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傳播與墨學的復興

魯法芹+蔣銳

〔摘要〕晚清以降，在西學沖擊下，墨學在近代得以復興。伴隨著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傳入和傳播，思想界出現了以墨學附會社會主義的現象。這一耦合現象，主觀上雖是企圖借舶來社會主義思潮以激活傳統文化，進而實現其現代轉型，但事實上卻促成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同，并加速了其在中國的傳播。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尤其是在民主革命時期，同樣也不能忽視其與墨家思想的結合。

〔關鍵詞〕社會主義；墨學；耦合；墨子

〔中圖分類號〕B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8048-（2014）01-0072-06

社會主義作為勞動人民追求的一種社會理想，不是中國傳統文化大同理想的直接邏輯延伸；作為一種社會運動，也不是傳統中華民族內部矛盾發展的自發產物；因此，作為一種學說或思潮，它在中國的傳入和傳播，勢必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發展進程的影響和制約。盡管晚清諸子學的興起是中國學術史發展的結果，但“清代后半段對這些思想家的重新發現，絕不僅僅是出自偶然，它們都緊密地聯系著社會主義方向的發展”，^〔1〕因之，傳統墨學的復興和舶來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傳入和傳播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本文試圖對這一歷史現象進行梳理，并對之作出一定的分析。

一、“西學墨源說”內涵有社會主義精神中國“古已有之”的命題

按照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一文中所說，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先后經歷了器物、制度和文化三個發展階段。^〔2〕這一宏大敘事已被學界廣泛認可和接受。但從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視角看，事情也并非如此涇渭分明。

據現有史料來看，最早提到“中國的社會主義”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發表于《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2期的《國際述評（一）》，而國人最初接觸社會主義或西歐工人運動的零星信息則始自于對巴黎公社的個人游記和來華人士所創辦的《中國教會新報》的有關介紹。前者體現在張德彝的《再述奇》和《三述奇》、王韜的《普法戰記》、郭嵩燾的《倫敦與巴黎日記》、黎庶昌的《西洋雜志》和李鳳苞的《使德日記》等，后者集中于《中國教會新報》、《富國策》、《佐治芻言》、《萬國史記》及《泰西新史攬要》等報道和著述中。巧合的是，他們均將社會主義比附為中國傳統的“均貧富”思想。國人和來華人士的解讀詳見拙作《中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潮與傳統均貧富思想的關系》一文，這里只引用馬恩評析居茨拉夫（中文名郭實臘）“從中國回來后宣傳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新奇事物”作為附論。那里寫道：中國“這個國家據說已經接近滅亡，甚至面臨暴力革命的威脅，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當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貧窮和另一部分富有的現象，要求重新分配財產，過去和現在一直要求完全消滅私有制”。^〔3〕

“重新分配財產”決非經典儒家所主導的“均富”思想，而更接近墨子“有財者勉以分人”（《墨子·尚賢下》）和“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墨子·尚賢上》）的思想。墨子這一代表著小生產者利益的命題，從理論上打破了主流“均貧富”思想中含有的、在等級制原則下均分財富的“中道”、“合度”內容，真正要求改變貧富不均的現象，^〔4〕并對歷代農民起義產生了重大影響。眾所周知，晚清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傳入曾引起中國思想界一度的百花爭妍的大同熱，譚嗣同、唐才常和樊錐為代表的墨家大同說就是其中的典范。譚嗣同“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5〕唐才常認為“欲救今日士農工商各懷私心之病，則必治之以墨學”，^〔6〕樊錐更是提出了“人人平等，權權平等”的主張，^〔7〕他們共同設想了一個“有天下而無國”的“君主廢，則貴賤平；公理明，則貧富均。千里萬里，一家一人。視其家，逆旅也；視其人，同胞也。父無所用其慈，子無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婦忘其倡隨”的“仿佛《禮運》大同之象”的理想盛世。^〔8〕為何以墨家為思想基礎而構建的大同理想卻具有儒家經典《禮記》之《禮運》篇的印痕？這一看似矛盾的問題，其實化解的道理很簡單，因為《禮運》大同說極有可能是源于墨家而非儒家。^〔9〕正是從這層意義上講，“若從思想淵源上說，一切有關社會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關系的問題又回到墨家學說身上”。^〔10〕而得出這一結論的前提，則又必須仰仗于晚清墨學的復興。

從嚴格意義上講，晚清墨學復興或者說墨學的近代化轉型，是應對強大西學沖擊的一種文化現象。而國人主動自覺接受西學，則啟自洋務運動。據統計，1860-1900年間，共出版西書555種，其中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共計387種，占七成，社會科學和其他書籍168種，占三成。^〔11〕在這種背景下，以西方自然科學解釋墨學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西學墨源說”一時甚囂塵上：代表著述有鄒伯奇的《學計一得》、陳澧的《東塾讀書記》、殷家俊的《<格術補>箋》、張自牧的《瀛海論》和《蠡測卮言》、王仁俊的《格致古微》等。^〔12〕伴隨著對西學的進一步了解，推崇墨學的人及其言論也逐漸增多和擴展，在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如薛福成、郭崇濤、陳熾、王闿運、黃遵憲等人的鼓吹下，“西學墨源說”在內容上也從科技延伸到政治、宗教、習俗等方面，以致于被譽為“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第一人”的黃遵憲不無夸張地說道：“余考泰西之學，其源蓋出于墨子?！劣诮袢?。而地球萬國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sup>〔13〕在這種情勢下，就連官方也不得不聲言：墨家“言之有物，文成一家。要其旨歸大抵不離乎兼愛者，……然則由今以思，兼愛宗旨，何可厚非?！胫鎼壅f不行于中，已行于西久矣?！遣豢刹徽蜒┲??！?sup>〔14〕既如是，西方舶來的社會主義思潮似也應兼賅于墨學之中。的確，曾于1877-1879年間留學英國的嚴復，在目睹了自由資本主義時期英國社會貧富兩級分化的嚴重社會積弊后，在《原強修訂稿》中寫道，“壟斷既興，則民貧富貴賤之相懸滋益遠矣！……夫貧富不均如此，是以國財雖雄而民風不競，作奸犯科、流離顛沛之民，乃與貧國相若，而于是均貧富之黨興，毀君臣之議起矣”，^〔15〕進而將歐美反映工人階級追求的社會主義學說與墨家主張等同起來，“至于墨道，則所謂社會主義Socialism?！?sup>〔16〕這恐怕是國人最早提及“社會主義”概念并將之與墨學等同的人。界定墨子思想與Socialism相通，不無道理，正如上文所說，最先提出大同理想的恰是墨家，不過嚴復在此并沒有、也不可能展開詳細論述。因為，正如國學大師劉師培所說，19世紀的諸子學“乃諸子之考據學，而非諸子之義理學”。^〔17〕將墨學與社會主義思潮匯通，條件還不具備。

二、墨子的思想“應該歸入社會主義者的范疇里面”

歷史進入二十世紀，尤其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社會主義思潮包括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傳播開來；另一方面，受西方社會科學范式和方法熏陶又具有深厚國學根基的一大批先進人士諸如梁啟超、胡適、馮友蘭、陳柱、郭湛波、張純一及侯外廬、呂振羽等人，能夠自覺地把墨學包括諸子學納入到世界文化體系中來考察，闡釋了墨學的“義理之學”。二者的合力，使得墨學與社會主義思潮的耦合盛極一時。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

第一，墨子的兼愛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早在1904年，革命黨人就視墨子的兼愛主義為社會主義，“墨子之義，以為欲打破重重之階級，不可不提倡兼愛主義。兼愛主義者，社會主義也”。^〔18〕孫中山亦云：“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于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19〕并設想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應是“人民平等，雖有勞心勞力之不同，然其為勞動則同也”，“人民既不存尊卑貴賤之見，則尊卑貴賤之階級自無形而歸于消滅”，“自此演進，不難致大同之世”，^〔20〕進而宣稱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梁啟超亦云：“墨子之政術，非國家主義，而世界主義社會主義也?！e國界家界盡破之，而一歸于大同，是墨子根本之理想也”，^〔21〕并在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基礎上，用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附會墨子的經濟學說，“墨子特注意經濟組織的改造，要建設一種勞力本位的互助社會”，^〔22〕進而視社會主義為墨子“兼相愛”的一種社會實踐形式：“把一切含著‘私有性質的團體都破除了，成為一個‘共有共享的團體；就是墨子的兼愛社會”，因為“承認私有權的叫做‘別，不承認私有權的叫做‘兼”，而“現在俄國勞農政府治下的人民，的確是實行了墨子‘兼以易別的理想之一部分。他們是否出于道德的動機，姑且不論；已足證明墨子的學說，并非‘善而不可用了”。^〔23〕陳獨秀更是質疑道：“墨氏兼愛，莊子在宥，許行并耕，此三者誠人類最高之理想，而吾國之國粹也。奈何為孔孟所不容何？”^〔24〕甚至有人還在山西國民師范公開演講墨子的兼愛主義與社會主義，據說“貫串得極好”。^〔25〕顯然，他們是把墨子“兼以易別”主張簡單等同于了馬克思主義的消滅階級差別的思想。

第二，認為墨子的經濟思想“與今世社會主義派所持殆全合”。

這種觀點以梁啟超和朱偰為典型代表。在1904年的《中國之社會主義》一文中，梁啟超認為社會主義“隱括其最要之義，不過曰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為百物價值之原泉”。^〔26〕正是在對社會主義的這種認識的基礎上，在我國首次用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研究墨學的著述《墨學微》（包括《子墨子學說》和《墨子之論理學》二文）中，梁啟超稱“墨子之生計學，以勞力為生產獨一無二之要素，其根本概念，與今世社會主義派所持殆全合”，因為在梁啟超看來，西語Economy“推其語源，則以節用二字為最正當之訓詁”，所以經濟學“之概念，實以節用思想為其濫觴也”，而“使舉國之人，皆為生利之人，而無分利之人；使舉國之事業，皆為生利之事業，而無分利之事業，此墨子之志也”。^〔27〕1921年的《墨子學案》一書，是在《墨子微》的基礎上，并結合蘇俄社會主義實踐，對墨學和社會主義思想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化。在《墨子學案》中，梁啟超重提“經濟學的原字Economy，本來的訓詁，就是‘節用”，認為把握“墨子經濟學”要從消費與生產兩個方面著手。他說：在消費方面，“近代馬克思一派說，資本家的享用，都是從掠奪而來。這種立論根據，和二千年前的墨子正同”，因為“墨子以為人類之欲望，當以維持生命所必需之最低限度為標準?！舫^這限度，就叫做奢侈。墨子以為凡是奢侈的人，便是侵害別人的生存權”；在生產方面，墨子的“經濟思想，自然是以勞力為本位，所以‘勞作神圣為墨子唯一的信條”，因為“墨子以為，生產一種物事，是要費資本勞力的。那么，就要問費去的資本勞力能夠增加多少效用？所費去的和所增得的比較，能否相抵而有余?！影堰@種觀念擴充出去，以中用不中用為應做不應做的標準?！?sup>〔28〕這有點胡適實用主義的味道，也多少透露出一點西方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味道。對之，朱偰更是直白道：“自從經濟學者之‘界限效用說出，社會主義者之均富主張，于倫理的根據而外，并且得著一個經濟上的根據，因為依據這種學說，我們可以確切的說，同量的財富置諸一個社會里，均之則效大，不均則效小。墨子節用，非樂，辭過諸篇之所以反復辨析，實際上也就是這層道理”。^〔29〕

第三，將墨子的勞農主義等同于蘇俄的社會主義實踐。

早在1902年10月的《干涉與放任》一文中，梁啟超就曾提出：“古今言治術者不外兩大主義，一曰干涉，二曰放任?！辈⒁暽鐣髁x“其外形若純主放任，其內質實主干涉者也。將合人群使如一機器然，有總機以紐結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sup>〔30〕1903年梁啟超游歷加拿大和美國后，以游歷所見撰成了《新大陸游記》和《二十世紀之巨靈托辣斯》。二著主旨為重提“近世社會主義之盛行也，凡以為多數勞力者之權利也”，認為托拉斯是由“個人主義而變為統一主義，由自由主義而變為專制主義”，反對將托拉斯收歸官業或為公共事業，建議中國采行國家社會主義政策，因為“國家社會主義以極專制之組織，行極平等之精神，于中國歷史上性質頗有奇異之契合也”。^〔31〕正是對社會主義的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梁啟超指出：“現在俄國勞農政府統治下的經濟組織，很有幾分實行墨子的理想。內中最可注意的兩件事：第一件，他們的衣食住都由政府干涉，任憑你很多錢，要奢侈也奢侈不來。墨子的節用主義，真做到徹底了。第二件，強迫勞動，絲毫不肯放松，很合墨子‘財不足則返諸時的道理。雖然不必‘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但比諸從前工黨專想減少工作時刻，卻是強多了。墨子說‘安有善而不可用者？看勞農政府居然能夠實現，益可信墨子不是個幻想家了”。^〔32〕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健將之一的吳虞在《墨子的勞農主義》一文中，甚至斷言墨子主張“上下同等，君臣并耕，不勞動者不得食?！褪橇袑幍膭谵r主義?！?sup>〔33〕墨學專家張純一在《墨子勞農主義之源流》一文中則指出：墨子勞農主義包括平等觀、互助論、尚勤勞、均貧富，“以上蓋以一人不節用，即是分公共之利以私營；將財用不能兼足于社會，真正和平之秩序難保。必使各人與公眾，共享同等之樂利。此即近世馬克斯主義主張之要義”。^〔34〕這里，他們顯然是把墨子的“賴其力則生”與社會主義的人人勞動簡單等同起來。

第四，稱墨子“是個大馬克思”。

馬克思學派的社會主義是以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為基石，以階級斗爭為其實現途徑的。1902年，梁啟超首提及馬克思，認為馬克思“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之強者所壓伏?！?sup>〔35〕在《中國之社會主義》一文中，梁啟超又說馬克思曰：“現今之經濟社會，實少數人掠奪多數人土地”。^〔36〕1903年夏秋之間，梁啟超曾訪問考察過加拿大、美國等各大城市，并與美洲的社會主義者有過密切接觸，震驚于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他發出“吾觀于紐約之貧民窟，而深嘆社會主義之萬不可以已也”的感慨，盛贊“吾所見社會主義黨員，其熱誠苦心，真是令人起敬者。墨子所謂強聆不舍，庶乎近之矣。至于麥克士之著書，崇拜之，信奉之”。^〔37〕遺憾的是，梁啟超并沒有去研讀馬克思的著述，只是借用別人的論斷來轉述馬克思的話語，并簡單地把墨子“有余力以相勞，有余財以相分”看作財產公有，甚至斷言：墨子“是個大馬克思。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在‘唯物觀的基礎上建設出來；墨子的‘唯物觀比馬克思還要極端”，因為在他看來，墨子“講的有用無用有利無利，專拿眼前現實生活做標準，拿人類生存必要之最低限度做標準”^〔38〕。朱偰雖然承認“倘若我們要在中國思想史上，找出一種很類似近世社會主義的思想，而發之遠在二千年以前的，那么我們一定推舉墨家學說了?！珜W的出發點，與近世社會主義的出發點，根本相同”，但也明確地指出“墨學的主旨雖是平等，而其實現平等之手段，卻不是階級斗爭，他所主張的只是兼愛?！阋娔拥乃枷?，只與圣西門、克魯泡特金、托爾斯泰諸人的社會主義相似，與馬克思的主義，在手段上，是完全相反的”。^〔39〕恰恰相反，侯外廬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出發，指出：“墨子從人類中劃分出了舊貴族和國民階級，否定了氏族貴族的‘無故富貴的地位，并把國中之眾的自由民、四鄙之萌人的奴隸、手工業者以及公社農民和百工商賈等這一類遠者疏者，和氏族貴族的親者近者看成對立的階級”，從而“將孔子所‘由分而合的人類，再‘由合而分起來，暴露了階級斗爭的事實，所以墨子的人類觀點實質上是階級論”，他“不但把歷史的現實矛盾揭開，而且把當時的人類區別為一個‘別人階級和一個‘兼人階級，主別者客觀上就是氏族貴族，主兼者客觀上就是國民階級，所謂‘兼以易別，就是社會階級頡頏的表現”，并盛贊道“李嘉圖在經濟學原理中區分人類為三大階級，曾經馬克思承認其有科學的價值，墨子在另一時代也有相似的創見?！蓖瑫r，侯外廬也深刻地指出：“無可否認，這是形式的平等觀，而且本質上是另一種不平等觀，即墨子所謂的富之貴之和貧之賤之的對立。然而在氏族貴族的舊制束縛下的當時，他敢于非‘別（反對舊階級制度），這卻是偉大的發見，可以說是古代社會的光輝的知識?！?sup>〔40〕

總之，正如時人陳啟修所言：“墨子在政治思想史所占的地位，拿現代的話說，是應該歸入社會主義者的范疇里面，這是大家知道的?！?sup>〔41〕呂振羽更是認為墨子的思想給中華民族留下了“唯物論、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傳統”，很值得批判地繼承。^〔42〕

三、墨學與社會主義思潮耦合的原因探析

晚清墨學復興是多種機緣合力作用的結果，既承繼乾嘉漢學的訓詁、考據之功，又有以西方近代民主精神反專制的文化啟蒙自覺，也包含有因中西匯通而導致的對傳統文化主體性的整合與重構，但最主要的仍是追求富強、獨立的民族救亡的需要?！赌娱g詁》的著者孫詒讓曾一語道出其治《墨子》的“微言大義”：“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于振世救弊，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43〕俞樾結合晚清時勢，在為其所作的《序言》中更是直白道：“今天下一大戰國也，……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償足以安內而攘外乎?！?sup>〔44〕但正如學者所言，孫詒讓雖對《墨子》中除《墨經》以外的部分作出了較好的校釋，但對《墨經》這一特殊的邏輯原典，雖竭盡全力，還不能對其義理作出準確闡發，^〔45〕胡適亦云孫詒讓“不能貫通全書，述墨學的大旨?！?sup>〔46〕

不過“振世救弊”、“安內攘外”這一“義理之學”的發微，伴隨著甲午海戰的失利，終于變成了梁啟超的“墨子之學當復興”^〔47〕的吶喊。自稱“幼而好墨”^〔48〕并在萬木草堂就“好《墨子》，誦說其‘兼愛、‘非攻諸論”^〔49〕的梁啟超承認自己“生平治墨學及讀周秦子書之興味，皆自此書（指《墨子間詁》——引者注）導之”。^〔50〕因為，在《墨子間詁》刻板之時，孫詒讓曾致信梁啟超，認為對于墨家應“宣究其說，以晌學子，斯亦曠代盛業，非第不佞所為望塵擁彗，翹盼無已者也?！?sup>〔51〕不過，此時的梁啟超緊隨其師康有為忙于變法維新，而打著孔子旗號的百日維新失敗后，梁啟超逃亡日本。在廣泛接觸和吸納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反思維新運動失敗的基礎上，梁啟超思想為之一變，進而以西方近代思想和研究方法重治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墨家學說，提出“今欲救亡，厥惟墨學”命題，認為“綜觀墨學實行之大綱，其最要莫如輕生死，次則忍苦痛，……欲救今日之中國，舍墨學之忍苦痛則何以哉？舍墨學之輕生死則何以哉”。^〔52〕因為，“革除舊社會，改造新社會，就是墨子思想的總根源”。^〔53〕革命派人士更是大呼道：“墨子之兼愛，而能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則其志在必成，茍利于一群之人，雖死不避，其俠風之健爽，真足令獨夫落膽，志士傾心”，故“墨子之學說，在我國今日，豈非起死回生之妙藥哉！”^〔54〕在《民報》創刊號上，墨子與黃帝、盧梭、華盛頓并列，被尊為“世界第一平等、博愛主義大家”。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歷史已作出的結論。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在艱苦卓絕的條件下取得勝利的，實質是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奪取政權的農民革命，而作為農民階級政治學說的恰是墨家思想，^〔55〕其已深深融入到民族性格之中，故國人會在“不知不識之中，其精神乃與墨子深相懸契”。^〔56〕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的毛澤東自不待言，其稱墨子為“古代辯證唯物論大家”，并將其與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并稱。^〔57〕可見墨子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以致有學者認為“就人格精神、價值理想等深層次的文化心態而言，相比于儒學，墨家文化傳統的影響也許有著更深刻的意義”。^〔58〕毛澤東的摯友蔡和森和鄧中夏均“信仰墨學”，前者曾致信毛澤東說：“果為君子，無善不可為，即無惡不可為，只計大體之功利，不計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來俄之列寧頗能行之，弟愿則而效之”；^〔59〕后者“在學風與思想、學術淵源上，與蔡和森最相近”，“最具墨子、顏李學派之風”。^〔60〕被譽為黨內理論家的張聞天在抗日軍政大學演講時也曾說：“中國古代勞苦大眾偉大的代表者——墨子，他生平以自苦為樂，所謂‘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這種精神正是我們所應該繼承而不斷學習的”^〔61〕。但正如學者所言，“如果單純依靠墨家思想，那只能是純粹的舊式農民革命，不可能達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境地”，^〔62〕故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尤其是在民主革命時期，不能忽視其與墨家思想的結合，甚至可以說，是主導方面，并對建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正是在這層意義上講，時人陳啟修的警示至今仍有現實意義。陳啟修雖然注意到了社會主義與墨家有相一致的地方，但他清醒地認識到：正“因為墨子有這種色彩，所以讀墨子的人時常發生兩種錯了的態度?！逼湟痪褪强浯罂竦膰饧业膽B度。他警惕說：“有種人本不知道外國社會主義是什么東西，偶然地一知半解，看見墨子底學說，帶有社會主義底色彩，便說社會主義中國已經有過的，并不希奇；由此類推下去，贊成社會主義的，便把他作為主張底材料，不贊成的，就把他作為反對底材料。論道理，社會主義底價值和他適不適于中國，那能夠拿他在中國曾經有過沒有，來作判斷底標準呢？”^〔63〕馬克思學派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思想體系，決非建立在小農生產基礎上的墨學所能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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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陳啟修.敘墨子底政治哲學〔A〕.陳顧遠著.墨子政治哲學〔C〕.上海泰東書局，1929.6.

〔42〕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海生活書店，1947.114.

〔43〕孫詒讓.墨子間詁·自序.中華書局，2001.2.

〔44〕俞樾.《墨子間詁》序〔M〕.中華書局，2001.2.

〔45〕 孫中原.梁啟超的墨辯研究〔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2）.

〔46〕胡適文集：（七）〔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181.

〔47〕 梁啟超.西學數目表后續.“專集”之一〔M〕，128.

〔48〕墨經校釋·自序.飲冰室專集之三十八〔M〕，2.

〔49〕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中華書局，2010.126.

〔50〕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岳麓書社，2010.243.

〔51〕轉引自方授楚.墨學源流：上卷〔M〕.中華書局，1989.219-220.

〔52〕子墨子學說，梁啟超全集：第6冊〔M〕.北京出版社，1999.3158.

〔54〕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下冊）〔M〕.三聯書店，1960.869，868.

〔55〕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海生活書店，1947.93.

〔57〕毛澤東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1.156.

〔58〕何顯明.毛澤東與墨家文化傳統〔J〕.中共江浙省委黨校學報，1997，（2）.

〔59〕蔡和森文集〔M〕.人民出版社，1980.8.

〔60〕丁曉強.近世學風與毛澤東思想的起源.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151，152.

〔61〕張聞天選集〔M〕.人民出版社，1985.217.

〔62〕鄭林華.毛澤東和黨的其他早期領導人與墨家思想略論〔J〕.黨的文獻，2009，（3）.

〔63〕陳啟修.敘墨子底政治哲學〔A〕.陳顧遠.墨子政治哲學〔C〕.上海泰東書局，1929.6-7.【責任編輯：陳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