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稅以及其雙重紅利效應研究

[摘要]本文闡述了環境稅的理論基礎，將環境稅和其他環境保護政策對比分析，圍繞環境稅的雙紅利效應分析了其作用原理以及學者對于其的質疑，剖析了OECD 國家環境稅制的主要特點與效果。本文主要創新體現在利用宏觀經濟模型和國外學者關于環境稅雙重紅利效應的先進研究成果，結合我國國情，對環境稅制的建立提出自己的觀點。

[關鍵詞]環境稅雙重紅利效應環境稅效應環境稅的理論基礎

環境稅是以市場為基礎

從經濟利益上引導人們減少對環境的破壞，處境生態可持續活動的稅收。這樣的政策是政府在治理環境控制污染時，對指揮管制式手段的補充。通常情況下，可以嘗試減少其他稅收（如對人類勞動和可再生資源征稅），征收環境稅，來維持整體稅收比例降低其他稅收。即是綠色稅收向環境稅的稅收轉移。除環境稅以外，還有另外兩種主要的環境政策：直接管制和補貼政策。和其他環境政策相比(例如定額，配比，產品禁令)，稅收和其他基于市場的環境保護方法的優點是高效率。

環境稅效應的分析——雙重紅利效應

根據環境經濟的研究，綠色稅收的雙重紅利效應主要分為以下兩種：

1. 庇古效應：這種效果使用經濟誘因減少污染者生產污染物，知道邊際外部成本等于污染稅率。這是征收環境稅的主要目標。

2.收入效應：征收自環境稅的收入可以被用來減少例如收入稅和社會福利稅等扭曲稅種的低效率同時增加收入。

只要收入效應存在，那么雙重紅利效應就存在，不管征收新環境稅的成本是不是正的。但是在20年代中期，經濟學家開始質疑收入效應是否存在。bovenberg和de Mooij在1994年認為環境稅加重了稅收扭曲。parry1995年提出相互依存影響，強調環境稅替代勞動稅所產生的收入不足以抵消環境稅扭曲稅種的影響。oates1995年認為沒有考慮到提高生產者成本所產生的負面效應。parry和oates1998年雙重紅利效應并不存在，因為他們認為環境稅的扭曲效應大于減少的勞動稅。parry1999年總結出稅收互動效應，認為征收環境稅會增加相關產業產品成本，進而導致高物價，降低收入，減少勞動供給。 因此，當稅收相互效應大于收入循環產生的收益時福利降低。

環境稅的雙紅利效應指的是環境稅在產生高的環境質量的同時也能帶來高就業率。在出現非自愿性失業和長期固定薪金的情況下，勞工稅會導致勞動費用的減少進而增加就業。在工資談判模型中，隨著稅收從工人向失業人員轉移，就業增加的可能性增加，當失業率低于自然失業率時，增加實際工資，而失業率高于其自然失業率時，實際工資下降。一般均衡模型微觀經濟理論入手，分析生產技術和消費者偏好，將環境稅嚴格的作為就業的影響因素，即誘導生產結構的調整和促進相關稅的收回。

然而，越來越多的分析和模型研究結果對雙紅利假說產生疑問，環境稅能否同時改善環境質量和增加稅收制度效率？環境稅對社會福利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生產者會提高稅收產品的價格，而環境政策會和勞工稅結合，照成市場扭曲，從而產生消極的福利影響，稱為稅收互動效應。第二，環境稅的收入補充了邊際稅率減少產生的稅收收入的減少，從而減少了稅收的市場扭曲，產生了積極的福利影響。因為這項收入循環沒有強大到足以彌補稅收的互動影響，因此環境稅通常加劇而不是減少稅務系統的總效率成本。

盡管雙重紅利效應仍舊是一個富有爭議的話題，但是歐洲國家例如荷蘭，芬蘭，挪威，瑞典等在20年代初期采用綠色稅收減少了污染或者破壞環境產品的生產并且減少社會福利稅負擔或其他扭曲收入，以期促成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雙紅利效應。因此，綠色稅收的改革，特別是結合財政措施的改革，會對工業結構，經濟增長，雇傭，稅收收入和二氧化碳排放產生不同影響。

OECD 國家環境稅制的特點

1975年，buchanan和tullock對環境保護的公共收費做出了分析。他們比較了CAC（控制和命令方法）方法下環境收費的政治可行性。這種方法直接要求排放著均勻減少排放量。他們的另一個主要論點是基于觀察所得出的結論將污染權完全由污染者轉移到政府，因為污染者減少了污染之后還是要付費。相比之下，CAC 方法保留了污染者一定排放污染的權利。因此如果稅收款項不予返還，那么排污者總是會支持CAC 方法。如果稅收收入分配一部分給排污者，那么將會支持稅收方法。盡管芬蘭和荷蘭豁免任何資源密集型行業的稅收但是這兩個國家的稅率是十分溫和的（分別是38.8FMK和5.16GLD每噸二氧化碳）。因此價格只有小范圍的上升。歐洲現行的二氧化碳計劃犧牲效率,以減少反對派。效率和政治可行性之間的權衡一直存在并且無法克服。Buchanan和Tullock在1975年已經提出了這一問題，如果經濟學家將懲罰性稅收和稅收返還聯系起來，補償因環境稅收而產生潛在資本損失，那么稅收將比單方面或多方面的稅收政策更為成功。因此雙向的稅收補貼可以促進環保收費的效率提高。

環境稅收改革方向

根據以上分析和bor在2010年的研究，提出六種方案用于完善環境稅的方法。

方法一：沒有補充政策的環境稅

方法二：利用環境稅收入來減少所得稅

方法三： 利用環境稅收入來減少企業所得稅

方法四：環境稅收入一半用來減少企業所得稅另一半用來減少個人所得稅

方法五： 三分之一環境稅收入用來減少企業所得稅；三分之一用來減少個人所得稅；三分之一用來補助公共交通

方法六： 四分之一環境稅用來減少企業所得稅；四分之一用來減少個人所得稅；四分之一用來補助公共交通；四分之一用來補助公共建設。

由于環境稅惡化了交易環境，減少了國內需求，增大了產品成本。因此環境稅對GDP 的影響是負的。根據bor在2010年對臺灣能源稅分析得出的數據，我們可以對集中方法對環境的影響有一個大概的了解。方法一中單一使用環境稅，會對GDP、工資和就業產生影響，同時也會導致年復一年的通脹。

由于減少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會促進投資和消費，因此利用環境稅減少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方法會抵消稅收對于GDP的影響，甚至促進GDP增長。由于碳稅和一系列環境稅的存在，企業的能源消耗降低，進而達到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換而言之，在第一和第二中方法中，環境稅的雙重紅利：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均存在。當利用環境稅收入對公共交通和公共研發投資只有第一重紅利，減少環境污，降低能源消耗能夠實現。然而，成本增加對經濟增長的抑制作用超過所得稅減少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因此這個兩種情況下，第二重紅利不存在。

從工業企業的角度來看，因為制造業企業的產出效果或者替代關系，環境稅會對污染和資源密集型企業產生抑制作用。但是考慮到企業所得稅，負擔污染/資源密集型企業讓就可以享受前面所講述的低稅收負擔所帶來的好處，低稅收負擔不會使得污染、資源密集型企業承擔額外的稅收負擔。

在所有方法中，減少個人所得稅的方法會產生最多的雙重紅利效果，次之僅僅減少企業所得稅，同時減少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再次之。征收環境稅會對資源密集型企業的產出產生抑制作用。但是這種成本的上升在全球石油價格上漲，環境惡化的大背景下是不可避免也是不可逆轉的。要實現可持續發展，保護環境是必經之路。相關決策部門要考慮在征收環境稅的同時減少企業所得稅，進而減少資源密集型企業的稅收負擔，產生雙重紅利，實現環境稅的目標，提升社會福利，并且在經濟平衡，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三者之間獲得平衡，進而實現可持續發展。

總結

通過本文的初步研究（綜上所述），得出的結論是通過對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進行稅收補償，環境稅的雙重紅利存在?？梢灶A見在不抑制經濟的情況下，環境稅在我國有可行性。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僅僅定性分析了環境稅的雙重紅利效應在中國的應用，未來研究還可以對其進行定量分析。

參考文獻：

［1］劉植才．關于環境保護與環境保護稅制問題的探討．稅收經擠研究，1998，(10)：II—12

［2］Stefan Felder ， Reto Schleiniger.Environmental tax reform: efficiency and political feasibility.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2: 107-116

作者簡介: 康毓（1990.09—），女，漢，武漢，本科，財政稅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