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朱熹《詩集傳》前后稿嬗變研究概述

劉 芳

（陜西學前師范學院 圖書館，陜西 西安 710100）

關于朱熹《詩經》學的著述，自南宋末年就已出現，其多為引用、解釋《詩集傳》，如宋代輔廣的《詩童子問》，元代許謙的《詩集傳名物鈔》，劉瑾的《詩傳通釋》，朱公遷的《詩經疏義會通》，胡一桂的《詩集傳附錄纂疏》；明代朱善的《詩解頤》，胡廣的《詩經大全》，王鴻緒的《詩經傳說匯纂》，方苞的《朱子詩義補正》等著作。清代學者則更是撰寫了一些與此相關的單篇論文，如馮景的《朱子駁詩古序辯》和《駁閻百詩毛朱詩說》，蕭穆的《重刊朱子詩義補正序》，馮登府的《書宋本詩經集傳后》和傅維森的《讀朱子詩集傳》，等等。

自近代以來，隨著科學研究方法的運用，對于朱熹《詩經》學的研究有了更大的進步，不但出現了百余篇學術論文，而且出現了許多專門論著，研究不斷深入，角度越來越新，研究領域也大大拓寬，一些以前很少有人關注的問題也逐漸引起了學者們的重視，朱熹《詩集傳》前后稿差異和朱熹《詩》學思想轉變的原因研究就是這樣一個新問題。從我所掌握的資料來看，目前學界關于朱熹《詩集傳》前后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兩個方面。

一、關于《詩集傳》前后稿嬗變過程的研究

宋代《詩經》學是《詩經》研究史上的重要轉折點，也是《詩經》宋學的開端，其總體上呈現懷疑、創新的學術特色，朱熹《詩集傳》更是代表了宋代《詩》學的最高成就。

自北宋時期起，歐陽修、劉敞等人就已不再遵循漢唐《詩》學的舊有模式，并且初步對《毛序》、《鄭箋》提出了懷疑和批駁，開始注重以己意說詩，將《詩經》研究同政治、文學、個人感悟等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體現出一種兼容并包的趨勢，從而奠定了宋代《詩》學的基本模式。至南宋前期，《詩經》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并在這一時期誕生了宋代《詩經》研究的代表作——朱熹《詩集傳》。是書上承歐陽修《毛詩本義》，蘇轍《詩集傳》，鄭樵《詩傳辨妄》余緒，黜《毛序》而自創新說，成為《詩經》學史上一劃時代的學術論著。

朱熹前后期《詩》學思想差別極大：前期主《毛序》作《詩集解》，依《序》說詩；后期隨著自身《詩》學思想的發展成熟，以及廢《序》派學說和其他多種因素的影響，朱熹最終廢《序》解詩，棄前稿《詩集解》而更為后稿《詩集傳》。由于前人對前后稿的嬗變過程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因而一度出現了一些誤說，束景南先生針對這些誤說，在《朱熹佚文輯考》一書中的《朱熹作〈詩集解〉與〈詩集傳〉考》一章里進行了詳盡的考證和分析，認為朱熹解《詩》的歷程基本上可分成主《毛序》作《詩集解》與黜《毛序》作《詩集傳》兩大階段。

由于朱熹廢《序》言詩及其《詩》學思想的最終確立，后稿《詩集傳》成為宋代《詩》學的集大成之作，而其先前所作的《詩集解》卻最終失傳。束景南先生的《朱熹佚文輯稿》據呂祖謙的《呂氏家塾讀詩記》輯出了朱熹《詩集解》佚文的概貌，基本上為研究《詩集解》提供了一個比較完善的輯本。

二、朱熹《詩》學思想轉變原因的研究

朱熹《詩集傳》前后稿的嬗變，實際上是由于朱熹本人前后期《詩》學思想的不同而造成的。因此，研究朱熹自身《詩》學思想轉變的原因，才是考察和研究此前后稿嬗變過程已經原因的根本途徑。

郝桂敏先生《宋代〈詩經〉文獻研究》一書的第五章《朱熹的〈詩經〉研究》，談到朱熹《詩》學思想轉變的原因時提出：由于從理學角度看詩，朱熹對其先前所作的《詩集解》進行了改造。

朱熹著手廢《詩序》作《詩集傳》的時期，正是其理學思想剛剛確立的時期。朱熹理學思想的核心內容是為封建統治秩序的永恒性和合理性作論證。朱熹認為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之外，還有一個統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常理，人類社會的常理便是“三綱五?！?。在朱熹的《詩集傳》中更是鮮明的凸顯這一理念，尤其在解《二南》詩時更是如此。

檀作文先生在《朱熹詩經學研究》一書中也提到了朱熹的理學思想與其《詩》學思想的關系。在該書第四章《理學思想與朱熹詩經學之關系》中，他認為：朱熹作為理學大師，其為學的根本即在“義理”之中。其為學方法是“格物致知”、“尊德性”與“道問學”并重，以后者為手段，前者為旨歸。所以他的理學思想多假注解儒家的基本經典，其注解既能夠尊重文本求其本義，又能夠從義理上加以闡發，朱熹《詩》學就充分體現出了這一特點。

朱熹自身深厚的文學素養對其治 《詩》的影響是使其《詩集傳》解詩之所以呈現出鮮明文學性的重要原因。莫礪鋒先生的《朱熹文學研究》，郝桂敏先生的《宋代〈詩經〉文獻研究》，以及檀作文先生的《朱熹詩經學研究》都對朱熹從文學角度解詩進行了專門論述，尤其是檀作文的《朱熹詩經學研究》及其單篇論文《朱熹對〈詩經〉文學性的深刻體認》對此更是論述頗詳。

此外，對于朱熹從文學角度解詩來說，其“淫詩”說也是這方面研究的極重要的內容。莫礪鋒先生和郝桂敏先生都從“淫詩”說的產生原因上進行了探討，認為“淫詩”說是朱熹理學思想與文學思想碰撞的產物，是朱熹從文學角度解《詩》的必然結果。

由此，根據現有研究成果和學術觀點，我們認為朱熹《詩集傳》是宋代學術文化的產物。宋代始終堅持重武抑文的基本國策，從而大大促進了宋代文化的發展繁榮。宋代統治者十分注重招攬人才，并以此對科舉考試的內容做出了重大調整，與前代科舉考試相比，更注重考察經文大義、申說義理，這就極大地促進了宋人獨立思考，對宋代學術風氣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宋代發達的文化事業使宋代書院較前代有了長足發展，進而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封建教育體系，宋代書院也成為促進宋代學術交流重要基地。除此之外，宋代先進的雕版印刷使宋代藏書之風大盛，宋人讀書眼界也因此較前人更為開闊，促進了學術的普及和興盛，從而惠及宋代的《詩經》研究。

宋人說《詩》的疑古風氣對朱熹《詩集傳》有極大的影響。自北宋時起，就漸漸興起了疑《序》風潮，并出現了許多疑《序》，甚至廢《序》的《詩》學著作，如歐陽修的《詩本義》和蘇轍的《詩集傳》。南宋的《詩經》研究更是繼承了北宋《詩》學的研究風氣，并在南宋初期掀起了《詩經》研究的高潮，新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學者們競出新意，辯駁不休。尤其在尊《序》和廢《序》的問題上爭論激烈，成為當時《詩經》研究最主要的特征。南宋廢《序》派的廢《序》態度更為激進，對《小序》發起了全面的攻訐。鄭樵的《詩辯妄》和王質的《詩總聞》都是南宋初期廢《序》派著作的典型代表。在這種學術空氣下進行《詩經》研究的朱熹必然受到了宋代《詩》學諸家的深刻影響，并在朱熹自身《詩》學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分別體現出來。而隨著《詩》學思想的逐步確立，朱熹最終接受了廢《序》派的《詩》學觀念，并將之進一步發展下去。

朱熹自身的理學思想在其《詩集傳》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處于封建時代后期的宋王朝經歷了巨大的歷史轉折，宋代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統治者內部的矛盾都極為尖銳。在這樣強大的外力驅動下，傳統經學也出現了相應的變化以適應新的歷史要求。宋儒在繼承傳統儒學的基礎上建立起了新的思想體系，理學以新儒學的面貌為封建統治服務。因此理學在宋代社會的產生和興起是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產物。理學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存天理，滅人欲”，其思想核心是在繼承傳統儒學的基礎上維護儒家的倫理綱常，并將之上升到哲學的高度。理學思想逐漸滲透到了宋代社會的各個方面，尤其在文化教育中強烈地體現出來，而自古以來就具有詩教傳統的《詩經》更是肩負起這樣的教化任務。宋代學者解《詩》都深受理學思想的規范，從而整體上都呈現出比較濃厚的倫理道德色彩。作為理學大家的朱熹更是注重在解《詩》說《詩》中申說理學思想，其對《小序》美刺之詩的改造，正是朱熹以理學思想解《詩》的必然產物。

朱熹由于自身深厚的文學素養和一貫重視文本的讀《詩》方法，加之之前的學者們對《詩經》文學性的初步闡釋，使朱熹終于打破了傳統經學的束縛，在后稿《詩集傳》中從文學角度解《詩》，從文本出發探尋詩歌本義，撥開了經學的迷霧，展現出了《詩經》無與倫比的文學光芒。在從文學角度解《詩》的基礎上，朱熹發現了《詩經》中情詩的存在，并大膽提出了“淫詩說”，這也是朱熹從理學和文學雙重角度解《詩》的綜合產物。雖然“淫詩說”的出發點不免迂腐，但朱熹至少正視了情詩的實質，啟發了后世的《詩經》文學研究。

綜上所述，宋代的學術文化和疑古惑經的學術風氣，以及朱熹自身的理學思想和文學素養，都成為朱熹最終由尊《序》轉而廢《序》的強大驅動力。朱熹《詩集傳》前后稿的嬗變，也正是朱熹自身《詩》學思想的發展歷程和集中體現。

［1］ 束景南.朱熹佚文輯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2］ 莫礪峰.朱熹文學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3］ 檀作文.朱熹詩經學研究.學苑出版社，2003.

［4］ 郝桂敏.宋代《詩經》文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5］ 莫礪鋒.從經學走向文學：朱熹“淫詩”說的實質.文學評論，2001（2）.

［6］ 郝桂敏.南宋前期《詩經》研究的主要特征.遼寧大學學報，2002，（2）.

［7］ 郝桂敏.論宋代《詩經》學的主要發展階段及其特點.沈陽師范大學學報，2003，（5）.

［8］ 檀作文.朱熹廢《詩序》祥考.中國詩歌研究，2003，（1）.

［9］ 檀作文.朱熹對《詩經》文學性的深刻體認.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