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產業政策的演進及其對中日貿易的影響

【摘 要】 戰后日本的產業政策取得很大的成功。近年來，中日貿易得到了迅猛發展，其中產業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v觀以往幾十年日本經濟的發展歷程，其獨特的產業政策在產業結構轉換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不可估量，如果中日兩國鞏固現有的傳統貿易并積極開拓高附加值的商品貿易，則兩國間貿易結構將逐步得到調整和升級。文章通過對日本各個時期的產業政策的演進分析，提出當前我國對日貿易的定位。

【關鍵詞】 產業政策中日貿易產業轉移對策

1. 日本產業政策的演變歷史

1.1戰后產業復興時期（1945～1960）

二戰后，日本的經濟體系遭受到沉重的打擊。原有工業固定資產破壞嚴重；原材料及糧食進口的渠道被切斷；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都很高；社會再生產秩序混亂。因此，當時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是恢復和穩定經濟秩序。這一階段日本的產業政策是很彈性的，能夠迅速及時地根據國際經濟形勢和國內經濟環境的變化而作出調整。

1.2高速增長時期（20世紀60年代）

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從經濟實力來看，已躋身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大國行列；從技術水平看，重要產業的生產技術已經趕上和達到當時世界的先進水平；從工業化發展來看，真正實現了重、化學工業化；從對外經濟關系看，出現了出口額的大幅增加和經常性的貿易順差。在這一時期，日本采取了一整套揚長避短，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其中主要是：在恢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確立了政府、金融機構、社會經濟團體、企業以及從業人員、消費者等相互協調的經濟體制。利用協調的力量充分發揮社會各方面的經濟優勢，克服社會競爭不足和競爭過度兩方面的不利影響。

1.3產業調整轉型時期（20世紀七、八十年代）

經過20世紀60年代的高速增長，日本的經濟實力和產業競爭力迅速提升。但進入70年代，日本的經濟遇到國內外諸多挑戰。在國內外的壓力下，日本及時地調整了產業政策的方向，首先，加大節能技術和高技術開發，發展節能產業，其次，加快“高加工度化”和“知識集約化”。1970年公布的《70年代的通商產業政策》提出，產業結構將從以資本密集程度高的重、化學工業為中心轉向以知識密集程度高的加工裝配工業為中心的結構轉移；1975年公布的《產業結構長期展望》進一步增加了尖端技術開支政策；1980年公布的《80年代的通商產業政策》提出，建立以尖端技術領域為中心的產業結構。

1.4經濟全球化時期（20世紀90年代至今）

20世紀90年代之后，日本經濟發展戰略進一步調整，從注重國外技術的引進吸收轉變為向創造性的知識密集型行業邁進。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由單一增長為目標向以“生活大國”為目標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出口主導型向內需主導型轉變。在泡沫經濟之后，提出《新技術立國》和《科學技術創造立國》，并制定了“以科學領先，技術救國”的方針，調整產業結構，建設知識密集型產業。政策要點中提出的低碳技術發展及技術創新政策等，對我國制定“十二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以及相關的產業發展規劃均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2. 日本歷次產業政策調整對中日貿易的影響

產業結構決定進出口結構，進出口商品結構是產業結構的延伸和反映。一國進出口商品的變化反映了該國產業結構的變化。在出口商品結構中，食品、初級產品以及紡織產品的比重下降，工業制成品以及金屬制品的比重上升，產業結構升級表現為農業向制造業的轉變和制造業內部的轉變。同時，產業結構轉換過程中會引發對特定商品的進口需求，從而影響進口商品結構。就日本而言，產業的這種決定關系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支柱產業的轉換優化了出口商品結構，另一方面，日本國內資源貧乏使得產業發展對進口原料、燃料的引發需求更為明顯。

2.1日本對華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體現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

日本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反映出了經濟發展過程中主導產業轉移的現象。中日邦交正?；瘯r，日本的重化學工業已得到飛速發展，出口商品結構呈現出重化學工業化特征。在日本對華出口中，工業制成品占了很大比重。隨著日本產業結構重心的轉移，政府對電子信息產業、知識密集型產業和第三產業投入的加大，電器制品及零件的對華出口逐步增加，同比增長加快；對華技術貿易和服務貿易也有了新的發展，日本在中國技術引進國別中，始終居前4位。日本對華出口結構的上述變化與其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是分不開的。隨著日本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進口商品的內容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日本的重化學工業化是以鋼鐵等金屬原料和以石油等礦物性燃料的大量進口為基礎發展起來的。石油危機后，對石油的進口需求急劇增加；同時，由于原材料型產業的衰落，鐵砂等金屬原料的進口比重逐漸下降。隨著日本由重化學工業化向高度知識密集化轉變，由加工型貿易體制向經濟成熟條件下的貿易體制轉變，對進口原料和燃料的依賴度逐漸降低，其進口商品中，礦物型燃料的比重隨之逐步下降，進口商品也轉向工業制成品。

2.2日本對外投資成為影響中日貿易商品結構的新生變量

產業結構調整促使日本加速制造業的海外轉移。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加快了對東亞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的步伐。據統計，1995年日本民用電子、電器產業在海外擁有據點311個，比1985年增加了173個，其中設在中國的據點由4個增加到39個。一般而言，對于東道國來說，直接投資對貿易會先后出現進口誘發效應、進口替代效應、出口誘發效應和返銷效應。從近年日本對華投資急增、中國對日貿易大進大出和中日產業內貿易指數的迅速提高等情況來看，日資企業對于中國進口出口的替代和誘發的效應是相當明顯的。

2.3中國積極應對日本震后的產業轉移

日本3.11大地震之后，兩個從前鮮為人知的事實也浮出水面。一個是“失落的王國”，即本次重災區的日本東北部地區，作為全球高端制造業的重要基地之一 ，是全球半導體，汽車主要零部件和電機零部件的高科技產業集群地區。第二個是“沉默的王者”，雖然長期萎靡不振的經濟削弱了日本在全球舞臺上的活躍程度，但實際上日本仍然牢牢地掌握控制著全球制造業的高端領域，左右著關鍵零部件的全球供應網。中國的地方政府和企業該如何把握這次機遇？應該有的放矢地爭取日本東北災區企業將高端制造轉移到中國來。首先要對有“制造業王國”之稱的日本東北地震災區原有的產業結構進行分析研究，在掌握日本東北災區產業分布情況的基礎上，對應該爭取當地哪一部分的產業轉移到中國來，以及如何爭取他們把產業轉移過來準備一套解決方案。中國與過去相比已經積累起較為雄厚的資金能力，同時，中國還是日本產業在海外最大的市場，這也是一種優勢，中國要利用市場的優勢給日本產業界壓力，促使它把高端制造轉移到中國來。

對正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我國來說，“十二五”時期將是一個重要的轉型期，也是一個重要的機遇期，日本2010年經濟產業政策重點中透露的諸多重要信息，對我國制訂“十二五”經濟和產業發展規劃，以及相關技術發展規劃均具有很好的示范和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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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欣雨（1990-），女，漢族，山東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作者單位：山東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