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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明代臺閣體看政治對書法的沖擊

2014-11-24 06:03劉濤
黑龍江史志 2014年13期
關鍵詞:書法政治

劉濤

[摘 要]臺閣體書法是明代的一種特殊文化現象,以字體方正、光潔、烏黑,大小一律為特點。從明代臺閣體看,政治對書法的沖擊作用巨大,臺閣體書法是明朝專制統治的產物,科舉制度是臺閣體書法形成的催化劑,統治者的好惡是臺閣體書法形成的重要原因。

[關鍵詞]臺閣體;政治;書法

一、臺閣體書法的形成

“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而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蔽幕囆g從屬于、服務于政治,中國書法的發展歷史就是一個鐵的明證,明代臺閣體書法的形成也不例外。

首先,科舉制度是書法藝術發展的催化劑。

中國古代從唐朝以后,科舉制度就作為一項選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影響到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各個方面。在書法上,唐代文字書寫在科舉考試中占十分重要的一環。無論是貢舉還是銓選,書法都列為重要科目或作為任用的先決條件。到明代,這種現象更加突出。中書舍人一職,在明代始設置于洪武七年(1374),原稱直省舍人,秩從八品,隸屬中書省。洪武九年改中書舍人,升為正七品。建文年間,曾革去中書舍人一職,改為侍書,到永樂時再度恢復,并加設中書科一屬。中書舍人的選拔在當時有兩種渠道,一是從舉人、進士中選拔,以后還可以升遷;二是由士人中直接選拔善書者,在史料中往往可見“以能書薦起”或“以善楷書選入翰林供奉”一類的提法,正可謂地地道道的“以書取仕”。善書、能書成了進入仕途的捷徑。這大大刺激了書法的發展,很多文人開始狂熱的學習書法,這就大大促進了臺閣體書法的形成。

其次,統治者的好惡對書風的形成起著重要作用。

歷代帝王對書法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也對書法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影響。古代采用中央集權制,皇帝是最高統治者,擁有絕對的權利。帝王對書法的審美標準,影響了朝中大臣的書法風格。而帝王和重臣又是科舉取士的主考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們對書法風格的審美標準,自然成了想取得功名的士子所必須遵循的標準。士子為了求取功名,必需努力使自己的書法符合帝王大臣的口味,只有符合才有進入仕途的條件,致使書法具有很大的功利色彩,成為一種可以獲得官職的工具。

明代皇帝大多酷愛書法,到明成祖朱棣時期達到高峰,朱棣曾下詔求四方能書之士,“專隸中書科,授中書舍人,儲翰林、給俸祿,使盡其能,用儲內閣,辦文書”,并命黃淮領導特別選出的二十八人專學“二王”書法,并出示秘府所藏真跡作范本。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書舍人的設立使善書即可獲得官位,于是士子爭相以擅書邀幸。當時書家們大多缺少個性,其作品亦少變化,追求皇帝和士大夫們所欣賞的趣味,新意不多。在這種風氣下,沈度、沈粲兄弟因擅工整婉麗的楷書而受皇帝之寵。一時之間,朝中出現了追隨二沈的現象,出現了一種迎合帝王口味,規整化一的書法風貌。

二、臺閣體書法的代表人物

明初書壇臺閣體書法的代表是沈度、沈粲和解縉等書家。他們都重視書法的法度,即使在“意多于法”的行、草書中,也力求表現應規入矩的規范。同時,他們都重視書法的外在美態,這種美是規矩中的靜態美,是對一筆、一字、—篇精心營求出來的美。

沈度(1357-1434)是明初最有代表性的臺閣書家,字民則,號自樂,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沈度的小楷在結體和用筆上明顯受趙孟頫和宋克小楷書風沾溉,或把字形拉長,成縱勢,或取扁方,有橫撐之態,點畫精嚴、停勻、干凈、圓熟,,開“臺閣體”之風。沈度書法因多用于書皇家制誥,在翰林院中供職者及內閣官僚、科舉文人也多效其楷,以獲帝王之悅,開入仕之門。

沈度弟沈粲(1379-1453),字民望,號簡庵。成祖時,自翰林待詔遷中書舍人,又擢為侍讀,官至大理寺少卿。沈粲書法“度以婉麗勝,粲以遒逸勝”[1],善楷、草,尤以草書影響最大。其草書取法宋克書風,多有姿態。清代王文治曾有論書詩云:“沈家兄弟直詞垣,簪筆俱承不次恩。端雅正宜書制誥,至今館閣有專門?!?/p>

解縉(1369——1415),字大紳,號春雨,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主持編修《永樂大典》,宮廷書家,小楷是看家本領。早在洪武中,朱元璋即因其善書而十分寵愛,據《列朝詩集》載:“縉為庶吉士,高皇帝(朱元璋)極愛之,每侍書至親為持硯?!蓖跏镭懰Q“婉麗端雅”“骨格少遜”,已大體上勾畫出解縉為適應宮廷需要所寫的小楷面貌。但解縉他一生多做狂草,因此,在解縉身上,似乎典型的顯示了當時書家的兩面性。一面是應制,寫工細的臺閣體小楷,另一面則是大幅的狂草書,滿紙纏繞畫圈,用筆“圓滑純熟”,重形式而輕內質。

三、臺閣體書法的影響

從積極方面上來看,它刺激了文人學習書法的熱情,促進了書法藝術的發展。臺閣體的出現,可以被理解為是一次復古尚“法”現象,不過尚法的質量比唐代低得多。但是在書法進入士大夫階層后,臺閣體由于應用方面的功利優勢,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明代的官方書法。明代諸帝都喜歡書法,明成祖朱棣下詔求四方能書之士,專隸中書科,授中書舍人。仁宗朱高熾好摹蘭亭。宣宗朱瞻基好草書。帝王愛好與提倡和科舉取士對書法的要求,使得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為博取功名,開始潛心研究臺閣體書體。

從消極方面來看,對書法藝術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礙作用?!芭_閣體”是官場上應用的標準書體。標準化向來是藝術的大忌,而臺閣體將藝術的外表形態僵化為一種實用的技術,自然有“土龍木偶,毫無意趣”[2]之譏了。明代臺閣體的出現,使書法這種表達性情、學養的藝術,變成了字型方正、點畫光潔、結體勻稱、排列整齊的程式化的應制之書。形成了以“烏、方、光”為準則,千人一面、萬手雷同的奇特書法現象。

綜上所述,文化的發展方向與政治的關系極為密切。文化作為統治者粉飾太平的工具,必然體現統治者的意愿。同樣,無論在那個朝代,主流書法都受到統治者的影響,無論是出于政治需要,還是皇帝絕對權利的體現,都在一定程度上主宰了這一時期的審美標準,使書法在每一時期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和意趣?!吧嫌兴?,下必甚焉”,這是每個朝代所不能避免的世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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