識活動沒有得到最高尊重和獎賞而心懷怨恨。

知識分子期望整個社會始終像學校那樣，期望在這個環境中他們照樣出類拔萃，照樣得到賞識。但學校里的獎賞標準與社會上的標準如此不同，于是，從學校走出來的佼佼者未來進入社會后，通常都要經歷一種心理挫折感。那些在校園等級制度中處于頂層的學生覺得，他們不僅在校園的小社會中，也能在更大的社會中有資格處于頂層，但進入社會后，如果得不到如他們所期望的地位，他們就心生怨恨。因此，是學校教育制度在知識分子心中制造了反資本主義的情緒，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將反資本主義情緒看作是學校教育制度的后果，而近來的激進主義作家則認為，學校教育塑造了人們的資本主義傾向，使他們遵紀守法、唯唯諾諾，接受等級制度，維護既有秩序，等等。當然，學校教育制度可能兩種影響皆有，或有意，或無意，既培養了符合經濟制度的人，也孕育了反對經濟制度的人。當然，更多的是在人文知識分子中間制造出了反資本主義情緒。為什么主要跟數字打交道的知識分子沒有產生同樣的情緒呢？我想是這樣的：那些在數字方面有天賦的孩子，雖然也能在感興趣的科目中考得高分，得到老師的賞識，但與在人文學科方面有天賦的孩子相比，卻較少獲得老師面對面的關注和稱贊。能說會道的技巧，使那些具有人文天賦的孩子更容易獲得老師本人的關愛，而正是這種格外的關愛，使他們覺得，他們理所當然應始終受到關注。

還要補充說明一點。在正式的官方校園社會中，（未來）人文知識分子作為成功者，其獎賞是由中心權威的教師分配的。而在教室、走廊、學校操場上，還有另一個非正式的社會群體，在這些場合，獎賞則不是由某個指導中心分配的，而是由同學們一時的興致和好惡進行分配，在這些場合，知識分子的表現卻并不怎么樣。

因此，那種由一個中央控制的分配機制來分配利益和獎賞的制度會令知識分子怦然心動，也就不足為怪了。相反，他們對市場的“無政府和混亂”卻是避之惟恐不及。實行中央計劃體制的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對立，相當于由教師主導的分配與操場上和走廊內自發的分配的對立。②現在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學校里的運動員不大可能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盡管他們在進入社會后也經歷過社會地位的下滑。正是因為他們在學校時，非正式的社會體系尊重他們，雖然進入社會后，他們也對市場中消費者的偏好心懷不滿，但他們認為那是消費者的個人傾向，而不會將這一現象先驗地歸咎于某種分配模式。

我的解釋并不是說，學校中學業優秀者大多數都會成為（未來的）反資本主義知識分子。事實上，校園中絕大部分出類拔萃之輩都是既精通書本知識，又善于交際，還強烈地追求快樂、友情、制勝之道，并能按規則游戲（或者看起來是遵守規則），這樣的學生也能得到老師的格外關注和獎賞，進入社會后，他們通常也會干得非常出色 （他們在校園的非正式社會中也表現很棒，所以，并沒有全然接受學校正規制度的規范）。這樣的學生并不會滋生出反資本主義情緒。我的解釋指的是那部分在校園（官方體制）中居于上層，而在進入社會后卻將經歷相當挫折的群體，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指那個預料到自己可能會走下坡路的群體。在進入社會，經歷社會地位下降以前，有些聰明的學生就意識到，在進入社會后，他的地位將不如他現在在校園中的地位，那他就會產生對資本主義的敵意。如果這些學生閱讀到反映此類情緒的作品，或者碰上有這種情緒傾向的知識分子教師，學校教育不經意間播下的種子，即知識分子的反資本主義心態，則必然會進一步加強。

毫無疑問，某些人文知識分子在學校時就是難對付的刺兒頭，喜歡提問，不討老師喜歡。那么，他們是否會想，最優秀的應該得到最高獎賞，他們就是最好的，卻僅僅因為老師的不喜歡而得不到這種獎賞，由此對學校制度產生憤恨情緒？顯然，我們需要更多材料來驗證這個假說。

但無可爭辯的是，一般而言，人們離開校園后所秉持的規范性信仰必然要受學校規范的影響。學校畢竟是家庭之外孩子們學習行為方式的最主要場所，因此，學校教育為他們進入家庭之外的社會提供了最重要的準備。所以，那些在學校的規范體系中如魚得水的人會對社會不滿，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因為社會堅持的是另一套不能保證他們出人頭地的規范體系。如果繼續由這些人來塑造社會的自我想象和自我評價，那我們看到社會在語言文學方面總是自相矛盾也就不令人奇怪了。如果讓你來設計社會，你不會刻意地追求什么，以免人文知識分子調用他們的一切影響力，一股腦兒地將他們的敵意發泄在社會的各種規范上。

我們對那么多人文知識分子反對資本主義的心態的解釋，是以某種合理的社會學概括為依據的。

當年輕人走出家庭，進入人生第一個團體或制度中時，如果他獲得獎賞，就會把這一制度的規范內化為自己的行為規范，并且期望外部世界也按這些規范運轉。他會覺得自己有資格獲得按這些規范所應得的利益，或者（至少）達到在這些規范下所能達到的地位。而那些在他們人生第一個團體或制度的等級體系中處于上層地位的人，如果在進入外部世界后經歷了（或預料到會經歷）社會地位的下降，則會在失落感的驅動下，傾向于反對這一社會制度，對其規范心懷敵意。

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一條不變的定律。并不是所有經歷過社會地位下滑的人都會對社會制度產生敵意。地位下降只是促使人們敵視社會的一個因素，至于作用的大小，則因人而異。地位的下滑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一種是他比其他社會集團的收益少，或者（雖然沒有哪個集團的地位比他高）雖然與之前持平，但跟原先比他低的集團相比，收益相對減少。正是這一類地位下降使他憤怒不堪，覺得受了侮辱。第二類情況相對容易忍受一些，很多知識分子（據他們自己說）還是支持平等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鼓吹知識分子的精英統治。我們的假設關注的是第一類地位下降，這類情況特別容易引發怨恨和敵意。

學校教育體系只傳授和獎賞那些與日后的成功相關的技能 （學校畢竟是一個專門的機構），因此，它的獎勵機制與一般的社會截然不同。這必然導致某些人進入社會后要經歷社會地位下降及其帶來的痛苦。我在前面說過，知識分子希望社會是學校的同比放大?，F在我們看到了，由挫敗失落而生怨恨敵意，乃是因為一個簡單的事實：學校（作為家庭之外進入社會的第一個專門化社會組織）并不是社會的縮影。

現在我們似乎可以解釋，為什么會有（如此之多）受過學校教育的知識分子反對他們的社會，不管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共產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經濟地位相當的其他階層相比，知識分子反對資本主義的比例異乎尋常的高。與其他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反對其社會的程度相比，資本主義社會的知識分子反對資本主義的比例是否也出奇的高，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顯然需要關于共產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如何對待其行政人員的資料；那兒的知識分子也會對他們的制度產生某種根深蒂固的敵意嗎？

所以，我們的假設需要進一步細化，使它不能隨便哪個社會都可套用。任何社會的學校教育制度都一定會在不能得到社會最高獎賞的知識分子中間制造出反社會的深層心態嗎？可能不會。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別之處在于，它宣稱，它的獎賞只針對才能、個人的創造性和個人貢獻。在世襲制或封建社會中成長起來的人絕不會指望獎賞將會或應當按照個人價值進行分配。盡管資本主義制度生產了這樣的期望，但它分配個人回報的唯一依據是，你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市場上其他人的需要，它只問你經濟上的貢獻，而不管你的個人價值。但它非常接近于按價值分配獎賞——價值與貢獻經常通用——因此，資本主義社會滋養了學校教育種下的期望。外部社會的風氣跟學校里的風氣非常接近，而正是這種相似性導致了怨恨。資本主義社會獎賞個人成就，或宣稱如此，因而冷落了自認為最有成就的知識分子，所以，知識分子特別痛苦。

我認為，還有一個因素起了作用。學生的差異性越大，學校教育培養出的反資本主義心態越強烈。如果幾乎所有未來的經濟成功人士都上獨立的學校，知識分子就不會產生比他們更出類拔萃的心理。但即使許多上層社會人家的孩子進的是獨立的學校，在一個開放的社會，其他學校還是會招收許多日后在經濟上獲得成功、成為企業家之類的學生，而未來的人文知識分子則會滿懷怨恨地回憶起自己當年在學業上如何名列前茅，而現在有錢有勢的家伙，當初根本就不起眼。社會的開放導致了另一結果：學生們，不管未來是成為人文知識分子，還是從事別的職業，都不清楚他們未來的人生道路是怎樣的。他們似乎都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夠獲得一切。一個封鎖了一切上進之路的社會可以令他們的希望早早破滅。而在一個開放的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似乎宣稱，那些最有才能和最有價值的人都有望爬到社會的頂層，在學校，他們依靠學業上的出眾獲得最高地位，于是他們認為自己正是最有價值，也最有資格得到最高的獎賞的人。然而，到了最后，這些最有信心、最滿懷希望的學生卻看到，那些在學校中他們根本不放在眼里的家伙，卻爬得比他們還高，搶走了他們覺得本應屬于自己的獎賞。他們由此而對社會心懷怨懟，也就不足為怪了。

我們的假說已經更精確了。導致（人文）知識分子反對資本主義的，并不是任何一種正規的學校教育，而是某一特定社會中的正規學校教育。毫無疑問，這個假設有待進一步具體化，不過現在這樣也能說明問題。我們應該把這一假設交給社會科學家，離開閉門造車的思考，用更廣泛的事實和數據來證明。但我們可以指出，在哪些領域，我們的假說能得出可以驗證的結論和預測。首先，我們可以預料，國家的教育制度越具有精英化傾向，那兒的知識分子就越容易倒向左傾（法國不就是這樣嗎？）。第二，在學校里屬于“大器晚成”的學生，一般不會產生那種自以為應獲得最高地位的想法，因而，大器晚成的知識分子與少年得志的知識分子相比，產生反資本主義心態的比例較低。第三，我們的假設只局限于那些學業優秀的學生有理由期望進入社會后同樣獲得成功的社會 （不是印度那樣的等級制社會）。迄今為止，西方社會的婦女還不曾抱過這樣的期望，因此，我們可以料想，學業上名列前茅的女學生即使進入社會后地位下降，也不會像男生那樣產生如此強烈的反資本主義心態。我們還可以預測，男女在就業機會上越趨于平等，女性知識分子越可能表現出與男性知識分子同樣的反資本主義心態。

有些讀者可能懷疑對知識分子的反資本主義心態的上述解釋。不管相信與否，我認為，我已經指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現象。上面所作的社會學概括從直覺上說是有說服力的。校園內的部分上層階級在經歷了社會地位下降后，必然會受到某種重大影響，必然會形成對整個社會體制的敵視心態。如果說影響就是如此之多的知識分子反對資本主義，那么，除此之外，還會產生什么結果？我們從一個難以理解、有待解釋的現象入手。我認為，我們已經找到一個解釋性因素，（一說出來）是那么明顯，以至于我們不能不相信，它解釋了某些實際現象。

有沒有解決辦法？

那些認為資本主義尤其應該予以反對——他們為什么這么認為——的人一定會欣然接受學校教育的這種不經意后果。但正如我們前面說過的，知識分子與整個社會的規范之間的不和諧實際上是一個相當普遍的問題。任何社會，不管是什么性質的社會，只要其學校教育制度是專業化的，不與社會一致，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人文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地位越重要，越有影響力（比如在“后工業社會”），就越可能面臨這個問題。所以各位讀者可能都和我一樣，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何避免知識分子反對社會？當然，有些讀者可能更想問的是，如何在非資本主義社會避免這一現象。

如果學校與整個社會脫節，那么，要使兩者保持一致，辦法無非有兩種。第一種，盡量使社會與學校規范一致，可以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將知識分子置于社會頂層，或者是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種精英社會。但問題仍然是，知識在社會中越重要，一個相對自由的社會越不可能給出色的學業技能以最高的報酬。學校即使盡最大努力，也只能偏重某些素質；這些素質即使在某些情況下對經濟成功有重要作用，但永遠不可能完全決定人們最后的社會地位。消費者并不是根據考試成績和課堂表現給學生打分的老師。

另一種辦法看起來不那么難以實現，就是改變學校，使之適應整個社會的規范，至少不再繼續向學生灌輸與整個社會背道而馳的規范。如果智力出眾的人有資格獲得任何東西，而市場又不提供這些東西，那么，我們就干脆承認，他僅僅是智力出眾而已。他們沒有資格獲得整個社會的最高回報。那么，我們該如何在學校中恰當地給學生上這一課呢？光是告訴學生其他素質也能得到經濟上的回報，當然是不夠的。孩子們是從學校的行，而不是從學校的言中學習規范，并將這些規范內在化的。事實上，校園環境的整個社會體系重視許多其他素質的價值，譬如，在操場上，跑得快、跳得高的人最厲害；在走廊上，誰強橫誰吃香；在禮堂里，有歌唱天賦的人最神氣；長得漂亮的人則不管到哪兒都備受青睞。不過，學校正式承認的則只是或者說主要是知識上的技能和表現。因為畢竟孩子們到學校主要就是學習知識。學?？峙虏淮罂赡馨押⒆釉谄渌矫娴乃刭|放在與知識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位置（我認為，不管在哪所學校，僅僅因為品德優和不曠課就獲得獎勵，不過是笑話而已）。

還有一種辦法，就是取締學校體系中的學業等級制度。學校只要一門心思教學生，不對學生排名次，也不根據他們的學習成績給他們打分。社會改良家們不時呼吁取消學校中的考試和分數。保羅·古德曼指出，考試和分數的作用都是與教育本身的作用毫不相干的東西，只是為了方便未來的雇主或其他學校的錄取委員會，他們完全可以就自己需要了解的內容考試。①保羅·古德曼：《誤人子弟的義務教育與學者團體》（Compulsory Mis-Education and the Community of Scholars，紐約，1966）。（很顯然，盡管如此，考試和證書也擴大了學生自由選擇的范圍。如果學校說某個學生已經修完了學士學位所需要的課程，雇主就會接受這樣的學生，而不具體考察學習要求，這些課程對雇用此人是否有用。）

但考試也發揮了教育過程內在的其他功能。通過考試，學生可以通過客觀標準了解自己學得如何，與其他同學的差距在哪里（最重要的是，他應當期望自己達到什么水平）?？荚嚪謹狄部梢詭椭藗兇_定在人生的什么時期應該接受什么樣的教育，其間要進行怎樣的強化。

總之，因為考試具有外部信息功能，雇主覺得從那些進行考試、頒發證書的學校招聘學生更放心，于是，學生也覺得，上這類學校更有利。不管總的社會利益是什么，人們總是會追求他們自己的個人利益。沒有誰會因為某類學校的教育制度培養出的知識分子具有反資本主義的心理而拒絕從這個學校雇人，也沒有哪個學生會因此而不進這樣的學校念書。盡管通過立法改革學校的教育制度可以實現取消考試和分數的目標，但成本高昂，收益甚小，因此，這樣的法律恐怕也不大可能通過。而且，這樣的法律也與強調自由和個人權利的資本主義道德不容，至少對于私立學校如此。②約瑟夫·熊彼特的觀點并不僅僅局限于學校教育，他還討論了為什么 “資本主義社會覺得很難讓知識分子馴服……在維護知識分子群體的同時……資產階級維護了其本身和他們那種生活方式。只有一個不具備資產階級性質、資產階級欲望的政府——在當今社會，只有社會主義政府或法西斯政府——才有力量使知識分子俯首貼耳。為了使知識分子聽命于政府，政府必須徹底改革資產階級機構，徹底打壓國家的所有社會階層的個人自由。這樣的政府不可能——根本無法——阻止私人企業的發展。這導致了資本主義秩序不愿也無法有效地控制知識分子群體”。見《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及民主政治》，第150－151頁，紐約，1950。

重新設計學校體系，不再一味地強調知識技能和學習成績，這項舉措除了社會效益不長，代價高昂，還會帶來一些很麻煩的問題。我們認為，培養知識能力和特長本身非常重要。但我們所了解的學校體系在培養這些素質的同時，不經意間也在那些最有天賦的學生中間播下了某種反對社會制度的傾向。如果只能通過限制對個體的可貴素質的培養，才能維持可取的社會制度的長期穩定，那么，我們就面臨著不同價值間的嚴峻沖突。

對于贊成資本主義社會的人而言，聊以自慰的是，這一沖突是普遍的，無論哪個社會都無法避免。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我們也看到知識分子與社會方向背道而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人以巨大的經濟代價和人力代價，通過強制性的再教育、下放農村，試圖將知識分子改造得與工農群眾一樣，但這一努力失敗了。資本主義社會與知識分子間的緊張關系并沒有這么嚴重——我們恐怕不得不與資本主義繼續生活在一個屋檐下。不管社會如何變化，知識分子畢竟總是擁有最終的話語權。

① 這篇論文最初是在康乃狄克的三一學院系列講座的一部分。這是修改稿，1984年準備收入三一學院講座的系列論文集，但因為我的疏忽，我交給主編的是初稿，收入克雷格·阿羅諾夫（Craig Aronoff）等人主編的《私有企業的未來》（亞特蘭大：喬治亞州立大學出版社，1986）。

羅伯特·諾齊克 （Robert Nozick，1938-2002），二十世紀最杰出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之一。學術著作有 《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經過省察的人生：哲學沉思》、《理性的本質》、《蘇格拉底的困惑》和《恒在：客觀世界的結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