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來賣畫長安市笑罵由他我自聾

高合云+馮志茹

[摘 要]近代社會的進步不單純體現在那些先進人士的行為中，那些“頑固”人士思想的變化更能體現這種變動。林紓著作權思想的變化就符合了這種情況，他作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代表，開始并不認同稿費，可后來卻成為稿費有力追求者，林紓思想的變化更能體現近代知識分子內心的掙扎。以前對林紓研究多集中在翻譯的文法、藝術等方面，對其著作權思想研究不夠，所以從其思想變化的角度研究，更能體現其代表性及進步性。

[關鍵詞]經濟利益；林紓；轉變；作用

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古代文人，讀書與做官的思想聯系在一起，即“中國文人下的是宦?！盵1]5，而非“商?！?。近代以降，西方對國人浮游于“宦?！钡男袨椴灰詾槿?，認為“民四之中，亦惟士為最窮，蓋讀書而發跡，百人中一人，而其余皆刻苦用功，恥言貨利。茍不上進，則終其身于教讀而已，而其子若孫猶復世守青氈，不知變計，何自苦為哉？”[2]194。隨著時間的發展，國人的“浮游于‘宦海的思想漸次消弱、著書立說‘以易筆墨之資者日見其多”。轉變過程中，“孔方兄”這個為歷代文人所不恥談論的詞語起了決定性作用。林紓因其在近代社會中的地位而成為典型代表人物之一。

林紓（1852—1924），字琴南，福建閩縣（今福州）人。中國近代文學家、翻譯家、文學家。1897年，因母亡妻喪而情緒低落的林紓在王壽昌的提議下，與其合譯了《巴黎茶花女遺事》。就是這部譯作，改變了林紓的命運。

一、“山人無計奈他何”

當林紓的譯著《茶花女遺事》經商務印書館出版后，在出版界打拼多年的汪康年看到此書巨大的經濟效益，想出版此書“以津貼館中經費”。[3]1160林紓認為“此舉至妥至善”[3]1160，但獲取稿費的思想卻與此時的林紓無任何關聯，他認為譯書的目的是“冀吾同胞驚醒”，而非“謀利”。高鳳謙與汪康年商談“《茶花女遺事》印成，即托尊處代售”[3]1652，但售書只是“欲收回成本，并無圖利之心”。汪康年想在報紙上連載此書，還是高鳳謙提出“報章風行，得閱者既多，恐礙此書銷路”，如果汪康年能提供雕、刷費用，便“可將原版奉送”[3]1653。作為商人的高鳳謙認可收取費用以轉讓“版權”，這只是書商個人的想法，因此汪康年在報紙上曾提到曾付“潤筆費”，林紓對此極為反感，他認為自己“游戲筆墨”原無“受資之念”，[3]1159書中雖隱去其名，“而冷紅生三字頗有識者，似微有不便”，[3]1159所以要汪康年登報，“下用小字寫：前報所云，致巨資為福建某君翻譯此書潤筆，茲某君不受，由本處捐送福建蠶學會”[3]1159。此時的林紓仍未跳出窠臼，固執于傳統文人的“清白”。隨后，汪康年在報紙上再次提到“重價購買”，使得林紓極為不滿。在要求汪康年無果的情況下，轉而訴求于高鳳謙，力求汪康年“將[重價購取]一語刪去，但云譯書人不受酬資，只收版價而已”[3]1654。高鳳謙在與汪康年的信中提到“此書魏君所刊，林、王二君不愿得酬資，尊處之款，自當以歸魏君”[3]1654。

既然林紓不受酬資，因此就“斷無虛被重價購買之名”，[3]1655但林紓的交游范圍很廣，“此書雖不署名，然人多知為出其手也”，[3]1655所以他才多次要求汪康年登報說明“譯者不受酬資，只收回刻工而已”。[3]1655經過高、汪協商，在確定了版價“亦擬以助蠶學”的原則后，林紓就要求汪康年用大號鉛字登報，聲明“此書閩中某君所譯，本館現行重印，並擬以巨資酬譯者。承某君高義，將原版寄來，既不受酬資，又將本館所償版價若干元捐入福建蠶桑公學?！盵3]1656進而再登告白曰“此書為福建某君所譯，本館喜其新穎，擬用重價購買。承譯者高義不受酬資，只收原刻版價，并將原版寄來”。[3]1658以此表明自身清白。與其相反，此時曾出國留學的陳壽彭卻明確要求汪康年給予翻譯費用，他要求“譯費至少實收一千五百元”[3]2039。二人思想的差異證明了此時的知識分子正處于一個巨大的轉型期。林紓雖然同陳壽彭、嚴復一樣，也是“家累極重”，其夫人甚至“患先生貧薄，莫能贍養家人，為私請于外舅，更助膏火”，[5]9，他也曾寫詩自嘲道“山人無計奈他何”。但他寧可“教讀筆墨之館”，[3]1160也不要汪康年提供的“潤筆費”，或者說其力拒“潤筆費”，甚至不惜放下書生架子與汪、高多次交涉，就是擔心收取費用影響到自己的名聲。從雙方交往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林紓當時確實無收取費用的思想。因此，此時林紓的思想仍未脫離傳統“重名聲高于重利益的思想”，側面也證明“稿費”思想在傳統知識分子中還未形成真正的市場，他們的思想仍停留在近代以前的水平。

隨著時間的發展，正處于轉折期的林紓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翻譯西方小說上，他認為“中國積習，人非得官不貴”，[4]57但愛國卻“當爭有心無心，不當爭有位無位”，[4]58此時愛國之心占據了其思想的主導。林紓為人耿直，如他在1895年分校試卷時“有謀生者，懷百金，過先生，冀夤緣得首列”，[5]9被他拒絕。耿直的性格、無固定收入使得林紓生活艱難。此時的晚清社會已經流行稿費，當時還未出現職業作家，收取稿費的是一些職業翻譯家，林紓的翻譯雖需與別人合作，但較高的國學素養使他已具備了職業翻譯家的素養。各種跡象表明，距其思想發生變化已為期不遠。

二、“笑罵由他耳自聾”

1903年，林譯《伊索寓言》在商務出版，這時的林紓已經出現了變化，即他已經有了“稿費”思想，他的作品不但收取費用，而且遠遠高于其他著作者。林紓與商務的合作源于張元濟，當時的《伊索寓言》是嚴璩、嚴培南參與翻譯的，林紓曾提到“嚴君潛、伯玉兄弟適同舍，審余獨嗜西書，遂出此書，與即筆之于牘，經月書成”，[4]6伯玉即嚴復的長子嚴璩，所以此書可能是通過嚴復、張元濟等人的關系進入商務的。此時的嚴復已經有了完備的著作權思想，其子嚴璩也深受影響，這部譯作收取費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翻譯書籍雖然還是為了“喚醒國人”，但收費和“救國”并不矛盾，所以林紓此時也逐漸認可了“著作收費”這一現實，但文人自視清高的思想，使他暫時沒放下面子談論“金錢”罷了。

隨著時間的發展，林紓越來越依靠稿費謀生了。當時社會上，特別是在小說界已經流行按字計費的稿酬標準。據包天笑回憶當時社會上小說的價格是“每千字兩元”[6]317，他說“這時上海的小說市價，普通是每千字兩元為標準，這一級的小說，已不需修改的了。也有每千字一元的，甚至有每千字僅伍角的，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刪改，但是許多出版家，殺窮鬼，粗制濫造也是有的。更有一些窮文人，為了生活所迫，雖然他的稿子很不壞，但深入窘鄉時，也不待善價而沽了”[6]324。從這里可以看出，“每千字兩元”稿費標準已為世人認可。這已經是很高的一個價位了。據魯湘元考證“當時在上海，最好的米叫‘常白米，每擔（100斤）在四元左右”[1]126；不過陳明遠考證后卻認為，一擔應當是“10斗=160非50斤，完全能滿足一個多口之家的生存，所以此前“山人無計奈他何”的林紓難免不為之心動。到1916年商務的稿費不過是每千字三元左右“夢旦來言、歷史演義、以意匠經營。更加參考。每月約二千字、每千字三元”[8]93。但商務在1903年提供給林紓的稿費卻遠遠高于此標準，包天笑回憶道“林先生已在商務印書館及其它出版社譯寫小說，商務送他每千字五元，但林先生不諳西文，必須與人合作，合作的大半是他的友朋與學生，五元之中，林先生即使取了大份，亦不過千字三元（后來商務印書館給林先生每千字六元）[6]325。這樣多的、合法的“金錢”收入刺激了林紓這個自命清高文人的“頑固”思想，加之同期的文人都紛紛要求稿費，他也難免不為之心動，如此時的嚴復更是因稿費而收入頗豐，可以“坐洋車、抽大煙”，所以“稿費”這種合情合理的收入就為此前“頑固的”林紓所接受。

當林紓接受了稿費后，生活質量隨之提高，寫小說也就“樂此不?！?，最終“成為賺錢機器”[9]144，他的老朋友陳衍曾和他開玩笑“說他的書坊是造幣廠，‘謂動即得錢也”，[10]542林紓對此并不否認，甚至還有些沾沾自喜。在此后的多年中，林譯小說源源不斷地進入市場，到1906年即有50多種林譯小說面世。他去世時共翻譯作品181部，平均每年8有部作品問世，可謂數量數量驚人，平時“日或五六千言”，[4]23按照“千字五元”的稿費，他每天收入就達25—30元，按陳明遠先生的考證“1901年米價為每舊石4銀圓，也就是每斤2.2分錢。這時期的1塊銀圓大約折合今人民幣70元左右”[7]，也就是他每天的收入換算成人民幣就高達1750—2100元左右，真的令人嘆為觀止。難怪林紓這樣的“頑固”人也為之心動，后期他的作品不像前期那樣受人追捧，也和他過分追求“經濟利益”有一定關系。商務印書館對于林紓后期的做品怨言頗多，“林琴南譯稿《學生風月鑒》不妥、擬不印?！讹L流孽冤》、擬請改名?！睹倒寤ā纷侄嗖蛔R，由余校注，寄與復看”。[8]265這樣的作品確實讓人大跌眼鏡，但是商務印書館高層對其作品頗為重視，仍是照收不誤，“竹莊昨日來信、言琴南近來小說譯稿多草率、又多錯誤、且來稿太多。余復言稿多只可收受、惟草率錯誤應令改良。候夢歸商辦法”[8]233。商務印書館收到他的作品就給付費用，與當時流行的出版后才付費做法截然不同，“向來雜志上的稿費，都是分期付的，而且要出版以后付的”。[6]381這些都是因為林紓前期作品銷路頗暢、與出版商關系尚可有關，不過照收不誤的做法自然影響了印刷商的銷路。導致最后，以賺錢為目的的商務高層人物高鳳謙也頗有微詞，認為“今年自正月至八月收稿十一種。共五十七萬二千四百九十六字、計資三千二百零九元零八分”，[8]102這樣多的費用是后期銷路不暢的林紓作品難以收回的。印刷商本來就以盈利為目的，如不加選擇的“照收不誤”只能背上一個包袱，但主管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并未按常理處理此事，無論林紓作品質量如何還是照收不誤，原因出了林譯的前期作品有很大市場，作者與出版方已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外，同時也可以保證林紓的作品不會投往別處，不給自己制造潛在競爭對手。這既是張元濟的高明之處，但客觀上也保障了當時文人的創作積極性。

至于晚年的林紓，已不再諱言“金錢”二字，在1916年他曾專門寫信給高夢旦，認為“商務對他所譯的小說，支付稿費時計算字數不太準確，前后少算甚巨，要求補找”[10]543，并且最終得到“六百多元了事”[10]543。這里的林紓真正到了“笑罵由他耳自聾”的境界，與前期“山人無計奈他何”相比可謂有天壤之別，晚年的他對于稿費真的是“一絲不茍”，他自己按作品字數計算收入的多少，并且與商務印書館進行金錢交涉，這絕不是前期林紓能夠做到的。所以從這點上看，是“經濟利益”改變了他，也就是“金錢”改變了林紓。

三、結語

林紓是我國近代史上一個有名的人物，但他生活背景同嚴復、陳壽彭略有不同，他本身沒留過學，生長于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社會，思想不易變化，前期的他生活困苦但從不言“錢”，視“金錢如糞土”，并且當別人把錢送到眼前時仍是“某君不受”[3]1159；到了后期卻為了金錢而游弋于筆墨之間，不否認林紓的翻譯是為了“振作志氣、愛國保種”，而不單純是為了金錢，但也不能否認是金錢刺激了他的創作欲望，如果他還生活在別人“資助膏火”的時期，他也不能有如此大的作為；如無商務的支持，它也只能默默無聞的度過一生，因為好的作品還要有大的出版機構支持才能行銷于世，否則只能埋藏于故紙堆中，等待后人的開發。包天笑筆下的向愷然既是如此，當時其剛從日本回國“寫了一部小說，名曰《留東外史》，回國售稿，卻沒人要。后某君以極廉價購了，出版后，銷數大佳”[6]383，作品賣的再多、賺的錢再多也與向愷然無關。所以一個好的作品還要遇到識貨的行家，才能賣得好價錢，從這點來說林紓是幸運的，他遇到了張元濟，所以在作品流行的同時也給自己帶來大筆的“金錢”收入，因此他思想的巨變更具代表性，更能體現國內文人的轉型。雖然能同林紓相媲美的人為數不多，但林紓這個“頑固、守舊”之人都有了變化，就更能體現出社會的進步。晚年林紓曾自嘲地寫道“老來賣畫長安市，笑罵由他我自聾”，就很形象的說明他這個很有主見、特立獨行之人對“金錢”觀念的轉變。當一種思想被更多的人接受，或被那些自詡為“正統”代表的人所認同時，說明這種思想已經觸動了社會的最后守衛者，更說明整個思想界已經處于大變動的前夕，所需的只是一個合適的時機而已。

參考文獻：

[1]魯湘元稿酬怎樣攪動文壇[M]北京：紅旗出版社1998（湖南師大圖書館電子版）

[2]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卷六[C]臺灣：文海出版社1980

[3]上海圖書館汪康年師友書札（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林紓林紓文選[C]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5]貞文先生年譜[M]民國叢書第三編76冊

[6]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C]臺灣：文海出版社1974

[7]陳明遠文化人的經濟生活[M]網絡版（www.downshu.cn）

[8]張元濟張元濟日記[C]上冊湖南師大圖書館電子版

[9]黃林晚清新政時期圖書出版業研究[M]湖南：湖南師大出版社2007

[10]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作者簡介：高合云（GaoHeyun）（1974—）男研究生學歷碩士學位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研究生

課題號：湖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項目（07C615）

課題名：中國近代圖書出版業發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