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述要

陳日紅　劉國祥

摘要：《越南漢喃銘文拓片總集》是一部記錄越南北部民族生活史的拓片總集，它的原始材料均為散落在廟宇、村社、神祠等附近的碑銘。它以碑為載體，用漢喃這種越南特殊的文字書寫越南北部民族的生活風情，時間跨度從明末一直到二十世紀初，從道德、制度、風俗、宗教等四個方面對《越南漢喃銘文拓片總集》中的漢文化影響進行了釋例，爬梳出越南河內以北的民族文化與漢族文化的歷史淵源。

關鍵詞：《越南漢喃銘文拓片總集》；碑銘；漢喃；漢文化

中圖分類號：G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3）06?0269?05

《越南漢喃銘文拓片總集》（以下簡稱《總集》）由越南河內出版社出版，先拓印后影印，然后進行編年編排，凝聚了漢喃文化研究所學者的艱辛勞動，更體現了學者嚴謹之風?！犊偧房芍^集大成者，它系統地記載了越南北部古越民族的生活文化狀況，時間跨度為明末一直到二十世紀初，總集共15冊，15 000條，15 300頁，時間跨度和地區跨度較大，為研究古越民族文化提供了詳細、具體、全面、原始的史料。

一、《總集》的編撰意義

《總集》首先采用了拓片之法將散落各地的碑刻給予了最大程度的還原再現，對于那些瀕臨毀壞的碑刻，拓片傳世能讓后人感受到原碑刻的內容和風采。正如復旦大學葛兆光先生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的序言中所述：“這些文獻恰好能夠讓我們‘跳出中國，又反觀中國，了解中國的真正的歷史和文化特性。學術研究最重要的是擁有基本文獻，沒有文獻的論述只是紙上談兵?！盵1]（3）這句話同樣適用于《總集》。其次，對于研究越南北部的經濟史、社會史、民間民俗、歷史地理等具有研究價值，補充了諸如《大南實錄》等正史之不足，也是對《越南漢喃銘文匯編》①的有益補充?！对侥蠞h喃銘文匯編》共有兩集，分別摘錄了越南北屬時期至李朝、陳朝的一些銘文，但是篇數不多。僅就《總集》的時間跨度來看，它在原始資料上的價值可見一般，因為越南民眾最普通的生活狀態通過碑刻凸顯出來。對于中國來說，它是包含了漢字文化、文學史的豐富史料；對越南來說，則是其文學史、藝術史等研究領域的原始材料。

“銘”的原意是記載兼鏤刻，僅是一種在石頭等器物上書寫文字的方式。原意不僅點明了銘文的載體，而且必須是書寫文字，光有花紋和圖案不能稱為“銘”。

首先，最初的銘一般刻在鼎上，隨之擴展到鏡、盤、衣、筆、壺、杯等物，常常以小見大，采用體制短小精悍且押韻的銘文寄托作者思想。秦始皇時期，李斯撰寫了秦始皇巡游各地的事跡，大力稱頌皇帝功德，告誡四方臣民的“山川銘”；東漢作家崔緩開創了用以自我警戒的“座右銘”先河；為死者立墓刻碑來記述死者生平，褒揚逝者功德的，稱為“墓志銘”。漢銘以刻在碑上居多，隸屬于碑文，具有應用文文體的性質。而碑的原形經歷了由石頭代木頭，并擴展到石樁、石柱，以經久耐腐、流傳久遠為目的。因為碑上刻的大多數是銘辭，故又稱“碑銘”?！犊偧肥珍浀木潜?，但是銘文涵蓋的內容卻極大地擴展了。

其次，文字形式不同?！犊偧凡⒉粏渭兪菨h字，它使用了具有越南民族特點的“喃字”，又稱“漢喃”。 漢銘拓片都是從越南北部經過實地考察、拍照拓印出來，具有絕對的歷史真實性，自然也還原了喃字。在越南為中國之藩屬時，漢字是傳播儒學的基本工具，出現了《指南玉音解義》《三千字解音》《大南國語》等普及漢字的工具書，而“喃字”是在漢文字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鄭懷德《嘉定城通志》曾作過精辟的

論述：“國人皆學中國經籍，間有國音鄉語，亦取書中文字聲音相近者，隨類而旁加之。如金類則旁加金，木則加木，言語則加口之類，仿六書法，或假借、或會意、諧聲，以相認識。原無本國別樣文字?！盵2]（283）可見，喃字是漢文字在越南傳播過程中，糅合了越南俗語鄉音的結果，它具有組合繁復、筆畫繁多、結構復雜的特點。

再次，就銘文發展過程來說，四言斷句、韻語的使用是銘文的文體特點。劉勰在《文心雕龍·誄碑篇》中稱：“其序則傳，其文則銘”，典型的“銘曰”成為銘文的常用開頭，而此前為“序文”部分?！犊偧肥珍浀耐仄霈F了一些變化，如序文部分是散文，無韻無句讀，句式參差錯落；銘文部分則是四言韻語，整齊劃一，具有陸機《文賦》中所提倡的“博約而溫潤”的特點。

越南屬熱帶多雨的氣候，銘文比起書籍更能長久保存，使用在漢字基礎上改造而來的“漢喃”書寫，不拘于銘文的文體特點?？傊?，漢喃銘文是以碑為載體，用漢喃這種特殊的文字書寫越南民族生活風情史的碑銘。

二、《總集》的主要內容

《總集》的出版形式是拓片的原始影印。碑刻文獻一般為豎直排列，最右側標明何處之碑。如北寧省嘉林縣臨途社月光寺內一碑二面之二梭，即顯示了碑所在的省份、縣份、社、寺內、碑有兩面、此面分兩次拓印這些信息。正上方居中一般有三種情形：一是表明此碑的性質，如興功會主碑、寄忌碑、新造功德立記等；二是直接概括碑記內容，如重修白馬廟碑記、正照塔記、粵東會館碑記；三是空白，具體內容需閱讀后方知。若先有序文，后附銘文，則以“銘曰”起頭，另起一行書寫銘文，銘文四字為斷，整齊豎排。若只有銘文，則以上述銘文格式從右至左排列。拓片最左側一般標明撰文之人及碑刻日期。

銘文的主要功能大致可分為：表德、記功、志賞、垂訓、記載、訴訟、交易、勘界等，其中有交叉的成分，即一銘文有可能達到了若干種目的。就《總集》而言，其主要內容有：

（一） 規約類

規約的目的在于分工合作，避免糾紛，維持村社自治。越南與古中國一樣，是以農業立國，基層社會最主要的單元是村社，村社與村社之間各自獨立，各自村社需要制定基本的規約，立于村社宗祠附近。既有買賣田地的契約型碑文，也有土地訴訟案之類的裁決；既有具體的分配處理方案，也有各種祭祀儀式的具體規定，目的是便于集體協作和維護共同的信仰。如：

一使錢一千貫五社平分，每社使錢貳佰貫，領會本社上下公用；

一肥田五十四畝，五社承認內置，祀田齋田財田學田隨事應辦，再加路包村；

一祀田三十五畝，在五社地分，每社七畝，各據本地分輪流耕地，并整辦禮物；

一齋田三畝……每日整辦齋儀獻貢三寶與本祠；

一財田一畝……遞年春禮，整辦朝衣冠帶衣……；

一學田十五畝……以春祀后考肄士人，優者以田一畝量賞；

皇朝景興萬萬年之三十歲在巳丑仲秋朔旦

——（1冊00013條13頁）

這條規約對于五社的集體行動，分工明確，將田地劃分為祀田、齋田、財田、學田等，每種田地的用處十分具體，祭祀、齋儀、節日禮祭、獎勵科舉人才，均立有規約，具體明確，分工而又協作，有利于增強集體意識。

（二） 寄忌類

寄托對已逝先人的哀悼與哀思，并希望先人能保佑萬事興盛，然后將寄托生人之名寫出。寄忌關系并不僅存在于父子之間，也存在夫妻、叔侄、姑侄之間，寡婦或者無子嗣者寄忌的也不少見?！犊偧防镎戏綖椤昂蠓鸨洝钡你懳膬热莼径际羌募深?，基本行文格式為“某人出古錢若干田地若干為某某寄忌”。寄忌碑銘并不等于墓志銘?！般懼x，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盵3]（1285）這點明了寄忌類銘文與墓志銘為逝者生平作傳不同，而是以宣揚孝行為最終目的。

（三） 頌德類

德行和功業的鋪排似乎是此類銘文的應有之義。例如，子孫為父祖作碑追溯功記，寺廟為捐贈者立碑，紀念造橋立塔集資者，制科進士所獲獎勵等。值得注意的是，《總集》里雖然也有記載大臣的功績，但是主人公大部分還是平民百姓，與以往只有貴族和官宦才有權財刻碑不同，他們的一些小小的善舉也散見于《總集》中。一般先對碑主事跡簡述，然后以“刻碑以壽其傳”作結，點明記功之目的。

（四） 事功類

《總集》中宮室、廟宇、宗祠、立塔、造橋、建亭等建筑碑銘寫得最具風采。一般都要記載立碑的緣起、經過、規模、主事者、捐獻錢款等情況。如《紅云祠址碑記》：

址何以紅云名？蓋因山而名也。是山也，平陽杰出，秀麗清奇，恰若青天中紅云一朵，古人以是命名，意以其地靈人杰將必鐘間世名賢，蔭庇一方，為眾人之所仰望者?！珈胂日軇t為修寅宇，愛好儒學則為留賞田環邑之中，老者親而少者懷，富者安而貪者濟……厚德深恩茫茫然如滄海之大，矗矗然如泰山之高，無階可酬答者，……再三陳請，幸得許諾……余聞賞之址，閭耄耋舊樂趨陪于朱輪青傘之下，千萬歲后即此為香火之所?！棺幼訉O孫仰斯山者知功德之無窮。事完畢，具實勒于石，以壽其傳。

——（1冊00012條12頁）

此碑銘的序文語言純熟，與我國古代的《滕王閣序》等優秀篇章足以媲美，先有地理優勢的山川勝景，后為人杰地靈之寶地，上感神靈之恩賜，下附有韻之銘文頌贊。抒情與敘事交融，駢體與散文相間?？梢哉f，由建筑類碑銘生動盎然、文筆清新，可見越南民眾對漢文化的熟稔與喜愛。

（五） 詩歌類

以詩代銘的現象與專門詩歌研究是《總集》研究的新亮點。銘文不限于四字韻語的傳統樣式，繼而發展成“先序文，后銘文”的散韻兼有的樣式?！犊偧分杏兴黄频氖浅霈F了“先序文，后詩歌”和“純詩歌”兩個樣式。試看：

崎嶇險路不辭難，老我猶存鐵石肝。義氣掃空千嶂霧，壯心夷盡萬重山。邊防好為籌方略，社稷應須計久安。虛道危難三百曲，如今只作順流看。

詩歌里充滿了對敵人的憤恨，表達了不畏艱險、做好進兵準備的雄心。這在小序里得到了證明：“予征吉罕回，過此作詩一章以示后世馭戎之道，忙禮諸蠻人面獸心，如有?；S即剿絕，勿憚其險阻瘴癘，當以天下生靈為今而其出征方略則洮沱二鎮水路進兵為優?！爆F代學者將漢喃銘文劃分為三個時期②，《總集》所收錄的銘文橫跨后兩個發展時期，文體意識的多樣化由此顯現。學者劉玉珺的《越南使臣與中越文化交流》一文著重分析了越南使臣與中國文士的文化交流活動，包括贈答唱和、請序題詞、鑒賞評點等，認為越南古代文學和傳統漢文學之間存在整體的內在聯系。正是因為這些頻繁的交流活動，導致碑銘的范圍逐漸被擴大，出現了摩崖詩歌混入碑銘行列的現象。

（六） 其他

街坊碑、村中債務碑、唱籌碑、族譜、遺囑、紀念高僧為佛法獻身、會館建立的碑銘（其中粵東會館、福建會館的碑銘實屬上乘之作），一般起著記錄、紀念、規約、勸善的作用。從這些內容能感覺到古代中國與越南處于彼此對視之中，既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文化對越南的影響，也可以了解古代越南對中國的認識歷程，更可以看到中國和越南的社會生活與風俗民情史。

三、《總集》的漢文化影響

以往的研究表明，古駱越族與傳統的漢文化盡管屬于不同的民族系統，但彼此關系緊密。古西甌、駱越民族是一個地理概念，不僅包括嶺南廣大地區，還包括今天越南河內以北的地區。另外，漢民族文化對古西甌、駱越民族的影響不僅包括今天的廣西地區，同時也包括了河內以北分散于西南廣大地區的西甌、駱越民族?！犊偧防镉涊d了河內以北的越民族文化生活歷史，通過整理這部文獻總集，可以清楚地看到越南北部從古西甌、駱越民族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越民族文化受漢民族文化影響的歷史軌跡。

（一） 道德文化

在《總集》中，許多的街坊碑、村中債務碑、寺廟佛道碑、功德碑上都刻有如“忠節孝行”“積善世家必有余慶”“厚德必有厚報”“順天應人”“有德于民”“惠及子孫”等文字，常被引用于銘文開頭。這些屬于因果報應的道德文化屢見于《易大傳》《論語》《左傳》《公羊春秋》等儒家經典，而“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惡之家必有禍殃”，則在《易經》爻辭及解釋《周易》的《系辭》中反復提到。另外，對感恩圖報之心的教化宣揚比比皆是。如“嘗聞之，以德報德，求仁得仁，天地嘗經古今通誼，故木桃之詩有曰：‘投之以木桃，報以瓊瑤；投之以木李，報以瓊琚。在物且爾，況功德之及人焉？得不以義起敬以重其報哉？”（15冊015203條522頁）。而以“孝”為核心的教化宣揚，在寄忌類碑銘中體現最明顯?！昂惝a恒心”“倉廩實而知禮節”“民德歸厚”“嘗聞市以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本是王政、信能行此則天下之民仰之”等儒家經典被反復強調，說明古越南北方的道德文化與漢文化的源流。通過表現這種源流關系，用以確立立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們得益于官方推行的儒學教育，加之戰亂中遷徙至越南的民眾、越南使臣帶回國內的漢籍等有利因素，對儒家思想的推崇，對忠、信、義、禮、孝、仁等儒家君子風范的追求，深深影響河內以北的北寧、興安、河南、建安等十幾個省縣的民族道德的建構，并具體反映在當地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 制度文化

在《總集》中，漢文化中的制度文化如官名、謚號、科舉取士、各級行政制度等都在銘文中有充分體現。如“春秋享祀”“蒸嘗”“弱冠”“顯考”“里長”“村長”“鄉長”“太子少?！薄吧俦！薄吧俑怠薄百n同進士出身”“三元及第”等，行政制度也分中央、省、縣、鄉、村、里六級，這些都是傳統漢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蒸嘗”是起于春秋戰國乃至漢以后都遵循的“春祠、夏禘、秋嘗、冬蒸”；“幼名”“冠字”均在《禮記》中被提及，《禮記·檀弓》有云：“幼名、冠字、死謚，周禮也”。至于政權的各級機構、科舉，更是漢、唐以后漢民族重要的政治文化。如“賜進士出身”是從唐開始實行的，“三元及第”是科舉三級都高中的稱謂：鄉試解元、禮試會元、殿試狀元。所謂“長”是春秋時期僅次于諸侯國君的顯職，如“長大夫”。漢文化至西周以來，將西周禮制與其他政治制度結合后形成了完備的禮儀制度，主要保存在《周禮》《儀禮》和《禮記》等史料中。越南的文化精英由科舉制度產生，科舉制度的實質是為了推行儒家文化，很顯然，儒家文化的禮制不僅保證了越南各種體制的建立，也是漢文化向越南深入傳播的重要載體。這從《總集》多數出自儒生之筆也可以體現。

（三） 風俗文化

風俗最初的來源是與民間的日常行為有關，經長期演變成禮儀等制度文化。正如章太炎所言：“禮從俗起?！边@些風俗史料在漢喃銘文中也有充分體現，亦深受漢民族文化的影響，這在《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有過描述：“越南古代社會制度的建立來源于對中國各種典制的模仿，其中也包括祭祀、婚、冠、葬等各種儀禮。這些儀禮經過長時間的推行、沿襲，自然而然地演變為了一種習俗?！盵2]（239）

一是立碑以壽其傳。在越南北部，有立碑紀念先祖、記載歷史名人以供后代學習的風俗習慣，如“學宗孔孟祖羲軒”（15冊14814條942頁），“辟雍之設碑”（6冊05957條156頁），“立孔子祠”（1冊00987條686頁）等。

二是規約立碑。這些規約體現了各村社社民之間的集體活動和交往，涵蓋了村社經濟狀況、自治機構、組織體系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內容。

三是清明祭祖、端午節祭的祭祀用品、祭祀流程都有具體的規定，和漢民族文化很相似。如祭祀用品通常有：米、古錢、豬、雞、酒、金銀、香燈，其中只有芙蒥出于越南本土，具有越南特色。祭祀流程：儀節、序立、焚香、參拜四神——初獻禮、跪、酌酒、俯伏興平身?！?、讀祝、俯伏允二拜興平身、亞獻禮、跪、酌酒、俯伏興平身——終獻禮、跪、酌酒、俯伏興平身——辭神四拜、焚祝文、禮畢。（2冊01991條993頁）

（四） 宗教文化

《文心雕龍·誄碑篇》中指出碑文承載文字的原因：“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勛績，而庸器漸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盵5]（214）這說明碑文常立于宗廟內，以碑之不朽象征信仰的不朽。通過整理《總集》文獻，可以看出越南宗教信仰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因為寺廟、道觀、神祠等建筑的重建而立碑撰文的就有：關帝廟、白馬寺、漢伏波將軍祠、東門寺、崇福寺、重光寺、福慶寺、光恩寺……。僅僅是第13冊涉及的寺廟就有25座之多，相關的碑文數量可想而知。而且這些廟、寺都與漢文化關系密切，有些原本就是漢族的歷史人物，如關帝是三國歷史人物關羽；白馬寺的源頭在東漢洛陽的白馬寺，這是佛教進入中土所建立的第一座寺廟；漢伏波將軍是東漢光武帝的將軍馬援，曾出征越南北部，今廣西南部多處地方為其立有廟宇。另外，學者王柏中通過對《總集》第一冊中收錄的一組與伏波文化相關的碑銘拓片的研究，認為在越南古代民族國家產生后，越南民眾對伏波的神性進行了重構，從而出現了白馬廟所供奉的白馬大王由伏波神變成龍肚神的轉變。[5]（152?157）因此，寺廟附近的碑銘記載了寺廟的修建過程，也記載了越南民眾的信仰演變歷程。

“參禪解偈度春秋，密念圓成善果”，這樣的佛教教化在漢銘中數量很多。涉及佛事方面的內容有：向善、勸善、繪制佛像、自覺皈依佛門、紀念高僧功德、自覺捐錢修建寺廟等。

城隍、關帝、文昌帝君、呂祖等道教神靈是越南民眾的廣泛崇祀對象，也是中國古代漢文化中道教的神靈，如呂祖是道教八仙中的呂洞賓。羅長山先生認為越南古代城隍崇拜的習俗不僅源自于中國，而且與道教傳入當時的越南地區有直接關系。[6]（4）

母道教又稱“供母教”，產生的社會條件和哲學基礎類似于女性崇拜。越南先民駱越人在歷史上原是種植水稻的居民，和中國一樣經歷了生產力低下的原始母氏社會。道教傳入越南后，越南民眾對母的身份定位發生了改變，被視為道教至高無上的神——玉帝被他的女兒柳杏公主所取代，擁有了主宰萬物的地位。另外，越南政府仿照中國推崇一些本土神靈，其中母道教神靈除了有云鄉柳杏公主，還有真娘、丁圣母、二徵夫人等。有學者認為柳杏公主信仰實質是受中國道教影響，并回傳到廣西京族來，可視為中越兩國道教文化密切交流的明證③。但是從根本來說，柳杏公主還是越南本土的尊神，是越南人民向往的人格在宗教信仰上的間接反映。

越南北部村社積極籌款建設佛教、道教、儒教④、民間信仰與村舍神祠混雜的廟宇，由此形成的大量民間宗教組織，為捐助修建者立的功德碑、寄忌碑很多，功德與寄忌同時得到體現，滿足了民眾表善心、信仰、孝行的多重愿望。另外，由于以村社為獨立社會組織的需要，建宗祠、修家譜、刊刻宗教書籍也是常事，這些在《總集》中也有體現。

四、結語

《總集》以其豐富的原始材料向后人展現了越南北部民眾生活史實，并深深顯示了漢文化的影響，兼具喃文與碑銘的特征，使其成為喃文文學的一部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漢文化對越南北部生活的影響，說明盡管漢文化的輸入影響了越文化的發展，但并不意味著越南文化只是被動地接受，而是增添了越南民族特征的內容，如祭品的變化、喃字的出現等。越南文化以其固有的原始文化寬容地糅合了漢文化的合理內容。因此，對《總集》的研究也必須兼具對兩種文化的客觀公正的態度，方能得出客觀的結論。

注釋：

① 《越南漢喃銘文匯編》由法國巴黎遠東學院和越南河內的漢喃研究院合作完成，潘文閣、蘇爾夢為主編，共分為兩集：第一集所采集的銘文從北屬時期至李朝（1010—1224）；第二集則分為上下兩個部分，所采集的銘文出于越南歷史上的陳朝（1226—1400），按年代先后排列了44篇銘文。此匯編在漢喃銘文研究

史上較為全面且極具有代表性，諸多學者對其展開了深入的研究，臺灣學者耿慧玲是其代表。

② 現代學者將歷代銘文劃分為三個大時期。臺灣學者耿慧玲指出這三個時期分別是：銘刻初期，7～14世紀（第三次北屬至陳朝）；石刻銘文發展時期，15～18世紀（后黎朝至西山朝）；廣泛深入發展時期，19世紀以后（阮朝以后）。

③ 詳情可參看陳益源《越南女神柳杏公主漢喃文獻考索》，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219?238頁。

④ 越南科舉試三教，在客觀上使用了越南歷史上儒、佛、道三教從相互對立走向調和，從相互滲透走向融合，并最后形成了“三教歸儒”的社會文化歷史演變。詳情可參看羅長山《越南傳統文化與民間文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5?3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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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瀾. 文心雕龍注[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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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長山. 越南傳統文化與民間文學[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Han cultural impact of historical overview and explanations in

Corpus of Ancient Vietnamese Inscription

CHEN Rihong， LIU Guoxiang

（Literature Colleg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Literature Colleg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Corpus of Ancient Vietnamese Inscription is a rubbings collection recording of Northern Vietnamese history. Its original materials are scattered in the inscriptions in temples， shrines and other nearby villages， which spans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to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inscription writes in ethnic life style in North Vietnam with the Hannan. There are four aspects， namely， the morality， system， customs， religion in Corpus of Ancient Vietnamese Inscription， which associate Vietnams national culture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Corpus of Ancient Vietnamese Inscription； inscription； Hannan； Chinese culture

[編輯： 蘇慧]

收稿日期：2013?05?24；修回日期：2013?08?12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AE071002）

作者簡介：陳日紅（1983?），女，廣西柳州人，暨南大學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藝美學；劉國祥（1956?），男，湖南湘鄉人，史學博士，廣西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古代史，文藝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