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梁啟超國民道德改造說

潘藝靜 （南京大學哲學系 210046）

梁啟超的倫理思想始終圍繞著時代的主題展開。他在中外比較研究中，在自己的改良實踐中，特別是改良的失敗中，探求中國近代社會所以落后于西方國家的原因，并深深地體會到國民道德觀念的改變是一切社會變革的基礎。為此，他積極地宣傳“新民說”，把國民道德改造作為自己倫理思想的根本任務。梁啟超的倫理思想在中國近代倫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對當今社會種種道德問題也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一、歷史背景

對國民進行思想啟蒙和道德教育，是世界各國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共同問題。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其重要內容就是對國民的政治思想啟蒙與道德觀念更新。十九世紀日本明治維新，也主張學習西方，以國民教育為基礎，建議政府開展“文明開化”運動。梁啟超的國民道德改造說，除了受到法國、日本等啟蒙思想家的影響，更多地受到嚴復《原強》中某些觀點的影響，是中國近代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嚴復曾指出，中國富強之原就是“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三者中以“開民智”為最急，以“新民德”為最難。嚴復的《原強》是梁啟超“新民說”倫理思想的直接理論來源。

面對當時積貧積弱、受奴役、被侵略的國家和麻木不仁、道德淪喪的國民，梁啟超把救亡圖存、抵御外來侵略與新民說有機地聯系起來，揭露幾千年封建統治實行的愚民政策所造成的愚昧無知、麻木不仁、卑躬屈膝的國民道德劣根性，為維新變法、改造國民道德觀念而奔走呼告。

二、“新民說”的主要內容

梁啟超的“新民說”，是要“去社會舊習之污”，興“民德民智民力”，所以，梁啟超在發表《新民說》前后，非常注重對所謂“國民性”的分析。他把中國在風俗方面造成積弱的根源概括為：奴性、愚昧、為我、好偽、怯懦、無動。梁啟超為了破除幾千年來國人愚昧無知、麻木不仁的道德劣性，將其改造成適應維新變法和實現君主立憲制的需要“新民”，積極地宣揚國民道德改造說，試圖通過激發國民的進取心，達到救國救民的目的。梁啟超在總論“新民主義”時，強調了以下幾點：首先，新民在于興四萬萬人的“民德、民智、民力”。梁啟超說認為新民不在一二人道德觀念的轉變，而在于四萬萬全體同胞道德觀念的更新，這也是改造國民道德的關鍵。其次，新民就是要大力發揚民族主義精神，克服民族自卑感。民族主義，即“各地同種族、同語言、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制，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御他族是也”。1p151最后，梁啟超指出，新民一方面對中華民族精神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另一方面就是吸取其他民族的長處，補我之所不及。他提出了“采補所本無”的主張，明確指出“心醉西風”和“墨守故紙”都是不可取的。雖然梁啟超在改造國民道德問題上前后主張差異較大，但是在分析國民道德弱點，改造國民道德劣根性，提升國民文化素質方面至今還有很強的借鑒意義。梁啟超提出新國必先新民，把“新民”提到治國安邦的首要位置，關系到國富民強的大問題，強調只有首先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素養，樹立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然后才能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梁啟超的國民道德改造說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十八大報告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內容中，還能看到該思想的熠熠生輝。

三、道德修養和道德教育的落實

梁啟超國民道德改造思想不僅僅停留在一腔熱血的塑造與宣傳上，更重要的是落實在個人的道德修養以及社會、學校、家庭等各方面的道德教育上。梁啟超深受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影響，他在儒家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孟子的“養心莫善于寡欲”、朱熹的“內無妄思、外無妄動”的“主敬”等傳統思想批判吸收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道德修養方法。除了繼承儒家孟子學派的“立志”“存養”“擴充”學說之外，梁啟超還推崇陸王學派，尤其對王守仁十分推崇，認為其“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主張是今日學界獨一無二的良藥。他指出，“致良知”的根本精神是一個“誠”字。所謂的“誠”，就是不欺良知，只要能以“良知”為萬世的標準，那么一切行動都是合乎道德規范的。但僅僅做到不欺良知還不夠，他進一步提出“知行合一”的道德修養論，強調“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

梁啟超的國民道德改造說最終落實到個人道德修養的知行合一上，反復強調知善知惡不能僅停留在口頭上，還要落實在行動中，去行善去惡。在“開民智”“新民德”方面，梁啟超舉出報館、學校的作用，指出：“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 ?！?p146并且強調“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興在變科舉”。1p148一百年后的今天，雖然道德改造所面對的具體國情不同，但他所強調的道德修養和道德教育仍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如今中國的國民不僅僅通過報紙，更多地通過電視、手機、互聯網來通曉家國天下事，幾億的網民流連在各大論壇、微博、網站上，時而慷慨激昂地指責國人的麻木不仁，時而義憤填膺地針砭時局。然而在《格言》雜志中刊發了這樣一句耐人尋味的話：“路人總是冷漠，網民總是義憤填膺，是路人從來不上網，還是網民從來不出門？”這就鮮明地表現出“知”和“行”的差距，知行不合一的結果就會導致出現“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梁啟超早在百年前指出：“良知者，非徒知知善知惡云爾，知善之當為，知惡之當去也。知善當為而不為即是欺良知，知惡當去而不去即是欺良知。故僅善念未發足稱為惡，何以故，以知行合一故?！?的確，國民道德改造的歸宿不是網民在虛擬空間的慷慨激昂，也不是研究者幾篇文章的侃侃而談，更不是那些假大空的標語口號，而在于落實到具體行動中，在于知行的合一。

四、結語

從一百多年前救亡圖存的奔走呼告到現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都沒有放松對國民的道德改造，誠如梁任公在《新民說》中所言：“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笨梢妵竦赖赂脑斓闹匾?，它的提出和落實是一個長期而又艱巨的任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經之路。這也是梁啟超國民改造說經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1]張豈之，陳國慶著.近代倫理思想的變遷[M].中華書局，2000.

[2]梁啟超.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飲冰室文集》卷1[M].中華書局，1989.

[3]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五[M].中華書局，1989.

[4]呂濱.梁啟超對新民倫理的探討[J]. 哲學研究，2000（7）.

[5]廖申白.論公民倫理—兼談梁啟超的“公德”“私德”問題[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