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道教音樂現狀調查

甘紹成　朱江書

【摘要】本文根據筆者在2007年6月至2008年5月期間對成都境內相關地方流傳的道樂所做的調查，就成都道教音樂的研究現狀、傳承現狀，以及存在問題進行了綜合分析。

【關鍵詞】道教音樂；現狀調查；存在問題；綜合分析

【中圖分類號】J60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139（2013）01-0092-8

成都道教音樂（以下簡稱成都道樂）也稱川西道教音樂，是指流傳在四川成都境內道教名山、宮觀和各區市縣城鄉民間道壇中使用的音樂。該音樂歷史悠久，其源頭可追溯至1800多年以前東漢時出現的五斗米道齋醮科儀音樂。經過歷代道士的傳承，現已發展為融南北道教經韻之精華，匯名山道觀古雅與民間道壇通俗之風，具有濃郁川西地方風格的傳統道樂。

一、成都道樂的研究現狀

成都道樂的歷史悠久，流派紛呈、形式多樣、曲目豐富，在中國道教音樂中有其突出的地位與影響。但由于諸多原因，成都境內的道教活動在上個世紀五十至六七十年代，曾一度中斷或蕭條：道教音樂瀕臨消失。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家宗教政策得到落實，在政府宗教部門的關心支持下，成都的道教活動開始恢復，道教音樂的天籟之聲又回響在川西道教的洞天福地和城鄉庭院。1979年以后，隨著我國對外交流的日益增多，成都道樂開始受到國內外音樂、文化界的關注，其影響也逐漸擴大。1993年以來，隨著“祈禱世界和平，護國佑民羅天大醮”大型法會、“全真派建國以來第二次傳戒法會”、第一、第二屆“中國道教文化節”的舉辦，以及青城山仙樂團、成都青羊宮道樂團在四川成都的相繼成立，成都道樂的影響力也日益增強，不僅在成都及其周邊相鄰地區廣為傳播，并且在香港、臺灣、東南亞地區和日本、美國都產生了_一定影響。目前，隨著人們對“人類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認識的不斷加強，成都道樂也受到各級政府宗教、文化部門的高度重視。自2006年以來，成都道樂先后被列入市級和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并于2008年6月批準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受到各級政府的保護。

對于這一文化遺產，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作為本課題負責人的甘紹成，就曾對境內的青城山和青羊宮道樂進行過考察；1987年以后，他又以《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四川卷》編輯的身份，與其他同仁一道，在成都主城區、龍泉驛區、溫江、崇慶、大邑等地作過考察；后來，因參與其他課題的需要，他又將調查范圍擴展到了雙流、郫縣、新津等地，為后來編纂《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四川卷》道教音樂部分提供了較為翔實的資料。

而今，時間已過去20余年。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社會習俗的變遷，以及人們對傳統文化認知度的改變，成都道樂在諸多方面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存在哪些問題？以及我們將如何去保護和利用？都是需要我們通過重新調查并進行綜合分析來回答的。

值得說明的是，為完成本課題調查任務，我們在2007年6月至2008年5月期間，曾對成都道樂進行了又一次較為深入的調查。此次調查的重點，主要在成都境內的雙流、新津、蒲江、大邑、邛崍、崇州、溫江、都江堰、主城區等地進行。調查的對象，大多是在當地道教音樂界有影響的道士，也有個別是與道教音樂有關聯的退休教師、文化干部。既有年齡在92歲高齡的老人，也有年齡僅為21歲的青年。我們采用的調查方式，除個別走訪、集體座談、問卷調查外，還在實地對舉辦的道場活動進行了錄音、錄像和拍照，并結合查閱文獻資料和電話回訪等方式進行核實，力求做到“收集全面，資料翔實，數據準確，避免遺憾”。

由于成都道樂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早在20世紀40年代，我國著名音樂史學家楊蔭瀏先生就曾在青城山天師洞搜集道教音樂。1984年以來，法中友好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藝術委員會負責人讓·皮埃爾-吉來姆，中國音樂學院何昌林，四川音樂學院甘紹成，四川省音樂舞蹈研究所董陽，都江堰市群眾藝術館蔣純勇，臺灣國立藝術學院呂錘寬，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曹本冶，日本京都藝術大學滝本裕造，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吳釗，中央民族大學毛繼增，韓國漢城大學校韓明熙等學者，分別在青城山、成都青羊宮以及部分轄區考察道教音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隨著《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四川卷》編輯部的成立，通過組織和發動本地音樂工作者，開展對四川省民族民間器樂曲和宗教音樂的收集整理工作，極大地推動了成都道樂的學術研究。

二、成都道樂的傳承現狀

（一）流派

成都道樂目前仍然保持以往形成的靜壇和行壇兩大流派格局。其中，靜壇派，又稱靜居派，即全真道派。其道徒稱為靜壇派道士、靜居道士、出家道士和住觀道士。他們平時頭上挽髻，身穿道服，不結婚，不茹葷腥，住在相對幽靜的道觀，過著集體且又安閑的宗教生活。該派使用的音樂屬于全真道音樂系統，唱誦的經韻以“北韻”為主，演奏的曲牌以細樂為主，掌握的音樂多數為聲樂曲，較少是器樂曲，音樂風格古樸、淡雅，宗教氣氛濃厚，具有明顯的道觀色彩。行壇派，又稱行居派，即民間火居道派。其道徒統稱為行壇派道士、行科道士、火壇道士、火居道士、散居道士、在家道士。他們平日散居家中，可結婚養子，平時與俗人打扮無二，只在替別人做道場時才穿上道服。與靜壇派道士相比，他們常過著日夜忙碌，行居不定，替人消災的道場生活。該派使用的音樂屬于民間火居道音樂系統，唱誦的經韻以地方韻為主，演奏的曲牌以大樂為主，掌握的音樂除聲樂曲外，還擁有較為豐富的器樂曲，音樂風格粗獷、熱烈，具有濃郁的民間道壇色彩。目前，根據教派創始人、使用科書、唱腔風格的不同，成都的行壇派又分為廣成、法言、先天、靈寶、正一等道教壇派，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廣成壇。以上兩派音樂，我們分別稱之為靜壇道樂和行壇道樂。

（二）分布

據調查，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成都的靜壇道樂，主要分布在成都的都江堰市青城山、成都青羊宮、新津老君山、大邑鶴鳴山等道觀；目前，該派音樂已在原來基礎上，將分布地點擴展至成都的彭州葛仙山、丹景山、陽平觀、都江堰二王廟、八角廟、崇州上元宮、大邑川王宮，以及成都以外的綿陽、綿竹、江油、什邡、西昌、洪雅、安岳、宜賓等地的道教名山、宮觀。

另外，成都的行壇道樂，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主要分布在成都的主城區、溫江、崇慶、灌縣（今都江堰市）、大邑、郫縣、新津等，而目前，該派音樂除了繼續分布在上述地區外，我們還發現了在遠離成都主城區的邛崍、蒲江、彭州一帶也有行壇道樂的活動，僅在邛崍市境內的牟禮、回龍、永興、固驛等鄉鎮，不僅活躍著幾支由廣成、法言、先天壇派道士自由組成的道教音樂壇班，而且他們還經常往來于與邛崍交界的新津、彭山、大邑、蒲江等地舉辦道場活動。他們除各自經營著道場業務外，還在繼續傳承本派音樂。我們從調查中發現，目前成都行壇道教音樂的中心已不再是原來的溫江、崇州兩地，而是有著深厚道教文化傳統的邛崍市。據不完全統計，該市境內目前僅廣成壇道士就有50余人，先天壇道士約20余人，法言壇道士約10人。若加上還未統計到的相關人員，估計整個邛崍市現有行壇派道士約百人。

（三）類型

從上個世紀80年代至今，成都道樂分為聲樂和器樂兩大類型。

1.聲樂類型

成都道樂中最有代表性的聲樂類型是“韻曲”，是一種歌唱型的聲樂曲。其特點是，旋律性強，調式、調性明確，曲調起伏較大，結構獨立完整，采用詠唱形式演唱。根據曲調來源和音樂風格的不同，它又分為以下兩類：

（1）北韻。是清代分別從湖北武當山、北京白云觀先后傳人成都境內全真道觀中一種通用的韻曲。它的曲調風格古樸，行腔自然，不尚華彩，主要在成都的靜壇派道士中流傳。據不完全統計，北韻的曲目約有60余首。據調查，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成都靜壇派中一部分老道士聚集在一起幾乎全都能唱；而今，經過20多年的發展，目前能唱北韻的靜壇派道士則更多。其原因，一是由于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學唱簡譜在成都名山、宮觀開始普及，二是由于道觀通過舉辦道教經韻培訓班等方式，使靜壇派道士唱北韻的傳統繼續保持下去。盡管北韻曲目有60余首之多，但常用的也不外乎40首左右。

（2）南韻。是清代以來在成都行壇派道士中流傳的一種地方韻。根據壇派的不同，又分為廣成壇經韻（簡稱“廣成韻”）、法言壇經韻、先天壇經韻，靈寶壇經韻等。南韻的曲調風格古雅，行腔細膩，講究韻味，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該韻除主要在成都行壇派道士中使用外，在靜壇派道士中亦有使用，且數量也不少。據不完全統計，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成都流傳的地方韻，僅廣成韻，其唱詞多見于《廣成儀制》數百部科書中，統計起來約有200余首（包括同名異詞同曲、同名異詞異曲、異名異詞同曲、異名同詞同曲）；目前，各地仍在使用的大約有幾十上百首。

2.器樂類型

主要包括：

（1）笛子曲牌。是一種以笛子為主奏樂器，配以鐺子、鉸子、二星、引磬、木魚、堂鼓等打擊樂器合奏的器樂曲。據調查，此類曲牌在民國前后用得較多，僅成都主城區行壇派道士使用的就可多達100余首，其數量可以包括過去川劇音樂中使用過的大部分同類曲牌；而靜壇派則較少，曲目僅《小開門》、《柳青娘》、《漢東山》、《朝參》、《南景宮》、《迎送》、《將軍令》等。直至上個世紀80年代，以上兩派仍在使用的曲牌僅5至8首。如今，此類曲牌在行壇道樂中已很少使用，而靜壇派則仍在使用以往傳承下來的《小開門》、《柳青娘》、《漢東山》、《朝參》、《南景宮》、《喜悅調》等。

（2）嗩吶曲牌。是一種以吹管樂器嗩吶為主奏樂器，配以大鑼、小鑼、馬鑼、大鈸、板鼓、堂鼓等打擊樂器合奏的器樂曲。據調查，此類曲牌的使用與笛子曲牌相類似，其曲目既有屬于單牌體的《懶畫眉》、《錦堂月》、《畫眉序》等，合計約100余首；也有屬于套牌體的《粉蝶兒》、《醉花陰》、《拾牌名》、《大環柱》（簡稱“粉、醉、拾、柱”）等曲目。而今，目前各地能夠演奏此類曲牌的行壇派道士往往因地而異，保留較多的地方如邛崍市牟禮、回龍等鄉鎮的一部分行壇派道士，他們還能演奏《折五枝》、《急三槍》、《人有緣》近50首曲牌；保留較少的地方如溫江、崇州等地行壇派道士還能演奏其中20首左右。

（3）鑼鼓牌子。是一種由大鑼、小鑼、馬鑼、大鈸、板鼓、堂鼓等打擊樂器合奏的器樂曲。據調查，此類曲牌的使用亦與笛子曲牌相類似，其曲目數量共計約100余首。既有屬于單牌體的《起幕鑼鼓》、《長槌》、《鬼挑擔》等；也有屬于套牌體的牌鼓類曲牌如《一封書》、《老牌鼓》、《三五七》等。如今，目前各地能夠演奏此類曲牌的行壇派道士，其情況大抵與嗩吶曲牌的演奏相似，保留較好的地方仍是邛崍市牟禮、回龍等鄉鎮的一部分行壇派道士，他們還能演奏《鬧八仙》、《風擺柳》、《飛梆子》近30首曲牌。保留較少的地方如溫江、崇州等地行壇派道士還能演奏20余首。

（4）管弦樂。是一種由簫、笙、二胡、中胡、琵琶、揚琴、古箏、中阮、大阮、鐃鈸、漁鼓、大堂鼓、編鐘等樂器合奏的器樂曲。據調查，這是本世紀初青城山仙樂團、成都青羊宮道樂團成立以來，成都靜壇道樂使用的一種鐘鼓管弦樂隊合奏形式。由于是一種新形式，除個別創作曲目外，目前所使用的曲目大多為加工、改編之作。曲目有《漢東山》、《八卦贊》、《南清宮》近15首。

至于器樂類型中所屬的胡琴曲牌、鐺鉸牌子和法器牌子，因過去本身使用的曲目就少，目前使用的情況大抵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使用的情況相似，茲不贅述。

（四）譜式

清代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成都的靜壇派道士一直使用“當請譜”作為學習經韻的譜式；1993年，為了培養四川各道教官觀青年道士參加在北京白云觀舉辦的大型法會，四川省道教協會遂聘請四川音樂學院教師甘紹成等人，在青城山舉辦音樂培訓班，指導道士學習簡譜。從此，成都的靜壇派道士便在原“當請譜”基礎上，采用簡譜這一譜式學習經韻。此后，隨著各道樂團的成立，該派道士在道樂訓練中則更加廣泛地使用該譜式。

另外，至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成都的行壇派道士一直采用的是“工尺譜”、“鑼鼓譜”、“符號譜”以及口念“郎當譜”作為學習道教經韻和樂器演奏的譜式，并一直保留至今。

（五）組織

1.靜壇派方面。由于該派道士通常在一個道觀出家參與本廟的宗教生活，因而，各道觀均有一個相對固定的道樂組織。據我們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見到的情況看，在當時成都境內的各道觀，均有一支由經懺道士組成的壇班，有的壇班9至11人，有的壇班7至9人，有的則更少。如做大法事，其人數還可增加。壇班分別由1名高功、2名班首、數位經師擔任，其任務主要是應酬本廟的法事活動，有時也應邀去其他道觀做道場。目前，這樣的組織結構仍然在上述道觀繼續保持，這可以說是成都全真道觀中傳統的靜壇道樂組織。

然而，自本世紀初以來，該派又相繼成立了具有現代文藝團體管理模式的“青城山仙樂團”和“成都青羊宮道樂團”，其樂團成員分別由1位團長、1至2位副團長、若干位團員組成。隨著道教樂團的建立，各道觀都分別拿出一部分資金從本地音樂界借用或聘請師資，一方面鼓勵青年道士積極學習民族樂器演奏，一方面提供專門時間讓道士參加排練活動，還從外廟吸收部分道士參加道教樂團工作。經過幾年的努力，本地都江堰市青城山、成都青羊宮等道觀已明顯收到成效。自2004年以來，他們先后參加了在廣州市星海音樂廳舉辦的“第五屆道教音樂匯演”，在成都舉辦的第一、第二屆“中國（成都）道教文化節”，在澳門舉辦的“2006中國道教文化推廣周”，在臺灣舉辦的“蓬萊仙韻頌太平——海峽兩岸道教音樂會”，在香港舉辦的“第七屆道教音樂匯演”等。

2.行壇派方面。該派道士一般無道觀，平日穿梭于城鄉間，專替喪家做道場，閑暇時，常聚合于附近小廟及茶館招攬生意，既沒有加入道教協會組織，也不過集體宗教生活，其活動相對靈活、自由。為了應酬民間道場，他們往往在掌壇師召集下，臨時組成一個壇班。至于壇班人數，往往視道場規模而定，大的有20余人，小的有3至5人，甚至更少。其分工與靜壇派組織相似，仍有高功、班首和樂師之分。只是與靜壇派不同的是，行壇道樂中的每個壇班可聚可散，組合靈活，人人平等，即便人手不夠時，也可以通過相互間客串來完成角色交替。根據各自的技藝，每個道士都可以輪流擔任高功、班首和樂師，不像靜壇派道士，所有分工都相對固定。此種情況，目前在我們所調查的多個區縣仍然如此。

（六）技藝

在道場技藝方面，與上個世紀80年代相比，無論靜壇派和行壇派，他們在此方面均發生了變化。

1，靜壇派方面。據調查，上個世紀80年代的青城山常道觀、上清官、成都青羊宮、新津老君山等，盡管有江至霖、劉理釗、張圓堂、劉明厚、童南榮、楊光華、曾翠云、曾小坤等老道士和老居士，以及20幾位剛剛入道不久的年輕道士，能勉強對付早晚功課和部分道教科儀的演禮，但由于是在“文革”十年后，道教剛剛處于恢復階段，因而他們在演唱、演奏和演禮方面，還顯得較為生疏。如今，隨著20多年的發展，尤其是進入本世紀初以來，該派除了在人才數量上得到明顯改觀外，他們的道場技藝卻有了明顯提高，不僅更熟練地掌握了老道士傳承下來的道場技藝，而且還在原來只會演奏笛子、鐺子、鉸子、二星、引磬、碰鈴、木魚、堂鼓等樂器基礎上，涌現了一批會演奏笙、二胡、中胡、琵琶、揚琴、古箏、中阮、古琴、編鐘等樂器的人才，在道場中大顯身手，通過各自的實力參加省內外道教音樂會演出。除此，青城山、成都青羊宮還培養出幾位能主持大型法會活動的中青年高功法師。

2.行壇派方面。眾所周知，該派道士歷來注重道場技藝，壇場上講究“吹、打、唱、念、扯（拉）、寫、做”七藝，對其中能掌握五至七門技藝的“五皮齊道士”、“全掛子道士”通常視為技藝高超的演藝人才。早在民國前后，成都各鄉鎮都擁有一些代表性人物，僅當時的成都縣，就有東門的劉德山、王如山、曾吉山和北門的曾名高、蔡敬之，他們在當時被稱作是“吹、打、唱、念、做”皆能的“五皮齊”道士。至上個世紀80年代初，隨著國家宗教政策的進一步落實，行壇派道士開始重操舊業，各地仍有一部分這樣的道士。從調查中發現，盡管此類道士在當時多數年事已高，但仍能自如地演禮道教科儀。然而，從現今調查的情況看，此類道士已日漸減少，許多道場技藝也隨著“人走藝亡”帶入到另一個世界，無法傳承下來。在調查中筆者聽說邛崍市牟禮鎮老正街董家宅，當地還有一批信教群眾為了祈禱一方清靜平安，免遭自然災害侵襲，每年農歷二月期間，在會首董大娘或者家人的組織下，通過多方籌款請當地有影響的行壇派道士舉辦“清醮”法會，大約堅持了十多年。但隨著近幾十年成都民間傳統大型道教齋醮活動習俗的日漸減少，甚至是逐漸地消失，行壇派道士參加做大型道場的機會也就愈來愈少，其道場技藝便日漸生疏，因而多數地方的道士，只能承攬到一天中從早上8點到晚上6點結束的所謂“火把道場”，或者從早上8點至晚上10點結束的所謂“連宵道場”。像過去常做的三天、五天道場，甚至七天、九天道場，各地舉辦的機會已日趨變少或者常年不做，致使現已很少有人能擔當其中大型科儀的演禮。

以上情況說明，靜壇派道士的技藝正在不斷鞏固與提高，而行壇派道士的技藝卻在進一步退化。

（七）道務

民國至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成都的靜壇派和行壇派道士在承攬道場業務時，各有自己的方式：

1.靜壇派方面。該派在承攬道場業務上有自己的優勢，他們可以依靠顯耀的道觀作標志，富麗堂皇的道教殿堂作窗口，充分利用一年之中輪流舉行的廟會活動來吸引信眾和香客主動上門求助，隨喜功德。道觀舉辦廟會，猶如民間舉辦音樂節會。通過這一窗口，除了可以展示道教的傳統文化外，還可以向人們展演道教音樂。如目前在青城山常道觀、上清官、成都青羊宮、新津老君山等道觀，每年都要根據自己的條件，分別舉辦上九會、上元會、邱祖會、老君會、慈航會、祭祖會、玄天會、呂祖會、鐘祖會、藥王會、夏至會、中元會、太陰會、九皇會、下元會、地母會、青華會、太陽會、冬至節、圓滿會、灶王會及子時接駕儀等活動，只不過因道觀的不同，有些多一點，有些少一點。

除了舉辦上述活動外，為了擴大成都道教在國內外的影響力，從2004年起，各道觀在市政府的統一部署下，每2至3年舉辦一次“道教文化節”，并通過這一活動向人們展示道教音樂、道教武術、道教茶藝、道教文物、道教書畫等傳統文化。至今，在成都已舉辦了兩屆。通過此項活動，必然給成都的道教帶來無形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2.行壇派方面。該派道士過去在招攬生意時，通常利用茶館作為服務窗口。一旦有了業務，出行方式近者靠步行，遠者靠自行車，更遠者靠搭乘公共汽車出行；聯系方式主要靠掌壇師傳達或者電話座機通知。而今，這一現象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市場經濟的日益繁榮，通訊方式的進一步提升，在該派道士中已發生了顯著變化。在招攬生意上，多數道士已不再像過去坐在茶館中等待生意，而是靠所開設的道士花圈紙火鋪作店招吸引顧客。如境內的邛崍、新津交界地帶的永興、回龍、牟禮等鄉鎮就十分普遍，筆者所到之處，能親眼目睹到當地道士在喪鋪門前懸掛道士招牌招攬生意的場景；在出行方式上，多數道士備有在鄉間小路靈活穿行的摩托車作代步工具，甚至有的還添置了小轎車或其他交通工具；在聯系方式上，98%以上的道士都配備了手機，極大地方便了道場業務的開展。這充分反映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國家宗教政策的寬松，給成都鄉鎮道場業帶來的繁華景象，可謂現代文明下的另外一道風景線！

（八）功能

據調查，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成都的靜壇派與行壇派，其功能主要是開展齋醮活動服務；至今，除行壇派仍繼續保持這一功能外，靜壇派隨著本世紀“青城山仙樂團”、“成都青羊宮道樂團”的成立，他們還利用道教音樂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通過道教文化節、道教音樂匯演等活動搭建的平臺，在劇場、音樂廳以及互聯網向社會進行展演和宣傳，讓道教音樂這一傳統文化，不再僅僅是放置于道教洞天福地伴隨道教徒念經拜懺和修齋打醮的宣教工具，而是讓其成為既服務于道教科儀活動，又供人們欣賞的藝術品。如成都青羊宮在2004年以后，除發行了由觀內經師班錄制的《太上玄門日誦早晚功課經》VCD、《玄風遺韻》道樂CD外，還利用觀內自辦的《青羊官道教文化網》，向群眾介紹道教音樂基本知識和提供欣賞平臺，為宣傳和弘揚道教音樂文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另外，我們在調查中還發現，成都青羊宮不僅把《青羊宮道教文化網》作為宣傳道教文化和道教音樂的窗口，而且還通過該網及放置在觀內三清殿前的展板做宣傳，明碼實價地向信教群眾公布青羊宮道觀在齋醮科儀服務上的資費標準。這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是從未見到過的現象。這反映了當今成都的靜壇派，在讓道教音樂產生社會和經濟效益，為地方文化建設發揮作用方面所做的有益嘗試。

至于在傳承上，目前的成都道樂，仍然保持過去沿襲下來的師徒傳承、家庭傳承和教團傳承等方式；在訓練上，仍然包括演唱、演奏、讀寫和儀禮訓練等方式，茲不贅述。

三、成都道樂存在問題及其綜合分析

從目前的總體情況看，成都道樂在發展中尚存在以下問題：

（一）道士自然減員嚴重，道教音樂傳承受到影響

與上個世紀80年代了解的情況相比，無論成都的靜壇道樂還是行壇道樂，由于客觀原因，老年道士自然減員日趨嚴重。

1.靜壇派方面。建國初期，成都靜壇道樂界曾經擁有一大批在道教音樂方面很有造詣的老道士。直至上個世紀80年代，青城山、成都青羊宮等道觀，也仍然有一部分健在的老道士、老居士，如前面提到的江至霖等人，他們在傳承全真道經韻音樂方面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道士均已相繼作古，尚健在的也屈指可數。

2.行壇派方面。該派道士自然減員也非常嚴重，如我們上個世紀80年代在成都、溫江、崇州、大邑等地采訪過的10余位廣成壇道士多已作古。今后，隨著時間推移，這一現象還會繼續加快。僅以境內崇州市為例，據當地老道士劉紹金講，“崇州市行壇派道士過去在民國年間有—二百人，上個世紀80年代有數百人，目前有三四十人”。目前，有影響的老道士除尚有幾人還能勉強參加道場外，有的已重病纏身，生活不能自理；有的年事已高，體力不支，已淡出道場。這一現象，目前在其他地方亦大抵如此。2007年5月，我們在雙流黃水鎮采訪過的梁國順道士，當時已有93歲；大約在半年之后，這位老道士就已作古。

盡管目前在成都的邛崍、大邑、崇州、溫江、蒲江、新津等地，仍有一部分具有一技之長的老道士，但由于年事已高，體弱多病，技藝大不如前，只能靠經營喪鋪、看地測日，或者閑居中家中度命。

由于上述原因，成都的行壇道樂正面臨“人才斷層”、“人走藝亡”、“樂種加速消亡”等危機。

（二）不良風氣影響，部分道士的道風、道藝退化

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日益深入，人們生活的不斷提高，成都行壇派道士的經濟收入也較以往有了明顯提高，但由于受社會浮躁之風的影響，真正愿意潛心下來學習道場技藝的人已不多見。例如，在目前成都各地從事行壇道教職業的年輕道士中，有的信仰淡薄、作風散漫，不愿再按照道教傳統戒規行事，他們在舉行齋醮活動前，既不戒口，也不凈身，照常葷腥；有的對道教技藝浮于表面，鉆研不深，既不愿再去拜師學藝，也不愿苦下工夫、精益求精，只求奏響為原則；有的對科儀程序隨意簡化，敷衍了事，舉行道場時，既不愿照本宣科，也不按要求做足時間，甚至個別道士連念經也不下跪；有的在道場活動中，衣冠不整，談笑風生。久而久之，一些青年道士要么道風欠佳，要么道場技藝單一，要么掌握的曲牌數量不多，其本事頂多能應付一天左右的小道場。因而在目前的成都行壇派中，已很難找到以往常聽說的“全掛子”和“五皮齊”道士，特別是靠近城市周邊的部分壇班尤其嚴重。正如崇州市行壇派老道士劉紹金所說：“現在做法事與以前相比，連以前的20%都達不到，因為現在的年輕人大多沒有耐心來學習?！?/p>

正因為上述原因，我們發現目前在各地行壇派道士隊伍中，明顯缺少會做大型法事，會吹笛子，會拉胡琴，會踏罡步斗，會書諱畫符、挽訣、手印、舞劍和結幡的道教科儀人才，致使不少行壇派年輕道士在道風、道藝方面日趨退化。

（三）道士流動性大，道教樂社組織缺乏穩定性

眾所周知，作為全真道系統的靜壇派道士，歷來就有云游參訪的習慣，盡管不像那些整日奔忙在鄉鎮道場中的行壇派道士，他們也有與自然、社會進行交流的需要。正因為此，某些道士并不安于一地的道觀生活，往往在宮觀住上一段時間后便云游去外地道觀掛單。這樣一來，道士的流動性也就增大。久而久之，對道士本人來說或者有利于學習到很多悟道的真諦，但對某一道觀來說，會增加道觀在管理方面的負擔。這一現象，目前在成都相當一部分道觀存在。當今外面世界和現實生活對靜壇派道士的影響更大，部分道士也會因為各種利益的驅使，利用自身的道教音樂特長，或者離開原住道觀去外地道觀尋求發展，或者還俗改從他業，致使某些道觀所屬的道教樂團在人員管理上出現短時缺人的現象。這也就給道教樂社組織造成了一定影響。因而，致使成都某些道教樂團中，不時有發生隊員更換的現象。當然，造成道士離團外出的原因也并不只此，有些是道觀在管理上尚缺乏更為有效的機制相關。

（四）行壇道樂未引起重視，相關部門對其缺乏保護

由于各種原因，目前成都市的相關政府部門，一方面對本地行壇道樂的價值認識不足，一方面缺乏對行壇派道士的規范管理，更缺乏如何保護成都行壇道樂的相關措施，即便在以往成都市相關部門向上級主管部門提交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申報書》中，我們也看不到這方面的條文，因而令人擔憂。具體表現在：

1.成都行壇道樂除了各級文化部門在上個世紀80年代為編輯《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四川卷》，成都市道教協會組織拍攝《道教在成都》電視片和少數學者進行課題研究時受到關注外，其余時間則少有人問津。

2.成都從事行壇道樂的道士，政治上沒有享受到與靜壇派道士同樣的地位，組織上沒有人對其進行規范管理，思想上沒有人對其正確引導，精神上得不到關心支持。例如，目前在成都各區縣所屬的道教協會中就缺少相應比例的行壇派道士參加，即便參加也是起點綴的極少數，他們可以說還是一個未關注的群體。

3.作為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的成都行壇道樂，目前還暫未享受到與我國成都靜壇道樂同樣的待遇而被納入保護之列。例如，目前在成都搞得熱火朝天的第一、第二屆“中國道教文化節”中，我們根本就沒有機會看到由成都行壇派道士表演的道樂節目出場亮相，應該說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

正由于上述原因，致使該派道樂的發展受到一定制約，因而成都道樂的發展也就極不平衡。

結語

歷時一年的調查工作，我們在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的直接領導和支助下，在四川音樂學院主管領導和科研處的關心扶持下，最終得以完成。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盡管我們用最大的努力，以盡可能客觀準確的數據來報告成都道樂的現狀，但由于時間、精力、財力等方面的因素，加之此次四川汶川發生8級特大地震等客觀原因，我們仍然還有需要去進一步調查而暫時未能去調查的人和事。因此，本報告中必然還有一些資料還來不及加以統計、歸納和分析。對此，我們將繼續在《文化部關于加強文藝基礎資料搶救、保護、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鼓舞下，利用今后的時間和機會來加以彌補，盡最大努力去抓好下一步對成都道樂的調查與研究工作，為四川地方文化建設做出我們的貢獻。

（責任編輯 彭東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