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月社成員詩歌翻譯實踐對其詩歌創作的影響

譚佳

摘 要：現代中國的詩歌，基本上都是通過翻譯與模仿西方形成的。新月社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與文學研究會、創造社鼎足而立的著名文學社團”①，在進行中國本土文化與域外文化傳播交流的過程中，扮演了中介和中堅的角色。新月社詩人以翻譯為媒介，通過借鑒和引用外國詩歌的形式，促進了詩歌的現代化轉型，成為了中國新詩的濫觴，使中國詩歌的發展出現了不可逆轉的變化。他們的詩歌翻譯和創作對于探索完美的中國新詩的體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本文旨在研究“五四”時期文化環境對詩歌翻譯的推動和制約作用下，新月社成員的詩歌翻譯實踐對自身詩歌創作的影響。

關鍵詞：新月社；“五四”時期；詩歌翻譯；詩歌創作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831（2013）11-0192-5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4.052

1 . 新月社成員的詩歌翻譯實踐活動

在中國現代文學社團史上，新月社差不多是成員最為龐雜而且不斷發生變動聚散的一個文人團體②，它大致由這樣三撥人構成：政客、學者和藝術家，其三度聚合間匯集了梁啟超、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林徽因、余上沉等政界、學界、實業界、軍界、社交界人士。它以自由和獨立為標志、以西方現代知識分子團體的身份躋身于當時文壇，其主將及骨干成員幾乎都親身接受過“歐風美雨”的洗滌，大部分成員都是“術業有專攻”的學者型文人③，并且大多是創作與翻譯兼顧，身兼二任。

“五四”時期，正值中國新詩的實驗期，新月社詩人既不滿意散漫的草創的白話自由詩，也不滿足學習借鑒而來的西方式的詩作，而希望能夠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詩歌形式。為了促進詩歌向現代化轉型，他們自覺反抗僵化的文學傳統，借鑒外來文學的積極因素，大膽探索和嘗試全新的詩歌表現形式，因而成為了中國現代新詩的開拓者。他們對詩歌翻譯情有獨鐘，并且在詩歌翻譯中他們完全背離了當時詩歌翻譯流行的句式、詩體和語言規范，引入異族文化模式，引發了審美心理結構、想象定勢和美學原則的革命。

由于處在新詩的形成和發展時代，新月社詩人積極尋求詩歌的新格律形式，通過譯詩的奧秘不僅將源語文本的韻律翻譯到目的語文本，而且還將自由詩、散文詩、不規則的詩行縮進等英語詩歌格律形式運用于譯詩，這些新奇的詩歌形式延長了目的語受眾的閱讀感知過程，使他們感受到文本的異域性。另一方面，他們將中國古體詩和新格律詩的詩歌格律形式與原詩中的英語詩歌形式相雜合，制造新奇的詩歌效果。受西方現代文化觀念的影響，他們努力將西方文化觀念與本民族文化觀念相融合，并在這種融合中加以選擇，提出“納西方詩于藝術之軌”④。受當時主流詩學的影響，被迻譯的外國詩歌，都具有整飭的形式和良好的音樂性。當無法用文言結構來表達原詩中的思想內容時，他們中的部分詩人就改用白話來翻譯這類詩，并告誡大家不要用文言文來寫詩。如聞一多曾試譯安諾得（Arnold）⑤的詩《渡飛磯》（Dover Beach），起初他用五言詩將原詩鎖在很整齊嚴格的形式內，但到了第三段，原文由兩句是對自己心愛的人發出的心聲：Ah， Love， let us be true / To one another?。ò?，愛人??！讓我們保留彼此一心的堅貞……）⑥這兩句聞一多無法用古文來翻譯，只好另覓他法。因此當時大多數新月社詩人用以翻譯的語言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白話文，即中國白話詞匯和歐化句法的結合體。

2 . 詩歌翻譯對其創作的總體影響

在中西詩學的撞擊與融合中，中國現代文學獲得了存在和發展。五四時期的新詩發展正是如此。一批又一批詩人在探索、借鑒、吸收和調整中將新詩引向健康發展的道路，從中探索著新詩現代化的藝術途徑。他們在詩歌翻譯中都反對因襲，主張大膽探索和創新，翻譯與創作始終交織在一起，如車之雙輪，鳥之雙翼。

新月社詩人們的翻譯為其創作提供了寶貴且豐富的資源。詩歌創作沒有純粹的無源之作，介紹和翻譯外國詩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重要內容，也是新月社詩人自己文學活動的重要方面。在翻譯工作中，他們從來不是單純的譯者，而是不懈地從翻譯過程中獲得經驗、從翻譯作品中借鑒創作靈感的作家，他們的譯介工作對于自身創作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不僅豐富了詩歌創作，而且豐富了我國現代文學體系。他們把名著當作模本、范例，反復練習，變成自己的東西，并運用于個體的創作實踐。他們大量地譯介外國特別是英美詩歌，不斷受到“大家”思想的熏陶和藝術的陶冶，因此他們創作的不少詩歌的情緒里都帶有外國詩人的特征。其中有情緒的感染，也有藝術的仿效與模仿。

由于新月社詩人在詩歌的創作上借鑒西方詩歌創作的技巧和經驗，而大量模仿和譯介英美詩歌，于是出現了英美詩歌的翻譯潮。研究英美詩歌并翻譯給中國讀者的這些詩學經歷，激活了他們的詩歌創作靈感，提高了他們的詩歌創作品位。對他們自己而言，譯介翻譯外來詩歌，給自己的創作實踐也帶來不少益處。

2 . 1 在翻譯中體悟詩理

翻譯外來詩歌，給了他們仔細推敲詩理的實踐機遇。譯介外國詩歌促進了他們對詩理的關注和詩歌的創作。以徐志摩為例：“誰不曾見過野外的草花，但何以華滋華斯的《野水仙》獨傳不朽？誰不曾聽過空中的鳥鳴，但何以雪萊的《云雀歌》獨享盛名？”⑦徐志摩從正反兩方面的比較分析里，窺探著詩的秘密。他探討了詩美的根源，思考了內容和形式等詩的內在和外在素質的關系問題，也探討了詩的構思、創作靈感等創作過程的一系列理論問題。就徐志摩而言，他對這一系列理論問題的探討，是和他詩歌創作及翻譯實踐同步進行的。

2 . 2 在翻譯中警悟到詩歌語言美的重要性

在譯詩過程中，他們警悟到了語言之于詩的重要性。如徐志摩曾坦言：“愛文藝之諸君，曾經相識與否，破費一點功夫做一點更認真的譯詩嘗試。用一種不同的文字翻來最純粹的靈感的印跡……為什么，譬如蘇曼殊的拜倫譯不如郭沫若的神韻節奏？”⑧詩歌語言的基本特征是高度凝練集中，徐志摩從這個特征出發，努力發掘漢文字的表現力，尤其是白話語言文字的表現力。他詩歌里清麗、優雅、柔美、準確的文字，得益于他的譯詩追求，也是他長期追求詩歌語言美的結果。另外他所譯的哈代（Thomas Hardy）《分離》（The Division）一詩⑨：

Rain on the windows， creaking doors，

急雨打著窗，震響的門樞，

With blasts that besom the green，

大風呼呼的，狂掃過青草地。

And I am here， and you are there，

在這里的我，在那里的你，

And a hundred miles between！

中間隔離著途程百里！

O were it but the weather， Dear，

假使我們的離異，我愛，

O were it but the miles

只是這深夜的風與雨。

That summed up all our severance，

只是這間隔著的百余里，

There might be room for smiles.

我心中許還有微笑的生機。

But that thwart thing between us twain，

但在你我間的那個離異，我愛，

Which nothing cleaves or clears，

不比那可以短縮的距離，

Is more than distance， Dear， or rain，

不比那可以消歇的風雨，

And longer than the years.

更比那不盡的光陰：窈遠無期！

第一節作者用了摹聲詞“呼呼”，又分別在第二和第三節里重復使用程度副詞“只是”和“不比”，把原詩譯得準確貼切。對比原文和譯文可以看出，譯者還用了“微笑的生機”等擬人比喻，明顯是在發掘白話漢字特有的表現力，譯文中運用的多種修辭手段，幾乎成了譯者基本的詩美追求。

2 . 3 在創作中借鑒外國詩歌

在翻譯中，新月社詩人學到了外國詩歌精湛的技藝并豐富了自己的詩歌表現技巧。他們翻譯的外國詩，詩體多樣，有長詩，有短句，不少是知名詩人的杰作，表現方法豐富多彩。然而，所有詩歌技巧，在翻譯過程中，必須經過自身的反復玩味、領會理解，并進而融會貫通，否則，詩人難以確切地譯出它們的詩意。同時，在他們的詩歌創作中，我們也會程度不同地看到，他們借鑒運用了外國詩歌的豐富的表現技巧與手段。以徐志摩翻譯哈代詩歌運用各種格律和詩體形式進行試驗為例：徐的詩（包括十四行詩、歌謠和無韻四行體詩）運用抑揚格、抑抑揚格、民歌節奏，采用獨特格式的纖細新穎的韻律，創立了格調鮮明的新式對偶句，以重讀單音字奏效，并且引進了招眼惹目的英國風格。以下試比較徐創作的詩歌《灰色的人生》和他所譯的哈代的《致人生》（To Life）。

灰色的人生

我想——我想開放我的寬闊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蠻的大膽的駭人的新歌，

……

來，我邀你們到民間去，聽衰老的，病痛的，貧苦的，殘毀的，受壓迫的，煩悶的，奴役的，怯懦的，丑陋的，罪惡的，自殺的，——和著深秋的風聲與雨聲——合唱的“灰色的人生”！

致人生

O life with the sad seared face，

人生你滿臉的憂愁與干枯，

I weary of seeing thee，

我不耐煩看著你，

And thy draggled cloak， and thy hobbing pace，還有你的泥污的衣，你的踉蹌的步

And thy too-forced pleasantry！

你的過于裝作的滑稽！

…⑩

可見徐志摩在《灰》里的思想是受了哈代《致人生》的啟迪。受哈代的《致人生》描繪了文學與人生的關系的影響，徐的《灰色的人生》也描繪了文學對人生的作用。另外哈代在《對月》（To the Moon）一詩中，曾把人生比作“叫人煩死”、早該“閉幕”的“一出戲”，親手翻譯這首詩的徐志摩由此發明了“人生趣劇”的概念。哈代對徐志摩人生觀的單純信仰“愛、自由、美”有深刻影響，對譯文內容和創作主題的選擇上也起了很大作用。

2 . 4 翻譯強化了詩歌的音樂美

新月社詩人的詩歌特點強調音樂美，這與西方詩歌強調音樂性不無關系。英詩的音樂性通過節奏和韻律表現。英語詩格的音韻是通過重復使用相同或相近的音素而產生的，是構成詩歌的音樂美和藝術情趣的重要元素。例如，C. 羅塞蒂（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的《歌》（Song）譯文結構嚴謹、形式美觀，既有纏綿的節奏，又有清亮優美的音韻，是一首很好的譯詩。徐志摩創作的《落葉小唱》，其節奏是英語詩式的，不能不說是受到《歌》的影響。又如對音樂美的追求，在徐志摩那首膾炙人口的《再別康橋》中得到了最完美的體現：詩中的“夕陽”與“新娘”，是“行中韻”（頭韻和腹韻）；“新娘”與“波光”是“蟬聯韻”；“新娘”與“蕩漾”是“尾韻”?！跋﹃枴薄靶履铩薄安ü狻薄笆幯?，四個詞語在音韻上遙遙相應，突出地表現了音節的“波動性”。

2 . 5 翻譯帶來的歐化句式成就了一些經典詩歌

徐志摩的《再別康橋》之所以成為詩中的經典，除音樂美外，還有歐化句式的使用。徐志摩的名篇卻得益于正確運用歐化句式。例如，“輕輕的我走了”，是英文“Quietly I went away.”。按現代漢語當是“我輕輕地走了”。又如“沉默是今晚的康橋”，借用的是英文的倒裝句法，是把表語提前的結構，其英文結構為“Silent is tonights Cambridge.”。

3 . 代表人物徐志摩的詩歌翻譯與創作

說到新月社，不能不提徐志摩。徐志摩，現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文學大師，新月社的靈魂人物，“中國布爾喬亞開山的同時又是末代的詩人”！，更有人稱之為“現代詩仙”，堪稱中西文化交流的大使@。另有新月社文人陳西瀅晚年回憶：“在我的記憶中，新月社代表徐志摩，也可以說新月社就是徐志摩?！?/p>

徐一生譯詩約80首，他以敏銳的藝術感悟力，扎實的外語功底，嫻熟的漢語駕馭能力，憑借自身詩學觀念，成功地譯出了這些詩，譯出了這些詩的個性神韻。為了實驗中國新詩在格律上的發展，引鑒外國詩歌的創作形式，徐翻譯了維多利亞時期著名的浪漫派詩人羅氏兄妹的幾首較為自由的詩，如C. 羅塞蒂的《歌》和《新墳與舊鬼》（The Hour and The Ghost）與D. 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的《圖下的老江》（John of Tours Old French）。稍一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徐的譯作無論是精神和風格，還是內容和技巧，都直接影響了他的創作。例如，徐志摩的抒情小詩《偶然》明顯有借鑒《歌》的痕跡。首先，《偶然》的情思非常接近《歌》，它們都是表現離別前“我”對“你”的懇求?！芭紶柾队霸诓ㄐ摹?，或是“相遇在海上”，都是人生旅途中擦肩而過的匆匆過客，人生比如會有這樣一些“偶然”的“相逢”和“交會”。這是《歌》的結尾：“假如你愿意，請記著我，要是你甘心，忘了我?！乙苍S，也許我記得你，我也許，也許我忘記”。再看《偶然》的結尾：“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徐志摩運用了《歌》的創造手法，抒情詩人通過與相愛的“她”的離別抒發綿綿的情意。兩首詩的思想內容相似，藝術形式上也非常接近。

在徐志摩的文學生涯晚期，他還翻譯了前浪漫主義運動的代表人布萊克（W. Blake）的一首名詩《猛虎》（Tiger），這也是徐志摩最得意的一首譯詩。徐志摩不僅翻譯了布萊克的詩，還將自己的后期代表詩集以《猛虎集》命名?？梢?，徐志摩的許多創作和其譯作都有直接聯系的地方，如果從徐志摩廣泛閱讀的外國作家的作品與創作的聯系著手，我們就會發現有大量創作作品可以找到其譯作的影子。翻譯詩歌，徐志摩有他自己真誠而獨到的見解。從他見解的闡述中，我們不僅看到了翻譯給徐詩創作帶來的益處，也明顯地感受到了翻譯給徐志摩詩歌創作提供的某些重要藝術契機。他的獨特的詩人氣質，通過翻譯詩歌對“詩味”的品味，不同的詩體寫作實踐及對各種詩體審美功能的把握，對他的詩歌創作產生了強有力的影響。

4 . 結語

新月社同人生活于中國文化的轉型和白話新詩的濫觴時期，他們通過翻譯借鑒了不少西方的詩歌創作形式，因此他們的詩歌翻譯就自覺地參與了本體“文化身份的塑造”和新文學的建設。以徐志摩為代表的新月社詩人的詩歌翻譯經歷了語言和詩體的探索，成功地實現了語言和新詩體的轉換，這種轉換同時促進中國新詩體的誕生，實現了中國詩體的現代化，由此更進一步證明了翻譯的文化交流的本質?？偟恼f來，他們以翻譯為媒介，通過借鑒和引用外國詩歌的形式，為探索完美的中國新詩的體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另外，他們的譯詩不僅為自身的創作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模范，而且這些譯詩本身也成為中國模仿、翻譯和創作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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