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議 16 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在上川島的貿易活動

張廷茂

再議 16 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在上川島的貿易活動

張廷茂

本文回顧并評議了中外學者對16世紀早期葡萄牙人在上川島貿易活動的研究成果，分析了中國學者在早期中葡關系研究中與西方漢學界存在的差距，認為努力實現與西方漢學界的溝通并對其研究成果給予必要的尊重，將是全面提升我們的中葡關系史研究水準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徑。

16世紀前期 中葡關系 貿易 上川島

葡萄牙是第一個直接與中國發生關系的歐洲國家。明正德八年（1513），葡萄牙人自馬六甲出發完成了首次中國之航。經過大約44年的慘淡經營，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獲準入居澳門?！癟am?o”考訂研究的進展揭示，葡萄牙人最初10年的貿易在南頭與大嶼山一帶。1521—1522年中葡之戰后，葡萄牙人將貿易活動的重點轉向福建和浙江，1548—1549年戰事后重返廣東，先后在上川島、浪白澳貿易，直至入居澳門。

一、一般研究者忽略了1522 年至澳門開埠前葡人在上川島貿易嗎？

葡人入居澳門之前的中葡關系，是葡萄牙人在華活動歷史中爭論最多的時段之一。由于文獻相對缺乏等原因，幾乎每個問題都有不同的解釋。經過中外學者的努力，一些問題雖總體而言仍不能令人滿意，但已經取得一定層面上的進展，16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在上川島的貿易活動就是其中一例。

數年前，湯開建先生曾撰文指出：

一般研究者均認為1522年以后，由于禁止廣東政府同葡人通商，葡人商隊遂轉向閩浙海上貿易，而忽略了1522年至澳門開埠前葡萄牙人還一直在廣東海上的上川島、浪白窖等地同華人展開貿易①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頁；《明中后期中葡貿易中餉稅問題考述》，《中西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澳門理工學院，2005年6月，第19頁；《明代澳門史論稿》，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647—648頁。。

這樣的陳述不符合事實，有誤導讀者的傾向。雖然并非有關早期中葡關系的所有論著都對上川島有所論述，但的確有不少論者對葡萄牙人在上川島的貿易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和論述。

先以較早的日人藤田豐八為例。他在《葡萄牙人占據澳門考》之“Tam?o在何處”一節中指出：“上川島附近，明時系由西南海上往中國之要隘，是無可否認者?！痹谡饕鞑?/p>

學佺《廣東名勝志》“新寧縣”條、郭棐《廣東通志》卷一、胡宗憲《籌海圖編》卷三后指出：

此為嘉靖中葉后之事，在上川、下川附近，有所謂望峒澳者，為番舶避風停泊之處?！缮嫌^之，自嘉靖至萬歷，此等地方之要口，易言之，即番舶輻輳之地，似今寨門或望頭。此處被大陸及上下川等島嶼所環拱，形成一大海灣，為船舶避風至為方便之處所。葡萄牙船舶，屢泊上川島，故無論矣①藤田豐八《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何建民譯，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370—373頁。。

顯然，藤田豐八確信上下川島一帶的大海灣是葡萄牙人商船屢泊和貿易之處，并且斷言，此乃“嘉靖中葉后之事”。不僅如此，他所提出的上下川島一帶有一個大海灣的論證思路，為后來的研究者所沿用。

再以較近的黃啟臣所著《澳門歷史（自遠古—1840年）》為例。作者在指出了上川島的異稱以及與大陸的距離后指出，嘉靖元年戰事之后，已有一些葡萄牙人于嘉靖十六年（1537）來到上川島做臨時貿易。在引出了托利各爾脫（Trigaulto）對貿易狀況的描述后，陳述了沙勿略停留并病逝于該島，一個叫伽馬的葡萄牙人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來到上川島，1554年之后葡萄牙人的貿易逐漸轉移到浪白澳②黃啟臣《澳門歷史（自遠古—1840年）》，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第39—40頁。。

至于葡萄牙學者的有關論述就更多、更詳細了。白樂嘉在《西方開拓者及其對澳門的發現》中，引1617年澳門耶穌會學院的一份記錄稱：“葡萄牙人先在上川島停留，后轉入浪白澳，在那里與華人貿易?！庇忠?621年馬托斯神父（Gabriel de Matos， S. J.）手稿稱：“直至1553年，葡萄牙人在上川島貿易，然后于1555年轉向浪白澳，1557年被帶到了澳門?！雹跩. M. Braga， 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o， Macao: Imprensa Nacional，1949， p. 109.白樂嘉等人所披露的這些資料后來被有關論著反復征引。

羅瑞洛（Rui Manuel Loureiro）以其博士論文為基礎，于2000年出版了《貴族、傳教士與官員：16世紀的葡萄牙與中國》，其中對葡萄牙人在上川島的貿易活動做了迄今為止最為翔實的考述。據他考述，1549年年中，有幾艘葡萄牙商船出現在上川島。1551年11月，沙勿略乘坐伽馬（Duarte da Gama）的船自日本來到上川島，“那些年葡萄牙人在這里開展貿易”；佩雷拉（Diogo Pereira）的船也在上川島停泊，準備候風前往馬六甲；1552 年7月，佩雷拉的船自馬六甲裝滿胡椒駛向中國，于8月底拋錨上川島，沙勿略隨船再次登島，“那時葡萄牙人在此與當地人貿易”。接著，以“從上川島到浪白澳”為題，討論了葡萄牙人在進入澳門之前的活動，其中，挖掘當時人的信函與報告，以近6頁的篇幅考述了葡萄牙人在上川島的貿易活動，除了伽馬、佩雷拉和沙勿略外，還有8位葡萄牙商人曾進入上川島活動；最后指出，葡萄牙船長索薩（Leonel de Souza）率領17艘葡船于1553年來到上川島活動，議和達成當年，葡萄牙商船仍在上川島活動，議和達成之后，逐漸轉向浪白澳④Rui Manuel Loureiro，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 Port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s XVI，Lisboa: Funda??o Oriente， 2000， pp. 439， 471-472， 480-481， 487-493， 495， 497.。羅瑞洛的考證嚴格依據原始文獻，大大豐富了對上川島貿易活動的認知。

顯然，關于16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在上川島的貿易活動，不僅有多位學者予以注意，而且考訂出了相當豐富的貿易活動的情節?？陀^地說，葡萄牙人在入居澳門之前曾在上川島貿易，早已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在于，葡萄牙人在上川島的貿易活動究竟始于何時。

隨著“Tamao”考訂研究的深入，1513—1522年間葡萄牙人在上川島貿易的舊說已經被糾正。但葡萄牙人何時來到上川島貿易，則各家說法頗存分歧。龍思泰認為是1542年，藤田豐八確定為“嘉靖中葉后”，黃啟臣指出了1537年，羅瑞洛考訂為1535—1540年之間。

二、“1522年至澳門開埠前葡人一直在上川島貿易”嗎？

現在，我們來逐一檢視所謂“1522年至澳門開埠前葡萄牙人一直在上川島貿易”的有關論據①以下引文均見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第34—35頁；《明中后期中葡貿易中餉稅問題考述》，第19—20頁；《明代澳門史論稿》，第648頁。。

引據之一：

《利瑪竇中國札記》稱：“在澳門城興建之前，上川島是中國與葡萄牙貿易的地點?！?/p>

這句引語只泛稱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之前曾在上川島貿易，沒有告訴人們這種貿易始于何時，也沒有說明何時轉向浪白澳。所以，它不具備引者所需要的說明性?；蛟S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這句話長期以來不被有關早期葡人在華貿易的論著所引用。

引據之二：

1621年澳門大三巴學院院長馬托斯（Gabriel de Matos）的一份文件稱：“直至1553年，葡萄牙人與華人在S?o Ch?o（上川）交易?！?/p>

這個引語早已被白樂嘉等人多次引用。它雖有時間下限（1553年），但卻沒有起始時間，同樣不能說明葡萄牙人何時到上川島貿易。更有甚者，從文獻本身可知，此說系由傳說演變而來。有論者認為，正是這個說法將龍思泰之后、特別是以英語為研究語言的學者引入了“直至1553年葡萄牙人一直在上川島與華人貿易”的誤區②參見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20頁。。

引據之三：

另一份17世紀的葡萄牙文獻稱：“首先，大約在104年前，葡萄牙人與華人開始貿易。這在1518年左右，……起初的47年，部分時間在上川，部分時間在其他港口，一直交納常規的船稅?！?/p>

這份文獻只告訴我們，1518年后的47年間的部分時間葡萄牙人在上川島貿易，至于這種貿易始于何年，又在何年轉向浪白澳，都是未知數。

引據之四：

1623年澳門議事會書記官雷戈（D. C. Rego）記錄稱：“第一批（指1522年后重返廣海的第一批）葡萄牙人于1524年來到中國這一帶地區，在上川島與中國人做了18年生意，又在浪白澳與中國人做了12年生意后，才發現了（這個）澳門港?！?/p>

這里終于出現了兩個與葡萄牙人始抵上川島貿易有關的時間。第一個時間（1522年）是引者憑想象添加的，文獻本身根本沒有“指1522年后重返廣海的第一批”這個意思。第二個時間（1524年）雖是文獻本身所有，但它所述首批葡人來華時間與迄今為止所知其他文獻的記載不合，因此，作為該篇文獻的注釋者，羅瑞洛在他的考述中不予采信。再者，接下來的“如果雷戈的記錄可信”一語說明，引者也不能確信它的可信性。既然如此，“1522年葡萄牙人開始在上川島貿易”之說便無法作實。

引據之五：

1552年沙勿略（S. Francisci Xaverii）在上川島的信記錄為：“上川港距廣州三十里格，許多商人從廣州趕來此地與葡萄牙人交易?！?/p>

沙氏此信曾被多種文獻資料所輯錄，并被有關研究者反復征引。況且此信所反映的是他抵達上川島時該地的貿易狀況，并未傳遞1522年以來葡萄牙人一直在此貿易的信息。

引據之六：

明人曹學佺《廣東名勝志》載：“上川，左右為大、小金門，又西南二百里番舶往來之沖，是為寨門海?！?/p>

《萬歷廣東通志》卷一載：“上川山之左曰大金門海，右曰小金門海，諸夷入貢，風逆則從此進，其西南曰寨門海，系番舶往來之沖?！?/p>

《粵大記·廣東沿海圖》在三洲山（上川）、柳渡山（下川）西北標有“番船澳”和“番貨澳”兩地名。

這些資料僅泛稱“番舶”往來上川島一帶（甚至遠至西南二百里外的寨門海）貿易，沒有時間信息，也沒有特指葡萄牙商船，而且前兩條資料早已被藤田豐八等人引用過。我們還注意到，前兩條中文材料，連同引據之一，曾被用以證明1513—1520年葡萄牙人在上川島貿易①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中華書局，1999年，第10、11頁。，受到質疑之后，又被用來證明“1522年至澳門開埠前葡萄牙人一直在上川島貿易”。如此活用，正是得巧于史料本身沒有確定的時間信息。

縱觀上述引以為據的材料，基本都是前人引用和分析過的材料，而且沒有一條材料具有引者所希望的說明性?？梢?，所謂“1522年至澳門開埠前葡萄牙人一直在上川島貿易”，不是被研究者忽略了，而是原本就得不到史料的支持。

三、“上川島一帶”之說何錯之有？

2003年，筆者曾向“16—18世紀的中西關系與澳門”國際學術討論會提交《16世紀前期葡中日貿易關系的建立》一文，內稱：

1536年，瓦斯科·卡爾沃（Vasco Calvo）從廣州監獄給停泊在廣海海岸（banda de Conhjay）的葡萄牙商船的船長寫信。這是目前所知最早記載葡萄牙人在上川島一帶活動的葡萄牙文獻。（注：Rui Manuel Loureiro， 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o: Cristóv?o Vieira e Vasco Calvo (1524)，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2， pp. 92， 105， nota 4.）①文章內容后來寫入拙著《明清時期澳門海上貿易史》第一章第二節，澳門：澳亞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對此，湯開建先生斷言：

張文有兩處錯誤。一是葡文banda一詞無海岸之意，我們查閱《簡明葡漢辭典》，banda應作“邊、側”解釋，故金國平譯為“廣海那邊”。二是葡囚信原文并沒有指明“上川島一帶”，據金國平的譯文應為“廣海那邊也有三座城市，它們分別是雷州、廉州及瓊州”?？梢?，根本無“上川島一帶”之意②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第35頁；《明中后期中葡貿易中餉稅問題考述》，第32頁；《明代澳門史論稿》，第649頁。。

對此批斷，筆者試做如下回應。其一，在中葡關系史的研究中，面對400多年前的葡語文本，僅僅翻一下《簡明葡漢辭典》，就要定別人的錯。這未免太過輕率，有違學術的嚴肅性，更缺乏說服力。

其二，我的注釋顯示，這個解讀并非我獨出心裁，而是西方漢學研究的既有成果③早在1901年，英國學者弗格森（Donald Ferguson）將廣州囚徒的信譯為英文，以葡英雙語發表，并寫了一個長篇導言，以闡述16世紀早期的中葡關系。他將瓦斯科·卡爾沃信中的“por essa banda desse c?ljay onde ora estaes”一語英譯為“on that coast of that c?ljay where you now are”。他雖然未能將“Conhjay”考訂為“廣?！?，但認定它是一個港口城市，葡萄牙商船在這個港口的海域活動（Donald Ferguson，“Letters from Portuguese Captives in Canton”， in The Indian Antiquary， No. 30-31， Bombay，1901-1902， pp. 58， 436， 486.）。1944年，卡梅雷爾（Albet Kammerer）出版《16世紀葡萄牙人對中國的發現與葡萄牙海圖繪制術》一書，將這個地名考訂為“位于上川島以北中國海岸的廣海城（cidade de Kuang-hai， situada no litoral chinês， a norte da ilha de Sancho?o.）”（Albet Kammerer， La Découverte de la Chine par les Portugais au XVIeSiècle et la Cartographie des Portulans， Leiden: E. J. Brill， 1944， p. 146.）。羅瑞洛博士在《廣州葡囚的信函》注釋本中采信了卡梅雷爾的考訂，并在博士論文中寫道：“次年，葡萄牙人又進行了一次對中央帝國的航行，這可由瓦斯科·卡爾沃于1536年11月從廣州監獄寫給一位在廣海海岸，即上川島一帶（por essa banda de Conljay， ou seja， nas imedia??es da ilha de San Cho?o）的葡萄牙船長的信得到證實?！保≧ui Manuel Loureiro， 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o: Cristóv?o Vieira e Vasco Calvo (1524)， pp. 92， 105， nota 4；Rui Manuel Loureiro，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pp. 322， 351， 358.）。論者要商榷，也應該先搞清楚注釋的內容再說。但不知為何，卻對我的注釋置之不理，看到

辭典的釋義中沒有“海岸”①“banda”一詞是否有“海岸”之意，要看具體語境。特林達德在敘述1622年6月24日荷蘭士兵入侵澳門時稱：“lan?aram em terra por a banda de Cacilhas oitocentos mosqueteiros.”意為“800名火槍手從劏狗環登陸”（Frei Paulo da Trindade， Conquista Espiritual do Oriente， Vol. 3， p. 509.）?！栋拈T憲報》載：“Os tancás e as chatas de vendilh?es pertencem á povoa??o chineza， que se acha situada na outra banda do rio， conhecida pelo nome de ilha da Lapa.”意為“這些小商販的蛋家船和平底船屬于內河對岸、名為對面山的華人村落”。（Boletim Offi cial， Vol. XIV， N.o 17， 17 de Fevereiro de 1868， p. 41.）顯然，在上述兩種場合，“banda”就是“海岸”的意思。兩個字，就急于定錯。如此治學套路，令人頗感奇特。

其三，金國平先生的譯文當然沒錯，從廣州方向說，雷、廉、瓊三州的確是在廣海的那邊。但問題是，引者根本不知道“廣海那邊有三座城市”與“停泊在廣海海岸”兩句所依據的是原文的哪句話，還對金先生的譯文采取了斷章取義的做法，砍去了“你所在的廣?！币徽Z②金國平先生的譯文為：“16. 先生，在你所在的廣海那邊，也有三座城市。它們分別是雷州、廉州及瓊州?！眳⒁娊饑健段髁|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第201—202頁。。況且，“那邊”、“這邊”語境中的“邊”，與“旁邊”、“側近”意義上的“邊”是不同的。所以，湯先生用金先生的譯文來定我的錯，實乃驢頭不對馬嘴。

其四，在辭典中查出“banda”有“邊、側”之意，本來是沒錯的。一艘商船（而不是一駕馬車）停泊于一座沿海城市的“旁邊”或“側近”，當然是在它的沿岸水域。不知論者為何對金先生的另一句話置若罔聞：“1536年，另一葡囚瓦斯科·卡爾沃（Vasco Calvo）也有信致停泊在‘廣海一帶’的一個葡萄牙船長?！雹劢饑?、吳志良《東西望洋》，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第70頁。難道“廣海海岸”與“廣海一帶”兩語有實質性的對錯之分嗎？

其五，葡囚信函的原文的確沒有出現“上川島一帶”字眼。但因廣海與上川島隔海相望，共有一片海域，相距僅5—6里格。因此，葡萄牙商船出現于廣海水域，可視為進入了上川島附近海域，故略言“上川島一帶”而不直稱“上川島”。湯先生斷言這樣的解讀是個錯誤。既然葡萄牙商船到達相距僅5—6里格的廣海沿海不能算到達上川島附近，那么，為何葡人進入“由上下川島與今臺山縣境內的廣海灣、鎮海灣”進行貿易，卻可以“呼作上川或下川”④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第11頁。？為何“在電白縣蓮頭山稍東南”出現“番船澳”、縣城“稍西南有”“番貨澳”，卻可以證明葡萄牙人在上川島貿易的發達⑤同上，第13—14頁。？為何引者要單憑自己的想象給雷戈的記錄加上“指1522年后重返廣海的第一批”一句來證明葡萄牙人在上川島貿易？為何番舶往來上川島西南二百里外的寨門?？梢宰C明葡萄牙在上川島貿易？為何上川島附近（即其西北海域）出現“番船澳”和“番貨澳”可以反映上川島貿易之發達⑥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第35頁；《明中后期中葡貿易中餉稅問題考述》，第20頁；《明代澳門史論稿》，第649頁。？

總之，瓦斯科·卡爾沃的信確可視為最早反映葡萄牙人在上川島一帶活動的葡語史料，這個解讀的意義僅在于說明：1536年葡萄牙人只是接近上川島，而確知登岸停居和貿易還是在此之后的事。

簡短的結語

本文的討論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在早期中葡關系史的研究中，我們與西方漢學界的研究存在著一定的隔膜與差距。他們依據當時人的書信和報告對葡萄牙人在上川島的活動作出了具體翔實的考述，而我們還在用一些沒有確切信息的描述、找一個數百里的大海灣來論證葡萄牙人曾經在上川島貿易。同時，在葡語文獻的解讀方面，我們對西方漢學界的成果亦缺少必要的了解和尊重。全面提升我們的中葡關系史研究水準，途徑固然很多，但在上述兩方面作出努力，恐怕是不可或缺的。

（本文作者為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Reconsideration on Portuguese Trade in Island of Shangchuan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16th Century

Zhang Tingmao, History Department, Jina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studies on Portuguese trade in the Island of Shangchuan in the fi rst half of 16th century, analyzed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scholars in the research of Sino-Portuguese relation in early period. And it points out that it is indispensable way for the advance of our studies to striv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Western Sinology and pay respect to their fi ndings.

The First Half of the 16thCentury； Sino-Portuguese Relation； Trade； Island of Shangchuan