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正名論及其現代效應

吳曉番

乾嘉正名論及其現代效應

吳曉番

乾嘉學術之所以被后人稱為漢學，是因為在許多問題上他們支持漢儒的說法。在對“名”的解釋上，他們采取了董仲舒、馬融、鄭玄等人的看法。清儒在疏解“正名”的時候，已經突破了理學家僅僅從倫理政治意義上來詮讀的框架。我們可以從“必也正名乎”的譯文說起。

儒家“正名”的話題主要來自于《論語》。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p>

然就儒學有注疏開始，對《論語》之“必也正名乎”一章的注解就不是統一的。這種不統一也反映在對“正名”的翻譯上。

理雅各的譯文如下:

The Master replied，“What is necessary is to rectify names.”〔1〕理雅各編譯:《中國經典》第一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辜鴻銘的譯文如下:

“If I must begin，”answered Confucius，“I would begin by defining the names of things.”〔2〕辜鴻銘: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劉殿爵的譯文如下:

The Master said，“If something has to be put first，it is，perhaps，the rectification(zheng)of names.”〔3〕劉殿爵:Confucius.

安樂哲和羅思文的譯文如下:

“Without question it would be to insure that names are used properly(zhengming 正名).”replied the Master.〔4〕安樂哲、羅思文:《論語的哲學詮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第259—260頁。

在基本的字面上看，四個譯本的區別在于對那些專有名詞的翻譯不同。君子:superior man、gentleman(wise and good man)、gentleman、exemplary person;禮樂:proprieties and music、the arts and institutions of civilization、rites and music、the observance of ritual propriety and the playing of music;刑 罰:punishments、law and justice、punishments、the application of laws and punishments。這里的區別涉及翻譯中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問題。如辜鴻銘將刑罰翻譯成law and justice顯然比翻譯成punishments會更得到西方人的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個譯本都將“名”翻譯成為“name”〔5〕在英語世界中，name很容易就會與single name，general name，proper name的區分聯系在一起。，但是其內在差別還是很大的。第一，劉殿爵和理雅各對“正名”的翻譯是“rectification of names”，而辜鴻銘則采取了一個非常西方化的說法“definition of names of things”。第二，與名相關的“名不正言不順”，辜鴻銘和理雅各都用到了“與事實符合”的說法，而劉殿爵用的是合理性(reasonable)，安樂哲和羅思文則用到“有效地使用”(use effectively)。用哲學的話來說，前二者采取的是真理的符合論的說法，認為名必須與實在相符合;后兩個譯本則采用一種類似于效用論的說法，它更注重與“名”的用法的合理有效性。第三，在延伸的意義上來說，后兩個譯本注意到的是語用學意義上的“語詞”，而理雅各和辜鴻銘則是關注語義學意義上的“名”。前者必須對應著某種實在，指稱著某一對象;而后者則否?！?〕這幾種情況也反映在馮契、牟宗三、唐君毅和李澤厚對于“正名”思想的詮釋中，同時，在現代哲學語境中，芬格萊特和安樂哲等也將對此問題理解的分歧更為突現出來。參見拙文:《正名思想的歷史衍化與哲學意蘊》，載于楊國榮主編:《思想與文化》第12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四個譯本的解釋都有道理，但都不夠完整。特別是對于后來理學家意義上的“名分”的說法無法得到正確的反映。

這種局限性也反映在楊伯峻的白話譯文里:

子路對孔子說:“衛君等著您去治理國政，您準備首先干什么?”

孔子道:“那一定是糾正名分上的用詞不當罷!”

子路道:“您的迂腐竟到如此地步嗎!這又何必糾正?”

孔子道:“你怎么這樣魯莽!君子對于他所不懂的，大概采取保留態度，［你怎么能亂說呢?］用詞不當，言語就不能順理成章;言語不順理成章，工作就不可能搞好;工作搞不好，國家的禮樂制度也就舉辦不起來;禮樂制度舉辦不起來，刑罰也就不會得當;刑罰不得當，百姓就會［惶惶不安，］連手腳都不曉得擺在哪里才好。所以君子用一個詞，一定［有它一定的理由，］可以說得出來;而順理成章的話也一定行得通。君子對于措詞說話要沒有一點馬虎的地方才罷了?！薄?〕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6，第150—151頁。

楊伯峻的白話譯本將我們習常所知的“名分”的倫理政治意義譯出，但是對于“名”的其他含義，特別是對孔子之后、宋儒之前的《論語》詮釋史的豐富性有所遮蔽。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楊氏不了解這段歷史，他的譯文是經過凝煉和選擇的。

一、乾嘉正名論

從翻譯的復雜性可以窺見對于“正名”思想詮讀的多維性;如果再總觀歷代注疏對于“正名”問題的詮讀，我們就會發現“正名”之下意蘊豐富?！?〕參見拙文:《正名思想的歷史衍化與哲學意蘊》。本節部分內容已經見于《正名思想的歷史衍化與哲學意蘊》一文的第四部分。從中國哲學史的歷程而言，的確存在著對于“正名”理解上的爭議。爭議背后是哲學見解乃至哲學范式的不同預設。從詮釋方法來說，是從歷史事實的角度還是從非歷史的角度來正名，即正名的根據是現實還是虛構，是以實正名還是以名正實?從政治倫理的實踐哲學角度而言，名何以能夠與政治相勾連，是憑空立一名，用以衡量實，還是用“實”來糾正“名”?作為政治的名教是自然的還是約定的?從理論哲學角度來說，名與實是什么關系?以名指實抑或有名無實?“正名”是正名之實還是正名之用?

在這些爭議之中，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乾嘉學者的看法。乾嘉學術之所以被后人稱為漢學，因為在許多問題上他們與漢儒的說法一樣。在漢儒那里，對于“正名”而言，存在著兩個維度的解釋，一個是倫理政治意義上的，一個是明理認知意義上的。前者以孔安國和司馬遷等為代表，后者則是董仲舒、馬融、鄭玄等人的看法。清代多取后者。董仲舒《春秋繁露·審察名號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洞呵铩繁嫖镏?，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隕石’則后其‘五’，言退鹢，則先其‘六’，圣人之謹于正名如此?！瘪R融認為“正名”即“正百事之名”。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抖Y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于策?！鬃右姇r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鼻迦逶谑杞狻罢钡臅r候，已經突破了理學家僅僅從倫理政治意義上來詮讀的框架。毛奇齡在很多思想上都是乾嘉學者的前驅。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茍為鈲析，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為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儒者，猶尚名，曰名物，曰名象，而浸尋失真。至晉時魯勝注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列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鬃釉弧匾舱圃?。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湫蛏写妗稌x史》，約四五百言，極言隱顯、虛實、真似之辨，毫厘纖悉，皆有分割。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只是一節，而百凡事為，莫非是名?！薄?〕毛奇齡:《論語稽求篇》，轉自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第520頁。值得注意的是，毛西河在此主張“正名”，已經不僅僅是在“名分”的意義上來說的，而是囊括了名家之說“名”，也即主張“名”并非僅為明是非，而且還有列“同異”。清儒雖主張“正名”與“政治”的極度相關，但同時也關注名理、名物和名象等諸多方面。

與毛奇齡好為異見地從諸子學中汲取意見不同的是，乾嘉學者多從漢儒意見。漢儒的解釋雖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晦暗不彰，卻影響到了后來清代學者對此問題的重新思考。錢大昕在答人問“正名”的各種解釋紛紜如何取舍的時候，明確地指出:正名自當從鄭義?！抖Y記·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即于其時。名即文也，物即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馬、鄭本無二義，故唐以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春秋之世，方競戰爭，而孔子以正名為先，故子路以為迂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與“吾猶及史之闕文”同意?！?0〕錢大昕:《潛研堂集·答問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125頁。錢大昕明確地將“名”理解為“文字”，而且試圖中和馬融和鄭玄的不同解釋，認為名與文、物與事同義。

臧琳的《經義雜記》也認為當從鄭玄的解釋:

《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曰:“古曰名，今謂之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庇帧秲x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冊，不及百名書于方?！弊?“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庇衷S氏《說文解字敘》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征，稽譔其說，將以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意不昭，爰明以諭。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庇^許引“君子于其所不知”二句，是亦以正名為正書字。此鄭所本?！?1〕臧琳:《經義雜記》，轉自程樹德:《論語集釋》，中華書局，1990，第890頁。

臧庸在前兩位的證據中加入了一個新的看法，即如果從“名分”的角度來理解“正名”，作為孔子的高弟，焉能不知名分當正!恰恰是那看似迂腐的“正書字”才會被魯莽的子路所排斥。臧庸說:

孔子書字必從保氏所掌古文為正，病時不行，故衛君待子以為政，而子以是為先也。子路以非急務，不必盡正，故子斥以為野。又云:“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奔词逢I文之意?！墩f文解字敘》亦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為正字。又云:“名不正，則言不順?！毖哉?，句也。文字不正，則書句皆不順，顛倒是非，故事不成，而禮樂刑罰皆失，其弊不可以空言視之也?！端褰浖尽ばW類》《正名》一卷，敘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書字云云?！薄夺屛臄ⅰ吠撬逡郧熬汔崒W。要之子路高弟，豈以名分為不當正?！犊鬃邮兰摇芬源苏铝行l輒父不得立之下，當是孔氏古文之誤，鄭君不取也?！?2〕臧庸:《拜經堂文集》，轉自程樹德:《論語集釋》，第891頁。

乾嘉學者不僅以“字”解儒家經典，而且還解釋道家典籍?！兜赖陆洝贰暗揽傻?，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俞正燮認為:老子此二語“道”、“名”，與他語“道”、“名”異。此云道者，言詞也，名者，文字也?！?3〕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二，轉自錢鍾書:《管錐篇》，北京三聯書店，2002，第405頁。以“字”訓“名”，乾嘉諸儒之意見大抵如此。

在哲學上來說，這里涉及的是對于語言與世界的關系的看法，道在語言中，如同人在世界中一樣。如果僅僅將語言視為工具或者認知手段，可能對于語言和世界的關系就會進入迷霧之中。在漢儒那里對于語言的看法，還是工具性的，甚至帶有消極性和神秘性?！?4〕“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參見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本經訓》，中華書局，1989，第252頁)相較而言，清代學者對語言的積極性的看法，在論述語言與道的關系的哲學史上是很突出的現象;因為一般地說，儒釋道對待語言的態度都傾向于消極性的。這種看法一旦經過清儒的轉化，特別是通過語言考察來面對哲學問題的時候，就重新闡發出了對于先秦儒家的不同路向的解讀，這也是對理學家的理論的最重要的攻擊?！?5〕參見拙文:《理學批判的三個進路》(未刊稿)。

由于后世將儒家稱為名教，故而在一般人看來，正名只不過是正名分而已，亦即主要從政治倫理角度來解讀。到了現代，由于“名教”的負面意義，中國傳統思想的研究者又僅僅從邏輯學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反而將“正名”的傳統意義黯淡下去?！?6〕參見曹峰:《〈呂氏春秋〉所見“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以“正名”、“察分”篇為主》，載《諸子學刊》，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360頁。因此有學者認為當區分語言學邏輯學意義上的“名”和倫理學政治學意義上的“名”。其實還可以做出更進一步的剝離:邏輯學與語言學意義上的“名”也不應當放入一個層次。前者主要是在推理的意義上的，后者是語法修辭角度的。語言學上討論名稱更多是在語詞的維度說，涉及語法和修辭，而邏輯學討論名稱更多是和概念、詞項等結合起來，和判斷、推理等聯系起來考察。當然還有一層意義是哲學上的，在本體論的層面涉及的是語言文字與實在的關系問題，涉及“意義”理論問題，在認識論的意義上，涉及的是概念能否把握客觀實在的問題，即傳統的言意之辨問題。因此，從義理層面而言，“正名”思想至少有四個理論維度。一是倫理政治意義上的，統而言之，可稱之為實踐哲學意義上的，細分而言這是涉及語言與政治、語言與倫理的關系。二是邏輯學意義上的，邏輯學討論名稱更多是和概念、詞項等結合起來，和判斷、推理等聯系起來考察。三是語言學意義上的，語言學上討論名稱更多是在語詞的維度，涉及語法和修辭。四是理論哲學意義上的，又可以細分為本體論意義上的和認識論意義上的。宋明學者大多從倫理政治維度來解讀“正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的確是遮蔽了先秦儒學的思想的豐富內涵。繼起的清代學者對于“正名”思想的詮讀，在很大的程度上開啟了一種新的致思方向。

二、對乾嘉學者的批評

漢學家的解釋帶來了許多批評。程樹德在摘引清儒的注解后加案語說:“‘名’字，馬、鄭、朱三說互異，當以馬注為正，即今所謂論理學也。朱注根據《史記》，指名分言，說可并存?！嵶⒆顬橛剡h，何平叔不采之，未為無見。陳鳣、臧在東、潘維城輩，堅主鄭義，反以《史記》為誤，不免漢學家門戶之見?！薄?7〕程樹德:《論語集釋》，891頁。

乾嘉學者將經典研究還原為語言文字的考索，以期還原先王典章制度之原型以及制作之本意。但是，在其批評者看來，這種方法往往過于偏向知識性的追求而忽略了尊德性的一面。最為人知的批評者方東樹說:“漢學諸人，堅稱義理存乎訓詁典章制度。而如考工車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圖，阮氏、金氏、程氏、錢氏皆言車制。同時著述，言人人殊，訖不知水為定論。他如蔡氏賦役，沈氏祿田，任氏、江氏、盛氏、張氏宮室，黃氏、江氏、任氏、戴氏衣服冕弁。各自專門，亦互相駁斥，不知誰為真知定見。莊子所謂有待而定者邪!竊以為此等名之固佳，即未能名，亦無關身心性命國計民生學術之大。物有本末，是何足臧也。以荀子法后王之語推之，則冕服、車制、祿田、賦役等，雖古圣之制亦塵飯木胔耳，何者?三統之建，忠質之尚，井田禮樂諸大端，三代圣人已不沿襲，又何論后世，而欲追古制乎?！薄?8〕方東樹:《漢學商兌》。方東樹此說基本上代表了有理學傾向的學者對于乾嘉學派的態度，其成立的前提是理學本身的成立，由于乾嘉學者對于身心性命等觀念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因此方氏此說并不能服人之心?！?9〕關于乾嘉學者的“身心性命“之學，參見拙文:《乾嘉學者的倫理新向度》，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值得注意的是錢鍾書的反駁意見。錢鍾書對清儒的說法大加非議。上引書中他指出俞正燮用禮經詮釋道家經典的錯誤，藉以對乾嘉學者的考據之學提出質疑。他說:

清代以來，治子部者，優于通訓解詁，顧以為義理思辨之學得用文字之學盡了之，又視玄言無意乎直說，弊于所見，往往而有。俞氏操術，即其一例，特尤記丑而博者爾。王弼注以“指事造形”說“名”，即皆“六書”之“指事、象形”;俞氏以“名”為“文字”，大似發揮王注。然說“名”為“字”，援征重迭，而說“道”為“言”，未舉左證;至云:“此二語‘道’、‘名’與他語‘道’、‘名’異”，亦持之無故。姑就其所侈稱“古謂文字為名”論之。

錢氏從語言學的角度認為名非字。

名皆字也，而字非皆名，亦非即名也?！洞呵锓甭丁ど畈烀枴菲?“鳴而施命謂之名;名之為言，鳴與命也?！逼溲院魏喍h耶!俞氏等“名”于“字”，蓋見有“鳴”而不見有“命”也。曰“字”，謂聲出于唇吻，形著于簡牘者也;曰“名”，謂字之指事稱物，即“命”也，《墨子·經上》《經說》上所謂:“舉、擬實也，以之名擬彼實也?！逼┤缰跹稍盏?，詞學屬之語助(synsemantic)，名學列于附庸(syncategorematic)，以其不足為“名”也，顧仍不失為“字”也。

字取其意，名求傅實;意義可了(meaningful)，字之職志也;真實不虛(truthful)，名之祈向也。因字會意，文從理順，而控名責實，又無征不信，“虛名”、“華詞”、“空文”、“浪語”之目，所由起也?！懊敝c“字”，殊功異趣，豈可混為一談?！?0〕錢鍾書，《管錐篇》，第405頁。

進而，錢鍾書認為清儒的錯誤在于將語文學與哲學之名理混淆，并批評了清儒“文字”皆“正名”的觀點。

執禮經之注解以概道家之名理，曰“古謂文字為‘名’”，亦思不審而辯不明者歟!“名家”將無同于文字學家耶?管子、申子、尹文子、公孫龍子、呂不韋、荀子、韓非子諸家之言“正名”、形名參同、名以喻實，其為許慎、劉熙擁帚先驅耶?余尋繹《論語》鄭玄注，嘗笑其以《子路》章為政先務之“正名”解為“正書字”;清之為“漢學”者至以《述而》兩言“好古”之“古”，解為“訓詁”(參觀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中之下)。信斯言也，孔子之道不過塾師訓蒙之莫寫破體、常翻字典而言，彼尸?？琢终咭约捌瓶讘舳鴵餐偬谜?，皆視虱如輪，小題大做矣。蓋學究執分寸而忽億度，處把握而卻寥廓，恢張懷抱，亦僅足以容學究;其心目中，治國平天下博文約禮皆莫急乎而不外乎正字體、究字義。一經箋釋，哲人智士悉學究之化身，要言妙道皆字典之剩義。俞氏之解老，猶鄭君之注孔也?；蛴袚吨芏Y》、《禮記》注，因說老子五章“不如守中”之“中”為“圖籍”者;是“竹帛”、“篇章”雖“糟粕”而必?！笆亍倍鹗б?，豈老子柱下守藏史之故態復萌、結習難除乎?亦如以老子說成訓蒙師矣?！皶敝懊?，常語也;“正名”之“名”，術語也。今世字書于專門術語之訓詁，尚猶略諸，況自古在昔乎?專家著作取常語而損益其意義，俾成術語;術語流行，附會失本而復成常語。梭穿輪轉，往返周旋。作者之圣，文人之雄，用字每守經而尤達權，則傳注之神、箋疏之哲，其解詁也，亦不可知常而不通變耳。

錢鍾書的說法，如果僅僅著重于語言學上來說，自有其道理。但也有可能存在誤解清儒之處。為清儒設想，清代語言學頗為發達，難道他們連虛詞和實詞都分別不出來么?錢鍾書認為，“字取其意，名求傅實;意義可了(meaningful)，字之職志也;真實不虛(truthful)，名之祈向也?！泵槍Φ氖恰皩嵲凇?，而字針對的是“意義”。錢氏似乎設置了名必須指稱符合“實“，才能夠 truthful。那么作為 common name的大學、man、花等指稱什么呢?如果將這些涉及本體論的哲學問題加入思考，錢鍾書僅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破斥清儒至少是不充分的。程樹德、錢鍾書都沒有注意到乾嘉學者注重語言的哲學洞見以及在將正名之名解讀為“文字”的詮釋空間?！?1〕錢鍾書對于乾嘉學者的又一批評在于乾嘉學者認為體用思維非先秦儒學所產，來自異域?！胺蝮w用相待之諦，思辨所需;釋典先拈，無庸諱說，既濟吾乏，何必土產?當從李斯之諫逐客，不須采慶鄭之諫小駟馬也?！?《管錐篇》(一)，北京三聯書店，2007，第15—16頁。)如果結合到20世紀的哲學發展進程，特別是語言哲學對于本體論思維的否定，錢鍾書對于乾嘉學者的否定并不成立。如上所言，正名問題存在多個維度的詮釋，在錢鍾書所沒有注意到的地方恰恰是清儒思想家們在哲學上的極大貢獻。在本體論上對于“名”問題以及在政治與語言之間關系的思考，在乾嘉學者那里開啟了序曲，到了傳統和現代交接之際其蘊含的理論效應就被激發出來了。

三、乾嘉正名論的現代效應

乾嘉學者以“字”解“名”，此說雖然受到各種批評，但是其所發展出來的理論效果卻非同一般。乾嘉學者雖然在義理方面比較謙虛，但是他們有意識地給后人創造“義理”空間，掃除障礙。就其對以“文字”解釋“名”而言，對于后來者思想的發展有著莫大的關聯。其一，它給后來者重新思考名與實的關系問題提供可能。其二，對于以名為教的儒學而言，如果“名”本身并非固定不變的，而是有著自身的演化和制作規則，而非從圣人所作，那么“正名”在政治上意味著什么?其三，站在乾嘉漢學的角度上來說，“正名”意味著一種哲學方法，將“正名”視為一種語法考察的手段，他們往往通過對于“名”(語詞/概念)的使用來確定其在整個概念網絡中的位置，通過“正名”肯定了語言與世界的勾連，消除思維中的僭越，這都是中國哲學史上值得注意的現象。

(一)從“正名論”到“唯名論”

深受乾嘉學者影響的龔自珍就通過語言文字之“造”開出一個新的世界觀。

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與眾人對立，與眾人為無盡。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變造毛羽肖翹，我理造文字言語，我氣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別造倫紀?！赵碌?，人所造，眾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乃造名字，名字之始，各以其人之聲。聲為天而天名立，聲為地而地名立，聲為人而人名立。

龔自珍的《壬癸之際胎觀》向來難解。此篇文字，幾乎說龔自珍者都有引用。就與本文論題相關而言，僅僅侯外廬先生的《中國思想通史》意識到了龔自珍哲學思想與其語言思想之間的關聯，但是評價不高，指其為“臆說”〔22〕參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656頁。。實則，如果我們轉化角度，從語言與實在的關系來解讀龔自珍，似可更為通恰。首先，在語言文字和實在(世界)的關系角度而言，龔氏明顯認為語言文字和實在之間并無固定的聯系，名與實之間的關系是偶然性的，“聲為天而天名立，聲為地而地名立，聲為人而人名立”。甚至可以說，在本體論上，名優先于實，是第一序的，因為龔自珍將世界的萬象解釋為“命名”活動的展開。其次，與向來所共識的“名”之“圣人所造”的陳說相反，龔自珍在“名”的制作者問題上，提出“我”造說，這可以說是乾嘉學者在歷史語言學的基礎上的一個合理的結論，在考察語言的歷史衍化過程中，乾嘉學者從“名”的“語言”和“文字”的轉變過程中注意到了語言文字的歷史維度，故而，對于語言的制作者問題，在語言的自然論之外注意到了約定論的重要性，這也是對荀子《正名篇》所提到的問題的一種自然延伸。第三，從語言與政治的關系角度來看，龔自珍注重“名”自我造，故而傳統所謂的“綱常名教”并非不可改革，傳統的政治制度和理念都可在“造”的基礎上進行改變，主張“以制作自為統”?！?3〕《乙丙之際塾議第六》，《龔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4頁。關于龔自珍的“以制作自為統”的分析，參見拙作《龔自珍哲學新論:以自我觀為中心的考察》，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第三章。

極為贊賞龔自珍的譚嗣同從另一個方面來宣揚一種“唯名論”的觀點。譚嗣同對于考據學者殊無好感，但是不知不覺地接受了考據學者對于“正名”思想思考的暗示。他特別地思考了“名”與“命名者”之間的關系，在名實關系上續接了龔自珍所開啟的“唯名論”:即分離了“名”和“實”之間的那種自然關系，主張名實之間并無切實之聯系，而只不過是偶然的約定，甚至是由于規訓和權力所致?！爸袊e以威刑鉗制天下，則不得不廣立名為鉗制之器?！薄叭手畞y也，則于其名。名忽彼而忽此，視權勢之所積;名時重而時輕，視習俗之所尚?！薄?4〕譚嗣同:《仁學》，《譚嗣同全集》，中華書局，1981，第299頁。譚嗣同極言名實之間的背離實乃由于“有名無實”，以名控實之背謬?！懊緹o實體，故易亂，名亂焉而仁從之，是非名罪也，主張名者之罪也?！彼M而指出以名為教的昏昧:“俗學陋行，動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國憲而不敢議。嗟乎!以名為教，則其教已為實之賓，而決非實也?！弊T嗣同與龔自珍如出一轍地認為，其實“名”乃人所造，故而不當以名為實、以名為教，數千年來的悲劇皆由此出?！坝譀r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挾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譚嗣同有感而發，但無疑他的深沉意蘊是關涉到了“名”與“政治規訓”之間的必然聯系。

(二)對正名思想的系統反思:基于歷史語言學

真正能夠對正名思想作系統思考的是乾嘉后勁余杭章太炎，章氏認真地從哲學上思考“名”與世界的關系。章太炎自述其為學規模:“以音韻訓詁為基，以周秦諸子為極，外亦兼講釋典。蓋學問以語言為本質，故音韻訓詁，其管龠也;以真理為歸宿，故周秦諸子，其堂奧也?！薄?5〕章太炎:《致國粹學報社書》(1909)，《章太炎政論選集》，中華書局，1977，第497頁。從歷史現象上看，章氏弟子對名教多有批評，多屬于傳統轉入現代的關鍵人物。從思想聯系上看，章氏對于正名思想的看法對其弟子以及現代學者多有影響。章太炎的思想來源復雜，既有乾嘉學者的，又有西學的，又有唯識學的，但是從思想發生序列和運行的方向來看，乾嘉學者的思想在影響其思想運作的因素中無疑具有優先地位。在尚未受到太多唯識學和西學影響的《訄書》中，章太炎著有《正名雜義》一文，附于《訂文》一文中。據姜義華先生的考證，“《正名雜義》由《訄書》初刻本中的《訂文》附錄《正名略義》修改增訂而成，較之前文，篇幅增加四倍之多?！薄?6〕姜義華:《章炳麟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第365頁。姜義華在《章炳麟評傳》中，主要將章氏的《正名襍義》一文看作是語言學的論文，他說:“《方言》、《訂文》以及這篇《正名襍義》，闡述了章炳麟在推進近代民族語言的建立和發展方面的主要構想，展示了他日后在語言文字學方面深化研究的方向?！?第367頁)本文則從哲學上來看章氏此文的意義。將此文與章氏后來的《齊物論釋》、《原名》進行比較，此文更多地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理論，后二者已經摻入先秦諸子(特別是莊子)和唯識論的觀點，更側重于從哲學的角度理論，但是無論如何，后二者的基本觀點還是從《正名雜義》中擴展出去的〔27〕在《齊物論釋》中，章太炎又結合莊子、唯識論與乾嘉學者的語言觀為一體，對于“正名”思想采取一種更為激烈的看法，參見陳少明:《齊物論及其影響》。。

首先，章氏指出了語言文字與政治的關系?！疤┕胖?，視國之政令，從文字之盈歉，卜知其世之盛衰矣?！薄跋葞熫髯釉?后王起，必然有循于舊名，有作于新名。是故，國有政者，其倫脊必析，官事民志日以孟晉，雖欲文之不孟晉，不可得也。國無政者，其出語不然，其為猶不遠，官事民志日益啙偷，雖欲文不啙偷，不可得也?！比绻c上文所提到的乾嘉學者對于“必也正名乎”章的解讀比照，思想淵源朗然。章氏甚至認為國家之間的競爭就是語言文字之間的競爭?！敖褡耘c異域互市，械器日便，志會之新者日蘗，猶曖曖以二千名與夫六萬言相角，其疐便既相萬，及緣傳以譯，而其道大窮?！边@個說法并不是孤見。在新舊交替的時期，思想上的問題往往會表現為名詞的競爭。章太炎將中國的日益蕭條之原由認之為由于文字之不清，不夠發達，不夠繁多，不足以應付日益變化之時代需要?！按朔蛑袊匀障饕?。自史籀之作書，凡九千名，以神州之廣，庶事之博，而以佐治者廑是，其庸得不澶漫掍淆，使政令逡巡以日廢也?”〔28〕章太炎著、徐復注:《訄書詳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69—375頁。

其次，章氏從語言的起源角度明示了“名”的更化，即闡述文字變遷隨制度變革等現實需要而變化之關系。這突出地表現出了章太炎對于乾嘉學者的運思方式的承接。乾嘉學者中比較入世的學者往往把語言文字的歷史考察同制度變革與消息聯系起來，章氏之前最著名者有龔自珍〔29〕龔自珍:《擬上今方言表》，《龔自珍全集》，第308頁。?！懊蠒x之后王，必修述文字。其形色志念，故有其名，今不能舉者，循而摭之。故無其名，今匱于用者，則自我作之。其所稱謂，足以魘塞人之所欲，欲廢墜得乎?若是，則布政之言，明清長弟，較然如引繩以切墨，品庶昭蘇，而啙偷者競矣。吾聞古之道君人者，曰:審諦如帝?！薄?0〕章太炎:《訄書詳注》，第380—381頁。在后來的《原名》一文中，章太炎更為明確地區分了散名(相當于《齊物論釋》中所說的本名)和散名以外之名，他說:“名者，莊周以為化聲，孫卿亦云名無故宜，故無常也。然約定俗成則不易，可以期命萬物者，惟散名為要，其他乃與法制推移?！薄?1〕章太炎:《原名》，《國學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18頁。

再次，章氏探討了語言在人類建構世界圖式中的作用。語言的多寡與國力之強弱成正比例，給予語言文字以正面的肯定。章氏說:“人之有語言也，固不能遍包眾有，其形色志念之相近者，則引申緣傅以為稱。俄而聆其言者，?；笕缯几惨?，乃不得不為之分其涂畛，而文字以之孳乳。故數字之義，祖稱之名，久而莫蹤跡之也。今英語最數，無慮六萬言，言各成義，不相陵越。東西之有書契莫繁是者，故足以表西海?！?/p>

最后，章氏指出語言〔32〕在本文的語境中，是從廣義的語言學的角度來說語言的，語言文字往往并提。當然，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而言，語言自是語言，文字自是文字。思維的弊端以及解決之道。章太炎認為名并非個個都要有所實指，動植金石械器等此類實在(如果按照塞爾的說法就是basic reality)，“名”都不敷用，更何況那些“人事之端、心理之號”(此則相當于human reality)〔33〕按照塞爾的觀點，一種不依存于觀察者的存在，是本然的世界之在，是基本實在(the basic reality)。但是由于有人的存在，基本實在以外的世界變成了人的世界，人化世界就是我賦予其意義的存在，這也就是塞爾所說的依賴于觀察者所建構之世界，亦即人化實在(human reality)。參見塞爾:《心靈導論》，徐英瑾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這些存在“本無體象”，故而不得不假用他名以表之。更有難者在于描繪事物狀態:“諸有形者已不能物為其號，而多以一言概括;諸無形者則益不得不假借以為表象，是亦勢也?！边@種思想在其后的《齊物論釋》中得以更為清晰的區別，章太炎則區分了名的三個類別，即本名、引申名和究竟名?！?4〕章太炎:《齊物論釋》，《章太炎全集》第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58頁。本名如火水等等，其命名“本無所依”，即獨立給出;引申名是如由火言“毀”，由水言“準”等等，“皆由本名孳乳”;而“究竟名”如“太極”、實在、本體，是找不到相應的對象的抽象概念。正是言的多義性，以及部分抽象名詞的無指稱性，導致“言”與“義”不類的普遍性。

章太炎延續了乾嘉學者對于語言的肯定維度，保持了對于語言文字的積極看法。但是，異于先賢的是，章太炎也看到了語言對于思想的遮蔽。他特別地批評了“表象主義”。由于“語言者本不能與萬物泯合，則表象固不得已”?！耙?，生人思想，必不能騰躍于表象主義之外。有表象主義，即有病質馮之?！边@種弊病并非后世才有，而是自語言文字開辟以來就有的:“文益離質，則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篤。斯非直魏晉以后然，雖上自周孔，下逮嬴劉，其病已淹久矣?！逼鋵嵞耸侵袊淖直旧淼谋硐笾髁x內在的短處?！?5〕如果結合西方語言學史來看，這個問題就別有一番意味。在17、18世紀的歐洲學界，語言學主要還是一種思辨的學問，中文由于其與歐洲語言的不同而得到了極高的評價，但是進入19世紀之后，比較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朝向實證科學的方向發展，對于中文的評價轉低(參見姚小平:《西方語言學史》，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每一種語言都有其利弊，無可厚非，現代有些學者囿于民族主義情緒一味肯定，似得不償失。如果要去其“表象主義”之病，“去昏就明，亦尚訓詁求是而已”?！?6〕章太炎:《訄書詳注》，第400頁。要解決困惑，回復澄明之境，其最終的旨歸在于語言考察。章氏此說，與乾嘉學者如出一轍。乾嘉學者也將先前流行的理學義理之爭(哲學之爭)落實到語言層面。語言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明顯標志之一。語言哲學認為所有的哲學問題都可以還原為語言層面的問題，通過語言的澄清可以顯明哲學的魅惑，從而消解(dissolve)形而上學之類的偽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說，考證學家所采取的方法就帶有這種意味?！爸谓浵瓤甲至x，次通文理，志存聞道?！薄?7〕戴震:《與某書》，《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87頁?！坝勺忠酝ㄆ湓~，由詞以通其道?！薄?8〕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戴震集》，第183頁。這種“以字說經”的方法，借用現代語言哲學的說法可稱之為“語義上行”〔39〕參見陳嘉映:《語言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第35—37頁。的研究方法。通過語言層面的還原，考據學家消解了宋儒的哲學合理性。

(三)抽象名詞崇拜的批判

“名”的問題在新舊交接的時期，的確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當時思想界的“名詞”之爭，不僅涉及帶有價值意義的新舊，而且也涉及民族主義意義上的移植詞和本土詞的競爭。張之洞的“新名詞”的軼聞便是一例。新舊交替之間如何對待新名詞的輸入和政治混亂之間的關系，劉師培于1906年12月13日發表于《申報》的《論新名詞輸入與民德墮落之關系》列舉了清末民初之際的諸多怪現象。劉師培認為“中國民德之墮落，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即便是數年以前，“人民雖無心智識，然是非善惡，尚有公評”。自新名詞輸入，“中國學者，不明其界況，僅據其名詞之外延，不復察其名詞之內容，由是為惡為非者，均持新名詞為護身之具，用以護過飾非，而民德之壞，雖有不可勝窮者矣?！薄啊切旅~未入以前，中國民德尚未消亡。既有新名詞之輸入，而后宗教不足畏，格言不足守，刑章不足懾，清議不足憑。勢必率天下之民，盡為作奸之舉，而蕩檢逾閑之行，不復自引為可羞，殆荀子所謂盜名者與!推其極弊，實為亡國之階。今也，欲救起失，其唯定新名詞之界說，而別創新宗教乎!”〔40〕劉師培:《劉申叔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第176頁。劉師培認為當時政治啙窳、道德敗壞，系“名”之不正所至，因為傳統的習俗規矩由于不適合現實社會的變化大勢而趨于沒落，原有的宗教、格言、刑章、清議皆不足憑。但是新名詞的輸入由于沒有確定所指與能指之所在，故而名實淆亂，無法適從。從劉師培的深層意思來說，可以考究為何“家族革命一詞，為淫民惰民所假托”，“地方自治一詞，奸紳蠹民援之”，“自由為肆無忌憚，平等為自傲自驕”，諸如此類，似乎已經掉入了對抽象名詞的崇拜中:從一個抽象的名教轉向了另一個。

在批判抽象名詞的崇拜中，馮友蘭的《名教之分析》〔41〕馮友蘭:《名教之分析》，原載于1927年1月的《現代評論》第二周年紀念增刊，《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卷11，第81頁。分析了為何抽象的概念在中國具有如此之大的動力，他認為，抽象的概念類似共相，拿傳統的“君君臣臣”而言，馮友蘭認為前者屬于具體的現實個體，后者則屬于概念?！捌胀ǖ?、抽象的君父，非附在特殊的、具體的個體上，不能存在于這個具體的、實際的、實踐的世界上。所以臣、子，為忠于君，孝于親，不能不對于實際的、具體的個人，實踐忠孝。而這些實際的、具體的個人之為君父者，往往不能皆如君父之名之要素，如其所應該。然而無論事實上具體的君父怎么樣，臣子總要忠孝。因為原來他們所必須忠于，所必須孝于的，并不是這些事實上的具體的君父，而乃是事實上具體的君父代表之概念?！薄?2〕同上。

早在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時候，胡適就已經意識到了“抽象名詞”的危害?；趐ragmatism的立場，胡適說:“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待證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如此方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于抽象名詞的迷信?！薄?3〕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胡適文存》第1集，卷二。為什么中國人如此崇拜“抽象名詞”呢?“現在我們中國已經成了口號標語的世界。有人說，這是從蘇俄學來的法子。這是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沒有看見墻上有一張標語。標語是地道的國貨，是‘名教’國家的祖傳法寶?！薄?4〕胡適:《名教》，原載于1928年7月10日《新月》第1卷第5號，《胡適文集》，卷4，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51頁。胡適認為是因為有“名教”之故。胡適認為名教就是信“名”之教:名教信仰什么?信仰“名”。名教崇拜什么?崇拜“名”。名教的信條只有一條:“信仰名的萬能?！薄?5〕胡適:《名教》，《胡適文集》卷4，頁51.

對于“名”是什么?胡適做了些考據，就考據的數據而言，胡適與清代乾嘉學者所用一致，都接受了鄭玄的看法，名即是文字，即寫的字。他得出的結論是“名教便是崇拜寫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寫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6〕胡適此說與李澤厚相同。參見李澤厚:《論語今讀》，北京三聯書店，2004，第384頁，我在《正名思想的歷史衍化與哲學意蘊》已經對此觀點有所辯駁，可參看。胡適追問了中國人名教崇拜背后的哲學意蘊。他給出了三個要點?！暗谝?，我們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就是魂，我們至今不知不覺地還逃不了這種古老迷信的影響?！诙?，我們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文字)有不可思議的神力，我們也免不了這種迷信的影響?！谌?，我們的古代圣賢也曾提倡一種‘理智化’了的‘名’的迷信，幾千年來深入人心，也是造成‘名教’的一種大勢力?！薄?7〕胡適:《名教》，《胡適文集》卷4，第56頁。如果用今天的哲學術語來說，前兩個要點主要是在解釋言語世界何以與行動世界相勾連的問題，胡適由于只注意到了言語的指稱功能，而沒有注意到其行事和取效的功能，故而簡單地將之歸因于神秘。第三個要點與本文論題更為相關?！袄碇腔拿拿孕拧北闶菍τ诔橄蟾拍畹拿孕?，即“名分”思想?！懊獭?、“名是表物性的，分是表我的態度。善名便引起我愛敬的態度，惡名便引起我厭恨的態度。這叫做‘名分’的哲學?！獭?、‘禮教’便建筑在這種哲學的基礎之上?！薄?8〕胡適:《名教》，《胡適文集》卷4，第58頁。胡適最后認為“打倒名教!名教掃地，中國有望!”因為“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

四、結 論

就上文所述，乾嘉學者的思想參與到了中國現代進程之中，反思中國現代性的學者對于乾嘉學者與現代思想的關系多有忽視，似乎未盡歷史真相。從哲學上來看，乾嘉正名論在三個面向上擴展了中國哲學的深度。第一，乾嘉學者對于語言的正面積極的看法糾正了長期以來對于語言的消極偏見，在哲學上提升了語言的地位，認為哲學問題可以通過語言解決。語言不僅僅是一般的工具性的器物，在我們的所有工具中，語言最系統、最穩定地體現著我們的理解，凝結著最通用、最根本的道理。語言哲學認為所有的哲學問題都可以還原為語言層面的問題，通過語言的澄清可以顯明哲學的魅惑，從而消解(dissolve)形而上學之類的偽問題。按照維特根斯坦的說法，“哲學是針對借助我們的語言來蠱惑我們的智性所做的斗爭?！薄?9〕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一部分109節。通過語言的語法規則考慮出宋儒之“理”，“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有悖常理?！?0〕戴震:《孟子字義疏證》，《戴震集》，267頁。不能夠離開文字訓詁向壁虛構義理:“夫窮經者必通訓詁，訓詁明而后知義理之趣。后儒不知訓詁，欲以向壁虛造之說求義理所在，夫是以支離而失其宗。漢之經師，其訓詁皆有家法，以其去圣人未遠。魏晉而降，儒生好異求新，注解日多，而經益晦?！薄?1〕錢大昕:《左氏傳古注輯存序》，《潛研堂文集》。這些見解深刻地反映在乾嘉學者對儒家經典的解釋中?！罢軐W不是關于世界深層結構的研究，而是關于陳述方式的研究，是語法性的考察?！薄?2〕陳嘉映:《說理》，華夏出版社，2011，47頁。這種語法性考察即是作為哲學方法的乾嘉正名論。

第二，乾嘉學者對于語言與政治關系的敏感蘊含著深刻的現代意蘊。如果說在中古學者那里，語言還帶有某種神秘性，那么在乾嘉學者那里，語言已經得到了某種去魅(disenchantment)。被視為現代政治哲學先驅的霍布斯在《利維坦》中將政治與語詞的創造緊密聯系在一起，認為人類的處境不過是語詞所造就的，〔53〕菲利普·佩迪特:《語詞的創造:霍布斯論語言、心智與政治》，于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在乾嘉學者正名論的現代效應中也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這一特征。乾嘉學者正面地肯定了語言與政治的相關性，將政治操作與語言文字的表達和變化聯系在一起，將“正名”解釋為“正字”。受此啟發的龔自珍，將語言文字的歷史維度與典章制度的變革緊密相連，從而開啟了一種“以制作為統”的政治哲學以及變易世界觀?！?4〕一般認為龔自珍的世界觀受公羊三世說的影響，其實也要看到乾嘉學者的歷史語言學對其思想的影響，正如前所述，龔自珍是在討論語言變遷的過程中提到歷史的變遷的。譚嗣同則將“名”的制作與政治規訓和權力操作聯系起來，“不得不廣立名為鉗制之器”?！?5〕譚嗣同:《仁學》，《譚嗣同全集》，第299頁。名的制作和析分都是“亦其勢自然也”。名似乎與政治有一種天然的合謀關系。

第三，乾嘉學派從知識主義的傾向所進行的“正名”使得傳統的哲學爭論獲得了一個新的支點，即在語言學的基礎上對于這些問題進行

重新省視。人們總以為自己是語言的主人，實際上處處受到語言的約束乃至誤導;人們就思想內容、科學觀點展開討論，結果卻經常停留于概念名稱的爭執。哲學是愛智之學，正如洛克所言，“如果不首先把語言的本質、功用、意義解釋清楚(Nature，Use，and Signification of Language)，就根本不可能清晰明確地談論知識?！薄?6〕洛克:《人類理解論》，關文運譯，商務印書館，1991，382頁。例如正名問題，是正名之實還是正名之用，名與實的關系如何?各種各類的“名”與“實在”的關系如何?這些問題就逐漸地進入到了思想者的視野。相對于之前的學者，乾嘉學者及其后繼者由于在語言文字方面的成就更高，因此亦能更好地思考到了語言文字的功能和本性，擴展了其理論視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