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辯護與方法論創新:推進部門哲學研究范式創新的兩大前提——基于2013年部門哲學研究成果的分析

于桂鳳

(作者于桂鳳系江蘇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克萊蒙神學院訪問學者，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生態哲學)

近年來，部門哲學的蓬勃發展，已在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層面推進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繁榮與發展。然而，從目前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來看，部門哲學研究雖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進展，但遠未達到理論和實踐發展所要求的水平，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而要使部門哲學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不斷開拓其新的發展空間，獲取新的生長點，就必須自覺探究和推進部門哲學研究范式的創新與轉換。推進部門哲學研究范式的創新與轉換，必將在促進部門哲學自身繁榮與發展的同時，進一步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乃至整個哲學的理論創新與發展。本文以價值哲學、政治哲學、文化哲學、管理哲學等領域2013年發表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為例，試析推進部門哲學及整個哲學研究范式創新與轉化的兩大前提性問題。

一、合法性的論證與辯護

“發現理論困難是哲學創新的首要前提?！雹賹O正聿:《哲學創新的前提性思考》，載《求是學刊》2001年第9 期。當前，部門哲學研究面臨的困難之一就是部分學者對其存在的合法性的質疑。從歷史上看，不斷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進行辯護，是哲學固有的一大特點，也是哲學進一步發展的前提。當代中國部門哲學研究的發展與創新尤其需要這種合法性辯護。這對推進部門哲學研究范式的創新與轉換具有清理地基的重要意義。

經過近30年的發展，價值哲學、政治哲學、文化哲學、經濟哲學等部門哲學已日益成為中國哲學創新的重要生長點。但時至今日，關于部門哲學合法性的爭論從未停止。最近的一場爭論發生在蘇州大學的王金福與陳忠兩位教授之間，值得學界關注。在《哲學的死亡與復活——從馬克思、恩格斯反哲學的立場看“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的興起》一文中，王金福從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發展歷程從“哲學”時期到“反哲學”時期的轉變及其實質出發，對部門哲學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認為“部門哲學”如果意味著應用哲學原理來解決“部門”的問題，那么，這樣的“部門哲學”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有過而后來加以否定的哲學?！安块T哲學”的興盛，標志著死去了的哲學的復活，同時也是作為世界觀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冷落和衰退。②王金福:《哲學的死亡與復活——從馬克思、恩格斯反哲學的立場看“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的興起》，載《學術月刊》2013年第2 期。在《哲學本性與“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的合法性——以“城市哲學”為例兼與王金福教授商榷》一文中，陳忠以“城市哲學”為例，從哲學的本性出發，對這種觀點給予了積極回應，認為哲學本質上是一種問題哲學、語境哲學，“部門哲學”的問題性與語境性，決定了“部門哲學”作為哲學而存在的知識與學科合法性;同時，哲學在本質上又是一種生活哲學、實踐哲學，對哲學發展新對象、新視域、新線索的不斷進入和開啟，是“部門哲學”在方法論層面的合法性依據?！靶∥⒒?、“日?；笔钦軐W發展的重要趨勢，“城市哲學”等“部門哲學”之所以在批判和質疑中不斷繁榮，其根本合法性依據正在于這種研究適應社會發展的民主化、生活化趨勢。因此，部門哲學的當代興起，不僅不是哲學的倒退，反而是哲學的發展，是哲學自覺進行跨界研究、可能性研究的一種重要形式。①陳忠:《哲學本性與“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的合法性——以“城市哲學”為例兼與王金福教授商榷》，載《學術月刊》2013年第2 期。

上述爭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學界在部門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上存在的兩種對立的觀點，也在一定意義上凸顯了當代中國部門哲學發展面臨的最大困境——合法性的質疑。關于部門哲學合法性的質疑源于學界在其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等基礎性問題的理解上存在很多爭議，始終無法達成一致。從學理上講，每一門哲學學科都有自己特定的規定性，體現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等方面。這些特定的規定性意味著任何哲學學科都應該具有相對獨立的理論邊界，以特定實踐領域為研究對象的部門哲學更應如此。當部門哲學無法清晰而準確地界定自身的理論邊界時，它就有可能出現以下兩種情況:一是因為與哲學和其他具體學科爭搶地盤而導致越界行為和泛化現象，一是陷入與哲學和其他具體學科保持距離而局限于狹小空間、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封閉境地。前者無疑會使部門哲學過高估價自身的理論功能，從而附加自身過多的且又難以完成的本不屬于它的思想任務，后者則有可能使部門哲學過低估價自身的理論價值，從而放棄某些它本該承擔的理論責任。這兩種情況都會影響到部門哲學的理論建構與功能發揮，進而危及到部門哲學的合法性，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制約哲學和其他具體學科的深入發展，從而不利于中國學術與學科建設的整體進步。

部門哲學理論邊界的模糊直接與人們對其研究對象的理解的相對“不確定性”有關。眾所周知，每一門部門哲學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如政治哲學的研究對象是“政治”，文化哲學研究的對象是“文化”，社會哲學研究的對象是“社會”，價值哲學的研究對象是“價值”，管理哲學的對象是“管理”等等。但是，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社會?什么是價值?什么是管理?與之相應的部門哲學并未給出明確而統一的回答。相反，政治哲學對“政治”范疇的理解，文化哲學對“文化”概念的界定，社會哲學對“社會”內涵的解讀，價值哲學對“價值”含義的定位，管理哲學對“管理”分析，都是五花八門、多種多樣的。這種多樣性、差異性的理解，雖然在一定意義上拓展了人們關于“政治”、“文化”、“社會”、“價值”的理解空間，但卻使政治哲學、文化哲學、社會哲學、價值哲學的研究對象呈現出不統一而模糊的特點，并由此導致諸多的理論紛爭，影響了人們對其學科性質的準確把握，最終威脅到各部門哲學存在的合法性。這種現象普遍存在于部門哲學研究中，阻礙了部門哲學的進一步發展。鑒于此，有必要重新審視并厘定各部門哲學的研究對象，只有對自身的研究對象有了準確的定位，部門哲學才有可能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和創新。

從2013年的相關研究成果來看，學者們不僅意識到了這一點，而且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其中，價值領域的研究相對突出。在《重新厘定價值哲學的研究對象——兼論價值關系說是一種狹義價值論》一文中，蘭久富就明確指出，價值哲學研究領域的許多爭論就是因為對價值概念的不同理解造成的，只有對價值哲學的研究對象有了清晰、準確的把握之后，價值哲學才能找到正確的發展方向。他認為，作為價值哲學研究對象的“價值”有兩種，一種是在“有用”含義上把握的價值，指的是有用性;另一種是在“重要”含義上把握的價值，指的是重要性。有用性專指用來滿足需要或達到目的的手段價值，即使用價值，是狹義價值;重要性即意義，泛指各種受人重視和追求的價值，既包括手段價值，也包括目的價值，是廣義價值。從狹義價值論轉向廣義價值論是國內價值哲學發展的方向。①蘭久富:《重新厘定價值哲學的研究對象——兼論價值關系說是一種狹義價值論》，載《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 期。在《社會德性研究與個人德性研究并重——價值哲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江暢認為，價值哲學當然要研究一般價值問題，但并不限于此。無論從西方哲學史看，還是從學科的內在邏輯來看，價值哲學研究的焦點性問題都應該是德性問題，即個人和社會的優良品質問題。西方思想家對德性問題的關注經歷了一個以個人德性問題為重點，到以社會德性問題為重點，再到社會德性問題研究和個人德性問題研究并重的過程。今天兩者并重并非西方思想家從學科建設的角度自覺所為，這兩個領域的研究尚未關聯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通過回顧和反思使我們從自發走向自覺，建立以德性問題研究為中心、以個人德性問題和社會德性問題研究為兩翼的價值哲學學科體系。②江暢:《社會德性研究與個人德性研究并重——價值哲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3年第3 期。而在《價值研究的哲學奠基——價值哲學的存在論思考》一文中，張曙光則對價值概念進行了存在論的解讀。他認為，“價值”是以問題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現代社會的核心課題。對價值現象的哲學研究，首先要進行存在論的思考，以澄清圍繞價值問題的意見之爭，明確價值現象的根據之所在。存在論的“存在”由“人生在世”的活動呈現，“價值”則是人生在世的“意義”指引人的生命活動所發揮的功能，也是生活世界自身的屬性。存在的三種基本方式構成了人類得以共存、自存和持存的“境域”、“境遇”和“境界”。而將意義歸結為價值、價值歸結為利益的所謂價值觀，表明了某些現代人的精神沉淪，價值哲學必須給予批判和超越。③張曙光:《價值研究的哲學奠基——價值哲學的存在論思考》，載《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第11 期。另外，在《論文化哲學視界中的“文化”范疇——兼議文化哲學的基本旨趣與定位》一文中，李群山認為，文化哲學視界中的文化范疇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化研究領域中文化范疇的特定規定性，作為文化哲學研究之對象的文化必須是具有人本性和總體性的特征。與之相一致，文化哲學在基本旨趣上不是對文化現象的一般描述與解析，從根本上在于通過對文化的探討，在最深層次意義上探討人本身及其存在。①李群山:《論文化哲學視界中的“文化”范疇——兼議文化哲學的基本旨趣與定位》，載《前沿》2013年第7 期。這些研究有助于深化對部門哲學研究對象的理解。

在同一部門哲學領域內，學者們對同一研究對象的不同理解，除了與研究對象本身的復雜性有關外，還與他們對部門哲學自身的學科性質的多元理解有直接關系。例如，在經濟哲學領域，自經濟哲學在中國興起以來，學術界對于經濟哲學的理解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關于它的界說至少不下二十余種。早在20 世紀90年代，就有學者曾歸納出國內學術界關于經濟哲學的十九種界定。②胡義成:《經濟哲學并非學園的專利——兼評國內十余種“經濟哲學”的界定》，載《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 期。在政治哲學研究領域，也有學者明確指出，近些年來，政治哲學的研究雖然有勃興的跡象，并且確實取得了不少進展，但關于政治哲學的理解趨勢卻越加多元和復雜了。其中，在《作為第一哲學的政治哲學》一文中，羅騫從哲學與政治在當代的雙重變遷出發，提出在今天后形而上學的思想氛圍中，政治哲學應該成為第一哲學，并將政治哲學理解為關于人類共同體可能生活之哲學思考，它穿行在實然與應然的中間地帶，創造和發明共同體生活的基本觀念并為這種觀念進行辯護。③羅騫:《作為第一哲學的政治哲學》，載《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在《政治哲學的“規定”及其當代性》一文中，臧峰宇從政治哲學的概念構成、研究對象、思維方式等多種視角分析了關于政治哲學的不同“規定”，認為把握政治哲學的當代性是一條通達政治哲學意旨的切近路徑，并指出正義論是當代政治哲學的典型樣態，它呈現了一種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學的政治哲學致思路徑和在場形態。④臧峰宇: 《政治哲學的“規定”及其當代性》，載《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 期。另外，在《管理哲學學科性質的再思考》一文中，王奕指出，學界關于“管理哲學是什么”的回答，竟有幾十種。學界在管理哲學學科性質的理解上一直無法達成一致，根源在于研究者所持哲學理論的不同。實證主義、本體論哲學、認識論哲學是當前學界在界定管理哲學學科性質所使用的常見的三種哲學理論。這三種視角各有所長，不存在對錯問題。但是，就當前的研究狀況尤其是國內管理哲學的研究狀況而言，將管理哲學定位為“在不同哲學理論指導下，以管理為研究對象的部門哲學”較為恰當，原因在于管理哲學作為一個學科，是社會背景與自身發展規律相結合的產物。①王奕:《管理哲學學科性質的再思考》，載《理論界》2013年第5 期。

對部門哲學研究對象、學科性質的多元理解，體現了部門哲學研究理論邊界的開放性。不過，正如有學者所言，理論邊界適度的開放性對于一個學術研究領域的創新具有積極意義，但如果這種開放性不受任何限制，沒有任何邊界，呈現出“自由化”傾向，那么，該學術研究領域的合法性將會受到挑戰。②衣俊卿:《論文化哲學的理論定位》，載《求是學刊》2006年第4 期。部門哲學的合法性之所以遭受質疑或否定，就與其理論邊界的不確定性密切相關。在科學界定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的基礎上，明確自身的理論邊界，應是為部門哲學的合法性進行辯護的關鍵?？茖W厘定各部門哲學學科的理論邊界，不僅要自覺樹立邊界意識，更需要豐富的理論資源作支撐。這就要求研究者們既要加強對各部門哲學史的整體性、系統性的研究，又要深化對部門哲學核心概念史的梳理與研究。這里有一點要注意，從學理上講，厘定部門哲學的理論邊界，確實離不開對其核心概念的基本含義、概念生成與演進的內在邏輯、概念限定的問題域等問題的考察，但是不能完全從概念出發進行邏輯推演，癡迷于“概念游戲”，而要把概念史的考察與現實歷史的發展結合起來，因為任何概念都是歷史的產物。這兩個層面的共同研究有利于人們全面而準確地理解那些有爭議的部門哲學概念、觀點或思想，也有助于人們對各部門哲學興起的歷史語境、發展的基本脈絡、整體面貌、本質屬性等有一個清晰而系統的把握，從而深刻理解部門哲學存在的歷史必然性與合法性，更好地推進部門哲學的創新與發展。

二、方法論的反思與創新

任何哲學研究都離不開方法論的指導，方法論缺失或不合理是導致哲學研究陷入理論困境的主要原因。部門哲學研究尤其如此。例如在價值哲學研究領域，有學者明確指出，主客體關系模式是導致價值哲學研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這種方法論模式除了導致一種關于價值本質的效用主義解釋之外，還意味著對人的拒斥和消解，它使價值論研究喪失了人學的基礎。①賴金良:《哲學價值論研究的人學基礎》，載《哲學研究》2004年第5 期。部門哲學研究要擺脫理論困境，推進研究范式的創新與轉換，離不開方法論問題的自覺反思與創新。而且，部門哲學對于推進哲學創新的意義，不僅表現在概念、范疇、理論觀點的創新，更表現在方法論的創新。

哲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絕不僅僅意味著某種工具性的研究手段，它既涉及具體的研究方法、方式問題，還包括宏觀的研究視野、研究思路問題。在這個意義上，部門哲學的方法論反思與創新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展開:

第一，各部門哲學自身所蘊含的方法論及其意義的闡釋與反思。哲學既是世界觀又是方法論，部門哲學本身就具有方法論的意義。闡釋與檢視自身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是部門哲學進行方法論創新的前提。從2013年的相關研究成果來看，這個層面上的方法論反思相對比較突出，并在多個維度展開。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在史學與哲學之間》一文中，余曉玲、劉同舫分析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方法論意義，認為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在史學具體性與哲學抽象性的張力及共振中尋求平衡，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體系更具有歷史之維，而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方法滲透于史學，使其具備原則高度，從而實現學科超越。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在對世界全球化與現存資本主義命運的把握上、對未來社會發展的總趨勢所進行的觀察上具有方法論意義，對當今中國走出顧此失彼、失衡發展的思維慣性具有指導作用。①余曉玲、劉同舫:《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在史學與哲學之間》，載《天津社會科學》2013年第2 期。在《〈資本論〉對城市哲學研究的方法論意義》一文中，陳忠分析了《資本論》對城市哲學研究的方法論意義，他認為，《資本論》處理概念與對象關系、概念史與社會史的策略，對城市哲學形成合理的概念與概念群具有方法論意義;《資本論》對時間與空間、歷史性與空間性關系的處理，對城市哲學確認合理的歷史觀具有方法論意義;《資本論》對精英主體與世俗主體關系的處理，對城市哲學形成合理的主體性原則、價值立場具有重要意義;《資本論》處理不同理論、思想之間關系的策略，對城市哲學處理城市批評史與城市發展史的關系，探索面向生活和未來的城市智慧具有重要啟發。這一方法論分析不僅深化了對《資本論》的當代價值的理解，更為重要的是為城市哲學的理性建構與現實發展提供了多重啟示。②陳忠:《〈資本論〉對城市哲學研究的方法論意義》，載《學習與探索》2013年第9期。在《馬基雅維里政治哲學的方法論》一文中，楊曉東、馬俊峰分析了馬基雅維里政治哲學的方法論，認為馬基雅維里擺脫了形而上的研究方法，立足于意大利的歷史經驗與社會現實來闡釋政治的具體內涵、目標與運作方式，這種以政治實踐為本位的敘述方式，體現了實用主義與現實主義特征。馬基雅維里政治哲學方法論思想蘊含著作為政治知識的方法論、作為政治判斷的方法論和作為政治科學的博弈論等豐富內容，從不同維度展示了政治判斷、政治博弈所呈現出來的政治智慧，這些可為當代中國政治文明構建和政治實踐提供有益的啟示。③楊曉東、馬俊峰:《馬基雅維里政治哲學的方法論》，載《天津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方法論走向》一文中，袁久紅分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方法論走向，他認為，繼20 世紀70年代政治哲學復興之后，西方馬克思主義也紛紛轉向政治哲學研究，但因其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之于政治哲學研究有效性的質疑，在方法論上，他們開始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產生偏離，其目的是尋找和重建馬克思主義之作為政治哲學方法論的有效途徑，可以將之概括為從“經濟主義”走向政治中心論、從整體主義走向個體分析、從階級分析走向多元分析。①袁久紅:《西方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方法論走向》，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3年第4 期。在《馬克思法哲學方法論中人與歷史的雙重維度》一文中，馮炬、徐毅君分析了馬克思法哲學方法論中存在的歷史維度與人的維度，并認為“完整主義”的馬克思哲學研究需要把這兩個維度還原為一個整體去理解馬克思哲學的結構性原貌的。②馮炬、徐毅君:《馬克思法哲學方法論中人與歷史的雙重維度》，載《山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10 期。

第二，具體研究方法、方式的發掘與創新。這個層面的研究，既涉及各部門哲學代表人物、主要學派的研究方式、方法的發掘與闡釋，又包括當前學界研究部門哲學的方式、方法的反思與創新。在《論馬克思政治哲學研究的歷史主義方法》一文中，李佃來認為，在對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研究中，不將研究方法的審理提升為一個明確的問題意識，這一學術領域的研究或許永遠都是不完整的，甚至于走入歧途而積重難返也是有可能的。鑒于此，他提出，方法論反思是推進馬克思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基礎性問題。當前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研究，主要運用的分析哲學的方法，但這一方法的合理性和長處卻是有限的，需要在對這一方法之偏蔽的指認中突出歷史主義方法。從分析哲學的方法切換到歷史主義方法，將會延伸馬克思政治哲學研究的論題，擴大此一研究的論域，這是通達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內核的有效途徑。③李佃來:《論馬克思政治哲學研究的歷史主義方法》，載《學術研究》2013年第11期。在《從歷史維度審視作為范疇的價值》一文中，何中華指出，國內學術界對作為哲學范疇的價值的研究，大都采取一種靜力學的或曰靜態的考察，即把價值范疇當做一種不受歷史約束的永恒不變的抽象規定加以確認，脫離特定歷史語境提出并解決問題。這種研究方式不符合馬克思“歷史地思”的運思特點，遮蔽了價值的歷史展現性質，從而妨礙了對其本真性的揭示。按照馬克思的運思方式，只有把價值范疇當做一種歷史的規定加以追問，才是恰當的。價值同理性的分裂不過是一個歷史的現象或事實，它在本質上屬于現代維度，“價值”被作為一個自覺的問題提出，意味著價值同理性的分裂及其對立已然在歷史基礎層面實際地發生了。從歷史上看，價值理想是一把“雙刃劍”，它提供批判的尺度，要求“從后思索”，但若脫離了歷史基礎，就有可能淪為“烏托邦”，從而釀成歷史悲劇。①何中華:《從歷史維度審視作為范疇的價值》，載《煙臺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 期。在《“灰色”的哲學理論與“常青”的體育之間——體育哲學研究中引入哲學人類學方法探析》一文中，高強分析了體育哲學研究中引入人類學研究方法，有助于破解抽象的哲學理論與豐富具體的體育現實之間一直存在的隔閡。②高強:《“灰色”的哲學理論與“常青”的體育之間——體育哲學研究中引入哲學人類學方法探析》，載《體育與科學》2013年第6 期。

第三，整體研究思路、范式、視野的審視與轉換。這對各部門哲學研究的總體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在《當代價值研究的新進路》一文中，李德順提出當代中國價值研究需要一種思維變革。他認為，當代價值研究的主要困境主要來自價值思維方式的落后，這種落后的主要表現是價值研究所使用的傳統理論框架本身缺少必要的批判性反思和富有時代感的超越，總體上仍受限于20 世紀以前奠定的以實體為中心的理論視野，未能充分進入以關系(實踐)思維為特征的新的存在論，和以人的“知情意”全部精神活動為對象的意識論境界，因而難以準確把握“價值”現象的特點和地位，難以真正進入適合于價值對象的思維情境。要改變這種狀況，有必要重新確立一種以實踐為根基的辯證思維框架。③李德順:《當代價值研究的新進路》，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3年第3 期。在《社會文化的實踐哲學詮釋及其意義》一文中，閻孟偉從唯物史觀的基本論點“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提出了研究文化問題的實踐哲學思路，并從這一思路出發，對社會文化的形態、實質、核心及其在社會發展的作用作了全新的理解。①閻孟偉:《社會文化的實踐哲學詮釋及其意義》，載《學術研究》2013年第1 期。在《馬克思恩格斯政治哲學的研究范式革新——從主觀邏輯到客觀邏輯的轉換》一文中，李紅亮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在形成政治哲學思想的過程中歷經了從宗教批判轉向政治批判，從政治批判轉向經濟批判三個發展階段;在研究方法論上發生了哲學范式的里程碑式的創新，進行了從主觀邏輯到客觀邏輯的根本性轉換，具體表現為:從黑格爾的理性主義哲學范式到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哲學范式，再轉為實踐唯物主義哲學范式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范式。②李文亮:《馬克思恩格斯政治哲學的研究范式革新——從主觀邏輯到客觀邏輯的轉換》，載《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3年第5 期。在《論經濟哲學認識論中的兩條路線》一文中，宮敬才結合思想史，分析了經濟哲學認識論中的兩條路線，一條以人的認識能力無限論為邏輯前提，一條以人的認識能力有限論為基礎。以人的認識能力無限論為指導的經濟學研究離現實經濟生活越來越遠，學院化傾向愈演愈烈，而以人的認識能力有限論為指導的經濟學研究則日漸顯示出經濟生活智慧的氣象。③宮敬才:《論經濟哲學認識論中的兩條路線》，載《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在《當代中國價值問題及價值重建的社會歷史哲學辨析》一文中，張曙光提出了分析當代中國價值問題的社會歷史哲學視野。他認為，當代中國的價值問題是發生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問題，因而以社會轉型的概念框架加以分析是合理的。但是，中國作為有著悠久而博大的文化傳統的文明體的轉型，有自身特殊的問題和方式，這種特殊性既植根于其社會歷史傳統及其矛盾中，又只能在現代世界的交往關系中獲得理解并生發出普遍意義。中國現代的價值問題特別是國人的心靈和精神問題，不是狹義的道德問題，而是原來的社會關系體系及其秩序——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解體在人們思想和行為上的投射和表現。因而，當代中國大陸價值的重建，也只能訴諸以經濟政治制度為關鍵所在的整個社會的現代化建設和文明秩序的建構。①張曙光:《當代中國價值問題及價值重建的社會歷史哲學辨析》，載《天津社會科學》2013年第4 期。以社會歷史哲學視野研究價值問題，有助于價值哲學研究走出認識論模式的困境。在《經濟哲學視域中的生態危機發生機制透析》一文中，卜祥記、何亞娟把生態危機問題放到經濟哲學視域下進行分析，認為當哲學把生態危機的發生根源歸結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斷裂，而經濟學指向自然資源稀缺性與人類欲望無限性之矛盾的時候，它們都忽略了造成斷裂與矛盾的現實性根源——支配人類經濟社會生活的資本邏輯。正是資本呼喚出人類的無限欲望，造成了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的資源稀缺與欲望無限的矛盾，而這一矛盾又通過觀念層面的“欲望支配世界”、“經濟個人主義”以及“價值通約主義”等，無限地放大了作為矛盾一方的“欲望無限”，從而直接導致人與自然關系的斷裂與生態危機的呈現和加劇。②卜祥記、何亞娟:《經濟哲學視域中的生態危機發生機制透析》，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3年第3 期。不可否認，從經濟哲學的視野分析生態危機機制，不僅體現出一定的深刻性，更具有一定的創新性。這種方式的創新性，對于部門哲學研究范式的創新與轉換是必要的。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多角度、多層面的方法論反思與創新，對于推進部門哲學研究范式的創新與轉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結合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總體狀況來看，從中國哲學總體研究現狀來看，當前中國的部門哲學研究中最需要反思的方法論問題就是廣泛存在的嚴重的“西方化”現象，也有學者稱之“擁西情結”或“西方中心主義”。這不僅表現在西方重要學者或哲學派別的理論、思想和觀點成為學者們主要闡釋的對象，而且即使是在闡釋中國自己的理論與實踐時，基本上也都以西方的理論框架、話語體系、研究方法為主要參照物，特別是對某些熱點問題的追蹤、對某些理論的評判也常常是以西方的研究為依據。有學者在談到政治哲學研究在這方面存在的問題時，甚至說“漢語政治哲學的研究完全是‘西方的’政治哲學研究范式的翻版”①任建濤:《政治哲學的問題架構與思想資源》，載《江海學刊》2003年第2 期。這種說法雖然有點絕對，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哲學研究學術主體意識的薄弱。整體性的學術主體意識薄弱，不但難以產生具有原創性的思想或觀點，更不利于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話語體系。對于中國學界而言，在全球化的時代與格局中能夠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自主性，是推進中國學術創新與發展的重要之道，更是確立中華民族的理論自信與理論自覺的必要之路。

從部門哲學的跨學科特征來看，推進部門哲學的方法論創新，不僅要自覺借鑒其他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而且要在加強跨學科對話的基礎上生成新的研究方法。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已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文化哲學領域洪曉楠提出的宏觀研究與個案研究相結合的方法，霍桂桓提出的個體生成論的方法，李鵬程采用現象學的方法進行文化哲學研究;發展哲學領域，楊信禮提出了發展本體論與發展認識論相統一的方法、系統科學的方法、實踐反思的方法;政治哲學領域，武漢大學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團隊”采取的理論與現實相結合的推理方法、局部研究與整體研究相交叉的切近方法;價值哲學領域，孫偉平等主張價值問題研究的主體性方法;管理哲學領域，張尚仁提出的科學一體化的研究方法，等等。這些研究方法的提出離不開跨學科的對話和融合。部門哲學自身是交叉性學科，本身就蘊含著對話與融合的因子，但是在現實的學術實踐中，部門哲學與其他相關學科、部門哲學間的互動并未達到理論與實踐的要求。這就要求部門哲學與其他學科之間要加強合作，展開跨學科研究。這一點對于中國學者尤其重要。面對重大、復雜的社會現實問題時，馬克思、恩格斯不僅自覺進行跨學科研究，而且是這種跨學科研究的典范。反觀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哲學與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化學、法學等的跨學科研究，不難看到，哲學的跨學科研究是以豐富的、多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儲備為前提的。這就意味著研究主體僅具備堅實的哲學理論基礎是不夠的，還需要掌握其他相關具體學科的知識。如“研究現代管理哲學，除了要結合哲學和管理學來研究之外，還涉及一系列其他學科，既涉及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傳統學科，也涉及決策科學、預測科學、行為科學、創造學、人才學及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等一系列新興學科和理論?！雹購埳腥?《管理哲學的對象、意義和研究方法》，載《人文雜志》1986年第6 期。但是，由于學科建制、學術專業分工等因素制約，當代中國大多數部門哲學研究者，并不具備馬克思、恩格斯那樣多學科的知識儲備。在這種條件下，加強學科聯盟意識，促進部門哲學研究者與其他相關具體學科研究者之間的學術交流，就成為一種必要。前面提到的組建于2010年的武漢大學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團隊”，就采取了跨學科的方式組建，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為主，整合其他學科青年學術骨干的力量，從不同的路向開展和推動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研究。這說明學界已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并開始了有效的探索。事實證明，這種跨學科的合作，不僅可以給雙方既有的學科研究范式帶來新的啟迪，而且可以為雙方未來的學科話語體系建構帶來新的思路，從而為新的學術生長點的生成提供巨大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