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材料中的元代嘉定廟學*

舒 健 王光乾

碑刻材料中的元代嘉定廟學*

舒 健 王光乾

本文以元代碑刻材料為基礎，系統考察了嘉定廟學在元代的整個發展歷程，包括營建、布局結構的變化以及學田的經營過程。以嘉定廟學為個案，進而說明廟學制度在元代趨向完備。

碑刻 嘉定 廟學

廟學是指依附于孔廟、以傳授儒家理論為宗旨的學校。從唐代開始，廟學逐漸成為一種定制①該文已經于2005年由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出版。。廟和學不僅在建筑外觀方面形成了一個整體，“廟”的祭祀活動也和“學”的教學活動密切地結合起來。不同朝代的廟學，因受當時環境的影響，又烙上不同時代的痕跡。

一、研究綜述與元代嘉定廟學碑刻介紹

就元代廟學研究現狀而言，國內學界用力頗深的為胡務和申萬里。胡務的博士論文《元代廟學——無法割舍的儒學教育鏈條》②該文已經于2005年由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出版。系統梳理了元代的廟學，包括結構、祭祀、發展、地域分布、管理、學產等方面③胡務分別在《元史論叢》第八輯（邱樹森李治安主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和第九輯（劉迎勝主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發表《元代廟學的建筑結構》和《元代的廟學學產》，兩文基本內容也包含在《元代廟學——無法割舍的儒學教育鏈》一書中。。申萬里就元代教育有過深入的探討，其廟學研究主要反映在其專著《元代教育研究》④申萬里《元代教育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中，另申萬里的《元代廟學考辯》、《元代江南儒學的建筑布局考述》、《元代文廟祭祀初探》三篇論文⑤三文分別載于《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暨南史學》第二輯，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暨南史學》第三輯，暨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從歷史的角度考查了元代廟學的分布、建筑特點以及孔廟的祭祀特點。此外，孟繁清《元代的學田》⑥《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6期。、王立平的《元代地方官學的建筑規模及學田》⑦載于《固原師專學報》1993年第1期。、陳高華先生的《元代的地方官學》⑧載于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五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也涉及元代學田及儒學建筑布局的問題。日本學者牧野修二的《論元代廟學和書院的規?！穼θ鍖W的廟和學以及與此有關的建筑進行了簡略的考察⑨載于《齊齊哈爾師范學院學報》，1988第4期。。

從上述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關于元代廟學的研究一方面成果豐富，視角多樣，涉及了

歷史沿革、建筑結構、學田等多角度；但另一方面則對具體地方的廟學缺乏系統探討，涉及地方廟學往往以少量史料一筆帶過，更無個案研究①瞿大風《元代山西的官辦廟學》(載于《蒙古學集刊》2010年第2期)、《蒙元時期山西地區的官辦廟學》（載于內蒙古學信息2004年第4期）主要是從山西廟學入手研究，依舊側重宏觀。。事實上由于元代特殊的歷史背景，尤其是江南經歷了從宋到元地方秩序的重建，其廟學的發展也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

因此本文擬以元代嘉定地區的廟學為個案，希冀在前人學者研究基礎上，對元代江南地區廟學發展變化管窺一斑。南宋嘉定縣，約相當于今上海嘉定，于宋寧宗嘉定十一年（1218）從昆山縣中析出。入元之后，于元貞二年（1296）以戶口例升中州，至順元年（1330），嘉定州廟學重建。由于嘉定縣在南宋后期才從昆山縣中析出，又經歷了宋元鼎革的歷史劇變，這就為元代廟學的發展轉變提供了極好的案例，故本文選擇了嘉定廟學。就史料而言，自嘉定創縣以來的縣記、學記現存有數十篇。僅就元代的碑刻材料而言，目前嘉定博物館就館藏了現存十塊元碑，這十塊分別為《詔旨加封大成》（元武宗）、《平江路嘉定州儒學大成樂記》（周仁榮）、《石甃泮池碑記》（佚名）、《嘉定州儒學教授題名記》（劉德載）、《嘉定州重建廟學記》（智玉成）、《梅崖瞿先生作興鄉校記》（薛元德）、《故宋東祁王先生歸田行學記》（薛元德）、《教授題名記》（朱孔昭）、《嘉定州重建儒學記》（楊維楨）、《重建明倫堂記》（楊維楨）。此外還有兩塊碑刻為《修造局田記》（楊載）、《重修宣圣廟記》（楊維楨），兩碑已佚，但前者文載萬歷《嘉定縣志》，后者文錄《吳郡文萃續集卷六》②目前上述碑刻資料皆收錄在張建華、陶繼明主編，嘉定地方志辦公室、嘉定博物館編《嘉定碑刻集》（上）一書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關于此十塊元碑筆者都曾現場考察，現存楊維楨的《嘉定州重建儒學記》、《重建明倫堂記》兩塊碑皆為殘碑。由于《嘉定碑刻集》中已將殘缺碑刻內容都補齊，故本文在引文上皆引《嘉定碑刻集》，對彌補之字就不一一加框以示。。

上述元碑大體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為營建類：包括《平江路嘉定州儒學大成樂記》、《石甃洋池碑記》、《嘉定州重建廟學記》、《嘉定州重建儒學記》、《重建明倫堂記》、《重修宣圣廟記》；第二類為學產類：主要為《梅崖瞿先生作興鄉校記》、《修造局田記》、《故宋東祁王先生歸田興學記》；第三類為教授名錄：《嘉定州儒學教授題名記》、《教授題名記》。涉及了元代嘉定廟學的建筑狀況、經濟運營及廟學教授，真實反映了元代江南教育的一個側面。

二、元代嘉定廟學的營建及布局

嘉定孔廟位于上海市嘉定區嘉定鎮南大街，現為中國科舉博物館，其始建于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稱“文宣王廟”，“規制崇宏，甲于他邑”③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上海市嘉定區地方志辦公室編“上海府縣舊志叢書”《嘉定縣卷二?乾隆嘉定縣志·卷五·學?？肌?，第113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有“吳中第一”之稱?，F存嘉定方志對孔廟營建過程的記載較為簡單，今擇《萬歷嘉定縣志》關于從宋至元嘉定廟學的整個營建過程，介紹如下：

宋嘉定十一年，縣始創。明年知縣高衍孫擇地于縣治南一里，建孔子廟，化成堂，博文、敦行、主忠、履信四齋。紹定八年，知縣王選重修，改堂曰明倫，齋曰正心、博學、敦行、明德。淳佑八年，知縣林應炎建戟門。九年，塑圣像，建直廬二十八楹。十年，

鑿泮池。景定末，知縣常楙以沒官租庀材，欲修大成殿，會遷去，不果。咸淳初，知縣史俊卿繼成之。元元貞二年升為州學。大德三年，教授楊巽申請繪從祀諸賢像，增置祭器、樂器及田租。至大三年，知州王鐸改建明倫堂。延佑四年，知州任立鑄銅祭器。至治三年，知州周思明修大成樂器。泰定二年，知州趙道泰即殿南杏壇舊址，改建明倫堂。明年，至順改元，重建大成殿。至正十二年，知州郭良弼易繪像以塑，別建燕居殿，奉先師繪像。列樹東西兩坊，左曰賓興，右曰儒林。十六年，明倫堂災。十七年，攝州事太尉府分帥張元亮，改建明倫堂及齋舍與殿東，更名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沿河左岸，甃以石五十余丈。同知鐵穆爾普華、張經、判官賀撝造龕帳，修大成樂器①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上海市嘉定區地方志辦公室編“上海府縣舊志叢書”《嘉定縣卷一?萬歷嘉定縣志·卷三·營建考上》，第172—173頁。。

從上述內容可見，一方面縣志的內容基本只是對孔廟的建筑進行簡單羅列，對其建筑布局、營建過程都語焉不詳；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嘉定孔廟建筑體制規模不大，開始僅有大殿和化成堂，從南宋到元代，規模是逐漸擴大完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入元之后，元滅南宋的戰爭對江南的地方經濟影響不大，嘉定縣的戶口持續增加，并于元貞二年（1296）以戶口例升中州，嘉定廟學的規格得以提升，但從南宋咸淳初至元大德三年（1265—1299），三十多年間嘉定廟學未曾有過任何增修動作，形成空白。至元二十九年（1292）監察御史王龍澤曾向有司反映：“即目各道州、縣，有見設學校去處，或微有隳廢，失時修營，或舊曾欹傾，遂至覆壓，或初制淺陋，或舊無規矩，或為過客之館舍，或為軍伍之聚廬，借為設局，往來游宴。且如兩淮來安、清流諸縣，舊無學校，為日已久，其間頹廢局促十而八九。卑職鄉郡之武義縣學，不修廢壞為甚，先圣廟宇，糞土堆積，明倫堂后，稅務指占，至于齋舍，稅官、鋪軍居止，上安下恬，官莫之禁。即此推之，非所目見如此類者必多，甚非所以欽崇先圣、興吉士風之意?！雹谕醅E點?！稄R學典禮（外二種）》，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1—72頁?？梢娫簧俚胤焦賹W直到忽必烈統治末年，仍是有名無實，殘破不堪③參見陳高華《元代第地方官學》，載于《元史論叢》第五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雖然有司給予答復：“謂宜令各處舊有廟學，遇有損壞，實時修營，舊無廟宇，隨力建創，立以期限，務要完整，歲時朔望，行禮唯謹?！雹芡?，第72頁。但答復實施的效果并不好，嘉定廟學狀況也不會太理想。

考慮到元代實行尊孔崇儒，到成宗時期（1294—1307）才真正開始，而正式恢復科舉考試，則是元仁宗(1313—1320)時期的事，因此嘉定州學宮的重建到14世紀第二個十年才開始，就比較容易理解了。大德三年（1299），教授楊巽申請繪從祀諸賢像，增置祭器、樂器及田租。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嘉定廟學的明倫堂才得以重建⑤此次修建有牟巚《重建明倫堂記》，但改碑已佚，故不知道此次修建的規模，但是從后面的碑刻記載來看，相對應該不會太大。。而嘉定州廟學的全面重建，則是至順元年（1330）的事。嘉定廟學的大修主要發生在知州趙道泰和攝州事太尉府分帥兼知州張元亮兩人執事期間。

至順三年（1332）所立智玉成撰的《嘉定州重建廟學記》記載了知州趙道泰在任期間

重建嘉定廟學的過程。之所以要修建，一則是嘉定已為中州，但“學循舊制，未克宏拓”①智玉成《嘉定州重建廟學記》，《嘉定碑刻集》（上），第226頁。，二則“廟與學，毋相褻，當析而二之，爾所職也”②同上。。表明之前南宋嘉定的孔廟中“廟”和“學”并沒有分來，此次修建的主要工作是將“廟”、“學”分開?！澳讼嗟刂?，卜河西杏壇舊址，距學幾廿步，令民負土實河，易黌宇于上，講肄有堂，坐師有舍，門廡庖湢悉具，至順庚午春，始構材鳩工，大新孔子廟，視廩帑，莫供營繕，因勸鄉之文獻巨家，以佐其費?！雹弁?。改建了明倫堂，重建孔子廟，將“廟”與“學”分來，并對學宮進行了配備，建立了講堂、師舍、廚房、浴室。這年秋七月朔，孔子殿落成，“崇基美材，蒼珉蚩獸，照耀層漢，為吳庠最。洎兩廡百六十楹，廣廿一丈，深卅一丈有畸”④智玉成《嘉定州重建廟學記》，《嘉定碑刻集》（上），第226頁。。

應該說此次的興建似乎是規模初具，但在至正二十一年（1361）楊維楨的《嘉定州重建儒學記》的碑刻中對此次修建提出了異議，認為趙道泰雖然重建大成殿，但“移堂殿之南，士論病之，擬遷廟東，歷守數十而弗能”⑤楊維幀《嘉定州重修儒學記》，《嘉定碑刻集》（上），第266頁。?？梢?，至順元年的修建將明倫堂移到了大成殿的南面，這樣從布局上看，則是“前學后廟”的布局，地方士人對此持異議。

楊維楨在《重建明倫堂記》中提到郭良弼（字仲賢，至正十二年至至正十四年仁嘉定知州）顯然對趙道泰的營建似乎有所不滿，到任第二年（1353），便與教官朱孔昭，“率好義之士林仁，翻瓦大成殿，增創協殿前楹，專委黃澤董工。撤舊兩廡，高筑基址，改造廊廡各十二間及儀門協廊，彩飾一新。重塑祭祀一百單五位?！纸粜情T三座……立東西二坊，左賓興，右儒林”⑥楊維幀《重建明倫堂記》，《嘉定碑刻集》（上），第269頁。。并在大成殿后建燕居殿，奉天歷間遺于西廡的孔子像，并“復理古樂，隸樂胥三十六人，儀容古茂，音律諧暢”⑦楊維幀《重修宣圣廟記》，《嘉定碑刻集》（上），第272頁。，但沒有遷學宮。

……海棠兩岸秀帷裳，是間橫著雙胡床，龜蒙踞床忽倒臥，烏紗自落非風墮。落花滿面雪霏霏，起來索筆手如飛。臥來起來都是韻，是醉是醒君莫問。好個海棠花下醉臥圖，如今畫手誰姓吳？③

至正十六年（1356），明倫堂被毀之后，重修明倫堂則名正言順，提到了日程之上。盡管處在元末亂世階段，但州學之地為綱常所系，不可以一日廢，故此次修建的過程規模甚大，在知州張元亮的帶領下，具體營建過程如下：

于是撙節浮費及勸率力義之家，募貧丁、相什伍，填淤地成址若干畝，甃石堤捍水若干丈，構新堂其上。前接軒榮，旁翼齋舍，立教官廡于西，舊西齋地也。遷學廩于東，舊東齋地也。與夫直廬庖湢之所，靡不新焉⑧楊維幀《嘉定州重修儒學記》，《嘉定碑刻集》（上），第266頁。。

楊維楨的《重建明倫堂記》一文不光介紹了張元亮的修建過程，對其后的修建還做了介紹:

度廟東空地，建堂于上。至正戊戌，立明倫堂五間，軒三間，前建儀門五間；左右齋舍各五間，扁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設大小學?！f學二齋改造

倉厫，儀門改造官廳，添蓋庖湢于東岸。至正辛丑，又遇本州官鐵侯、張侯、賀侯，勸率林震、林復，增建臨街儀門五間。教官廳東側，立土地祠。明倫堂及軒地面前后一帶甬道、齋檐階，俱各磚砌步廊，周圍檻①楊維幀《重建明倫堂記》，《嘉定碑刻集》（上），第269頁。。

通過兩任知州張元亮、鐵穆爾普華至正十七年（1357）、十八年（1358）和至正二十一年（1361）的修建，嘉定廟學的整個布局形成，屬于“廟”的部分有大成殿、從祀廊廟，殿前的道路、泮池、儀門、欞星門，屬于“學”的部分有講堂、生員齋舍、學官廳舍、倉庫、庖廚、饌堂，屬于祭祀教學的輔助設施及生活設施也已完備?！拔膹R居右，儒學居左，規模宏大”②同上。，基本奠定了嘉定孔廟“右廟左學”的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嘉定廟學在整個元代的修建過程都沒有辟射圃，這顯然與元代統治者對漢人、南人弓矢禁令有關，雖然此禁令在民間的執行并不那么嚴格③參見朱春悅《元代漢人、南人持弓矢問題考》，載于《江海學刊》2013年第4期。，但是顯然在官學中還是基本得到了遵守。所以入明之后，洪武六年（1373），嘉定知縣文殊奴在重建欞星門的同時，立即開辟了射圃。

三、嘉定廟學學田狀況與教授名錄

嘉定廟學的學田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宋嘉定間，知縣高衍孫置田三百二十三畝，平江知府鄒某置田一百四畝。紹定、嘉熙間都增置學田，但畝數不詳。淳佑間知縣王選置田二百畝，知府徐鹿卿置田四十七畝。宋咸淳元年，知縣史俊卿撥功德寺田七十六畝于學，為修繕之備，又給廢庵田陸拾貳畝，以備供億。學正王子昭捐田六百三十五畝有奇。五年，太學生林楙捐田二百二畝⑤《嘉定縣卷三?光緒嘉定縣志·卷九·學校志》，第2046頁。。

嘉定入元之后，至元二十五年（1288），王子昭續捐田二千七百六十七畝，按照當時計算，這些田應該能夠“歲收租米為一千一百一十余碩”⑥薛元德《故宋東祁王先生歸田興學記》，《嘉定碑刻集》（上），第236頁。。此時嘉定廟學“學田增至五千五百六十畝，歲受米若干，籍于有司”⑦《嘉定縣卷三?光緒嘉定縣志·卷九·學校志》，第2046頁。。五千五百多畝的學田無疑不是一個小數目。嘉定的歷代地方志并沒有明說這些學田的收入是多少。楊載的《修造局田記》則明言“歲收一千二百余石”⑧楊載《修造局田記》，第223頁。?！吨另樻偨尽酚涊d金壇縣學學田五千余畝，收糧六百余石⑨俞希魯編纂《至順鎮江志》卷十一,《學?！?，江蘇古籍出版社，第459頁。。兩者相較，說明楊載的記載比較準確。但實際情況則相差很大，“乘洊荒之余，有司減消舊

額，與農人分受其利，名曰分例米，歲止收米三百余石”①《光緒嘉定縣志》。。學田的收入境況因為“分例米”現象“使得倉廩空虛，用度不足，雖禮文之事，猶趨就茍簡，學者罕至，弦誦之聲不聞，棟宇崩頹，墻屏荒翳，有窮鄉衰陋之風……財用無所出”②楊載《修造局田記》，第223頁。。

州儒學教授薛元德嘆道：“廟學自宋肇創，歷十余載入國朝，士類多而廩粟不繼?！薄敖迨觊g，四方人民推崇佛氏，大建佛剎，十倍于昔。捐田施財，遠近向應者何也？”③薛元德《梅崖瞿先生作興鄉校記》，《嘉定碑刻集》（上），第230頁。一方面說明倉廩不充的事情，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元代佛教之盛。

延祐六年（1319），知州周思明到任后，欲整飭廟學，卻無財可出，如果貿然“欲復采舊額，而歷時既久，頑民必以死爭，未易悉勝之也”④楊載《修造局田記》，第223頁。。周思明乃把三歲之積千有余石，于至治二年（1322）⑤嘉定各縣志皆載周思明于延祐六年置田，從《修造局田記》來看，顯然有誤，周思明是延祐六年到任，積三年之累才置田并修大成樂器。別置田三百八十七畝，歲收米三百四石，并分例米歲共六百余石，另起爐灶，?？顚Ｓ?，置局出納，以備修造。相對于之前管理的松弛，如林楙捐的田已經廢弛，周思明將其歲收重并入學中。這也就不難理解，在至治三年（1323），周思明終于能夠得以修大成樂器。周思明此舉善莫大焉，為此后趙道泰、郭良弼、張元亮等人的修建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經濟基礎。

其后，嘉定地方精英人物對廟學建設的資助一直沒有停止。至順間，瞿懋捐田百余畝，又助錢中統一千三伯緡。瞿懋子瞿元輔捐田五十畝。為了彰顯瞿懋的好義，知縣申覆上司，將瞿懋附入本地先賢祠⑥薛元德《梅崖瞿先生作興鄉校記》，《嘉定碑刻集》（上），第231頁。。權學事林疇（為前捐田二百二畝林楙之子）亦捐七十八畝⑦智玉成《嘉定州重建廟學記》，《嘉定碑刻集》（上），第226頁。。至正戊戌（1358）楊谿、楊仁助田二頃，贍學支用⑧楊維幀《重建明倫堂記》，《嘉定碑刻集》（上），第269頁。。瞿氏父子、林疇于趙道泰的營建，楊谿、楊仁于張元亮的重建都起了很大的幫助作用。郭良弼與至正十二年的修建活動也得到了林仁、王文麟、黃澤等人助資各有差⑨楊維幀《重建宣圣廟記》，《嘉定碑刻集》（上），第272頁。。說明了地方精英對教育事業的熱情支持和響應亦是元代教育取得發展進步的重要條件之一。

此外，現存的兩塊教授名錄碑刻，分別是《嘉定州儒學教授題名記》和《教授題名記》。嘉定官學原為縣學，元貞年間⑩嘉定歷代地方志，皆稱嘉定于元貞二年升縣為州，《嘉定州儒學教授題名記》一碑中稱于元貞元年升縣為州。升縣為州，始設教授?！都味ㄖ萑鍖W教授題名記》為至治二年（1322）至泰定二年(1325)嘉定州教授劉德載所撰，時間跨度從元貞二年（1295）到至正十年（1350），從首任教授楊巽申開始按任期前后共收錄20名州教授，以姓名、籍貫、到任時間排列。劉德載之后的8名教授為補刻。其中劉德載前任教授為陶元容，陶到任時間為延祐七年（1320），在任只有一年時間，劉德載到任時間為至治二年（1322），期間嘉定本州人林疇于至治元年十月權學，據此推測陶元容及其可能客死嘉定或者發生其他變故，中間使得州教授一度空缺，需要有人暫時代管，直至新委派的教授赴任，

而劉德載出于尊重前任的原因，把暫時代管的林疇也名列于教授名錄之中。

《教授題名記》于元至正十四年（1354），收錄了元代最后4位嘉定州教授名錄，分別是朱孔昭、石渥、陳公禮、蔣堂，其中后三位為補錄，最后一任州教授蔣堂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到任。從后三位的在任時間來看，嘉定此際已為張士誠所據，后朱元璋滅張，城破，蔣堂“不知所蹤”。另楊維楨提及到的教授郭良弼已被張士誠“延致幕府，綬尤任用。官行省參政。俘至金陵，隨例徙濠”。①支偉成、任志遠輯錄《吳士張士誠載記》，中華書局，2013年，第157—158頁。從郭良弼在任的作為來看，張士誠顯然有一定獨到的眼光。

從前引《萬歷嘉定縣志》可以看到，首任教授楊巽申的工作頗有開創性，他到任后，“請繪從祀諸賢像，增置祭器、樂器及田租”，從祭器、樂器到學田無一不涉及。另外至大年間的教授貢松參與了《詔旨加封大成》碑的工作，此外諸如劉德載、智玉成、薛元德等教授在上述的碑刻材料中我們都能發現他們的身影，履行“祭祀”、“教養”、“修造”三者不廢②朱孔昭《教授題名記》，《嘉定碑刻集》（上），第263頁。的工作。

四、余 論

從元代嘉定廟學的整個修建過程可以看出，元代在儒學教育上繼承了兩宋以來的廟學合一制度, 使祭祀與教學相結合的廟學制度更加完備。但修建過程跨度時間頗長，延祐之前雖然有不斷有尊孔詔令下達，但是整個孔廟的修建過程緩慢，地方官吏重視程度也不夠。在延祐科舉恢復之后，廟學地位極大提升，不斷修廟學幾乎也成為其后歷任知州的必要工作。如至治三年，知州周思明修大成樂器后，繼任陳祚即修筑“杏壇、長橋、繚垣，輝映作用，而其事益以葺”③劉德載《嘉定州儒學教授題名記》，《嘉定碑刻集》（上），第219頁。，隨后知州趙道泰更是超越前任，大修廟學。楊維楨對此現象批評道：“縣升州后，廟制不加舊，棟宇乍修乍圮，不能支十年二十年之久?！雹軛罹S幀《重建宣圣廟記》，《嘉定碑刻集》（上），第272頁。建筑的質量問題值得深味。

就嘉定的廟學的碑刻內容來看，其中為嘉定廟學做出具體貢獻的王子昭雖然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就捐田五千多畝，但《故宋東祁王先生歸田興學記》卻是到了至正九年(1349)才由“群士”請州儒學教授薛元德撰碑。從1288年到1349年六十一年間無文記其事跡，其遭遇頗為吊詭。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宋亡后約半個世紀中，廟學在地方秩序格局中地位的一度衰落，儒學地位下降。直到科舉恢復之后，地方精英的出于提升儒學地位考慮，主動訴求立碑，也側面說明由宋入元之后，地方秩序已經重構完成，地方精英在基層社會的具體作用彰顯。

從嘉定廟學的建筑布局來看，元代已經定型，儒學各項建筑的種類、大小、數量亦逐漸形成定制，這對明清的儒學形成了較大的影響，說明了元代儒學教育在中國教育史上的貢獻。

(本文作者分別為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講師、上海市嘉定博物館文獻部館員)

The Confucius School Recorded in Stele Inscriptions in Jiading County in the Yuan Era

Shu Jian,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Shanghai University Wang Guangqian, Jiading Museum of Shanghai

Based on stele inscriptions in the Yuan era,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the Confucius temple school in Jiading systematically.It inclu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schools, structural changes as well as management of school's fi eld.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Jiading county,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e Confucius temple schoolof Yuan era was indeed close to excellence.

Stele Inscriptions； Jiadingcounty； the Confucius Temple School

* 本文受到上海市教委一流學科（B類）建設計劃上海大學世界史項目的資助，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