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美國對日本教育的改革新探（1945—1950）

白玉平　張楊

摘要：對日本的教育民主化改革是戰后美國對日本進行全面改造的一個重要方面，對日本教育的改革是去除日本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因素以及將日本改造成為一個西方式的民主國家的重要途徑。為此在占領日本后，美國不僅對日本的教育管理體制、課程體系進行改革，還對日本的體育、宗教教育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隨著冷戰的爆發，日本成為了美國與蘇聯在遠東積極爭取的目標，為了抵制共產主義在日本的傳播，美國開始在日本的教育界展開了反共行動，并利用宗教作為對日本進行反共宣傳攻勢的重要工具。通過美國對日本的民主化教育改革的內容和過程的追述，認為在對日本的改革中美國采取了以專制的形式培育民主的政策，干涉了日本的學術自由和宗教自由。

關鍵詞：冷戰；日本教育；美國外交政策

中圖分類號：G5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3）06?0241?07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確立了“求知于西方”的教育戰略，大力革新封建教育體制。但是隨著日本的國力不斷提升，受對外擴張欲望的驅使，日本教育逐漸具有了濃厚的軍國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色彩，日本政府利用教育來煽動國民的好戰情緒和對外擴張熱情，日本法西斯勢力的急劇膨脹與日本教育的墮落有著密切的聯系。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之后，美國對日本教育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革。

關于戰后日本教育改革，美國學者和日本學者有許多研究成果問世。日本學者竹前榮治（Takemae Eiji）論述了占領時期美國對日本的教育改革政策，對日本進行的文化和教育改革作了評述。[1]曾為日本教育改革親歷者的美國學者約瑟夫·C·特來諾爾（Joseph C. Trainor）在其回憶錄中詳細地敘述了美國在日本教育改革的相關細節。[2]美國學者加利·H·土持（Gary H. Tsuchimochi）從公共政策的視角利用豐富的第一手資料論述了美國教育代表團與戰后日本教育改革的關 系[3]，并提出了戰后教育改革并非由美國強加于日本的觀點。日本學者柴田雅子（Masako Shibata）從比較教育學的角度分析了美國在日本和德國進行教育改革的差異[4]。在國內的研究方面：于群從美國外交政策史的角度對美國戰后在日本的教育改革做了論述[5]，劉艷玲和周全占分析了美國政府在日本教育改革中發揮的作用。[6]此外還有祝淑春的“試論戰后日本適應經濟發展要求的教育制度改革及其啟示”，[7]于玲君“戰后日美高等教育改革基本特點淺析”，[8]王迎君的“試論戰后日本教育體制改革的基本特征”等論文[9]。但是學術界沒有對教育改革中宗教教育和體育教育的改革進行相關論述，并且忽略了冷戰因素對日本教育改革的影響，筆者擬利用最新的美國解密檔案重新考察美國戰后對日本的教育改革，一方面以填補國內研究一手資料匱乏的狀態，另一方面以此向學術界前輩請教。

一、改革政策的出臺

早在1944年11月6日，國務院下屬的戰后項目委員會（Post-War Programs Committee）就制定了關于在戰后重建日本教育體系的計劃，《日本：軍事占領下的教育體系》即PWC287-a號文件，這是美國對戰后日本教育改革最早的文件。該文件認為日本當前的教育體制支持獨裁社會和政治體制，日本教育體系是世界上最獨裁的教育體系，為了消除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意識形態，必須對日本進行徹底的教育改革[10]。但是由于當時二戰尚未結束，PWC287-a號文件只是作為一種政策構想并未能真正付諸實施。1945年7月，新成立的三部協調委員會（State-War-

Navy Coordinate-Committee）在PWC287-a號文件的基礎上出臺了對戰后日本進行教育改革的SWNCC108號文件。SWNCC108號文件在具體的政策建議上較PWC287-a號文件更為嚴厲，其中提出對教育系統進行“清洗”，清除日本教育系統中的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分子。[11]

在SWNCC108號文件起草的同時，海軍部負責起草了關于對戰后日本進行“重新定位”的政策文件即SWNCC162/D號文件。該文件指出日本是一個極為封建的國家，天皇崇拜、極端民族主義和抵制融入國際社會的情緒十分強烈，因此有必要對日本人進行“重新教育”和“重新定位”，改變日本人的意識形態以及日本人的心靈和思想，塑造一個愛好和平和民主的日本。[1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盟國無條件投降。在完成對日占領部署之后，美國政府制定了從政治、經濟、軍事全面的改造日本的政策。1946年1月，美國三部協調委員會出臺了SWNCC162號文件《日本的重新定位》，這份文件指出繼續開展對日本的重新定位和重新教育，對日本的重新定位的主要途徑是信息、教育、宗教。[13]SWNCC108號文件和SWNCC162號文件先后經三部協調委員會批準成為正式文件被頒布實施（分別為SWNCC108/1號文件和SWNCC162/2號文件）。前者強調對日本教育體系的改革，后者強調對日本進行意識形態改造，二者成為了美國對戰后日本進行教育改革的指導性文件。根據這兩份文件，美國對日本的教育改革主要沿著兩條主線來進行：第一條是去除體制中的專制主義因素，灌輸民主思想；另一條是通過教育改革建立一種永久的能更進一步推進民主的教育體系。

二、改革的具體措施

1945年9月22日，麥克阿瑟下令成立盟軍總部公民信息和教育局（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 of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General Headquarters， 后簡稱CI&E; of SCAP/GHQ）。該機構直屬于盟軍總部，負責控制并處理日本的教育、宗教、媒體事務，執行對日本的民主化教育改革政策。在麥克阿瑟的部署下，美國對日本的民主化教育改革迅速展開，教育改革具體是分為四部分來實施的。

（一） 在教育界去除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殘余

在美國對日本的教育改革中，去除教育領域內的軍國主義因素和極端民族主義影響是推進民主化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務。1945年10月10日盟軍總部公民信息和教育局（CI&E; of SCAP/GHQ）發布了名為“關于戰后日本教育事務改造主要內容”的文件，其中提出日本教育部門在執行職能時必須以以下兩個原則為前提條件：① 去除軍國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影響；② 教授代議制政府理念、自由集會、演講、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權。該文件規定將曾經支持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者以及支持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狂熱分子解職；對學校課程、教學手冊、教科書進行審查以去除軍國主義意識形態。[14]此外該文件還提出日本所有教育機構均要在盟總指示下履行職能。1945年10月30日，盟軍總部教育局發布了《關于對日本教師及教育部門職員進行調查、篩選資格審查的指令》[15]，日本教育部成立資格審查辦公室對日本教師進行嚴格的審查。

為了杜絕宗教干涉政治，隔斷日本神道教對日本人思想的侵蝕，1945年12月15日盟軍總部發布了名為“禁止國立神道教”的指令。該指令禁止任何官方資助和支持傳播神道教的行為，學生教科書和教師手冊必須經由盟總審查，刪除一切神道教內容。[16]為了進一步防止神道教的傳播和防止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利用教育途徑傳播，12月31日，盟總又發布了《暫停道德課、日本歷史課和地理課》的指令，暫停所有學校的道德課、日本歷史課和地理課。[17]

應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要求，1945年9月盟總公民信息和教育局（CI&E;，SCAP/GHQ）請求國務院選派由美國教育專家組成的美國教育代表團前往日本進行考察，為日本教育改革出謀劃策。由伊利諾伊大學校長喬治D.斯托達德（George D. Stoddard）任團長的美國教育代表團（史稱第一屆美國教育代表團）于1946年3月初對日本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考察。

同年3月31日美國教育代表團向盟總提交了《美國教育代表團訪日報告》，該報告提出以下主要建議：① 廢除天皇發布的教育敕令；② 確定6-3-3學制，為中小學提供免費教育；③ 接受教育機會平等的原則；④ 禁止教育中的性別歧視，允許女性進入大學學習；⑤ 教育部實施“權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即模仿美國教育體制，將日本教育部職能逐漸演變成為一個學歷、教師資格認證機構和制定、頒布教育法規的機構，而具體的教育管理職能將由地方選舉出的教育委員會來執行）。同年4月7日該報告經過麥克阿瑟的批準對外公布并開始實施，雖然美國和日本官方都聲稱該報告僅具有建議性質，但實際上這份報告的建議都得到了實施，根據這份報告，日本確立了新的學制和教育管理體系，徹底廢除了日本舊的教育指導原則。

（二） 對日本體育教育實施改造

在教育文化領域對日本進行改造的同時，美國政府對利用體育運動改造日本人精神面貌極為重視。對文化教育的改革是從精神層面對日本人進行徹底的改造，重塑日本人的精神面貌；而體育改革則可以從身體上改造日本人，二者結合達到既能從心理上又能從身體上全面改造日本人的效果。

盟軍總部公民信息和教育局下屬的體育教育局的一份報告闡述了對日本體育系統進行改革的意圖。該報告援引1945年7月26日發表的《波茨坦公告》作為對日本進行體育教育改革的理論基礎：① 永遠消除那些誤導日本人民的權威和影響；② 除非把不負責任的軍國主義從全世界范圍內消滅，否則新的和平、安全、正義的新秩序不可能存在；③ 日本政府應該消除所有阻礙民主復興和發展的障礙。對日本進行體育改革的目的是利用體育運動來消除1945年以前迅速生長的敵意和好戰情緒，將體育運動作為消除日本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有效工具。[18]

在盟總的授意下日本教育部立即發布命令終止除農業教育領域之外所有的“勞動服務課”（labor service），禁止學校進行軍事訓練，解散之前分配到各個學校的軍事教官。隨后教育部發布了《戰后體育課程指導》，這是戰后最全面的關于體育教育的指導性文件。根據這份文件，武士道、柔道、弓道、劍道都被禁止在學校教授。為了確保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指令，進一步消除軍國主義因素在體育教育中的影響，教育部召集地方主管體育教育的官員召開了多次關于體育教育的會議，并于1945年12月26日發布命令收回所有武士道裝備，禁止利用任何學校場所教授武士 道。[19]

關于體育教育改革的關鍵一步是制定新的體育教育規則，這項工作最初開始于1946年9月20日，由55名體育教育負責人組成的委員會負責起草關于體育教育的新準則《體育教育指導（The Guide to Physical Education）》。該指令于1947年4月1日正式實施，正如這個手冊前言部分所言：日本正處于成為一個民主和有文化氛圍的國家的新起點，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最重要的是每個人能擁有強健的體魄，擁有一個好公民所必需的道德和社會化特征[20]。

1947年8月29～31日，在大阪舉行了“麥克阿瑟”杯網球、橄欖球及乒乓球比賽，這場大型運動會實際上是對日本體育改革的一次檢驗。主辦者鼓勵公開競賽，打破了戰前日本一些體育協會只允許會員參賽的慣例。此外占領當局還扶植日本專業體育協會的發展，如關東橄欖球聯盟（Kanto American Football League）、日本奧林匹克委員會（Japan Olympic Committee）、日本娛樂協會（Japan Recreation Association）等均與占領當局保持了緊密聯系，美國通過向他們灌輸民主的理念來進一步推進和鞏固日本的體育教育改革。

與此同時，盟軍總部大力將西式體育運動（橄欖球、足球、棒球等）引入了日本的體育教育課程體系中，以此來消除戰前日本傳統體育對日本人精神的影響。此外美國還派出棒球隊訪問日本，美國體育界與日本體育界展開了頻繁的交流活動，鞏固對日本體育教育改革的成果。在美國的引導之下，日本的傳統體育逐漸淡出了日本人的視野，西式體育在日本開始流行，成為了日本人體育活動中永久的主題。

（三） 對日本宗教教育進行改造以及國際基督教大學的創辦

為了打破神道教對日本人的思想禁錮，去除軍國主義因素對宗教的影響，美國將宗教教育列入了對日本的教育改革計劃中。1945年10月，盟總公民信息和教育局發布了恢復被撤并的日本教會學校的指 令。[21]與此同時盟軍總部成立了牧師委員會對涉及宗教內容的課本進行審查，指導日本的基督教教育。在日本引進宗教教育的目的是利用宗教來消除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因素，進而促進日本的民主改革。助理國務卿勒蘭·巴羅斯（Leland Barrows）在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金·豪爾（Robert King Hall）的信件中透露了關于日本宗教自由問題的目的：“建立和扶植宗教自由是占領當局的一個基本目標，宗教是用來去除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一種媒介?！盵22]

被稱作“基督將軍”的麥克阿瑟一直尋求在進行民主改革的同時將日本轉變為一個基督教國家。在一封信中他表達了對在日本進行宗教教育的看法：“將基督教高貴的影響滲透到日本人的思維中，使他們在美國的精神家園中發現他們的精神源泉?！盵23]麥克阿瑟認為在民主制度在日本扎根之前，日本必須變成一個基督教國家。

美國一些政界要人對把處于東方儒家文化影響之下的日本改造成為一個基督教國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創建國際基督教大學的提議也應運而生。美國前駐日本大使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是創建基督教大學的積極倡導者，他為創建基督教大學積極游說，并在美國和加拿大發起為在日本建立基督教大學籌集資金的活動。格魯宣稱要將國際基督教大學建成東方的哈佛。[24]建立基督教大學也得到了美國聯邦教會委員會（The 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的支持，正是在該機構的支持下后來成立了國際基督教大學基金會（International Christianity University Foundation）。

加強基督教教育的想法在日本很有號召力，不僅日本基督教會的領導人甚至非基督教會的日本人都很重視基督教學校的價值。東京大學校長南原繁（Shigeru Nanbara）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教徒，他極力支持擴大基督教在日本的影響。日本著名美國研究專家、基督教徒高木八尺（Takagi Yasaka）認為基督教與民主有著緊密的聯系，他指出日本佛教和儒教強調“服從”，忽視了“個人”的概念，只有明白了基于基督教理念的“個人”概念才能真正的理解美國文明。[25]國際基督教大學在日本的發起者、日本著名銀行家一萬田尚登（Ichimada Hisato）主張以基督教民主的模式重建日本，利用國際基督教大學來抵制共產主義對日本的威脅，為此他在日本籌集了50萬美元建立國際基督教大 學。[26]在國務院、國際基督教大學基金會和格魯基金會的贊助下，國際基督教大學于1949年6月成立。

（四） 在日本教育界實施“麥卡錫主義”

在二戰之前，馬克思主義在日本作為一種主要的指導性意識形態而存在，特別是在知識分子中間。而二戰結束后，由于日本民族主義者失勢，馬克思主義幾乎是日本唯一系統的意識形態。在戰后的日本教育界尤其是高校中，日本共產黨及左派有巨大的影響力。京都大學、東京大學、立命館大學等日本著名學府許多教授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及左派知識分子較為活躍。1946年一份國務院文件中指出由于在日本大學馬克思主義盛行，日本大學生受共產黨宣傳的影響較深，共產黨在大學有許多支持者，因此需要引進大量美國學者來宣傳西方的學說。[27]

1948年開始美蘇冷戰開始全面展開，美國對日本的政策開始出現變化，由占領改造日本轉向重建日本，力圖將日本打造成為遠東的反共堡壘。1948年3月，國務院政策設計室（Policy Plan Staff）主任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造訪東京拜會麥克阿瑟，與麥克阿瑟就日本問題進行了數次會談。凱南對于麥克阿瑟主導下的日本民主化改革十分肯定，但是他認為麥克阿瑟的改革大大助長了日本共產黨和左派的實力，引起了日本國內的動蕩，從長遠來看不利于日本的穩定。

在福雷斯特爾（Forrester）和凱南的壓力之下，對日本共產主義運動不屑一顧的麥克阿瑟開始“嚴肅的”對待日本共產黨和左派。1948年底，盟軍總部發起了一場日本教師工會的運動，東京地區占領軍負責人的弗蘭克·霍林西德（Frank Hollingshead）上校指責日本教師工會過度地卷入政治運動而對于工會本職事務無所建樹。[28]次年2月，霍林西德的負責教育事務的秘書保羅·T·杜培爾（Paul T. Dupell）在日本大學（Nippon University）的一次演講中宣稱共產主義是“骯臟的病菌”，與納粹和軍國主義沒有區別。[29]時任盟軍公民信息教育局副局長約瑟夫·C·特來諾爾（Joseph C. Trainor）在其回憶錄中透露：當時反共事務在盟軍總部對日政策中的地位正在上升，共產主義對于日本教育界的影響已經不再是寥若晨星的孤立事件?！肮伯a主義對日本的影響不僅僅局限于知識分子領域，而是由莫斯科領導下的赤色馬克思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的全面的直接威脅。盟軍總部公民信息和教育局的專家們也開始相信由共產黨和左派掀起的暴力革命在日本迫在眉睫，有必要在日本教育界發起一場反共運動?！盵30]

1949年7月初，受盟軍總部公民信息和教育局的指示，時任盟軍公民信息和教育局高等教育部門顧問的W·C·埃爾斯（W·C· Eells）在新瀉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提出了“埃爾斯路線”，他宣稱：共產黨員教授不能繼續任職，大學對共產黨員教授的管理不適用于《日本教育基本法》。埃爾斯強調共產主義是危險的，因為共產黨主張暴力推翻政府。他主張：“大學不僅有權利而且有義務為了保持學術自由拒絕共產黨員進入學術界?！盵31]“埃爾斯路線”很快被日本教育部接受，盟軍總部隨后授意日本教育部掀起了在日本教育界的反共行動。1949年9月中旬日本教育界發動了一場清除教育系統中共產黨員的行動，有約300～400名中小學教師被開除，20～30名大學教授被解聘。[32]

另外在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上，1948年開始日本教育部在盟軍總部公民信息和教育局的指導下開始制定新的教科書。但是由于NSC13/2號文件規定盟總放松對日本出版界的審查，并逐步將權力下放移交給日本政府，因此在教科書編輯過程中盟軍總部將審查權利授予了日本教育部，改變了之前有盟軍總部審查再授予教育部出版發行的模式。1950年盟軍總部正式將審查權移交至日本教育部。美國政策的松動使日本右翼分子趁虛而入，在教科書問題上日本人試圖回歸傳統。而麥克阿瑟被解職后，日本教育界開始顛覆美國在教育改革中確立的“權力下放”原則，向其以往的中央集權制發展，標志性事件便是1953年5月通過的《學校教育法》?！秾W校教育法》規定教育部負責全日本的教科書審查，收回了盟軍占領時期由地方教育委員會審查當地教科書的權力。[33]在部分右翼分子的保護下，日本教育部在教科書審查中有意識地刪除有損于日本形象的內容，如從教科書中刪除“南京大屠殺”等內容，教科書審查制度的放權成為了美國對日本教育改革的一大失誤。

三、改革的評價

戰后在日本進行的這場教育改革對于美國是一場獨特的外交挑戰，也是東西方文化的一場博弈。正如美國著名的日本史專家約翰·多維爾（John W. Dower）所言，與對戰后德國的改造不同，美國所改造的對象是一個獨特的東方國家?！皯鸷蟮娜毡臼桥c歐美風格迥異的國家，非白種人、非基督教信仰、黃種的、亞洲的、被美國人視為異教徒的日本喚起了美國人帶有種族優越感的、傳教士式的激情。將一個東方敵人改造成為一個使他們能接受的、健康的、西方化的國家有一種獨特的興奮感?！盵34]美國希望對日本的教育民主化改革要觸及每一個日本人，重塑日本人的思想與看待世界的方式，以提升日本人對自由與民主更為深刻的認識。

實際上美國對日本的教育民主化改革自1946年3月正式開始至1949年底已經基本完成。1950年3月31日，國務院遠東研究部情報研究辦公室發布了關于日本教育改革的進展評估報告。該報告宣稱：在過去的四年里教育改革成績明顯，在此期間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因素基本被清理出了教育系統，新的學制和更為民主的學校管理體系已經初步形成。[35]美國對日本教育改革從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日本戰前教育體系對日本人的不利影響，新的學制和教育管理體制以及教育理念促進了日本教育的發展，為戰后日本經濟的騰飛提供了巨大動力。但是由于受美蘇冷戰這一大環境的影響，美國對日本的教育改革留下了獨特的冷戰印記。

第一，美國宣稱要在教育領域實現民主化，在日本推行民主的教育以培養日本的青年一代，但是在推行民主化教育改革的同時卻采取了專制的形式推行民主的政策，在日本高校實施了政治干涉學術的措施。在反共風潮中，盟軍總部粗暴地干涉日本大學的內部事務，授意日本政府迫害日本大學的左派、共產黨師生的行為違反了其標榜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以東京大學校長南緣繁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反對因為意識形態問題而被開除。全日本大學教授委員會在9月22日發表了一個聲明，以學術自由為根本立場反對當前的反共解聘教授風潮。日本科學委員會向日本政府提交建議稱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必須得到應有的尊重，應保證教授委員會的自治權利，反對政治干涉學術研究。[36]而格魯的一番話則暴露了美國在日本教育改革中的雙重標準：他指出在美國，大學教授可以隨意發表任何激進的政治觀點，美國的學生可以學習任何關于共產黨的知識，無論他們是否支持共產黨?！拔覀儽仨氈斏鞯谋Ｗo美國的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在不顛覆政府的前提下，我們必須保護美國的民主。盡管我們也要在日本灌輸這些美國式的民主原則，但是在日本（的教育改革中）美國面臨的是截然不同的局面?！盵37]格魯認為在美國學術界不會顛覆政權，而在日本學術界對于顛覆政權的自控能力很受質疑，因此在日本不能放松對學術界的控制。美國學術自由的雙重標準未能在日本教育界徹底消除封建遺毒，為日后日本右翼學者的泛濫埋下了伏筆。

第二，利用宗教為美國外交政策服務的同時干涉日本的宗教自由。美國戰后初期企圖利用基督教來摒棄日本的神道教、佛教對日本的影響，進一步西化日本，將日本改造成為與美國一樣的基督教國家。但是在冷戰爆發后，于將日本完全納入西方陣營的需要，美國開始將基督教作為在日本反共的工具，將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延伸至了宗教領域。通過基督教宣傳反共學說，將國際基督教大學置于美蘇冷戰的前沿。但是美國在日本推行基督教教育的過程中同樣存在踐踏民主的因素。美國政府派出牧師代表團對日本的宗教教材進行審查直接干涉了日本的宗教自由。關于牧師委員會審查教科書一事豪爾教授致信國務院，他認為這標志著盟總在日本宗教問題上的政策有了急劇的變化：盟總在占領初期便規定專職教士不能干涉對日本的宗教政策，但是盟總卻建立了一個基督教委員會來決定日本人在宗教問題上該如何表態，這明顯違反了宗教自由原則——而這恰恰是美國整體對日政策的基點。由于美國對日本宗教政策的強迫性，以及日本神道教、佛教思想的影響依舊深刻，美國對日本基督教化的攻勢并沒有取得預想的效果。

第三，培育日本人的親美傾向。美國對日本民主化教育改革的實質是在日本復制美國的教育體系，與此同時積極傳播美國式的民主觀念、生活方式，將日本美國化。在一份備忘錄中，艾琳·R·多諾萬（Eileen R. Donovan）聲稱盟軍公民信息與教育局的職能除了在促進日本政府信息公開、向日本民眾傳達占領軍當局政策以外，還有一個重要職能是向日本傳播美式生活方式，通過電影、話劇、雜志、書籍以及攝影展等方式來宣揚美國式民主。[38]美國的政策對日本知識分子和青年一代產生了強烈的影響，他們紛紛向往美國，渴望親身體驗民主的氛圍。如東京大學學生弗蘭克·深澤（Frank Fukazawa）在致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的信中說，他渴望到美國去體驗民主，因為盡管日本的民主化運動已經全面展開，但是很少有人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他渴望到美國去感受民主的氛圍、學習什么是真正的民主。[39]美國在日本人心目中成為了“自由的燈塔”，民主的山巔之城。

第四，美國在教育改革中受冷戰因素影響而留下了重大失誤，尤其在日本教科書問題上。為了策應美國政府對日政策的“改弦易轍”，美國政府要求盟軍放松對日本出版界的審查，并停止了對日本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分子的清洗。反共風潮導致在教育界日本右翼勢力和民族主義者趁虛而入，借殼上市，教育界成為了日本右翼知識分子成長的溫床。在右翼分子的唆使下，日本教育界開始回歸中央集權路線。尤其在歷史教科書問題上右翼知識分子極為活躍，教科書問題至今仍然沒有解決，成為影響日本與其他東亞國家關系的重要因素。

而從當時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來看，美國對日本的教育改革政策與美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冷戰戰略緊密相連。美國對戰后日本的教育改造最初是為了培育日本人的民主觀念，將處于東方專制傳統制下的日本改造成為一個擁有西方民主理念的國家，但是在這一改造過程中美國采取了以專制的手段培育民主的政策。美國對日本教育的改造又處在冷戰爆發的國際環境下，因此對日本教育的改革又有深深的冷戰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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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Policy of Educational Democratization Reform

for Japan in Postwar （1945—1950）

BAI Yuping， ZHANG Y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education democratization reform was a major part of total reform to Japan which wa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fter World War II. Reform on educ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liminating militarism and ultra-nationalism of Japan and promoting Japan into a democratic country. Therefore， after occupying Japan by the Allied Powers， the United States sponsored the reform of Japan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curriculum system， the reform o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ligion education were accelerated simultaneously. In the Cold War，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Union regarded Japan as a strategic ally in East Asia and took action to control it. To resist communism， the United States launched an anti-communism action in Japanese education system. Religion was used as a weapon in anti-communism propaganda. But in the reform， the United States promoted democracy by a dictatorial way which interfered religion and academic freedom of Japan.

Key Words： Cold War； Japan； Education Reform； U.S. Diplomacy

[編輯： 胡興華]

收稿日期：2013?07?23；修回日期：2013?08?20

基金項目：霍英東教育基金項目（131094）；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專項資金資助項目（200914）

作者簡介：白玉平（1985?），男，甘肅古浪人，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冷戰史； 張楊（1975?），女，黑龍江哈爾濱人，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冷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