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困局與中國經濟增長

鞏文娟

摘要：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是過去二十多年世界經濟非常態高速增長的終結。對于中國來說，隨著有利的外部條件和內部約束機制的轉變，中國經濟問題的解決更多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凱恩斯主義式的需求管理。當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或外部吸收降下來時，也要求競爭方式跟著發生相應的轉變。

關鍵詞：世界經濟；中國經濟；困局；增長前景

中圖分類號：F820.5；F114.3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3.33文章編號：1672-3309（2012）03-72-02

自2007年初美國爆發的 “次貸危機”引發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以來，全球經濟險象環生，失業率高居不下，銀行倒閉，股市暴跌，企業破產，經濟衰退。歷時四年多，世界經濟仍然無法走出低迷，隨著希臘，愛爾蘭，葡萄牙主權債務危機的升溫，債務危機開始從歐元區外圍國家向核心國家蔓延。世界經濟將走向何方，學者們眾說紛紜。對于經濟危機的根源，大多認為次貸危機是直接原因，如寬松的貨幣監管，過度的貨幣供給，過高的消費率等[1]；也有些學者從其他角度入手解釋，如重大革命性技術未能實施并廣泛應用[2]，經濟的長波運行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偏離差距過大[3]等。實際上，如果從一個較長時間和更廣闊的空間看，就會發現華爾街金融風暴就是一種非常態經濟增長的終結。中國經濟在過去依靠有利的外部條件，呈現出低消費、高儲蓄、高投資、高外貿依存度，以及增長顯著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特征。隨著外部條件和內部約束條件的轉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也須作出調整。

一、世界經濟特定條件下的非常態高增長

戰后西方主要民主國家，普遍擴大了人民民主參與權，福利主義盛行，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下，刺激了政府過度發行貨幣，財政赤字居高不下。然而，20世紀80年代，美國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主導的技術創新取得突破并進入大規模運用階段，不僅使得供給端更有效率，還產生了新一輪巨大有效需求。加之柏林墻倒塌，前社會主義國家轉軌市場經濟使得25億廉價勞動力融入到世界市場，這二者共同穩定了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工資和商品價格，使得美國擴張貨幣而沒有通貨膨脹。正是這些因素的積累作用，美國經濟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長，吸收了世界上近70%以上的新增儲蓄，美國由原來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和債權國變為了最大的資本輸入國和債務國，美國自然也由此成為該期間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

今天，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剩余勞動已接近用完，以不變價格獲得無限勞動供給已無可能；短期里，也看不到能夠替代IT革命的技術革命。今天，過度發行貨幣而沒有通貨膨脹的時代已經去而不返了。所以，還處在金融危機之中，大宗商品價格也輪番地大幅上漲。 在金融危機中，一些國家已經不得不緊縮財政了[4]。金融危機是深刻的教訓，過去借錢消費、超前消費的行為方式已不再時髦。危機中實施財政緊縮無疑是痛苦的，也不可能靠一、兩年的緊縮恢復健康的財政狀況，未來人們會更加重視財務紀律。這帶來我們一個基本判斷：過去二十年，世界經濟其實是一種非常態的高增長，未來世界經濟將從過去的非常態高增長恢復到常態的增長。

二、西方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困難

當今的世界經濟并不是簡單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而是存在重大結構失衡的問題。

華爾街金融危機后，美國的失業率高達10%。奧巴馬政府和美聯儲貨幣當局安排了巨大的財政刺激計劃，但失業率仍居高不下。政界認為原因在于人民幣的低估，沒有價格和工資管制。世界經濟存在的重大結構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國家的高福利、高工資，在于中國經濟存在著的“投資沖動”和“消費壓抑”。 法國只是要減少一點福利，增加勞動市場的彈性，就遭到了工人的罷工反對。柏林墻倒塌，25億廉價勞動力融入到世界市場，西方國家的高福利、高工資應該不能維持了。然而過去20年，由于來自發展中國家廉價制造品對于物價的抑制，西方國家的實際工資不但沒有向下調整，反而是上升了。這才是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的根本原因，也是金融危機爆發的深層次原因。

西方國家不降低高福利，不增加勞動市場的彈性，無法面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競爭，世界經濟也不可能重回高增長、低通脹軌道。由此，西方的問題，在于民主政治，在于福利主義。這里不是反對民主政治和社會福利，而是如何使民主體制、選舉政治、福利制度與審慎財政和穩定貨幣相協調，才是西方國家今日面臨的需要解決問題！但這樣的調整顯然不容易。擴張貨幣已經不可能真正刺激實體經濟了。過去二十年，各國貨幣擴張的另一個后果，是當今世界流動性泛濫、熱錢成災，但凡供給彈性偏低的產品都容易變為資產。貨幣擴張帶來的將不主要是就業增長，產量增加，而是資產泡沫，投機盛行。今天的中國經濟的各種“炒”就是這樣的投機經濟。

三、中國特殊的經濟增長結構

（一）中國的高增長及增長結構源于工業化和城市化

事實上，高儲蓄、高投資是一個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必不可少的一個條件。但是中國的高增長有兩大不同尋常的特征：一是中國的高增長時間長，增長速度也高，在30年的時間里保持了9.1%的平均增長率；二是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本來偏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呈現出上升的趨勢，而本來偏低的消費率則呈現出下降的趨勢，需求和供給的結構在發生著不對稱的變化[5]。因此，要引入幾個因素加以解釋。 首先是中國特殊的人口結構以及與之相聯系的“人口紅利”。從上個世界60年代開始，中國適齡勞動人口逐漸上升，到2004年，適齡勞動人口比重已經達到72%,加之上世紀70年代以來計劃生育政策的強制推行，中國經濟社會在整體上呈現出典型的青壯年特征。在一個人口結構正常穩定的社會里，不需要借助國際社會來實現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可以追求國際收支平衡、貿易平衡。但是中國社會的人口結構不是正常穩定的狀態。中國社會所呈現出的典型的青壯年特征，決定了中國經濟必然在整體上呈現出儲蓄大于投資的局面。作為國家整體，儲蓄大于投資就要表現為貿易順差，否則，經濟的均衡增長就不能實現。在這段時期之內，中國經濟不能靠自身維持充分就業下的均衡高增長。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經濟就處在這樣的時期。

（二）中國經濟典型特征及非常態發展所存的問題

首先，中國國有經濟比重高，政府介入具體經濟活動深，這使中國經濟具有典型的軟預算約束特征。其次，產權國有，特別是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國家壟斷所有，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高，加之教育、醫療、失業、養老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等原因，制度性的“消費壓抑”形成高儲蓄率和低消費率。第三，外需的至關重要性。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克服1998至2002年期間所面臨的生產過剩和通貨緊縮壓力，成功實現持續高速增長，正是得益于加入WTO之后外需的強勁增長。對外開放為我們帶來大規模工業生產的知識、技術以及大范圍市場交換的契約，對外開放為我們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初始的和持續的推動力。因此，排除社會保障不健全、教育社會化程度低以及高房價等對于消費的抑制作用，中國經濟仍然會是一個高儲蓄、低消費的國家，經濟仍然呈現巨額貿易順差。

在貿易順差下，中國又存在著長期的資本項目順差。但我們也要看到這種“扭曲”存在的積極作用，其在于通過外資的流入讓國外的技術、管理、關于生產和市場的知識與我們眾多的人口相結合，形成了現實的生產力。 “扭曲”背后其實是暗藏巨大收益的，但是這種扭曲政策存在很大的負面效應，表現為資源過度利用，環境遭到破壞，國民的收入沒能隨經濟增長同步增長，積累的巨額外匯儲備承擔著越來越高的風險。我們還得清楚，上述現象收益超過成本，不僅要以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為前提，而且需要有利的外部條件。其核心是我們形成的巨大產能要能夠被外部世界有效吸收。當勞動市場上劉易斯拐點到來后，增加就業的好處就減少或者消失了；當外部吸收降了下來，不能有效吸收我們因扭曲和過度投資而形成的巨大產能的時候，那么低消費、高儲蓄、高投資、雙順差這樣的增長結構，以及與這樣的增長結構相伴隨的高增長就不能維持了。

中國經濟還將面臨世界性超發貨幣的難題。上文指出，西方國家超發貨幣并不會增加他們的就業，這些錢一部分就會流向新興經濟體。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下，熱錢就會大量流入中國，從而造成中國流動性過剩，資產泡沫。為了避免以房地產為主的資產泡沫，中國經濟已不能承受貨幣擴張之重了。否則，流動性泛濫，投機盛行，這對于我們這樣人口眾多、資源貧乏、人力資本含量不高的國家勢必是災難。房地產泡沫會剝奪窮人，補貼富人，造成兩極分化；會增加制造業成本，長期里將嚴重傷害制造業的競爭力；還可能給銀行體系造成潛在風險。泡沫最終會破裂的，泡沫愈大，最終造成的破壞會愈大。面對眾多挑戰，中國經濟也要適時做出調整。

四、中國經濟的選擇

既然世界經濟過去的高增長是非常態的高增長，最終必將回歸常態增長，于是我們的外需增長也將回歸到常態水平。開發內需，主要是國內消費需求于是變得至關重要。

（一）這是一個轉軌國家的制度制約問題，而不是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消費傾向不足問題。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的比重過高，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國家所有，以及上游產品壟斷經營等等嚴重制約了個人和家庭的收入增長。這些都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要通過改革制度才能解決。

（二）這又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的發展問題。廣大中下層人民收入的提高，最終要依靠制造業來實現。然而今天的經濟是耐用品經濟，其特征是生產能力超過消費能力，為此需要外需吸收我們的勞動密集制造品。外需對于中國經濟長期至關重要?，F在面臨外需減少，這就構成了矛盾。好些人認為農村存在巨大的存量需求可以開發。但實際并不是。追根溯源，不僅農民將來之收入提高依賴于制造業，就是他們既有的收入也是來自于制造業。邏輯上，我們要靠工業發展來讓農民富起來，而不是通過農民的消費來吸收工業的巨大產能。

（三）克服“投資沖動”也具有必要性。給定人民幣不得不緩慢升值[6]，而西方國家超發貨幣不易停下，那么資本項目管制可能不得不重新嚴格起來。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私人所有可能也是必要的政策選項，這不僅增加了吸收過量貨幣的廣闊天地，可以有效避免房地產泡沫漲大，同時還可以有效增加民眾收入，增加國內消費。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公有而老百姓是富裕的，國內消費需求是旺盛的。

要使我們的外需增長回歸到常態水平，那么中國經濟必須調低增長預期。無論從需求方面看，還是從供給方面看，曾經8%以上的高增長的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改變。未來中國經濟將會告別8%以上的高增長時代，很可能會回到一個7%左右的中速增長時代。同時，增長方式、競爭方式也要隨著約束條件的轉變而轉變。

參考文獻：

[1] 宋玉華、葉綺娜.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再平衡及其挑戰[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0，(05).

[2] 方芳、唐五湘. 重大革命性技術與經濟危機的關系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9,（12）.

[3] 文進.美國經濟危機原因及其影響的新解釋[J].當代財經，2010,（10）.

[4] Tom Bramble.Crisis and contradc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J]. Journal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economy.

[5] 謝作詩、李善杰.中國經濟的增長結構：原因及含義[J].社會科學戰線，2011,（11）.

[6] Eswar Frasad.The world economy: Bottoming outor arespite before the next grungh[J]. Catojoumcd, Vol. 30, No.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