茗留芬芳處

中國茶葉在交通史上的歷史事實以及由此形成的豐富而多樣的線路遺產則舉世公認。在歐洲，茶葉成了西方人看待中國的一個重要的歷史媒介。更有甚者，中國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歐洲人的生活習慣也有案可稽。

在絕大多數人的認識里，CHINA（中國）的稱謂來自西方對陶瓷（China）的別稱、指代和轉義，理由是陶瓷為中國的“原鄉”—發明最早且最有代表性。其實此說并不周圓，感覺似是而非；如果我們鍵入搜索器查詢，會發現CHINA（中國）的來源并非如此簡單，方家諸說見仁見智，意見大不一致。大體來說，主要來源有三：經典詩文方面，有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說，古印度喬胝厘耶的《政事論》說，《舊約全書》說等等；器、物名方面有“瓷器”說、“茶葉說”、“絲綢說”等等；國名與族語方面有“秦說”、“苗語說”等等，不一而足。其中，“茶葉說”不啻為代表性的一種，實堪為中國之重要物化形象。

近來偶讀英國學者莫克塞姆《茶：嗜好、開拓與帝國》一書，發現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茶在中國成為普遍的飲料之后又過了許多世紀才被傳到歐洲。據我們所知，在歐洲最早提到茶這種飲料是1559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一本名叫《航海與旅行》（Navigatione et Viaggi）的書。該書的作者奇安姆巴提斯塔·拉繆西歐（Giambattista Ramusio）敘述一位波斯人告訴他的有關“Chai catai”（中國茶）的故事：他們拿出那種草本植物—它們有的是干的，有的是新鮮的—放在水中煮透。在空腹的時候喝一兩杯這種汁水，能夠立即消除傷寒、頭疼、腰疼以及關節疼等毛病。這種東西在喝的時候越燙越好，以不超出你的承受能力為限。

在16世紀的后幾十年中，其他幾次對茶葉的簡要提及出自從東方回來的歐洲人，其中多數是在東方從事貿易和傳教的葡萄牙人。一位名叫揚·胡伊根·范林斯索頓（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的荷蘭人最早激發了人們將茶葉運輸到歐洲的想法。他在1595年出版了《旅行雜談》（Discourse of Voyages）一書，并在三年后出版了該書的英譯本。在書中他描述了位于東方的一個遼闊的葡萄牙殖民地帝國，提供了詳細的地圖，并介紹了那里的各種令人驚嘆的東西。荷蘭人和其他國家的人也跟著葡萄牙人來到了東方。在范林斯索頓提到的物品中，有一種在中國和日本稱為“朝那”（chaona）的東西：“他們飲用一種放在壺中用熱水沖泡的飲料，不管在冬天還是夏天，他們都喝這種滾燙的飲料?！保╗英]羅伊·莫克塞姆：《茶：嗜好、開拓與帝國》，畢小青譯，三聯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6頁。）

這顯然又是諸多“中國茶葉”版本中的一版，所述CHINA、“朝那”（chaona）、“支那”與茶葉在與外域的歷史交流中遺留下的另一種古漢語之“洋涇浜”痕跡，此說雖只是諸多茶葉釋名版的一個新增版本，卻分明表達了“中國茶”在歷史中的特殊地位，成為中國“物流”外交史上一個熟悉的使者身影。

可以加入語言佐證的例子還有，在為數不多的中國事物西語音譯的例證中，茶即為其中之一范。根據方言學家的觀點，英文Tea，法語Thé，德語Tee等在讀音上與閩南方言中茶（Dé）的讀音相似，而福建閩南沿海，特別是泉州、漳州、廈門自宋元以降就一直是中國對外開埠的重要口岸，也是“海上絲綢之路”一個重要的起點，在所殖越貨者中，瓷器和茶葉最具代表性。歐洲主要國家從閩南人方言轉譯亦無妨聊備一說。

“中國”釋名說多種多樣，無論“朝那”、“秦”、“秦那”是否確指“中國”，恐皆成懸案，何況語言符號的“能指”與“所指”永遠處于所謂的“不穩定指涉”結構中，各自言說的情狀仍將延續，并會在一些不了解“中國”本義的人群中形成“歷史想象”更大的語義場，后續之解疑注疏或還將層出，茶葉在中國外交與物流史上的符號形象也將一直扮演下去。

然而，中國茶葉在交通史上的歷史事實以及由此形成的豐富而多樣的線路遺產則舉世公認。在歐洲，茶葉成了西方人看待中國的一個重要的歷史媒介。更有甚者，中國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歐洲人的生活習慣也有案可稽。據人類學家西敏司《甜與權力》所提供的資料，在18世紀中期以前，甚至連英格蘭都變成了一片嗜茶之地。英國人日常飲食的變化，標志著每一個英國人的消費習慣與英國之外的世界，尤其與帝國的殖民地聯系在一起，至19世紀，茶已成為歐洲民眾生活的必需品。1820年代，每年都有數以萬噸的茶進口到歐洲，單在英國，每年都有超過3000萬英鎊用于茶葉的消費，而進入歐洲市場的茶葉都來自中國南方的沿海省份。

另一位人類學家薩林斯在題為“資本主義的宇宙觀—‘世界體系中的泛太平洋地區”的討論中曾以“中國貿易”為題，闡述了中國作為中華帝國“我者”與西方世界“他者”和茶葉作為西方物質文化的“他者”所充當的歷史性文化使者的特殊價值。茶葉既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奢侈品，又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祭神之物。王銘銘認為，茶是東方的典范形象。歷史是一個魔術師，時而翻云覆雨，將許多“詞”與“物”翻轉顛倒，仿佛中國歷史上“番”的指稱線路：從他稱，到兼稱，到被他稱，到自稱?！安枞~”與“鴉片”不啻為例，某種意義上說，鴉片戰爭與中國茶葉貿易存在密切關系。

肖坤冰的博士論文即專事考察武夷茶在海外的兩條傳播線路，她的研究為人們提供了福建武夷茶之蒙古、俄羅斯等東歐國家文化傳播的線路圖：

在這條茶葉之路上遺留的地名中積淀了大量與茶有關的歷史遺跡，證明這條物質流動之路與文化傳播空間的重合。例如，恰克圖是晉商與俄商進行茶葉交易的城鎮，俄語稱茶葉為“恰依”（chai），“恰克圖”中的“恰”就是指茶葉，“克圖”則是蒙古語“地方”。所以從地名學與音譯的角度考慮，“恰克圖”就是茶葉交易的地方。至今，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茶”一詞的發音都近似于“cha”，這都是通過陸上茶葉之路的傳播，從我國北方“茶”的發音音譯過去的。這些“茶”的讀音雖有差異，卻都表明所有的茶葉源頭殊途而同歸，它們都共同指向中國……不管是武夷巖茶在東歐大陸傳播的“cha”之路，還是正山小種通過海路在西歐的傳播，在17世紀至19世紀初的兩三百年間，由閩北山區流向世界市場的茶葉一直在東西方的交往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在肖坤冰的大作即將問世之際，她與徐洪舒先生合作的《人行草木間—貴州久安古茶樹的歷史人類學考察》即將付梓?？上部少R。

借囑托作序的機會，借“人行草木間”之書名，和“茗留芬芳處”以志賀。

是為序。

彭兆榮 2012年11月20日于廈門大學海濱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