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文化研究的“新左派”范式再考察

肖明華

（江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一

在大眾文化幾近日常生活化的今天，學界時有大眾文化研究成果出現?！度粘Ｉ钆c中國大眾文化研究》、《影像書寫——大眾文化的社會觀察》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當代文化研究網、左岸文化網以及“青年文藝論壇”上，也偶有相關成果面世。這里不擬具體地考辨之，而僅只再考察與之相關的大眾文化研究“新左派”范式本身，因為綜觀其中某些成果，可以發現其言說方式與話語邏輯與這一研究范式頗有淵源。

當代大眾文化的發展已歷經三十來年。但大眾文化的研究在1990年代才浮出水面。1993年陶東風發表的《欲望與沉淪：當代大眾文化批判》是國內較早的大眾文化研究文本。一定意義上，此文正式開啟了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的歷史。自此以后，大眾文化研究朝縱深發展。相應的研究范式得以逐漸形成?！靶伦笈伞狈妒郊词瞧渲兄?。

從文獻看，“新左派”的大眾文化研究的出現，恐怕是在1995年前后。但作為一種范式被承認，則是1997年的事兒。那一年，《讀書》雜志刊發了以“大眾、文化、大眾文化”等“關鍵詞”為話題的一組筆談。這被視為“新左翼的象征性表述”，“標志著在大眾文化研究方面理論運用的一個重要轉變”。從此以后，一個可名之為大眾文化研究的“新左派”范式清晰地呈現了出來。其成果迄今不絕。

“新左派”非常重視大眾文化。依其之見，大眾文化具有重要的社會文化功能，在現實生活中扮演著不可忽視的角色。它裹挾的“新意識形態”具有強大的構造功能。李陀指出：“大眾文化可能正在成為今日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藉以建構起來的主要動力和主要機制”。一個人文學者如果不研究大眾文化則不能理解變動中的當代社會文化現實，更不可能參與乃至改造社會文化現實，其生產的知識話語恐怕也不具闡釋力?；诖?，“新左派”學人勇于面對挑戰，甘愿經歷痛苦的學術轉型，主動調整知識結構，建構新的言說話語和闡釋框架。戴錦華曾回憶說：“90年代以后我始終處于相當茫然的狀態?！医洑v了一場‘知識的破產’。自己過去所嫻熟使用的大部分理論和方法都在新的現實面前顯出了蒼白無力?！贝麇\華等“新左派”知識人的描述乃當時學人的普遍感受，非常真實。

多年后，歷經那個年代的眾多學人都有相似記憶。王曉明與蔡翔在一次對話中，還具體提及了1990年代的主導性知識資源從哲學、美學、心理學到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為代表的社會科學轉型的問題。只不過，面對這種轉型，有學人依然從事體制內的專業文學研究。而“新左派”學人則跨出學科界限，意欲在大眾文化場域中建立“文化領導權”。這說明“新左派”研究者對社會文化事實的觀察是敏銳的，同時也說明他們已然具備了一定的“文化唯物主義”觀念，甚至持有有機知識分子的情懷。這是值得肯定的。

二

“新左派”學人從事大眾文化研究并非要從中窺視那抽象的審美、道德問題。其目的是透過大眾文化來觀察1990年代市場經濟語境下的“意識形態政治”。諸如貧富懸殊、階級分化問題即是其主要的觀察點。其基本的判斷是，大眾文化裹挾著一種特有的“新意識形態”，并以一種“隱形書寫”的方式展開其實踐。在看似與官方或主流的對抗中，又暗度陳倉般地與之合謀，以獲取官方的支持，并成為了這個時代的“文化英雄”。對此，汪暉早已指出：“大眾文化與官方意識形態相互滲透并占據中國當代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恰恰是當代中國社會文化的主要特點之一?！?/p>

幾年以后，戴錦華也表達了相近的意思：“90年代，大眾文化無疑成了中國文化舞臺上的主角?！蟊娢幕恼螌W有效地完成著新的意識形態實踐”這即是說，大眾文化在與官方或主流的合謀中，共同書寫著這個時代的好生活想象，并實際地構造了一個全新的社會結構。這個全新的社會結構，其凸顯的是各種各樣的資本、欲望、消費、享樂等等符號所表征的一種“新意識形態”。這一翻天覆地的社會變化，在大眾文化的參與下，完成得那么自然而然，實乃“絕妙”的“隱形書寫”。戴錦華在《大眾文化的隱形政治學》一文中，對此予以了較為具體而精彩的分析。她以“廣場”這個詞為例。廣場這個本來具有政治意味，甚至具有革命想象的語詞，已然非常普遍而又自然而然的挪用作了商場的代名詞，這就“似乎在明確地告知一個革命時代的過去，一個消費時代的降臨”。換言之，新意識形態已然合法化了，并主宰了這個時代的想象空間。

在“新左派”看來，“新意識形態”的這種主宰，遮蔽了對底層的生存關切，并且將底層自身的階級意識和反思能力都消解殆盡。有學者為此指出：“由廣告和傳媒塑造成形的……這些流行想像已經蒙住了許許多多人的眼睛，使他們看不見經濟發展背后的隱患，看不見生態平衡的危機，自然更看不見‘新富人’的掠奪和底層人民的苦難，甚至使他們根本不關心這些事情?！蹦欠N發展主義及結構性原因導致的社會不平等、非正義問題在大眾文化的隱形術中遁入無形。

“新左派”的大眾文化批評，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對這個時代的變化有較為準確的把握，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時代的癥候。它對階級分化的關注和對新富階層合法性的質疑，這對1990年代以來的貧富分化現實的確有較強的針對性。其關注弱勢群體，批判權貴，為底層說話等等，也有可貴的批判性和人文情懷。這無疑是有道義上的優越感，值得肯定。在資本邏輯幾近蔓延整個世界的語境下，它對“新意識形態”的批判性思考使得其理論研究還帶上了一定的國際視野，使得“新左派”的知識話語具有反思全球現代化的意味。這些都可圈可點。

“新左派”的大眾文化研究范式的影響力因此并不可小覷。此后，人們在涉及大眾文化問題時，不得不考慮“新左派”研究者所考慮的問題。比如，多年后有學者在底層問題的研究上還自覺不自覺地對“新左派”予以了一定的“回應”：“不管存在多少分歧，這一點顯而易見：大眾文化并非直接抵達底層，表述底層。遮蔽還是敞開？這只能取決于底層與大眾文化之間持久的博弈?！贝送?，“新左派”的大眾文化研究彰顯了政治經濟學的維度，這在后革命時代，或者說馬克思主義已然文化唯物主義轉向的語境下，顯得彌足珍貴。

三

然而，“新左派”范式也有其較大的局限性，它集中表現在沒有對大眾文化做語境化分析。如果說1980年代的大眾文化無可爭辯地具有反體制特點，那么1990年代的大眾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續了這一特點，它并非一種官方文化，更沒有與體制合謀。毋寧說，它伸張了一種社會文化民主的夢想。這一點可以從1990年代最初幾年里最具代表性的王朔文化現象看出。王朔以其痞氣十足的風格解構了特定時期意識形態政治的權威，這幾乎是一種常識。有學者為此非常理性地指出：“中國大眾文化以其顛覆性與反叛性，成為‘文革’后解構革命話語的催化劑；中國大眾文化用感官愉悅、讀圖想象代替了傳統的宏大敘事與理論說教，使大眾文化呈現出有別于主流文化的新特質”。大眾文化的這些特質在1990年代中后期也很明顯。它在引導個體心性結構與整個社會走向開放、自由與寬容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覷。而如今，大眾文化依然還承載著大眾階層實現夢想的功能，它之作為特定生存環境下人們對社會文化的民主化想象之表征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大眾文化在特定語境下是具有較強的公共精神及政治意義的。也因此，我們認為要用公共批評的范式去對大眾文化進行批評。

即使退一步說，1990年代的大眾文化“沉淪”為了中產階級趣味，但這種“沉淪”也并非簡單地表明大眾文化與主流權力合謀了。我們要思考的也許是，主流體制提供了多少大眾文化發展的空間？是什么樣的文化環境使得大眾文化放棄必要的擔當而在“沉淪”中“娛樂至死”，心甘情愿地戴著畸形的“消費意識形態鐐銬”跳舞？我們在批判大眾文化局限之時，也應該聯系語境去做具體地分析，而不應該抽象地批評大眾文化。有學人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新左派并沒有……令人信服地揭示出資本是如何在中國特殊的經濟與政治體制中運作的，在資本與權力、市場與原先遺留的政治體制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边@樣的質疑是切中肯綮的。若能很好地回應這些質疑，“新左派”恐怕就能得出更為合理的大眾文化觀。

有學者主張用公共理性的視野去對大眾文化進行批評，“以推進我們大眾文化真正建立起屬于自己的公共領域，恢復大眾文化‘實質未受損害的文化’”?！靶伦笈伞贝蟊娢幕芯空唢@然沒有此一意愿。這使得其研究范式在批判大眾文化局限的同時，遺忘了1990年代大眾文化的積極功能，一味地把大眾文化“丑化”，甚至視之為一種“敵對”的文化。這則與其思維方式有關?！靶伦笈伞钡呐u者還常常持“意識形態”的冷戰思維。不愿承認今日變化了的社會現實，不肯對實際的社會進行理性地分析。他們完完全全地把作為學術實踐活動的大眾文化研究變成了一場直接的意識形態斗爭。難怪有學人會說：“‘新左派’的真正興趣根本不在于研究大眾文化而是借此罵消極自由者?！彪m然大眾文化研究難免有自己的傾向，但“新左派”的傾向或也太不自然而然了。如此境況之下，怎么可以得出有說服力的大眾文化觀呢？比如有論者說：“大眾文化已經變為了‘小眾文化’，是‘西方式大眾文化’，是中產階級文化，因此要維護人民大眾的文化權益?！闭J為大眾文化變為了小眾文化的確有一定的事實依據，但恐怕更多的是一種邏輯推理所得。在“新左派”看來，大眾文化乃中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文化，而中產階級在中國不占大多數，自然而然就得出了大眾文化不是大眾的文化的結論。這種把“中產階級”視為人民大眾之外的說法，是一種過度受制于階級意識的表達。其實，中產階級也是人民大眾。

“新左派”打著人民大眾的旗號這一點還是可疑的。在后革命氛圍里，人民大眾已然不是一個抽象的階級語詞，更不能將它理想化，它也不能成為正義的化身。人民大眾與中產階級并不是二元對立的。有學者在研究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時指出：“統治系統通過滿足人民的需要（無論多么有欺騙性）而‘收買’人民，而左派則在批評資本主義的唯物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同時，貶低人民的物質需要本身，而不是尋找更加進步的滿足這種需要的方式。這種理論只能建立在下列前提上：人民將抑制自己已經在統治系統中得到滿足的需要，遺憾的是，這個前提當然是一廂情愿的?！辟M斯克所指出的這個非常契合現實語境的問題，是值得“新左派”認真考慮的。人民大眾并非一個本質的概念，把它視為鐵板一塊的做法是不合適的。有學者不無道理地指出：“當代大眾文化的表述，斷然消解了‘經典’的想像性表述，而大膽凸現感性、即時和碎片化的大眾生活經驗。這種嶄新的城市表述，盡管缺少體現任何具有實質深度的價值持久性，然而它卻有可能通過平凡而富有誘惑的欲望敘事，安慰現代大眾對世俗幸福生活的‘渴望’，實現大眾對理想生活的永恒夢想?！睆倪@個方面說，大眾文化其實很人民性的。王朔曾指出：“可以從各種角度批判大眾文化，就是不要從‘人民性’這個立場出發，因為那是大眾文化本身的立場?！?/p>

因為缺乏語境化地分析，“新左派”批評者所指出的大眾文化問題即使在一定意義上都是真問題，其解決問題的方式，也是不可取的。伴隨著1990年代現代化而生的如貧富分化的社會問題，即使要“革命”的解決，但“革命”也不應該簡單地指那種“均貧富”式的，將目標鎖定在生活“必需品”上的低層次革命。依阿倫特之見，那不是好的革命，甚至不叫革命?！爸挥邪l生了新開端意義上的變遷，并且暴力被用來構建一種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締造一個全新的政治體，從壓迫中解放以構建自由為起碼目標，那才稱得上是革命”。阿倫特所言之革命，我們恐怕尚缺乏經驗。它之需要與否也尚可討論。但如果不是此一意義上的革命，恐怕還是“告別”的好?！靶伦笈伞睂W人未加分析就對李澤厚等人的“告別革命”說予以否定，除了其革命觀的原因，恐怕也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告別革命”乃中產階級意識形態，是大眾文化之所以不大眾的緣由。對此，陶東風先生曾理性地指出：“我們既不可能簡單天真地鼓吹革命暴動，回到‘文革’時期的階級斗爭，也不可能廉價地（也是完全和乖巧地）宣稱‘告別革命’，而是把革命當作認真嚴肅的學術問題進行反思?！敝挥欣硇缘乜创锩?，我們在面對大眾文化的所謂新意識形態的時候，才有可能得出更為合理更為復雜的判斷，至少不會簡單地二元對立地看待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大眾文化在否定那種應該否定的“革命”方面是有貢獻的，同時大眾文化在期待那種應該期待的“革命”方面恐怕也是有擔當的?！靶伦笈伞贝蟊娢幕芯空邘缀跬耆鲆暳舜蟊娢幕某煽?。難怪有學人質疑說，“新左派”在言說中產階級隱形術的時候，是否也遮蔽了不該遮蔽的東西？

四

“新左派”大眾文化研究者大多出自文學專業。由此我們不妨順便提及一下相關的文學理論研究問題。不妨說，1990年代的文學理論研究，關注大眾文化，將之作為研究對象，以此來生產有關這個時代的知識，既而把握時代的脈動，參與到這個時代的公共生活之中，這已然是一個必要的選擇。這也是由大眾文化的性質以及它在當今時代中的地位所決定的，因為“大眾文化的特征是話題型，而非系統型或邏輯型的。所謂話題型是指大眾文化是跨符號系統的，它……打破各種界限，圍繞著社會的熱點話題或時髦話題而展開，這些話題又同當下的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研究大眾文化，因此是知識生產者切入現實的一種方式。大眾文化的文本為此值得被細讀。而因其與“文學性”的關聯，以及文學在1990年代的大眾文化化的事實，甚至“無論從哪方面看，大眾文化都成了當今主要的文學形式”，這就為文學理論研究者涉獵大眾文化提供了足夠的理由，也因此可成為該學科發展轉型的一個重要方案。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有學者略顯模糊但也很是敏銳地，以大眾文學為例指出：“新的文學理論也將在與大眾文學的相互‘爭吵’、‘批判’和‘對話’中顯出自己的新貌?！薄靶伦笈伞钡拇蟊娢幕芯?，是一種自覺的文化研究。在跨越學科界限，調整研究對象、采用新的研究方法、轉換研究目的等方面，都表現出較強的學術敏銳和研究自覺。它把文學理論知識生產帶入了新境。雖然不同的學科背景，相異的理論立場及闡釋框架，會影響到這種知識生產的有效性程度，但只要其生產的知識能建立起學術研究與日常生活的真實關聯，只要這種關聯多少有助于人們理解這個大眾文化化了的文學世界乃至整個的社會生活，既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人性建設，促進共同體生活往更好的方向走去，那就可以成其為一種“文學理論”知識?！靶伦笈伞币呀涀屛膶W理論轉型走在了路上。意識到這一點，恐怕并非不重要，因為未來的文學理論研究要走向自覺，就難免要回望并重視這種轉型。

然而，多年以后還有學人指出，1990年代以后的文學理論研究的影響力逐漸減弱的原因之一即是它關注大眾文化的力度還不夠，建設文學理論要積極介入大眾文化。諸如此類的有關文學理論學科發展的判斷，即使在十年后的今天恐怕也依然有效。這難道是由于1990年代的大眾文化研究被遮蔽了，因此需要重申？還是由于大眾文化雖已研究，并幾近成為一個專門的領域，但其與文學理論的關聯未曾合法化呢？答案恐怕都是肯定的。由此，我們有選擇性地對1990年代以來的大眾文化及其研究范式進行回望恐怕是必要的。

〔注釋〕

①之所以稱之為“再考察”，乃是由于在學界已有陶東風先生做了相關工作。本文對陶東風先生的相關成果有自覺吸收。特此說明并致謝！

②1995年出現的重要文獻有：汪暉：《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電影藝術》1995年第1期。李陀：《“開心果女郎”》，《讀書》199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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