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信息化水平現狀與影響因素分析

焦越　胡溫格　婁旭

摘要：農村信息化是我國縮小城鄉差距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城市化建設的必然要求。浙江省與甘肅省分處我國東部沿海與西部內陸地區，能夠大致反映我國東部發達地區和西部落后地區的相對情況。文章通過對浙江省與甘肅省農村信息化水平現狀的對比，分析了我國東部和西部地區農村信息化建設的差距，并解釋了造成這種差距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信息化；農村；浙江??；甘肅省

一、引言

農村信息化是指通過加強農村廣播電視網、電信網和計算機網等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充分開發和利用信息資源，構建信息服務體系促進信息交流和知識共享，使現代信息技術在農業生產經營、農村社會管理服務及提升農民生活質量等各個方面實現普及應用的程度和過程。隨著我國城市化與信息化的迅速發展，政府在進一步縮小城鄉差距方面采取了諸多舉措，農村信息化作為該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受到各級政府的廣泛關注。

浙江省與甘肅省分處我國東部沿海與西部內陸地區，能夠大致反映我國東部發達地區和西部落后地區的普遍情況。從東西部農村信息化現狀的對比中，可以初步認識我國農村當前的信息化狀況和影響因素，為我國農村信息化建設提供參考。文中所用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甘肅發展年鑒和浙江統計年鑒。

二、農村信息化水平現狀比較

近年來，浙江與甘肅兩省在農村信息化進程中取得了很大進展，而在兩省的對比中，二者農村信息化進程依然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信息基礎設施是農業和農村信息化建設的基本條件，信息資源是農村信息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利用基礎設施建設與投資情況、家庭信息條件兩方面的數據，能夠較為準確反映出浙江省與甘肅省農村信息化發展現狀。

（一）農村信息化基礎建設比較

1. 浙江省農村信息化基礎建設情況

隨著浙江經濟的快速發展，浙江省在農村信息化建設方面的投入不斷加大，其農村信息化基礎建設處于全國領先水平。2011年，浙江農村在2010年實現自然村通電話任務（村通率達到100%）的基礎上，全力推進邊遠山區行政村通寬帶，寬帶行政村村通率達到100%，較2010年上升3個百分點。電信資費惠農進一步落實，農村電信服務資費綜合價格水平持續下降（區間通話費降至0.2元/分鐘，裝機工料費實現城鄉統一）。信息下鄉活動也不斷開展與完善，例如“農村黨員遠程教育網”、“農村信箱”、“農技110”等適農信息服務均為廣大農民獲取農業科技、市場營銷、法律咨詢等信息服務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2. 甘肅省農村信息化基礎建設情況

甘肅省作為一個西部欠發達省份，農村信息化建設相對較為薄弱。截至2011年，甘肅省光纜總長度達到20.96萬公里；在通訊設施方面，隨著城鄉通信的統籌協調發展，甘肅省完成自然村通電話432個；在鄉鎮互聯網建設方面，全省有20個鄉鎮還未通寬帶；在民族地區，還需要進一步開展通信業發展調查，努力推動甘肅農村信息化建設。

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深化，甘肅省各地農村信息化建設模式的探索也在不斷深入，初步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方法和途徑。以“金塔模式”為代表的六種模式較為典型，包括“金昌模式”、黃羊川鎮因特網村發展模式等；數字農村的建設力度正在不斷強化。至2011年，在甘肅全年信息化專項46項、項目總投資8.2億元、補助資金1460萬元中，農村信息化項目有7項，總投資0.97億元。甘肅省農村信息化建設的投資比重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3. 兩省農村信息化進程的差異

從信息化基礎設施的普及率看，通訊設施和互聯網寬帶的農村通達情況，甘肅省的普及速度比浙江省要更慢一些。同時由于人均收入的巨大差距，家用計算機等高檔信息化產品在兩省農村的擁有率有著顯著差別。相較于浙江，甘肅農村的寬帶網絡使用率相對較低，這也使得寬帶網絡基礎設施的投入成本收益率較低。此外，甘肅省農村信息化進程缺乏更多更系統的配套措施，農村居民對信息產品的使用與信息利用缺乏知識保障，農村信息化發展的經濟效益還沒有得到體現。相較于甘肅多種發展模式的嘗試，浙江省農村信息化進程則呈現出較為明確的方向性和系統性。

（二）農村家庭信息條件比較

從2006～2012年浙江與甘肅兩省農村家庭年末部分耐用品消費品擁有量（每百戶）的數據中可以看出，至2012年，浙江省移動電話每百戶擁有量與甘肅省相差16.4部，差距已不到9%。甘肅省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較多，同時伴隨著移動電話的迅速發展和成本的下降，共同導致甘肅省農村家庭移動電話擁有量的迅速上升。

同時，兩省農村家庭的信息耐用品的消費量差異較為明顯，彩電、計算機與固定電話擁有量的差距更是逐年擴大。2012年，浙江省農村家庭家用計算機每百戶擁有量為47.9臺，而甘肅省僅為11.4臺。截至2012年，浙江省彩色電視機每百戶擁有量是甘肅省的1.6倍，家用計算機每百戶擁有量是甘肅省的4.2倍。浙江省作為經濟發達省份，其農村家庭信息條件遠優于甘肅省農村家庭，尤其體現在價格較高的信息產品上。

三、影響因素分析

從上文分析中看出，兩省農村信息化水平存在較大差距，影響因素主要來自兩省涉及信息化建設的財政支出規模、農民收入水平及受教育水平的不同。

（一）涉及信息化的財政支出比較

分析2008年至2012年浙江省和甘肅省的各個財政支出項目占比，可以得出如下內容。

一是在兩省支出最多的前五個項目中，浙江省將更多的財政支出放在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和教育支出上，其余項目均小于10%，而甘肅省則是在社會保障和就業方面給予了比一般公共服務更多的財政支出，且支出份額在10%以上的項目為三項。說明甘肅省在建設當中將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放在了一個比基礎設施建設要更為重要的位置，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信息化發展的水平。

二是從兩省均比較重視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和教育支。從出兩個財政支出項目來分析，浙江省2008～2012年在這方面的財政支出占比范圍為31%～38%，而甘肅省同期的占比范圍僅為28%～32%，從總占比來看，他們的比例相差3%～6%，但從數額來看將是300億元到800億元的差額。這說明兩省在教育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上的政府投入存在很大差距。

綜上，從甘肅與浙江的政府財政支出的比較分析中可以得出，甘肅省在對信息建設方面的財政支出規模遠小于浙江省，兩省信息化水平差距的原因之一是前者基礎建設投資不足。

（二）農村居民人均收入

影響農村居民對信息產品消費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收入水平。2011年浙江省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13070.69元，甘肅省則為3909.37元，絕對數額相差近1萬元，僅二者差額就為甘肅省農村人均收入的2.34倍。2007年至2012年，兩省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相對差距在330%～360%之間。除相關財政投入的影響外，從收入水平的比較中不難看出，兩省農村信息化水平的差異，更受到兩省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

從消費能力來看，浙江省與甘肅省農村人均收入的懸殊差距，客觀上直接導致了兩省農村信息化水平的差異。除此之外，通訊設施、信息設備方面的投入，也會擠占農民用于其他方面（諸如飲食、服裝、子女教育等）的消費。信息設備的購買、獲取信息的費用（如寬帶費等），對于貧窮農村家庭而言機會成本仍然較高。只有在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后，農民的消費選擇才能更傾向于提升生活質量、提高自身獲取信息和利用信息的需求。收入水平越高，不僅用于獲取信息的資金的絕對數額更大，也意味著農村家庭在信息需求方面的偏好更大。這也是收入因素影響下，浙江省農村信息化水平比甘肅省高的重要原因。

（三）農村居民受教育水平

在信息需求方面，農民作為信息的接收者，文化程度會直接影響其對信息的敏感度和利用能力。文化素質較低，使得農民的信息意識相對薄弱，接受信息的基礎較差，對信息的需求也難以提高。

2009年兩省農村勞動力文化程度對比的數據表明：浙江省農村居民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人占農村勞動力的5.75%，而甘肅省所在的西部十二省相應的數字為9.4%；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力，浙江省為20.1%，甘肅省所在地區則只有13%。農民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識文化水平，直接影響其獲取信息的意識和能力。浙江省農民的文化程度比甘肅更高，兩省農民對信息的評價、利用和需求能力存在著差距，信息需求方面的不同使得甘肅省農村信息化水平低于浙江省。

四、結論

在兩省農村信息化現狀的比較中發現，兩省農村信息化水平的差距具體表現在基礎設施建設與投資、家庭信息條件的差異上。在基礎建設方面：浙江省農村信息化進程方向更明確、更系統；甘肅省的嘗試性舉措更多，農村信息化建設的投資比重還有待提高。在家庭信息條件方面：浙江省農村家庭信息條件遠優于甘肅省農村家庭，尤其體現在價格較高的信息產品上。

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兩省涉及信息化建設的財政支出規模不同。浙江省在信息化建設方面的財政投入力度比甘肅省更大，甘肅省的財政力量更多地投入在了社會保障方面，用于信息化建設的投入則相當有限。二是兩省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懸殊。農民人均收入的差距除了直接影響農村家庭對信息產品的消費能力外，也影響著農戶的消費結構。對于低收入家庭來說，信息消費的機會成本更高。三是兩省農村居民受教育水平不同。浙江省農民的文化程度比甘肅更高，兩省農民對信息的利用和需求能力存在差距，信息需求上的不同進一步導致甘肅省農村信息化水平比浙江省低。

信息化是當今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趨勢。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進步，農村信息化的發展是我國縮短城鄉差距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未來發展道路上我國城市化建設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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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浙江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