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學東漸看天津近代教育演變

[摘 要]首先簡要介紹西學東漸出現之前天津的教育狀況，然后重點介紹西學東漸出現之后，在其影響下天津教育的發展與變化，在這里又針對西學東漸的四個時期—明末清初時期、洋務運動時期、維新運動與清末“新政”時期、國民革命時期，逐一地詳細描述了每個時期“西學”影響下的天津近代教育發展。

[關鍵詞]西學東漸；天津；教育

天津雖然1406年建衛，但其教育發展從1436年開始至今已有近六百年的歷史。在這六百年左右的時間內天津的學校教育經歷了劇變。從建立之初的完全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以科舉考試為中心的傳統落后教育逐步演變為在西學東漸影響下，以綜合教授各種學科知識，增強學生自身能力為主的近代發達教育。西學東漸是指明朝末年一直到近代西方學術思想向中國傳播的歷史過程，其雖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來一直到當代的各種西方事物傳入中國，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兩個時期之中，歐洲及美國等地學術思想的傳入[1]。本文主要分析西學東漸給天津近代教育帶來的影響。

一、西學東漸前的天津教育

西學東漸前的天津教育相比較于近代的天津教育又被稱之為古代天津教育。天津古代教育形式多樣，既有儒學（包括衛學、州學、府學、縣學）、社學，又有經管、義塾，還有各種書院。天津的古代教育有著一定的成就，五代時期天津的私學教育很有特點。元朝時期的天津出現了縣學和州學等一些教育機構。真正有文字記載的天津教育出現在明朝，此后不斷出現和興起的官學、私學、私塾以及各種書院逐漸構成了天津的封建教育體系。在私學教育方面的成就以薊州竇燕山的事跡為代表，并被編入三字經“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天津出現李光先、李光庭兄弟五子登科，周家一門三進士，勵杜納一家四世累代甲科的科場佳話。天津的書院教育在明清時期很有成效，據統計，清代時期天津共有書院15座，其中官辦9座，民辦5座，不詳1座。

我國古代封建教育的一個典型的特點及成就就是科舉制度。作為其中一個組成部分的天津教育在那個時期也必然是以科舉考試為中心，科舉考試分為“院試”、“鄉試”、“會試”、“殿試”，學生學習的都是些四書、五經、詩詞歌賦等內容，為參加科舉考試做準備?？婆e制度在一定時期內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對當時天津的教育以及文化發展和社會建設有很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但隨著封建統治的沒落，為其服務的傳統封建教育也開始走下坡路，尤其是在清朝中晚期，以科舉制度為中心的傳統教育越來越不適應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整個中國包括天津的教育陷入了低谷時期。

二、傳教帶來的教育變革萌芽

西學東漸的第一個時期即萌芽時期可以被追溯到明末清初時期，有很多的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2]，他們可以說是最早把西學傳播到中國的人。這一時期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確立，資產階級文化也有很大發展。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西方國家開始了其殖民擴張的道路，西方國家開始認識中國并產生了征服中國的愿望。它們認為要想征服中國首先應該從文化上對其滲透，所以大批的傳教士肩負著這個神圣的使命來到了中國，成為最早來中國傳播西學的人。傳教士在中國主要還是對西方宗教福音的傳播，他們通過宣揚教會教義，翻譯西方著作來傳播西學，這一時期的西學傳播涉及了一些自然科學知識。此時西學的傳入對于天津的傳統教育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明末清初的天津教育家開始注重培養實用型人才。伴隨著天津傳統社會發展的需要和東西文化的碰撞，儒家的經世哲學開始表現出一種新動向，對自然科學的關注度有所提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顏元及其弟子李塨，他們是受明末清初西學思想影響的儒學代表人物。在接觸了“西學”以后，他們的思想不僅僅局限在儒學之中，也開始對自然科學產生了興趣。他們主張在教育教學中注重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造就一批能為天地創造奇跡的圣賢。

但由于這一時期的中國還處在封建社會經濟繁榮的時期，以及耶穌會傳教士西學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的影響力不是太強，加上之后傳教士在教義的宣傳上與中國傳統的儒學思想產生了沖突，雍正時期開始了禁教運動。在明末清初西學東漸大背景的影響下，這個時期的天津教育基本也是如此。當時天津的教育還處在封建傳統教育的鼎盛時期，科舉制度還在發揮著積極作用，此時的西學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當時天津的教育思想和目標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隨著禁教運動的出現[3，4]，西學傳播的中斷，這些新興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和實施。簡言之，因為明末清初時期是西學東漸的萌芽時期，此時封建科舉制度還在發揮著其優勢，這個時期的天津教育受到西學的影響極小。

三、洋務運動推動天津近代教育興起

西學東漸的第二個時期也就是中國的洋務運動時期。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西方帝國主義用他們的堅船利炮打開了清政府閉關鎖國的大門，中國逐漸由一個獨立自主的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性質的變化對中國的教育變革產生了極大影響。隨著封建社會體系的改變，建立在其之上的封建教育體系也開始瓦解，傳統的以科舉為中心的教育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必然要求有一種新型的教育代替舊有的教育，于是隨著洋務運動的出現，中國近代教育開始興起[5]。

洋務派掀起的學習西學的熱潮，較之萌芽時期的西學傳播，在傳播內容上不僅僅局限于對于西方宗教文化的傳播，更加注重對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播；西學的傳播者也不僅僅有西方的傳教士們，一些具有專業技術的西方學者和留學回來的有識之士開始參與到西學的傳播中來。這一時期的西學東漸對中國的近代教育有著重大影響，天津作為洋務派學習西學的重要據點，其教育發展也深受西學的影響。

天津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后，被迫開為商埠，從此天津逐步成為西方列強對我國進行侵略的一個重要據點。他們利用通過不平等條約得到的特權，在天津劃定租借，控制海關，開設洋行銀行，建立教堂、學校和醫院，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對天津進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活動。隨著天津社會性質的改變，舊有的以科舉為中心的教育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天津近代教育由此開始興起。

洋務運動的興起也為天津近代教育的興起于發展創造了很好的條件。清政府的一些開明人士在見識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之后，掀起了學習西方的熱潮。洋務派在繼承魏源等地主階級改革派提出的“經世致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等改革教育主張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宗旨。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李鴻章在天津任直隸總督，他主張改革科舉制度，呼吁“專設一科取士”，“取士兼求實用之才”；學習西方的教育制度，重視科學技術教育，創辦新式學堂，培養新型人才；派遣學生出國留學。在李鴻章教育思想的影響下，天津的教育事業得到了明顯的發展，這主要體現在四所洋務學堂的興辦，即北洋水師學堂、北洋武備學堂、北洋電報學堂和北洋醫學堂。洋務派在“西學”思想的影響下興辦的新式學堂主要可分為三類：外國語學堂、軍事技術學堂和專門技術學堂。天津的這四所學堂分屬于軍事技術和專門技術學堂。這四所新興學堂的辦學理念和教育內容完全不同于舊式的官學，私學，他們不是以科舉考試為目標而是旨在培養新型的具有專門知識的專業人才，他們破除了對傳統的封建四書五經知識的教授，主要是教授學員一些專業技術，例如北洋電報學堂主要是教授學生電磁理論和電報技術。

盡管天津的洋務學堂在洋務運動時期蓬勃發展，推動了天津教育的近代化，但隨著甲午中日海戰，李鴻章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持續了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宣告失敗，這些新式學堂也大多停辦。但洋務派推崇的學習西學西藝的辦學理念對天津近代教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洋務派開辦的新式學堂開始了天津教育學習西學西藝的道路，天津首次出現傳播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的學堂，在教育上把西學付諸實踐。教育內容不在單純的局限在以儒家經典為主，增加了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術學科，培養了新型的科學技術人才。這些學堂雖然沒有形成規模，也沒有完整的學校系統，但他們為維新派和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礎。

四、維新運動與清末“新政”促進天津教育快速發展

西學東漸的第三個時期自以戊戌變法為代表的維新運動開始延續到清末新政時期。維新派也提倡西學但與洋務運動時期注重“西學”中自然科學的傳播有所不同，維新派主張的“西學”不僅包含對西方自然科學的學習，更重要的學習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進一步把西學看作是“政學”和“藝學”，以此來推動社會體制的一場變革。天津作為京都的門戶，成為了北方資產階級維新運動指導思想的策源地之一，也帶動著天津教育的改革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隨著要求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教育思想，改革舊教育成為社會的廣泛輿論；一大批反映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政治要求的新學堂應運而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包括盛宣懷創辦的北洋西學學堂、嚴復創辦的俄文館，這些學校的建立標志著天津近代教育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6]。相對于洋務運動教育變革中濃重的軍事色彩，這一時期的教育體現了中國近代文化教育中的學校與科舉之爭、新學與舊學之爭、西學與中學之爭，反映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新興民族資本主義對教育發展的訴求。

在清末推行“新政”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在經濟政治上所發生的變化帶來了教育上的變革，科舉制度被正式廢除。天津成為了改革的基地，教育進入了它的快速發展時期，出現了天津近代歷史時期的第一個興辦教育的高潮，這個時期有各種類型的學堂共156所，其中包括大學堂、高中小三級學堂、女學堂、?？茖W堂等，著名的北洋大學堂就形成在這一時期，即“天津北洋西學學堂”。教學行政管理機構和體系在這一時期也建立起來，逐步完善了教學的內容、方法、管理秩序，教學質量大幅度提升，新的教育體系雛形初步形成。

五、民國時期的天津教育在改革中不斷完善

辛亥革命的勝利，推動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興起，民族工業和經濟的發展對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新的要求，進一步的刺激了教育的發展，尤其是私人辦學更為積極，天津的第一所私立大學南開大學就是在這一時期創辦，它也標志著天津的進度教育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民國政府成立后，設立了教育部，廢除了讀經講經課，天津的普通教育實行了新的學制，加快了人才培養的速度。高等學校的教育改革付諸實施，新的教育思想、科系調整、課程改革都得以推行。這些改革使得天津的教育從近代逐步向現代過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伴隨新文化運行的興起，天津的教育受到了北京教育活動的影響，不斷的同封建教育遺留相抗爭，引進、吸收西方先進的教育思想，學習國外的教育理論和教育方法，如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赫爾巴的“五段教學法”等，加速了封建教育體系的崩潰；雖然在學習過程中存在盲目推崇的現象，但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階段，推動了天津的教育科學化發展，促進了天津由近代教育向現代教育轉變。新文化運動也有利的擊退了北洋軍閥復辟封建教育的逆流，天津迎來了新的民主的教育思想。

六、結語

西學東漸將西方近代各種教育成果帶入了中國，深深影響到天津教育的發展，許多傳統中不被重視甚至不存在的學科也在此影響下得到發展，舊的“經、史、子、集”教育體制和科舉制完全被打破，天津的近代教育不斷吸收西方教育理念和制度得到了改進，到民國時期天津的教育體制已經形成，以天津大學（北洋大學）、南開大學為代表的成果仍引領著天津的教育發展。

參考文獻：

[1]嚴文清.明末“西學東漸”對我國高等教育的啟蒙[J].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09，26（3）：98-100.

[2]張濟洲.明清之際“西學東漸”及其對中國文化教育的影響[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7，9（2）：57-59.

[3]崔西平.明末清初西方來華傳教士與西學東漸[J].中國市場，2013（29）：203-204.

[4]林李楠，楊永波.西學東漸與明末清初實學教育思潮的變革[J].沈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32（5）：118-122.

[5]馬紅霞，洋務運動與中國教育近代化[J].江蘇大學學報（高教研究版），2005，27（4）：46-49.

[6]趙寶琪，張鳳民.天津教育史（上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基金項目：天津市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課題“近代天津教育與文化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課題編號CE4018

作者簡介：王桂可（1982-），女，安徽宿州人，講師，現主要從事教育教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