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要面子

雷頤

晚清政治格局一大特點是地方勢力慢慢崛起，中央政府漸漸大權旁落，此乃清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固然多多，其中……竟然把外交這種現代國家中央政府最重要的國家政治、最重要的權力交與“地方”處理，哪個地方有此大權，哪個地方自然要崛起、“坐大”。

中國向來以自己是位于“天下”之中、文化最為發達、優越的“華夏之邦”自居，四周都是文化、制度遠不如中國的“蠻、狄、夷、戎”，中國是“天下共主”，而周邊各國都是中國的“藩屬”。在這種“宗藩”關系中，中國皇帝是“天子”，有“德化蠻夷”“涵養四方”的責任，藩屬國要到中國來朝貢，藩屬國立新王也要經中國皇帝冊封。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沒有近代意義上的外交觀念，自然也沒有外交機構。在傳統關系中，對外的交往就是“宗主”對“藩屬”的管理，所以管理對外交往的機構就是“理藩院”?？傊?，當時只有“理藩”而無“外交”。

鴉片戰爭開始后，這種狀況漸漸改變。清政府不得不與英、法等國打交道，雖然中國被英國打敗，但清政府自己是“天朝上國”的觀念和面子還很強，仍視此時的西方列強為傳統“藩屬”，不屑也根本不想與之“外交”。不過，中英簽訂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中國被迫開放了五口通商，中外交涉劇增，南京條約中被要求開放的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拔蹇凇?，成為外國人從事各種活動的法定地點，也是中外交涉的法定地點。

然而困難在于，列強絕不承認自己是清王朝的“藩屬”，因此堅決不同意“理藩院”與自己打交道；但清政府心理、觀念、面子上仍自認為是高他國一等的“天朝”，絕不可能成立現代意義、各國平等的“外交部”與各國打交道。無奈之中，清政府終于想出了解決此難題的“妙招”，在1844年設置了五口通商大臣，處理這些地方的中外交涉事宜。由于這“五口”都在南方，廣州是對外交往較多的地方，所以五口通商大臣開始由兩廣總督兼任。但隨著上海的開埠，外國人的活動重心向此移動，因此從1859年起，五口通商大臣改為由江蘇巡撫或兩江總督兼任。設立五口通商大臣，其目的是將對外交涉局限在“地方”，不讓外國人進京，以符合中國傳統體制。而且，從觀念上說，這樣清政府仍有一種虛幻的滿足感，即中國仍是“天朝上國”，那些“蠻夷之邦”只能與中國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不能或曰根本無資格與中國的中央政府打交道。

為進一步打開中國大門，英、法又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果又是中國慘敗，簽訂了不平等的《北京條約》，英法等國取得了公使駐京的權利。另外，在列強的壓力下又增加了許多沿海沿江開放口岸，長江以南由原來的五口增設為十三口，長江以北新開牛莊、天津、登州三口。清政府于是將原來的五口通商大臣改為“辦理江浙閩粵內江各口通商事務大臣”，后來演變稱為“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在天津新設“辦理牛莊、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務大臣”，后來演變稱為“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南北洋大臣都是為“通商”而設，反映出當時仍想保持與“狄夷”只有“通商”關系而無外交、政治關系（因其無資格）的名分。

由于與北京近在咫尺，再加清廷仍是盡可能將對外交涉活動局限于地方，所以北洋大臣在天津設立之初實際就參與了國家外交活動，與外國許多條約的簽約地都是天津而不是首都北京，有些國家的代表到了北京，清政府仍堅持要他們到天津。各國外交人員只能在中國的“地方”、并主要是與“地方官”打交道明顯不舍國際慣例，引起各國強烈不滿。但清政府為傳統觀念所囿，一直堅持與各國的交涉只能在國門天津而不能在國都北京進行。若想進京交涉，必須先在天津等候，由北洋大臣先向朝廷呈報獲得批準后方可進京。這些規定使北洋大臣深深參與國家外交，因此，北洋大臣李鴻章被外國人稱為沒有外交部長頭銜的“外交部長”。

進一步說，負責對外交涉的南北洋大臣本無兵權，但由于是督撫兼領，既有兵權又有地方行政權，現在再加外交權，權力爆增。就南北洋的重要性而言，本來是“南重于北”，后來由于外交重心北移。北洋大臣更多地參與全國外交，漸漸地“北重于南”。

“北洋系”終成清中央政府難以駕控的巨大政治力量，對清末、乃至民國政治都影響殊深。晚清政治格局一大特點是地方勢力慢慢崛起，中央政府漸漸大權旁落，此乃清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固然多多，其中不容忽視的一點即清政府在“歐風關雨”的侵襲中已經風雨飄搖，卻仍固守于自己是“天朝上國”虛幻觀念，竟然把外交這種現代國家中央政府最重要的國家政治、最重要的權力交與“地方”處理，哪個地方有此大權，哪個地方自然要崛起、“坐大”。許多年后，正是北洋大臣袁世凱成為滿清王朝最重要掘墓人之一。

如此結局，是當初為維護傳統“禮制”和“面子”、想把外交局仍限于“地方”而設南北洋大臣的清廷萬難想到的。囿于陳腐觀念而終將害己，此又一例，真乃俗語所云“死”要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