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中東路事件中“兩個口號之爭”

[摘 要]1929年7月10日，東北當局悍然以武裝搶占中東路，封閉蘇聯駐哈爾濱的機關，并陳兵中蘇邊境，挑起了震驚中外的中東路事件。在中東路事件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連續發出“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等口號，并依照上述精神制定了相關方針政策?！白蟆眱A中央的這些行動引起了陳獨秀的注意，他以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的立場，發現了中東路事件的癥結所在，提出了與當時中央不同但卻是符合中國革命利益和中華民族利益的策略口號。結果，引起了陳獨秀與當時的中央在中東路事件上的爭論。

[關鍵詞]中東路事件；兩個口號之爭；蘇聯

一、中東路事件的由來

中東鐵路，又稱中東路，原名叫東青鐵路或中國東省鐵路，是沙俄根據1896年《中俄密約》和1898年《旅大租地條約》修建的，施工于1897年，歷時六年，1903年建成通車，全長2437公里，穿行東三省，干線以哈爾濱為中心，西起滿洲里，東至綏芬河，兩端與俄境內的西伯利亞鐵路相接；支線自哈爾濱經長春到旅大。是沙俄對我國東北進行經濟、政治和軍事侵略的工具。1904年，日本發動日俄戰爭，俄國戰敗，次年在美國的斡旋下雙方簽訂了《樸茨茅斯和約》，沙皇政府同意將中國旅順、大連的租借權和中東路長春至旅順段的鐵路及其支線的權利轉讓給日本，改稱南滿鐵路，并不在從屬于中東鐵路。

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蘇俄政府曾聲明愿將中東鐵路無條件歸還給中國。但是，在后來的執行和貫徹當中卻大打折扣，1924年5月，中蘇簽署了一系列協定，從法律上確定了蘇聯在中東鐵路上的地位。張學良東北易幟后，蔣介石政府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指使東北當局發動武裝強行接管中東鐵路，結果，致使蘇聯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一度斷絕外交關系，并在邊境上爆發了激烈的武裝沖突，史稱“中東路事件”。

二、“兩個口號之爭”的經過

中東路事件爆發震驚中外，影響深廣。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并謹遵共產國際的指示，于7月12日發表了公開宣言，又于7月15日向中共滿洲省委發出了指示信，旗幟鮮明的表明了自己的反對立場，指出“中東路事件”是國民黨反動政府唆使東北當局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反共反蘇的共同行動。在此基礎上，中共中央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向蘇聯進攻”、“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等口號，并依照上述精神制定了一系列具體行動，如全國的勞苦群眾在國際反帝赤色日——8月1日舉行游行示威，罷工罷課等。

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上述方針，引起了陳獨秀的注意，大革命失敗后離開中央領導崗位的他，一直隱居在上海，中東路事件爆發后，他打破了一味的沉靜，于1929年7月28日、8月5日和11日，接連給黨中央寫了三封信，闡述了他對“中東路事件”的觀點。他認為在帝國主義和蘇聯爭奪中東路的過程中，一旦發生戰爭，都要在中國做戰場，受苦受難的仍然是中國人民?，F在“國民黨政府對于收回中東路的宣傳，是戴著擁護民族利益的假面具來欺騙民眾，并且收到效果”。他認為，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的宣傳太說教式了，太超群眾了，也太單調了，他主張用“反對國民黨政府對中東路的賣國政策”或“誤國政策”的口號來代替“擁護蘇聯”的口號，這樣方能得到群眾的同情和支持，相反，若國民黨抓住“擁護中國”的口號，讓群眾從中做出選擇，則更容易把群眾爭取過去。

然而，當時的“左”傾中央在給陳獨秀的回信中，不但沒有認真考慮陳獨秀的意見和建議，反而在《紅旗》、《布爾什維克》雜志上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指責與批判，以圍攻之勢與陳獨秀進行了“兩個口號”的爭論。

三、中東路事件中“兩個口號之爭”的歷史啟示

關于中東路事件，陳獨秀與當時“左”傾中央的兩個口號之爭，在今天看來，確實并非原則問題，而只是斗爭策略和方法上的不同。陳獨秀提出的“誤國政策”有其正確的一面，這樣做不僅能夠更好的動員和發動廣大群眾，而且還能夠巧妙的使階級利益與民族利益相結合，有利于我黨對中東路斗爭工作的積極展開。而共產國際和“左”傾中央提出的“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缺乏民族感情，不能有效的考慮到當時大多數群眾的思想覺悟，只強調階級利益，不要民族利益，起到了嚴重的不利作用。

然而，矛盾具有特殊性，我們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對共產國際必須言聽計從，而共產國際又“莫斯科化”，甚至被“斯大林化”的情況下，王明作為共產國際的親密追隨者，實際控制操縱著中共中央，中東路口號的提出只能體現的是共產國際的意志，只能更多的代表蘇聯的國家利益，而陳獨秀在中東路事件上的聲音只能給自己帶來更多的排擠和打壓，加上陳獨秀同志后來在中國革命根本道路的問題上犯下了極為嚴重的錯誤，陳獨秀關于中東路問題的正確意見，也就完全被他的錯誤所掩蓋了，這也是歷史的不幸。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關于中東路事件中“兩個口號之爭”，在后來的五個多月便見了分曉。1927年12月22日，中蘇簽訂了《中蘇伯力會議議定書》，即《伯力協定》，中方接受了蘇聯提出的各項條件，同意恢復了沖突前的狀況，而被“左”傾中央橫加指責和批評的陳獨秀，在半個多世紀后的1987年7月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歷史研討會上，反而由前蘇聯學者予以平反，而“左”傾中央曾一廂情愿地“擁護蘇聯”的口號，卻被學者們唾棄，這著實是個極大的諷刺。所以，實踐證明了陳獨秀的基本正確。通過這段歷史的學習和了解，它深刻的告訴我們在今后的革命與建設事業上，我們必須本著求真務實，實事求是的態度去推進和深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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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曉云：中東路事件新探[J]，南京大學學報，2012年12月。

作者簡介：徐龍建，男，安徽霍邱人沈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法學碩士（中共黨史專業），學號：1259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