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規制的悖反效應

馬健

摘要：文化規制不是萬能的，在很多時候作用甚微，甚至會產生嚴重的反彈放大效應。這就是文化規制的悖反效應，即未得到被規制者內心認同的文化規制，從短期來看，通常很難真正奏效；從長期來看，往往適得其反?？v觀蘇聯的文化規制史，赫魯曉夫時代的“解凍”實際上是對斯大林時代長期“高壓”的一種悖反，戈爾巴喬夫時代的“新思維”則是對勃列日涅夫時代長期“維穩”乃至斯大林時代的懸而未決“遺產”的一種悖反。

關鍵詞：文化規制；悖反效應；蘇聯

中圖分類號：G151.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0961（2016）05—0064—08

在文化規制實踐中，文化規制者往往自信地認為，通過文化規制，也能夠像通過嚴刑峻法來規范和約束人的行為那樣影響甚至控制人的思想。但事實上，文化規制并非萬能的，在很多時候其實作用甚微，甚至會產生嚴重的反彈放大效應。因此，文化規制在很多時候都不容易真正實現預期效果。這就是文化規制的悖反效應，即未得到被規制者內心認同的文化規制，從短期來看，通常很難真正奏效；從長期來看，往往適得其反。而且，規制越是嚴苛，反彈力度越大。本文就試圖以蘇聯為例來深入探討文化規制的悖反效應問題。

一、斯大林時代的文化規制

早在1925年，以斯大林為代表的蘇共領導層就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布爾什維克化運動”，旗幟鮮明地提出諸如“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主義”、“百分之百的意識形態的純潔性”之類的口號。1934年，斯大林在蘇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作的《關于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更是明確表示：“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政治任務之一，就是‘肅清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余”。這意味著，蘇共正式提出了克服甚至消滅所謂“中間思想形態”的政治任務。在高度政治化的文化體制下，蘇共處理文化問題的基本思路是將其視為政治問題在文化領域的反映，因此在處理方法上也就采取了所謂的政治方法，即以“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強制性手段來簡單化地處理文化問題。為了實現“意識形態的純潔性”的目標，蘇聯一方面極力將自己同外界隔絕起來，以免受到西方意識形態的“污染”；另一方面則通過“思想的國有化”方式進行封閉式宣傳和高強度灌輸。由于這一時期的文化規制同“大清洗”交織在一起，因此這種以“謊言+暴力”為特征的文化規制力度之大在蘇聯歷史上可謂空前絕后。更為嚴重的是，“大清洗”的范圍顯然不僅限于蘇共黨內，而是涵蓋了蘇聯社會的各個階層。具體來說，“遭到鎮壓的有黨的、蘇維埃的、經濟方面的積極分子，以及廣大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階層”。

曾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大鎮壓事件復查委員會主席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w-lev）在調閱幾十萬宗案卷后指出：“每個案卷涉及的人生前都熱愛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國家，但后來都根據命令或者告密材料不經法庭審理就被槍斃并被拋進地窖和沼澤?！庇袝r候，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就可能讓人鋃鐺入獄。例如，莫斯科爪哇卷煙廠的工人尼科利斯基（Nikolsky）在1949年給一家報社寫了封信。他在信中坦陳了自己對經濟形勢惡化、工會作用降低和民主未能發揚等問題的不滿。盡管他在信中事先就請求原諒：如果寫得不正確，那么請指點他走出迷津，因為他不愿因此冒犯或得罪任何人，只是想“吐露些許痛苦的心聲”罷了。但他還是被蘇聯國家安全部特別會議判處勞改營監禁8年。

正如赫魯曉夫所說：“斯大林的作風不是通過說服、解釋而耐心地與人協作，而是把他的觀點強加于人，要求絕對服從他的意見。凡是反對他的觀點，或者試圖辯明自己的觀點和證明自己的立場正確的人，都注定要被調離領導班子，并隨即在精神上和肉體上被消滅掉?！辈粌H如此，斯大林還創造了“人民的敵人”這個概念。有了這個概念，就可以免去意識形態爭論的麻煩，直接鎮壓持不同意見的人，還可以反對可能有敵對意圖的人。這就是說，“‘人民的敵人這個概念實際上消除了進行任何一種意識形態斗爭的可能性，排除了使得一個人在這個或那個問題甚至一些實質性問題上表明自己觀點的可能性”。

事實上，赫魯曉夫的這一結論并不夸張。因為“同斯大林進行辯論，反駁他的某一建議，等于是自殺，人們只能同意他的意見”。曾任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的瓦季姆·巴卡京（Vadim Bakatin）將這種嚴酷無情的規則總結為：“要么你照領袖、黨和‘人民指示的那樣，‘像大家一樣生活，要么你就已經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敵人，應該進入不存在的狀態?！笨偟膩砜?，從20世紀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在蘇聯的意識形態領域，除了個別年份沒有開展大規模斗爭而保持相對穩定外，大部分時間都保持著相當緊張的局面、進行著激烈的斗爭。

從20世紀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蘇聯在解決文學、藝術乃至科學問題的時候，幾乎全都以“大批判”開始，以行政處分和制裁告終。在這個時期，根本不允許異見存在，每當討論某領域的問題時，都以官方既定的觀點和結論來批判和壓服對立面。在批判和壓服的過程中，始終貫穿著對被批判方的揭露和痛斥，以及隨之而來的處分和制裁：從撤銷職務和改組機構，一直到除名、逮捕和判刑。例如，在1930年代，由于蘇聯當局對批評意見的壓制和對言論自由的剝奪，一些共青團員不得不私下組成秘密小組，討論“令人不安的那些問題”。對于這些秘密小組，蘇聯當局毫不遲疑地采取了果斷措施：1935—1936年，成千上萬名共青團員被逮捕并被流放到位于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的集中營。

不可否認，這種極其嚴苛的文化規制的“看得見的”效果可謂立竿見影。雖然很多人都對文學、音樂、電影、語言學和遺傳學等諸多領域中為數眾多的無辜者遭受殘酷批判和無情撻伐的事情深感痛心，但幾乎沒有人膽敢公開表示反對，因為“這幾乎就等于是自殺”。于是，一方面是各種轟轟烈烈的意識形態運動接連不斷，另一方面是公眾的無可奈何和表面上的風平浪靜。然而，即使“愈益兇殘的密探和書報檢查、打小報告和恐怖氣氛”如同消蝕一切的硫酸，依然沒有把人們的理智和精神消蝕完，反而迫使人們不得不“學會善于用詞，巧妙地寫作，通過旁敲側擊、含沙射影和略而不語等方法在字里行間表達重要的思想”。從這個角度來看，盡管斯大林時代的文化高壓取得了令蘇聯當局滿意的“看得見的”效果，但實際上非但沒有解決任何實質性問題，反而導致自上而下的具有普遍性的面是背非之風。

二、赫魯曉夫時代的文化規制

如果說“清洗和鎮壓”是斯大林模式的基本內容和本質特點，那么“批判和壓服”就成為斯大林時代文化規制的固定模式。但如前所述，未得到被規制者內心認同的文化規制，通常是很難真正奏效的。因此，假設文化規制者硬要通過“批判和壓服”強求“百分之百的意識形態的純潔性”目標，結果就是：從表面看，意識形態貌似純潔，言論觀點高度一致；但事實上，告密成風，人人自危，社會風氣嚴重敗壞。在這種長期高壓的大環境下，一旦文化規制出現松動跡象，那么“反彈”就在所難免。到了斯大林逝世后的1954年，終于出現了第一次大“反彈”。以蘇聯作家伊里亞·愛倫堡（Llya Ehrenburg）發表的小說《解凍》為標志和象征，“冰封大地”二十余載的斯大林體制終于出現了“解凍”的跡象。

總的來看，在赫魯曉夫當政的時期，蘇共中央領導人關于“解凍”的態度是矛盾的。正如赫魯曉夫所說，一方面，“我們領導成員包括我自己在內是贊同解凍的”；另一方面，“害怕解凍可能引起洪水泛濫，這將使我們無法控制它并把我們淹死”。因此，蘇共領導人的目標是“引導解凍的發展，以便它只去激發那些有助于鞏固社會主義的創造性力量”。事實上，赫魯曉夫確實在盡力平衡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在他當政期間，雖然蘇共中央曾經至少三度拉緊“解凍”的閘門，但“解凍”的時間還是遠遠超過了“冰凍”的時間。生活在赫魯曉夫時代的人們也獲得了比斯大林時代要多得多的文化自由。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62年12月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參觀印象派畫展時大發雷霆，當眾羞辱了雕塑家恩斯特·涅伊茲維斯特內（Ernst Neizvestny），并批評了參展的其他抽象派畫家：“這些人自稱為藝術家而創作出這種‘圖畫，你簡直不懂得是用人手畫的，還是用驢尾巴涂的！”盡管如此，畫展依然繼續舉辦，參展藝術家也沒有因此而被捕和受罰。1962—1963年，雖然赫魯曉夫在會見文藝工作者時同他們發生過多次戲劇性沖突和激烈爭吵，但文藝工作者并未因為同黨和國家領導人發生爭吵而遭受迫害。僅此一點，就是進步。這在斯大林時代，是無法想象的。

長期以來，我國很多學者一直認為，赫魯曉夫拋出秘密報告《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是為了爭權奪位，在蘇聯搞“修正主義”，甚至認為蘇聯劇變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赫魯曉夫。然而，根據近年來陸續解密的蘇聯檔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實際上并非他的個人行為，而是經過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事先同意的。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之所以在主席團成員之間并非毫無爭議的情況下通過這一決議，則同當時的社會形勢密切相關。

一方面，從1934年起，斯大林手下黨政大員就成為最經常和最容易遭受恐怖之害的對象。正如曾在克里姆林宮生活多年的莉季婭·沙圖諾夫斯卡婭（Lidia Shatunovskaya）所說，無論一個人對黨如何忠誠，歷史怎樣清白，都有朝不保夕之感。大家都像被判了死刑的囚徒，生活在高度恐懼之中，不曉得厄運何時臨頭。赫魯曉夫的改革之所以順利，部分原因正是他的改革能夠保證全體高級官員免受恐怖之害。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實際上正是“赫魯曉夫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反斯大林的發言中最基本的改革意圖”。

另一方面，早在1953年，在時任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和內務部長的拉夫連季·貝利亞（Lavrenti Befia）的倡議下，蘇共中央就開始謹慎地為一些被鎮壓的共產黨員平反，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也開始不斷收到各種令人震驚的材料。他們接下來必須面對和解決的棘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數量驚人的駭人聽聞案件。要知道，“成千上萬的黨員關在監獄達10—15年以上，那里的條件比關押刑事犯的地方還要惡劣。在審查時發現沒有一個案件是有根據的”。顯而易見，蘇共中央不得不給那些已經和即將從監獄和勞改營歸來的大批政治犯一個合理的解釋。事實上，斯大林時代留下來的“可怕的血淋淋的創傷”在這時已經成為有力推動整個蘇聯社會“解凍”的極其重要因素。

雖然為數眾多的受害者都已被迫害致死，但還在集中營和流放地的幸存者依然不少。自從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大量幸存者陸續獲釋，回到社會。不僅這些獲釋者提出了恢復名譽等平反要求，受他們株連而受迫害的親屬也有同樣的訴求。這就形成了一個牽涉甚廣、關系錯綜復雜的具有共同利益的巨大網絡。不少幸存者得以重新回到蘇聯各級黨政機關任職，一些人甚至還見到了赫魯曉夫和米高揚等“悔悟的斯大林主義者”，并通過游說活動對蘇聯高層官員施加影響。其他人也通過各種渠道積極發揮著自己的作用。例如，一些蘇聯高層領導人的親戚朋友就是剛從集中營和流放地獲釋的幸存者，他們傳遞回來關于集中營和流放地的大量第一手信息。不僅如此，很多獲釋的幸存者都是老資格的共產黨員，甚至還是曾經效忠于蘇聯政權的知名人士。許多年輕人都對這些幸存者的獄中生活十分好奇并且興趣甚濃，他們是“當時的英雄人物也是最受歡迎的客人”。這些經歷過殘酷的政治斗爭和獄中煎熬、或多或少有些反思的幸存者即使沒有成為一種積極的意識形態力量，也成為了持不同政見運動的試金石。與此同時，替受害者申訴的請愿書則如同潮水一般涌入各級黨政機關。因此，到1950年代中期，“大清洗”的受害者已經成為“不好對付”的“反斯大林主義”的重要源泉。在這股巨大力量的推動下，蘇聯的“解凍”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換句話說，赫魯曉夫時代的“解凍”實際上是斯大林時代長期“高壓”之后的一種“反動”。

三、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文化規制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參與推翻赫魯曉夫的政變，并升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他結束了赫魯曉夫帶有自由化色彩的漫無頭緒改革，停止了對斯大林的批判，并企圖回到斯大林時代的老路（見表1）。事實上，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最重要歷史特征之一就是保守僵化。

問題是，已經打開的“解凍”閘門可不是那么容易再次完全緊閉的。在勃列日涅夫重新關緊閘門的同時，令人矚目的“持不同政見運動”隨之興起。1965年秋，蘇聯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因為在國外發表諷刺斯大林的文學作品而被克格勃逮捕。同年12月5日（蘇聯憲法日），以青年學生為主的200多名示威者在莫斯科普希金廣場集會，打出“遵守蘇聯憲法！”和“公開審判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兩條標語，拉開了蘇聯“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帷幕。

所謂“持不同政見者”，按照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羅伊·麥德維杰夫的理解，是指對社會賴以依存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道德基礎等問題都或多或少持有不同見解，并且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將這些不同見解公開表達出來的人。另一位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則認為，“持不同政見者”的出現完全是自然而然的現象8，并不是蘇聯政府所謂的“顛覆思想”和“受資產階級影響”的產物。這就是說，“持不同政見”的現象實際上是由來已久的“內生”現象，而“持不同政見”之所以由一種“現象”變為一種“運動”，關鍵在于這些“持不同政見者”將自己“不合官方口味”的觀點公開表達出來了。

由于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時代“大清洗”的深入揭批，因此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共領導人不愿也不敢再進行這種血腥的“壓服”。然而，隨著傳統的懲罰措施越來越難以奏效，諸如強制隔離、精神治療、驅逐出境和剝奪國籍之類更為精致化和更具隱蔽性的手段開始涌現。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克格勃創造出一種既簡便又殘酷的刑罰——在精神病院里對意識形態上的“脫軌者”實施“強制治療”。通過給那些持不同政見者貼上“瘋子”的標簽，克格勃就可以無視任何法律程序，隨時隨地將這些人關進精神病院。

關于“持不同政見者”的來源，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指出：“持不同政見者早年都是高尚的蘇聯人，就是說是有崇高信念、有原則、有革命理想的人?！绷_伊·麥德維杰夫也認為：“持不同政見者絕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他們大都是在蘇維埃制度下成長起來并接受教育的知識分子和青年人。他們要求的不過是要當局尊重憲法、尊重20大和20大以后黨所采取的各項措施?！睆谋举|上講，所謂的“持不同政見運動”首先是一個伴隨著無畏的獨立思考過程的精神運動?！俺植煌娬摺迸c生俱來的道德責任感逼得他們毫不顧忌陳規舊習和政府的暗示，獨立地思考、交流和寫作。

事實上，按照俄語的原意，所謂的“持不同政見”（диссидентство），是指“有不同思想的人”和“有不同思想的現象”。在早期的“持不同政見運動”中，“持不同政見者”并沒有否定馬列主義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他們提出的所謂“不同政見”，無非是要求公正地處理斯大林時代的遺留問題，反對恢復斯大林式的專制統治。他們呼吁改革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中所存在的弊端，將以人為本、言論自由、政治民主等憲法條款落到實處，從而更好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從這個角度來看，被蘇聯當局無情打壓的“持不同政見者”實際上大都是一些嫠不恤緯的志士仁人。否則的話，我們很難解釋，在1991年蘇聯“八一九”事件發生后，當葉利欽簽署中止蘇聯共產黨在俄羅斯境內活動的命令時，第一個站出來公開表示堅決反對的人，既不是蘇共領導人，也不是蘇共老黨員，而是多年來遭受克格勃迫害的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羅伊·麥德維杰夫。

總的來看，雖然所有的“持不同政見者”都不喜歡蘇聯政府，但他們更怕出現另一次革命。正如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所說，“持不同政見者”最初的想法實際上非常簡單，無非是想比較深入地研究一下占統治地位的理論和原理，分析一下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和矛盾，提一些有望付諸實踐的對策和建議。具體而言，在1970年代初以前，大多數“持不同政見者”的主張都是希望蘇聯當局能夠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在他們眼里，除了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外，別無其他選擇。他們可以說是完全站在忠誠的社會主義立場，通過直接上書蘇聯當局的方式坦率陳述自己的改革主張，并希望開明的政府官員能夠采納他們的建議。但到了1970年代初，由于勃列日涅夫一直反對改革和進行公開鎮壓，大多數“持不同政見者”倍感絕望。他們的結論是：整個蘇聯的制度已經腐敗到無可救藥的地步，寄希望于蘇聯當局進行自發的改革簡直是癡心妄想。于是，一些“持不同政見者”開始變得日益“反蘇”，并因此而招致日益嚴厲的鎮壓。

時任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的安德羅波夫顯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根據《安德羅波夫關于“地下出版物”問題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70年12月21日）》披露的資料，在1960年代末，蘇聯的“地下出版物”發生了質的變化。如果說五年前的“地下出版物”主要是思想上有“毛病”的文藝作品，那么1960年代末的“地下出版物”則包含了越來越多的政治綱領性文件。據不完全統計，在1965年至1970年期間出現了四百余種涉及經濟、政治和哲學問題的“地下出版物”，這些出版物從各個方面批評蘇聯的內政和外交政策，并提出不同于蘇聯當局主張的建議。

四、文化規制對社會風習的影響

從蘇聯“地下出版物”的內容來看，很多“地下出版物”其實都是關于改革的合理化建議，實在談不上有多嚴重的“反蘇”色彩。例如，安德羅波夫在報告中提到的梅德韋杰夫（Medvedev）所寫文章《論我國若干社會政治潮流》的主要內容就是：主張堅決揭露個人崇拜時期的罪行，清除政府機關中的官僚主義者、教條主義者、腐化墮落分子和追求個人名利地位者；主張擴大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采取更靈活的領導方式取代原有的新聞書刊檢查；主張擴大工人自治和改變選舉制度。但即使是這種僅僅停留在紙面的建議，依然遭到蘇聯當局的無情打壓：政治施壓、強制隔離、輿論污蔑、勞動改造、審判關押、精神治療、驅逐出境、剝奪國籍，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講，“持不同政見者”的主流“政見”之所以會從呼吁改革到所謂“反蘇”，蘇聯當局的文化規制不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為蘇聯當局強行灌輸的所謂“發達社會主義理論”與蘇聯社會顯然還不夠“發達”的社會現實相去甚遠，一旦公開質疑，又會遭到打壓，所以這種以強制和暴力為特征的文化規制模式的實際效果其實相當有限。對于蘇聯媒體那些千篇一律的虛假宣傳，人們只要放眼觀察一下自己周遭的情況，就會發現很多被回避的矛盾和被粉飾的現實。因此，蘇聯社會長期流傳著一種廣為人知的說法：“《真理報》不講真話，《消息報》沒有消息?！?/p>

事實上，這種以強制和暴力為特征的文化規制的最嚴重影響是造成整個社會的文化精神分裂和“雙面人”的大量出現。例如，曾任蘇聯高級外交官的阿爾卡季·舍甫琴柯就認為自己“在思想上是個持不同政見者，而在行動上卻要佯裝是個唯唯諾諾的官員”。這當然絕非個例。因為顯而易見的是，既然“公開談論是要冒風險的，絕大多數對這種制度不滿的人都是在私下發牢騷”。生活在這種高度政治化環境中的蘇聯人，從小就養成了一種敏銳的洞察力，他們很清楚什么事行得通，什么事行不通；什么事可以蒙混過關，什么事最好不要去碰。他們的環境適應能力很強，會恰如其分地扮演政府希望他們扮演的角色。在“強求一致”的政治壓力之下，他們還會像“患精神分裂癥一樣”，將日常生活分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將人際關系分為“官方”關系和私人關系，并且采取截然不同的態度和準則。在公共生活里，他們消極、偽善、小心、謹慎、寡言，思想和感情都受到抑制。在私人生活里，他們熱情、誠實、直率、坦白、健談，感情無節制地熱情流露著。

這種因文化規制不當所產生的悖反效應的后果當然是極為嚴重的。因為在長期高壓下形成的壓抑與不滿實際上是一種積蓄已久的巨大力量，一旦時機成熟，就會在毫無明顯征兆的情況下突然爆發出來。顯而易見，既然整個蘇聯社會長期以來都彌漫著言行不一的氛圍，那么，即使蘇聯領導人在作報告時會被所謂的“78次掌聲”、“40次長時間的掌聲”和“8次暴風雨般的掌聲”打斷，也不能保證早就習慣于口是心非和言不由衷的黨政干部和共產黨員對蘇聯共產黨的擁護是從內心到行動的真心擁護。他們可能是為了明哲保身而逢場作戲的所謂“紅蘿卜黨員”（1）。當然，“紅蘿卜黨員”的大量出現，主要還不是個人方面的原因，而主要是這種壓服型文化規制的結果。

曾任蘇共中央委員的格奧爾吉·阿爾巴托夫在回憶自己1985年前后的心態時坦言：“1985年春天，我還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帶著懷疑和失望但仍然是忠誠的共產黨員。為什么？我如何能夠保持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甚至對黨的信心？我知道向公眾保密的許多事情，我具有我的知識和經驗，我了解世界，我不可能認真地去接受我們官方的宣傳?！痹翁K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也表示：“如果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強迫你指鹿為馬、顛倒黑白，要你思想上沒有別的想法，對各色各樣的教條主義戒律不產生懷疑，實際上是很困難的?！彼麄兌说挠^點顯然并非個例，而是蘇聯社會很具有普遍性的情況。

在1990年3月召開的蘇聯第三次人民代表大會上，參會代表以1771票贊成、264票反對、74票棄權的投票結果對蘇聯憲法的第6條進行了修正，廢除了蘇聯共產黨在憲法上的統治權力。須指出的是，參會代表中約87%的人都是蘇聯共產黨員。根據蘇聯官方的統計數據，僅在1990年，宣布退黨的共產黨員人數就多達1809424人。1990年11月，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在全蘇范圍內做的關于共產黨員退黨原因的調查發現。因“對共產主義理想失望和不信任作為政治力量的蘇共”而退黨者所占比例為36%，因“不愿意為過去的錯誤承擔責任”而退黨者占30%，因“不贊成當前的政治路線”而退黨者占24%，因“擔心蘇共黨員身份會使自己倒霉”而退黨者占23%，因“失去了黨的特權”而退黨者占17%，因“不愿履行黨的義務”而退黨者占11%，因“對黨組織內的關系不滿”而退黨者占9%。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的這一調查結果顯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說明蘇聯共產黨在黨員心目中的地位和黨員對蘇聯共產黨的態度。

上述數據其實很能夠說明蘇聯的壓服型文化規制的最終效果：不僅導致整個社會具有普遍性的面是背非之風，而且迫使人們深藏不露，以致于蘇聯當局都被粉飾的假象所蒙蔽，結果是蘇聯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解體。從這個角度來看，蘇聯的解體看似“劇變”，實際上是“漸變”。事實上，雖然蘇聯解體的原因很多，但蘇聯當局長期以來實施的以強制和暴力為特征的壓服型文化規制卻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這種壓服型文化規制不僅導致“皇帝新衣”式的社會謊言體制，而且極大損害了整個社會的風氣并導致個人道德的淪喪。從短期來看，雖然這種壓服型的文化規制所取得的“看得見的效果”是思想統一和言論一致，“意識形態的純潔性”目標也看似順利實現了，但采取的卻是掩蓋問題、回避矛盾、嚴密監督、頒布禁令、打壓批判、粉飾現實的強制和暴力手段。文化規制者“看不見的效果”或者“不想看的效果”則是人們敢怒而不敢言和敢怒而無處言，人們只能忍氣吞聲、人云亦云、面是背非，過著精神壓抑和人格扭曲的生活。從長期來看，歷時已久的文化高壓必然導致壓抑和不滿的積蓄?！霸箽獬浞e，必有任其咎者?！奔僭O文化規制者只是一味地自欺欺人，不去積極主動地建立一種疏解怨氣的長效“出氣”機制，那么這股不斷積蓄的巨大能量總有一天會爆發出來，產生強度之大難以預料的悖反效應（見圖1）?？v觀蘇聯的文化規制史，赫魯曉夫時代的“解凍”實際上是對斯大林時代長期“高壓”的一種悖反，戈爾巴喬夫時代的“新思維”則是對勃列日涅夫時代長期“維穩”乃至斯大林時代的懸而未決“遺產”的一種悖反。

五、結論與討論

問題在于，即使文化規制者意識到了文化規制的悖反效應問題，也未必有強烈的意愿和足夠的魄力來解決這個棘手問題。這是因為：第一，文化規制者的短期政績與文化規制的長期效果存在著時間性沖突。對于文化規制者而言，無論是強化規制，還是放松規制，都面臨著許多難以預料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一般而言，“好的”文化規制的收益都是長遠的和緩慢的，但文化規制者當下就要立刻承擔文化規制變革的風險和壓力。顯而易見，這種短期政績與長期效果的時間不一致性其實并不鼓勵甚至還會阻止文化規制者的某些嘗試。第二，文化規制改革的成本和風險由規制者承擔，收益卻由全社會共享。從文化規制者的角度來看，文化規制改革的實施之所以往往慎之又慎，甚至時常讓人感到“雷聲大雨點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文化規制改革的成本、風險和收益的不對等性。因為一旦放松規制，原本被遮蔽或者被壓制的“看不見的”問題可能立刻就會浮出水面并且發生連鎖反應，產生令規制者不愿看到和意想不到的問題。因此，文化規制改革問題并非文化規制者層面就能簡單解決的問題，而是執政當局的文化頂層設計問題。執政當局必須制定合適的改革時間表和路線圖，從而給人們提供明確的預期和消化的時間，并且以足夠大的魄力穩步推進文化規制改革，這樣才能在盡量減少文化規制改革的不利影響的前提下不斷將文化規制改革推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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