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揮對抗發展歷史淺談

孫穎軍 黃波

【摘 要】戰爭的對抗性首先表現在指揮的對抗性。指揮對抗與戰爭相伴而生，并隨著戰爭的發展經歷了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的演進過程?；仡櫄v史，研究探索指揮對抗的發展歷程，對于準確把握信息化條件下指揮對抗特點規律，科學預測指揮對抗發展趨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指揮對抗 發展歷史 淺談

【中圖分類號】E07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5158（2013）07-0334-01

自從戰爭進入人類社會以來，就伴隨著階級和國家的產生、社會歷史的進程而持續不斷。戰爭的對抗性決定了作戰指揮的對抗性。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戰爭形態不斷發生著改變，指揮對抗經歷了從冷兵器時代的個體對抗時期到信息時代基于信息系統的系統對抗時期。指揮對抗的主體、內容和手段都發生了本質變化。從近期幾場局部戰爭可以看出，指揮對抗貫穿于戰爭始終，已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十分重要的對抗形式，并日益凸顯其獨立地位。

一、個體對抗時期

個體對抗時期持續時間最長，從原始社會末期到19世紀中葉普魯士建立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司令部結束。這一時期，指揮對抗的主體經歷了由統帥對抗到統帥、謀士對抗的過程。統帥對抗時期，指揮對抗的內容少，方法簡單，統帥不僅要指揮軍隊，還要親率部屬在戰場上拼殺。隨著戰爭規模不斷擴大，軍隊數量日益增加，作戰方式日益多樣，作戰指揮越來越復雜，從而出現了專職的謀士，指揮對抗由戰場轉向幕后，進入到統帥、謀士對抗時期，指揮對抗的內容和手段有所增加，主要表現為敵對雙方統帥和謀士相互施計用謀的對抗，對抗雙方智謀水平的高低往往直接決定著戰爭的勝負。比如三國時期的赤壁大戰，軍隊數量占有絕對優勢的曹軍敗給了處于軍隊數量處于劣勢的孫劉聯軍，其關鍵就在于雙方智謀對抗的過程中，周瑜計高一籌。

到了11世紀初，隨著火藥的發明，人們逐步進入到了熱兵器時代，到15世紀末，隨著火器在軍隊的普及，出現了新的兵種炮兵，戰爭的破壞力越來越強，破壞范圍越來越大，戰斗隊形由傳統的密集形向疏散形轉變，統帥的職能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改變，甚至不親自參與戰場作戰，而主要考慮如何偵察獲取情報、分析判斷情況、定下決心、制定具體作戰方案以及協調整個軍隊作戰。指揮對抗表現為內部通過謀劃決策調動敵人，外部通過兵力對抗消滅敵人，其具體表現形式大多體現在雙方指揮員如何選擇戰斗隊形，如何運用戰略戰術等方面。

二、群體對抗時期

群體對抗時期經歷了從19世紀中葉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司令部建立到1990年海灣戰爭結束。19世紀中葉，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軍隊數量急劇增加，機動能力極大增強，內部分工逐漸細化，作戰區域更加廣闊，僅靠統帥和謀士已無法適應指揮軍隊作戰的需要。1857年普魯士參謀長老毛奇根據作戰需要對普軍舊的總參謀部進行了大膽改革，調整內部機構，增設新部門，重視參謀人員的選拔，并在1866年普奧戰爭后根據戰爭經驗又進行了適當調整，建立起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司令部。

司令部的出現標志著依靠簡單個體的對抗轉變為依靠群體的對抗，即由指揮員定下決心，由參謀人員圍繞作戰決心制定具體作戰計劃、協同作戰行動，組織作戰保障。經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鍛煉，司令部組織更健全、分工更細化、指揮手段更科學、指揮效率更高。但人們通常還是依據以往的戰爭經驗，結合戰場實際進行推理謀劃，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經驗主義占主導地位，最高指揮員的經驗、英勇、智謀等個人素質在對抗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隨著軍事技術的飛速發展，計算機輔助決策技術的出現，使得決策的科學性進一步提高；大量先進武器裝備廣泛運用于戰爭，使得指揮對抗的領域和內容得到極大拓展，指揮對抗內容多、速度快、強度大。尤其是電子對抗器材和精確制導武器的出現，使對敵方指揮機構和重要目標實施偵察、打擊和破壞已不再像以前那樣遙不可及。比如，1982年6月發生的敘以貝卡谷之戰，就是典型的以電子對抗為主的指揮對抗的勝利。以軍先對敘利亞防空導彈陣地發射無人機誘使其制導雷達和炮瞄雷達開機，然后地面部隊迅速發射反雷達導彈實施致命打擊。同時，空軍在電子對抗飛機的掩護下分兩個波次對敘軍陣地進行轟炸，徹底摧毀了敘軍苦心經營十多年的防空體系。

三、系統對抗時期

20世紀90年代的海灣戰爭是群體對抗與系統對抗的分界線，人類戰爭由此進入了信息時代。指揮對抗主體精干，領域擴展，手段多樣，不僅貫穿戰爭的全過程，而且延伸到了戰前；不僅表現在戰役戰術層面，而且上升到了戰略層面。指揮對抗已由幕后走到了前臺、由配角變成了主角。

在指揮對抗主體上，由人與計算機輔助系統的簡單結合變為人與指揮信息系統的高效融合。信息化條件下，戰場情況復雜多變，戰斗進程快、對抗強。指揮人員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對大量的信息進行篩選、判斷、總結、升華，有針對性地實施對抗，并且要根據不斷變化的戰場態勢反復進行，單憑人腦已經很難適應作戰需要。隨著計算機軍事分析、作戰模擬、作戰實驗室和虛擬仿真技術的廣泛應用，計算機已經可以部分地代替人腦承擔大量的計算工作、一定的判斷推理，并能夠對作戰方案進行評估優選。尤其是C4ISR指揮系統的出現，使得軍隊內部組織結構的聯系更加緊密，作戰行動越來越具有系統性、整體性。敵對雙方整個對抗過程已成為體系對體系、系統對系統、整體對整體的對抗。

在指揮對抗領域上，已經由傳統的陸、海、空三維空間向陸、海、空、天、電五維空間擴展，計算機網絡空間對抗已成為新的指揮對抗領域。比如，在2011年3月的利比亞戰爭中，美軍首先干擾和入侵了利比亞的互聯網和通訊網，并對第9旅和第32旅實施了重點電子戰滲透和網絡攻擊，使其指揮陷入一片混亂。在突襲開始后，又將“舒特”網絡武器植入了利比亞通信系統和雷達站，使其呈現“麻痹”和“假死”狀態，從而迅速掌握了制空權。

在指揮對抗手段上，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多樣性。在傳統智謀對抗和實體摧毀的基礎上，又給電子對抗、信息對抗、心理對抗賦予了新的內容，網絡空間對抗已成為指揮對抗的新領域。作戰雙方都竭盡全力把對抗重點放在對敵方指揮系統實施軟打擊和硬摧毀上，綜合運用多種作戰方式、各種先進武器和各種力量破壞、癱瘓敵方指揮系統。

參考文獻

[1] 王光宙.作戰指揮學[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3

[2] 李章瑞.作戰指揮發展史[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6

[3] 李偉華.走出傳統軍事謀略的誤區[N].解放軍報.2013-1-10

[4] 彭默馨.解讀外軍網絡作戰指揮特點[J].外軍信息戰.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